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导演廖克发：用台湾的自由去做最好的事

第56届金马奖去年底落幕，来自东南亚地区的电影作品，在此届金马特殊政治环境下受到大量关注，更创下11位马来西亚籍电影人入围金马的历史纪录。其中，马来西亚导演廖克发带剧情长片《菠萝蜜》参赛，与陈雪甄共同获得最佳新导演提名。《菠萝蜜》是廖克发的第一部剧情长片，他的上两部作品是纪录片《不即不离》（2016）、《还有一些树》（2019），前者因涉及马来亚共产党相关历史，而在马来西亚被全面禁演。

被提名但未得奖，廖克发说了个故事：“我在拍《不即不离》的时候曾经大病一场，那时我在剪接，非常严重，医生诊断说我是脑部中风。我半边的眼睛不能控制，双脚不太能走路。当时我一个人在台湾，没结婚，坏消息也不会跟家人说。”

他说当时为了等脑部断层扫描结果，需要一星期的时间。他回到自己租屋的地方，哭了整整一两天，心想自己是不是要死了。直到第三天早上，他醒来，用一只眼睛打开电脑继续剪辑。“那也不是什么勇敢或者英雄心态，我从来没有一个想像中的‘电影梦’，对我来说那是一种自然必须做的事情。不管提不提名得不得奖，就算我有一天找不到钱了，没成就了，我还是会去做任何事，把我想讲的话讲出来。”

廖克发认为，他不会想著一定要成为经典电影大师，甚至有一天电影不见了，去从事其他创作都可以。“但你要知道自己心里想讲的是什么，那才是最重要的。”

自我流亡来台湾

要谈廖克发的创作脉络，必须先回到二战时期。当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为了对抗日军，廖克发的祖父加入马来西亚共产党。直到日军投降、马共争取独立失败后，在丛林游击战的过程中，祖父遭到英军枪杀。祖母为了家族自保，从此这段历史成为不能被提起的过去。

廖克发是马来西亚北部的小孩，出生时家里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只是一个橡胶园里的小木屋。直到读幼儿园的时候，跟著父亲举家搬到南部的新山市，一路求学长大。

由于马来西亚的华人进入本地大学有配额制度，因此廖克发从升初中时就决定要跟亲戚一样前往新加坡念书。“我的学校在海岸，窗口看过去就是新加坡。我一直以为，我的人生版图最遥远就是那里了。”

廖克发毕业那年，他成为第一批被新加坡国立大学招收的商科学生。本来至此已可大略预测的人生，却又因为毕业时遇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新加坡银行倒闭、经济整合，而成了第一批失业的商学系学生。他于是跟著政府政策规划，进入教育体系当小学老师。

“想来台湾，一开始只是想要改变，试试另一种生活的方式。”廖克发坦言，自己当时甚至没有想把台艺大电影系的大学课程修完的意思。“我来台湾的时候，不知道侯孝贤，不知道李安，不知道台艺大有一个多么优良的电影传统。我来台湾只是，说得文青一点，像自我流亡一样的，就是想要离开新马。”

进了台艺大后，廖克发拍了几部短片。大二升大三时因为储蓄用完了，便又休学回到新加坡电视公司工作。直到有一天，他在台艺大的指导老师吴秀菁告诉他，他拍的短片《鼠》得奖了，“你最好回来给我把书念完”。

“我是从那之后跟电影的关系才产生变化，”廖克发的语气些许感慨，“也是那次回来以后，才碰到廖桑的。”

廖桑是台湾知名剪接师廖庆松在业界和学界的暱称，他也是对廖克发电影生涯影响深远的恩师。聊到廖庆松，廖克发显得益发动容。

“我跟廖桑的相遇非常有趣。当时我的指导老师说，台艺大有个神奇的老师叫廖桑，他在研究所教书，你应该去听他的课，听他对你片子剪接的想法。”廖克发说，“因为我不是抱著电影梦来的，我没有偶像崇拜这件事。所以我当时其实是抱著有点看戏的小屁孩心态去听课，想说我来看看你有多厉害。”

起初，廖庆松给的剪接指导建议，廖克发并没有放在心上，依然照著己意剪接。后来每次廖庆松见他来旁听课程，就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克发，你的片子没有把它剪好，它就是你产生的一个怨念，一只鬼，这只鬼会缠你一辈子的你知道吗。”

廖克发坦言，直到《雨落谁家》，他才开始照著廖桑说的方式尝试剪辑。“剪完之后，我开始发现有些东西不一样了。那时我才尴尬的想，我好像错了，怎么办。”他回忆道，“廖桑影响我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以他的辈份和地位，遇到像我这样自我中心的屁孩，他完全可以不理我的。但他却很耐心地包容我，继续给我劝告。我觉得我们要承接的，不只是所谓电影技术上的精湛而已，那是那种对人的胸怀。”

廖克发解释，廖庆松给的建议，向来都只是引导，一个模糊的概念。他会叫廖克发去读唐诗，去看不同作家写的文章。剪接《菠萝蜜》时也是如此，廖克发说，廖庆松看完每一版本的剪接，就会打给他，一讲就是几个小时，却从不直接点破问题，希望他自己琢磨。

怎样放下你的Ego

《菠萝蜜》讲的是马来西亚两个不同世代中的角色，面对国族意识、原生家庭与身份认同的内在创伤与自我和解。一边是1950年代马共丛林游击战的背景下，被送到林外寄养的孩子小波，与党员父母之间不能明说的关系；一边是多年后小波成长为人父，儿子一凡因想远离家庭争执而赴台求学，直到与同样身为异乡人的菲律宾移工莱拉相遇，才开始询问自己的信念究竟为何。

这样一个与廖克发身世背景环环相扣的故事，在廖庆松看完早期的剪接版本后，却劈头就对廖克发说“你不够爱一凡”。“他告诉我，‘你们年轻人剪接技巧都很厉害，但技巧后面，那个人的味道呢？你是这部电影的爸，它是你的孩子，可他不属于你。你有去听那个小朋友到底想说什么吗？’他叫我去跟这部电影花时间相处，跟它变成朋友，不要只想著帮我的角色代言。”

廖克发回忆，因为廖庆松的指导，剪接《菠萝蜜》的过程，仿佛像在打坐一样，学会让自己逐渐静心聆听，直到找出最合适影片灵魂的呈现样貌，一切便豁然开朗。“对，我可以写一个很猎奇的、悬疑的马共故事，然后把剧情铺展得非常美，就可以拍了。但我发现创作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你要怎么样放下你的ego。”

廖克发说，东方式的创作，有时是要让自己沈浸在环境和角色细节里面，等待故事的味道自然出现。“那个东西我觉得就好像在看油画跟水墨画的不同，西方的油画是透过构图、透视，不断一笔一笔用加法加上去的。”廖克发以手比划，“但水墨画是，你为了一笔要练个十年，除了最后一幅，前面全部是要丢掉的。你要把自己练到有一个心境了，或者是有一个熟练度了，再去画最后那一笔。”

回看过往，廖克发也是逐渐地才摸索出自己的创作脉络和关怀主题。“一开始我只是想离开，想拍自己的事，想拍关于祖父的事，想问为什么我跟爸爸关系是那样。”他说，“人生是不会知道自己往哪里走的，只有在回头看的时候，才发现它好像有一个道理。”

廖克发自认不是个议题先发的电影人，而是自然地看见他想关心的人，自然地会有一股冲动想说他们的故事。

“我来自的城市新山就是比较多移工的城市，我以前就是跟缅甸人、泰国人跟尼泊尔人一起踢足球，所以跟移工相处我是很舒服的。我祖父那一代的人，被马来西亚人称为移工。我去新加坡，也是比较高薪的移工。来了台湾，一边念书一边打工的时候，其实他们也叫我是移工。”

“台湾人”是一个排外概念吗？

廖克发记得，就读大学时期的自己曾跟同学逛街时，听到对方形容某间店的衣服很“东南亚”。“他说的东南亚的意思是，那是种‘移工式’打扮的衣服，那背后听起来是有一个阶级的。”

廖克发说，台湾移民人口其实已经超过原住民了，但过往却很少在影像上看到这个族群以作为社会一部分的自然面貌出现。“偶像剧也好、电视连续剧也好、台湾电影也好，为什么在片中他们不会是我们的邻居呢？午餐常常去吃的为什么不是越南小吃呢？你说我们要关心移民，但这个说法究竟是一种进化吗？还是一种过滤？这会不会是一种隐性歧视？”

“马来西亚在1957年独立，后来开始讨论什么是马来西亚人的时候，种族主义也因此崛起。他们用血统来分，什么是马来西亚人。”廖克发举例对比，“台湾面对今天的政治局势，自然会强调台湾人、台湾文化。在面对抵抗下，我可以理解。但是，当你在讨论‘台湾人’概念的时候，它也是具有排外性的吗？还是一个包容的概念？”

廖克发说，移工是不是“台湾人”这个问题，其实关乎于人性是否敢于面对自己深层的恐惧。“我觉得世界上每个地方都一样，当一群人处于恐惧时，就会开始分本地人、外地人，新来的人、后来的人。尤其利益出现冲突，每个国家都会出现这种事。在马来西亚就是分马来人和华人，在台湾以前是分本省和外省，现在开始分什么是台湾人，什么不是台湾人。”

然而，廖克发也相信，人只要面对你的恐惧，那个恐惧就会变成是你的创造力，一个变得更好的动力。我们可以问自己：我惧怕什么？见到什么样的人会让我不舒服？我是不是对那个人有偏见？有哪些东西是我未知的？在倡导自由和多元的台湾，所谓的“台湾人”是什么样子？是单一的，还是多元的样子？

“有时候我们说爱台湾爱台湾，但我们爱的台湾是match不起来的。”廖克发说，无论是种族或思想上，一个人能不能够接纳一个与他不同的异者，以及如何去接纳这个异者，并不是哪一国人的问题，而是做人修养的问题。“这个接纳不一定要同情，更不一定要有慈善的心理。”

透过纪录片《不即不离》，廖克发想问，怎么样能为所谓的马来西亚人找到更好的定义。而《菠萝蜜》想问的则更明确：我们该怎么样成为一个更包容的人？

“我也会问我自己是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虽然在马来西亚华人被马来特权压迫，但华人本身也从不关心原住民。我们会对外说，我们值得世界来关心，但我们有去看那些需要我们需要关心的人吗？我们其实也是加害者的其中一员啊。”

廖克发认为，如果人们可以不再用地缘、国族或意识形态来分类彼此，而是用有没有多元包容的公民意识去看事情，彼此之间才能够真正团结与援助，进步也才可能发生。

他引述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Adunis）的发言“中心是一切边界的边界”，“中心论指的是，我们定义了中心是什么，然后其他不符合的全部都是排外的。但我觉得这个年代，你还守著这种想法是很可惜的事。现在的信息已不是封闭的，我们可以选择只要守著我的文化中心，或是终于变得开明一些。”

用自由去做最好的事

在影像业界拍片和卖片的过程中，廖克发认为电影人特别需要检视自己的信念问题。而“信念”对廖克发而言，不是网路上简单的按赞表态，而是充满了不可承受之重。

“现代人因为网路社群媒体兴起的关系，容易有很多的意见，按赞和骂人都很容易，但
却未必准备好了去承担这个意见代表的意义。信念则是要去负责的，要去思考和修正的，是准备好为它做出牺牲的。你能够承担，那才叫做信念。”

廖克发认为，创作者必须承认，凡是创作皆需要自由，自由是创作最重要基础的土壤与养分。他谈及香港近来的政治局势，对照华语影坛现况。“香港现在的局势非常严峻，可能还会越来越走下坡，但台湾还有自由，台湾可能算是华人地区最后一块真正自由的地方。而现在的我们，在用这样的自由做最好的事，还是在做一些歌舞升平的事？”

他提到自己2015年以在台工作的菲律宾籍女佣为题的作品《妮雅的门》，片子曾前往替逃跑外劳重新寻找工作的单位中心播放。放映后，现场非常安静，直到一个女性举起手，述说自己受到雇主暴力对待的痛苦过往，边讲边哭。

“她骂我，说导演你拍错了，台湾雇主没有像你片子拍的那么温和，然后一直哭。接著旁边的人也开始举手，每个人开始边哭边轮流讲自己的经验。”廖克发说，那跟去影展放映后，观众讨论认不认同导演的艺术手法是截然不同的讨论。

“对那些移工来说，那是生命，你讲错了我的生命，我有权讲说你错了，这不只是美学，这是生命。”廖克发字句分明地说，“作为一部电影，这不是艺术成就的问题。它也许错了，但因为观看它，让那些人可以哭出来。我常想问，除了表现自己的喜好，导演们是不是可以跟生命更贴近一点？”

对廖克发来说，每次拍片，他都会问自己这个问题：如果这是你的最后一部电影，你拍不拍？“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冲动，一种要帮一些人说话的感觉。今天《菠萝蜜》我拿去给任何一位马共看，我都不会觉得惭愧。”他这么总结，“拍电影要有这种问心无愧，做所有事，都应该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