驰援疫区背后是理念还是实利？我和古巴医生聊了聊医疗外交

2020年3月12日，航行在加勒比海域的英国邮轮“布雷马”（Braemar）号接到一个意料之中的坏消息：邮轮原定停靠地、岛国巴巴多斯（Barbados）拒绝了它的停靠请求。

就在两天前，布雷马号上5人检出2019冠状病毒阳性，全船立即进入戒备状态。一时间，这艘载有超过1000人的巨轮成了漂浮在加勒比海上的定时炸弹，无人想接过这烫手的山芋。在巴巴多斯后，巴哈马和美国也拒绝了停靠请求。

在布雷马号几乎走投无路之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国家向它伸出了援手。

3月16日，古巴政府表示同意布雷马号在古巴停靠，乘客可经首都哈瓦那机场撤出。此时，古巴岛内的2019冠状病毒确诊仅有5例，和布雷马号上的确诊病例数相当。古巴外交部在声明中说：“这是团结的时代，是视健康为人权、加强国际合作以应对共同挑战的时代。这是古巴革命和人民践行的人道主义的核心价值。”

古巴的举动引起强烈反响。乘客纷纷在推特发言感谢古巴，英国人戴尔（Steve Dale）认为：“我认为我们应该记住古巴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在这个地区的英联邦国家和保护领地都拒绝提供帮助时，是古巴选择了介入”。3月17日，英国外交大臣在下议院向古巴政府致谢。

3月18日，被困海上一周的布雷马号在哈瓦那附近的马利尔港口靠岸。船员们在船头举起横幅，上面用西班牙文写着：“我爱你，古巴”（Te quiero Cuba）。

当天晚些时候，布雷马号的千余名船员和乘客在哈瓦那登上四架英国航空公司的包机，顺利飞抵伦敦，结束了这场海上漂泊的噩梦。立场偏左翼的英国《独立报》评论称，古巴此举是“真正的全球团结的标志”。

意大利前线的古巴人

对这个在全球市场中被高度边缘化的加勒比岛国而言，医疗服务出口可谓国民经济的核心支柱。

古巴的抗疫外交近来名声鹊起。

3月22日，一支52人的古巴医疗队抵达米兰机场，随即奔赴百公里外的疫情重灾区克雷马（Crema），在为疫情新建起的临时医院里提供支援。医疗队成员包括36名医生、15名护士和1名后勤人员。据新闻报导，领队医生佩雷斯（Carlos Pérez Diaz）介绍说，该医疗队中有31人参加过古巴以往的国际医疗援助行动。

这支 “白衣军团”的到来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的热烈欢迎。医疗队成员走进机场航站楼时，在场民众用掌声欢迎他们。不少意大利人因此感叹古巴的医疗实力，颂扬古巴的国际主义精神。

比如，家住伦巴第小镇马真塔（Magenta）的居民曼努埃尔（Manuel）就在脸书上转发了古巴医疗队抵达米兰机场的视频，并激动地评论：“我很少被感动，但当我看到这段古巴医生来到意大利帮助我们的视频时，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这是纯粹的团结精神，它来自一个被我们的盟友美国在经济上打击和屠杀了50多年的民族。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愿荣耀永归这个国家！古巴万岁！”曼努埃尔还在评论的结尾以西班牙文写道：“感谢你们，兄弟姐妹，胜利将属于我们大家！”

克雷马医院围栏外，古巴和意大利国旗并排悬挂，旁边是一幅意大利文写成的标语：“我们的祖国是全人类。”这句话来自古巴民族英雄何塞·马蒂（José Martí）。

在此次全球2019冠状病毒疫情中，古巴派出了多支国际医疗队前往意大利和其他拉美国家支援，更多国家正在考虑或者已经向古巴发出了医疗援助的请求。

这样的画面，对古巴来说再熟悉不过。在2010年海地霍乱、2014年埃博拉病毒疫情期间，古巴曾分别向海地和西非各国派出国际医疗队。“医疗外交”也是这个西半球唯一的共产主义政权引人注意的特色。

和公共卫生危机期间临时派出的国际医疗援助队伍不同，古巴和许多国家（大多数为拉美和非洲国家）签订了医疗合作协定，常规性地向这些国家派遣医疗队伍，以提供医疗服务，当然同时也收取相应的报酬。

古巴的医疗水平举世闻名。世界银行2017年的数据显示，古巴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79岁，居发展中国家前列，每千人拥有的医生数量更在2019年达到了9人之多，高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迫于美国对古巴的制裁和封锁造成的巨大经济压力，古巴将其医疗水平和公共卫生系统转化为出口优势，通过出口医疗服务获取收入。

事实上，对这个在全球市场中被高度边缘化的加勒比岛国而言，医疗服务出口可谓国民经济的核心支柱。2018年古巴官方公布的出口收入数据中，“医疗服务”收入达64亿美元，“支援服务”收入达13亿美元。而《国家报》（El País）巴西版更曾于2018年报导称古巴的医疗出口服务年收入约为110亿美元。相比之下，2018年古巴出口额最大的商品烟草的出口额只有2.8亿美元，而所有商品当年的累计出口总额仅为18.7亿美元。即使是该国最重要的产业即旅游业的收入，在2017年也仅有约33亿美元（2018年及其后的数据并未公开）。

根据古巴公共卫生部的年度报告，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共有约5万名古巴医护人员在全球68个国家提供医疗服务。

古巴医疗外交，逐渐走入困境？

随着政局右转，古巴的国际医疗队在拉美地区近一年多来举步维艰。

然而，古巴的“医疗外交”在大灾难和疫情期间的成功经验，并不能掩盖其国际医疗队在拉美地区近一年多来举步维艰的事实。随着拉美政局集体右转，近一年多来古巴医疗队在多国遇到了阻力。

首先发难的是巴西。古巴派往巴西的国际医疗队自2013年8月起便属于“更多医生”（Mais Médicos）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由时任巴西总统、工党领袖罗塞夫（Dilma Rousseff）所设立。自2013年至2018年5年间，有近2万名古巴方面人员参与医疗队，前往巴西最边远和贫困的地区，为逾3600个市镇提供服务。

2018年10月28日，极右翼候选人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当选巴西总统。竞选期间，博索纳罗多次就医疗队问题攻击古巴政府。他对医疗队成员独自在巴西工作、将家人留在古巴感到无法理解，他特别提到一个有三个孩子的女医生：“这简直是对母亲的折磨。 我们怎么能与这样对待人民的国家保持外交关系？”

博索纳罗还批评古巴政府收取巴西支付给古巴医护人员薪酬的75%，而医护人员仅收取25%，直言这些医护人员是“独裁者的奴隶”。当选后，博索纳罗表示，如果古巴医生想继续在巴西工作，则必须符合他提出的条件，包括医生须收取100%的薪酬、古巴政府不得收取任何部分，医生必须携家眷来巴西，须按巴西规定办理其专业资格认证手续等。

古巴政府于2018年11月14日发表声明，宣布退出“更多医生”计划，撤回目前在巴西的8517位古巴医疗队成员。根据博索纳罗引用的数字，巴西每年在该项目上支付给古巴政府的金额逾10亿雷亚尔（约合2.7亿美元）。

2019年，厄瓜多尔政局发生变化。原被视为前总统、左翼领袖科雷亚（Rafael Correa）继承人的现任总统莫雷诺（Lenin Moreno）在2017年就职后背弃承诺，取消了许多前政府的政策，逐渐展示出亲美及右倾的政治立场，被前总统的支持者称为“叛徒”。2019年10月初，莫雷诺的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紧缩经济政策引发各地的街头抗议，首都形势一度十分动荡，交通瘫痪，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随后，莫雷诺政府表示有约250名持有古巴公务护照人士在抗议爆发前夕入境厄瓜多尔，而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根据双边协定前往厄瓜多尔提供医疗服务的古巴医生，暗指这些古巴医生与厄瓜多尔近日的政治乱局有所关联。

2019年11月，厄瓜多尔正式宣布结束与古巴的医疗服务协定，382名古巴医疗队成员的工作将由厄瓜多尔医护人员接替。

几乎是与此同时，玻利维亚经历了一场军事政变，左翼领导人、总统莫拉莱斯（Evo Morales）迫于军方和警方的压力于11月10日宣布辞职，原国家参议员埃涅兹（Jeanine Áñez）“根据宪法”自封为临时总统，并成立临时政府。

11月13日，玻利维亚警方逮捕了4名古巴医疗队的成员，指控他们组织和资助反对临时政府、支持莫拉莱斯的抗议活动。11月15日，临时总统埃涅兹宣布调整玻利维亚和古巴的关系，要求725名在玻利维亚“执行医疗和通讯任务”的古巴公民立即离开玻利维亚。同日，古巴医疗队的领队穆罗（Yoandra Muro Valle）和其他若干名成员在拉巴斯住所被临时政府当局扣押。

古巴政府立即决定撤回在玻利维亚的所有古巴人员。古巴总统迪亚斯-卡内尔（Miguel Díaz-Canel）在推特上谴责玻利维亚临时政府对古巴医疗队成员的“骚扰和虐待”，称这都是源于“不负责任的反古巴仇恨言论、谎言、诽谤和对暴力的煽动”。

11月底，临时政府的卫生部长克鲁兹（Aníbal Cruz）接受采访时表示，古巴医疗队的702名“医生”中只有205人具有医生资格，其他人只从事技术类甚至是驾驶车辆的工作，但所有人均以医生标准受薪（即每月约1032美元）。古巴外交部则在发表的声明中坚称：“上百万玻利维亚人受到数百位古巴医生的无私照顾，他们深知谎言无法掩盖我们的医疗专业人员的功勋和崇高宗旨。”

至此，2019年末，古巴在巴西、厄瓜多尔、玻利维亚三个国家的涉及近万名医疗队人员的医疗任务彻底宣告结束。

国际人道主义：政治任务还是经济考量？

无论是否古巴医生们的本意，当他们随医疗团远赴异国时，就已成了错综复杂的本地和国际政治、意识形态博弈的一部分。

古巴国际医疗队的动机和使命究竟是什么？社会主义古巴政府和世界各地的卡斯特罗主义者会毫不犹豫地说：这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国际团结的精神。

但事实仅仅这么简单吗？

对古巴国际医疗队由来已久的、最主流的质疑，是它背后的“政治目的”。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的亲美政府在驱逐古巴医生时的说辞便是指控他们为古巴的政治盟友、该国的左翼政党执行“政治任务”。

这样的说法在阿根廷的亲美右翼群体中也颇有市场。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省长基西洛夫（Axel Kicillof）日前透露，古巴大使馆向该省提议派遣500人左右规模的医疗队支援抗疫，引发热议。前国家政府反腐办负责人阿隆索（Laura Alonso）发推讽刺：“如果说我们还缺什么的话…… 那就是古巴医生/间谍/专员！”阿隆索还在推文后加上“#向古巴医生说不”的标签，转发量可观。

我向古巴医生戴莉·科罗（Daily Coro）求证医疗队是否有政治任务在身，她曾以古巴医疗队成员身份在委内瑞拉服务过三年。科罗表示，所有的国际医疗队都会有国家安全部门的人员随行，而这些人通常会被安排一个协调或者行政性质的职位。在委内瑞拉医疗队，他们的身份是司法人员（jurídico），也负责对医生们施加影响、确保他们不会放弃或离开医疗队。

另一方面，医疗队对当地的政治影响更多是间接的。比如，在委内瑞拉，许多城镇原本没有任何医疗服务，古巴医生的到来确实解决了很多实际的问题。查韦斯主义者们对古巴医生们非常欢迎，他们把医疗团的贡献归入执政的查韦斯主义政府的政绩，反对派则认为医疗团是执政党收买人心的工具。

在科罗看来，反对派的想法并不是全无道理。古巴医生们在委内瑞拉所参加的是查韦斯本人创立的“街区内部”（Barrio Adentro）医疗计划，该计划几乎独立于委内瑞拉的医疗系统之外。古巴医疗团的资源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委内瑞拉医疗系统的问题，更倾向于是短期的政绩工程。

巴西的“更多医生”计划也有类似的问题。曾跟随古巴医疗队前往巴西的玛丽亚贝伦（María Belén）在接受《国家报》采访时提到：“我的本意是来参与一场公共卫生革命，但当我抵达巴西时，我意识到“更多医生”计划只是安排我们去巴西医生不想去的地方工作，因为这些地方太偏远或穷困了。”

无论是否古巴医生们的本意，当他们随医疗团远赴异国时，就已成了错综复杂的本地和国际政治、意识形态博弈的一部分。

针对古巴医疗队的另一个主要批评就是它的“经济目的”、“盈利宗旨”和对医生的“劳动剥削”——这是美国官方最近的舆论导向。美国国务院3月25日在推特发言称古巴政府扣留其医护人员在执行国际医疗任务时赚取的大部分薪水，并将他们置于危险的工作环境，呼吁寻求古巴医疗援助的各国仔细审核协议，避免劳动剥削。

一年多前，博索纳罗正是以此为由批评古巴政府，从而导致古巴方面单方面终止协议、将医疗队撤离巴西。博索纳罗在得知古巴政府的决定时，曾表示“遗憾”，并鼓励希望留下的古巴医生申请政治庇护，留在巴西。有趣的是，据路透社和其他媒体报导，在这8517名古巴医疗队成员中，最终有约1800人选择了留在巴西。在古巴的政治语境下，这很可能意味着永远不再能回到古巴、不能再见到亲人，而他们也深知这一点。

留在巴西的古巴医生们为何做出这个选择？确实存在对医生的劳动剥削吗？

从分配比例上看，古巴政府的确收取了大部分东道国支付的酬劳，但具体百分比多少，很难说清楚。

这是因为古巴政府和各国的协议安排不同。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卫生部门的一位官员向我解释，基本上有两种支付方法：一种是东道国为每位医生支付固定薪酬，而其中特定比例数额将上交给古巴政府，可大致理解为东道国聘用医生，而古巴政府对其收入扣税，但税率极高；另一种则是东道国支付一笔固定数额（或通过原油、农产品等方式支付）给古巴政府，未必与医生人数挂钩，而古巴则须按既定目标提供医疗服务，并负责支付医生的酬劳、津贴等。

第一种做法以巴西为例，古巴医生直接与巴西政府签订合同，收取薪酬的四分之一，而古巴政府则收取四分之三。第二种做法则是古巴和委内瑞拉之间的安排：委内瑞拉政府直接付款（或以原油支付）给古巴政府，而派遣到委内瑞拉的每位医生则将收取一笔生活津贴。医生科罗透露，这笔津贴的数额低于委内瑞拉最低工资标准。据人权组织“囚犯捍卫者”（Prisoners Defenders）估算，古巴医生平均获得东道国支付酬劳的10%至25%，其余部分则由古巴政府收取。

尽管如此，被派遣出国的古巴医生们的收入还是比在国内时高得多。科罗2011年前往委内瑞拉时，古巴岛内医生的月薪仅有15美元，而她在委内瑞拉头六个月的月薪为125美元，随后逐步提高到250美元、325美元…… 她在古巴的家人也能获得每月50美元的奖金。在巴西“更多医生”计划下服务的古巴医生们，在2018年任务结束前夕收取的月薪约为900美元，且国内的50美元的月薪也仍然保留。

古巴派遣的医生们在国内接受的是免费、高质量的医学教育和培训，而参与国际医疗行动的经济回报非常丰厚，一年便可以赚到绝大多数古巴人一辈子也赚不到的钱，更可以拥有游历他国的经验。这些都是“祖国的馈赠”。

然而，对于自称“百分百革命主义者、卡斯特罗主义者”的哈瓦那心理医生亚历杭德罗（Alejandro）来说，分析古巴医生在国际医疗行动中的经济利益完全是误入歧途。“这些完全不是问题的本质。”他对我说，“问题的本质是美国企图引导人们以商品逻辑看待这件事情，而古巴执行医疗任务是出于真真正正的团结无私精神。你知道古巴人在国外受到的最大冲击时什么吗？看到无家可归、流落街头的家庭和孩子，我们难受得喘不过气！”

他带着革命语言的宣言和古巴总统迪亚斯-卡内尔在迎接从巴西撤回的古巴医疗队时发表的讲话遥相呼应。“古巴在医疗领域的合作永远不会是商业性的，它将始终以人道主义、团结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价值观为指导。”迪亚斯-卡内尔这样说道。

拥抱还是离弃医疗外交？古巴融入世界的挣扎

“如果你不完全站在政府这边，你就无法接受专业培训。国家因此失去了很多有价值的专业人员。”

作为一个被美国制裁长达60年、在世界版图中被长期边缘化的加勒比岛国，古巴的经济、外交之路并不平坦，但古巴人融入世界的渴望从不减退。

对不少古巴人来说，古巴的国际医疗队给予了他们前所未有的民族自豪感。当古巴医生在世界各地受到感激和称赞时，当国土面积和经济水平十倍、百倍于古巴的国家也来求援时，古巴人真切地感受到他们是国际社会里重要的一份子，世界需要他们。这份存在感、归属感和成就感，对于长久处于封锁和孤立中的人民来说，是久旱逢甘霖。他们不容美国诋毁国际医疗行动，而誓要捍卫古巴医生的尊严。

“告诉我，哪个欠发达、受封锁的国家有能力做到古巴所做的事情？我们在全球大流行的疫情中保持安全，还有余力援助第一线的大国。”亚历杭德罗以他一贯的骄傲语气向我发问。“古巴的历史里写满了团结的例子，这种团结超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古巴的承诺面向的是所有需要帮助的人民。我敢保证，所有的古巴人都为我们的国际医疗行动和白衣战士们感到自豪。”

革命主义者擅长以感染力极强的口吻发表宣言。然而，1800名决定“背叛”祖国、留在巴西的古巴医生们也许并不会同意。离开了古巴人引以为豪的医疗队，脱下了饱受赞誉的“白衣战袍”，他们如何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如何融入世界？

对医生科罗而言，打破医疗队和加诸其上的意识形态的桎梏，才是古巴真正融入世界开端。在对委内瑞拉医疗任务表达不满后，她的专业生涯便屡屡受挫，原本应在医疗任务结束后颁授的深切治疗专科资格亦遭取消。最终，她决定前往西班牙马德里寻求专业资格认定，在新的国度重新开始医学生涯。

“古巴拥有国际认可的大学，然而我们缺乏科技进步，这是当前医学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没有政治压力的学术自由、专业发展自由。”科罗认为。“世界在发展，医学如果不能与之同步发展，就不会是一门优秀的科学。如果古巴不允许专业人员摒除意识形态差异、面向世界开放，最终将会付出巨大代价。古巴有很多人才，但问题是，如果你不完全站在政府这边，你就无法接受专业培训。国家已经因此失去了很多有价值的专业人员。”

在交谈中，科罗多次向我强调“医生是一个有使命的职业”。对许多古巴医生而言，离开国际医疗队也并不代表背弃人道主义、团结无私的精神。这种精神正如亚历杭德罗所说，是超越意识形态的。

“在西班牙，我看到许多医护人员自愿报名参加2019冠状病毒的治疗工作，我完全感受到他们团结无私的精神。选择学医的人知道有一天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也知道自己一定会挺身而出。”

（文中人物亚历杭德罗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