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作为“朋克之城”：自由的头脑如何面对瘟疫、谎言与封城

“内中有多大不幸与悲哀，面子上也就是这样的纹丝不动。好比长江，漩涡都在深水里，表面只是平静。”湖北作家池莉在小说《她的城》中的这段话，正适合封城中外表寂静的武汉。这个长江汉水交汇的中部都市，原本喧闹而美丽，曾是辛亥革命首义之地，也是南来北往的重要枢纽。2020年1月23日上午10时，因为急速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武汉被“封城”，这是近代中国首次非政治军事性封城。随后，除神农架林区外的湖北各地陆续实施疫区封锁，超过5000万人被困家中。

封城第23天夜里，武汉上空突然电闪雷鸣，打破了大半个月的死寂。次日白天，伴随北方寒潮而来的一场大雪，仿佛诉说着这个城市正在遭受的苦难。武汉方言用“不服周（音zuo）”表示不服气的意思，这个讲法源自楚国对周天子的不服从。而关心中国当代音乐及思想发展的人会知道，武汉还有另外一个身份：这里还被称为“朋克之城”，是1990年代开始的中国摇滚重镇。

亦即这个“不服周”的地方孕育了一群向往自由的灵魂，他们孕育出的独立音乐作品有反叛的精神，有诙谐的腔调，也有隽永的气质。而今疫症封城，我们联络到五位武汉独立音乐人：生命之饼乐队主唱吴维、花伦乐队吉他手丁茂和朱明康、Chinese Football 乐队主唱徐波、HINC 组合贝斯手狗狗。他们分属1970年代到1990年代出生的不同世代，风格也各异。抗疫的日子里，我们就和他们聊聊武汉的摇滚身世，以及封城前后各自的状态与思考。

“香港有《海阔天空》和《愿荣光归香港》，台湾从《美丽岛》到《岛屿天光》”，“我们自己三十年来没有什么集会的场景和文化，现在有合唱的机会也无歌可唱，唯一能唱的就是国歌。”

“朋克之城”的诞生与演变

由于公共交通停滞，本次疫情中出现了很多民间自救团体协助运送物资，“武汉鲁磨路救援会”就是其中一个。而这个团体由一群本地摇滚乐迷们组成，大家平日混迹于鲁磨路一带，经常一起喝酒、看演出。武汉最重要的 Livehouse，生命之饼乐队前鼓手朱宁创办的 VOX 和主唱吴维曾担任经理的 Prison，都在位于武昌的鲁磨路上。

紧邻 VOX 和 Prison 的，就是华中科技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整个鲁磨路沿线更是高校云集。武汉的大学生人数在中国乃至全球城市中都名列前茅，目前有超过100万在校大学生——这也是武汉成为中国摇滚重镇的重要原因之一，大学生一向是摇滚乐乃至流行文化的主力消费者和创造者。

70后的吴维，从北京迷笛音乐学校毕业回到武汉后，于1996年组建了当地第一支朋克乐队“生命之饼”，队名取自《圣经》中的“擘开生命之饼，充我灵饥”。不过，这支后来成为传奇的乐队并非武汉摇滚的起点。

1990年代，大学生人数和普遍收入的提高、西方“打口带”的流通，催生了武汉本地的摇滚乐。1993年，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致命的诱惑”乐队带起了大学生乐队风潮，随后“同志”（Comrade）乐队风靡各高校的巡演正式宣告武汉地下音乐的开始。这时期成立的还有“人异”乐队，其成员包括后来签约主流唱片公司后大红的“达达”乐队主唱彭坦和贝斯手魏飞。

“生命之饼”成立之后，“妈妈”、“死逗乐”和“愤怒的狗眼”等后来知名的朋克乐队相继在武汉诞生。吴维成为武汉朋克音乐的领袖，甚至曾在家里和朋友组织“武汉朋克学习班”。

1998年，“生命之饼”联合“妈妈”、“死逗乐”和“愤怒的狗眼”，四支朋克乐队带着一套磁带转录的小样去外地巡演，一时引起轰动。当时《通俗歌曲》杂志编辑彭洪武第一次提出，武汉是“朋克之城”。这个称号从此流传至今。

与同时期的北京朋克有专门演出场地不同的是，武汉朋克们需要不停寻找排练和表演场所。他们一开始常去大学的活动中心或 KTV 这样的地方，后来因为发出的噪音太大而屡被驱赶。纪录片《绝不松开我的拳头》（导演王水泊，2014）详细展示了那个时候武汉的地下音乐场景。SUBS 乐队主唱、当时在武汉上大学的抗猫，辍学后和朋友一起开了 Boys Toys 酒吧，成为朋克乐队和乐迷们的聚集地，但没过半年就因为经营不善而关门。

直到2002年，朱宁退出“生命之饼”后开办 VOX，武汉才有了第一家摇滚专属场地。VOX 代表的是“Voice of Youth, Voice of Freedom”，这句话仍是许多武汉摇滚青年的座右铭。

以“生命之饼”为代表的武汉早期朋克作品，有着简单的旋律、快节奏和直言不讳的歌词，经常触及社会议题和政治敏感话题。比如在2002年发表的歌曲《Wuhan Prison》里，吴维就直白地把这个城市比喻成一座“监狱”：

I am living in the city, with my family
We can’t feel freedom and safety
We feel like in a prison
I want to leave this hell, but can’t find a way
So many fucking rules, but I don’t care
Riot, riot this city… Wuhan Prison

在加入长笛和风笛之后，“生命之饼”的歌听起来更加悦耳，但反叛精神不改。上海音乐人梅二曾经评价，“吴维始终坚持着底层反对者的立场⋯⋯或许远离北京的朋克圈子使他保留了独立坚持的特性，而不是在各种称兄道弟的摇滚豪情中折损怒火，成为娇生惯养的皮衣青年。”

但吴维并不认为武汉这个城市有天然的“朋克精神”。“武汉只是比其它城市早出现了几支朋克乐队而已。”他直言，“每个人对朋克的理解可能都不太一样，我的理解就是不管生活在哪一个国家和地区，都要做一个勇敢、诚实、善良，有独立思考能力和反抗精神的人。”

进入21世纪，武汉大部分朋克乐队相继解散。随后互联网大潮袭来，年轻人接触到的信息和文化更加多元，新一代乐队的风格也更多样。

2004年在武汉成立的器乐摇滚乐队“花伦”，自成一派的美学风格迥异于他们的朋克前辈们，当时被誉为“中国后摇滚浪潮先锋”。近年很受关注的电影《大象席地而坐》（导演胡波，2018）就由花伦配乐，他们也借此成为金马奖历史上首个入围“最佳原创电影音乐”奖项的乐队。

花伦的早期成员里，目前只有80后的吉他手丁茂和朱明康还留在队中，他们仍在不断尝试新的创作和录制方式。“之前专辑创作的目的性很强，”朱明康介绍正在筹备的新专辑时说，“这次我们想模糊掉目的地，记录前往目的地的过程，有可能是一张带着实验精神的唱片。”

得名于香港鬼才导演葛民辉处女作的乐队“AV大久保”成立于2006年，结合了新浪潮、朋克舞曲等多种风格的他们，听起来怪诞而诙谐。这个乐队无论在视觉还是听觉上都很“武汉”：他们会把乐队成员贴到黄鹤楼上作为宣传照，也会把粗俗露骨的“汉骂”写进歌词里。2019年，原班人马重组为白纸扇乐队，加入了更多电子元素，一首《东莞》上线后很快成为热门金曲。

85后的徐波于2011年在武汉组建了兼具 Emo 和 Math Rock 风格的“Chinese Football”乐队，被乐迷们暱称为“国足”，如今在国内外都有众多拥趸。他们在全球独立音乐平台 Bandcamp 上成绩不俗，最近还联合日本女子乐队 Regalily 一同进行了中国巡演。

徐波在乐队介绍里写道：“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全力以赴，体无完肤。”这种既励志又有点“丧”的气质，在他们的歌里也体现得淋漓尽致，比如2019年发表的《漂流人间》：

你问我去哪？我要去哪？
我毫无防备就登上了这艘船
头破血流也靠不了岸
在乘风破浪时大声哭大声笑
漫天星辰都与我作伴
在人间漂流 在人间漂流

与朋克一代相比，徐波认为新生代乐队最显著的不同在于，“我们想的更多的是自己能做些什么、改变什么，而不是我要去反对什么和标榜什么。”

“武汉现在每个高校都有很多乐队，还会一起办摇滚音乐节。”90后贝斯手狗狗上大学时已经是2010年代，她加入过几支校园乐队，各类风格都尝试过。“现在很多乐队的风格很难按传统分类来定义，表达上也会更私人化一些，观点比较少，情绪比较多。也很难说有什么武汉的地方特色。”

封城前后的音乐人们

“封城的消息公布得很突然，但家人都在武汉，所以我也没有离开的打算。”被困武汉家中的徐波说。他有个大学老师被感染，也有同学的家人被感染。截至2月18日，武汉累计新冠肺炎确诊患者超过4万人，占全球总数过半，几乎每个武汉人都有认识或间接认识的人被感染。

据徐波介绍，“Chinese Football”乐队的吉他手也在武汉，鼓手则在疫情也很严重的湖北鄂州。乐队最近的演出都被迫取消，包括他们之前很期待的和美国乐队“Tiny Moving Parts”的共演，计划中的欧洲巡演可能也会推迟。

身处湖北其他地方的人同样备受煎熬。“家乡的新增病例最近有所缓解，但内心依然是焦灼状态，”朱明康说，“因为这边的医疗水平、公共卫生条件相对不发达，一旦感染的话致死率可能会相当高。”

朱明康和丁茂都在湖北宜昌老家，他们原本计划过完年后返回深圳，开启“花伦”乐队新的音乐计划，但现在遥遥无期。

丁茂家在宜昌的一个偏远小镇，因为县城搬迁，人口比以往少了很多，整个县目前确诊患者不到10例。即便如此，他仍然感到焦虑。和他同一天回家的姐夫在武汉工作，住的地方离重要疫源地华南海鲜市场不到两公里，这让全家人都很紧张。

除夕夜，丁茂有点感冒，于是在自己卧室裹着被子单独隔离。“被子里太热，被子外太冷，很长一段时间我对温度失去了判断，只能倚仗体温计。”那晚窗外雷雨交加，他突然想起父亲说过的老话“腊月打雷，黄土成堆”（意指天象不吉，会死很多人）。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在北京工作的狗狗、远在欧洲的吴维，也时刻挂念家乡的状况。跟每个身在外地的武汉人一样，他们每天都会上网看疫情的最新消息，问候身在武汉的亲友。

狗狗在1月份看到疫情蔓延的消息后，在封城前就取消了回老家过年的计划，但同样在北京家中闷了一个月。她原本和几位同乡约好，过年时要在武汉一起出门“过早”（武汉方言的吃早饭），吃她心心念念的三鲜豆皮和热干面。

今年初，她和一位北京吉他手正式开始了名为“HINC”（拉丁文的“因此”）的二人音乐计划，目前已经写了五、六首歌。他们本想年后开始排练，并筹备正式演出。但北京同样全城戒备，所有 Livehouse 和排练室都暂停营业，这个计划只好无限期推迟。

吴维三年前从武汉搬到广西阳朔居住，1月17日从广州出发去了葡萄牙，之后才得知国内肺炎疫情已经很严重。他原本计划四月份回国，准备新专辑《东方往事》的发布会，但现在只能观察疫情发展再做决定。

在空闲时间，吴维主要在看书，思考和记录当下的心情和想法。他最近看的书包括葡萄牙诗人佩索亚的诗集，以及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地利作家汉德克的《痛苦的中国人》。

隔离在家的徐波，这段时间会通过视频给乐迷们弹吉他唱歌，近期还会参与一个线上音乐节的直播。

朱明康的奶奶给他翻出来一把缺了弦的国产吉他来解闷，他每天都会弹一会儿。丁茂要幸运一些，之前大包小包地把合成器、录音笔和一些小设备都带回了家。他录下了一些雨声、河水声，还有父亲的口述家史，用这些素材做了点“奇怪的声响”。

“不过玩了两天我就腻了，这些声音也只是声音，是人赋予了它们意义。”丁茂说，“现在这种环境下，我什么都做不了。”

灾难当头，音乐还能做什么？

徐波相信音乐能起到抚慰心灵的作用，他最近常听美国独立乐队 Yo La Tengo 的专辑《Summer Sun》，因为能帮助睡眠，让他平静。狗狗则在重温香港乐队“My Little Airport”不久前举办的“催泪的滋味”演唱会，这让她获得更多力量。

本次疫情发生后，跟以往历次灾难时一样，有不少明星艺人或官方机构纷纷制作为武汉加油的新歌。

“这次灾难并非像以往的天灾，人们能通过音乐来表达、调动集体情感和力量。”朱明康认为，对于战斗在一线的医护、活在恐惧里的病人和家属来说，这种音乐毫无意义。丁茂也直言，“想对那些我听到的尝试治愈人心的音乐作者说，你们太吵了。”

对徐波而言，音乐创作仍然是他表达态度的重要方式。他最近在家写了一首歌，歌词里有一句是：“用清醒的大脑，把谎言蒸发。”他解释称，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官方的言论，都有可能是真相或谎言，“所以必须保持学习和思考，保持清醒的大脑，由自己来判断对错。”

但最让他难受的，是网上求救信息和新闻底下的那些恶意留言。“在他们（恶意留言者）看来，任何不和谐的声音都是‘带节奏’，都是造谣甚至‘境外势力’。”徐波说，“我从他们身上感受不到一丝人性。”

最近没什么心情听音乐的朱明康和丁茂都感到很悲观。“看到我们曾经生活过的武汉，变成现在的样子，几乎每天都有让人揪心的事情发生，在绝望中寻求希望的家庭、悲鸣的哨声⋯⋯对人的意志和精神都是消磨。”朱明康说。

丁茂也很难缓解家人和自己的焦虑，他转述父亲的话说：“我们这个家庭再经受不了任何一点冲击了。”“其实生活在这个小地方的每一个家庭，都是如此。”丁茂觉得，“这也许就是我们这代人所经历的战争，人人自危，但无从反抗。”

在国外这段时间同样很少听音乐的吴维认为，这场“战争”的发生是彻头彻尾的人祸。“中国政府的官方报导和作为跟以往一样，就是掩盖真相，封口、封网，最后不得不封城。”他直截了当地说，“浪费了控制病毒的最好时机，导致现在这种残酷的状况，那么多人无辜牺牲。”

他同时感谢疫情当中为武汉提供帮助的各界义工朋友。除了摇滚乐迷们组成的鲁磨路救援会，当地的义工组织还包括：酒店业人士自发组建的医护支援联盟、专门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的私家车主群体、不计成本为医护免费提供咖啡的咖啡厅⋯⋯当然也有来自中国各地、通过网络筹集物资的志愿者群体。

封城第五天，闷在家的武汉居民们自发组织，晚上八点在各家窗台合唱《我和我的祖国》、《义勇军进行曲》等爱国歌曲，视频传遍网络。有网友感慨，人们可以合唱的曲目如此匮乏。

“香港以前有《海阔天空》，现在是《愿荣光归香港》，台湾从《美丽岛》到《岛屿天光》，”狗狗很无奈，“我们自己三十年来没有什么集会的场景和文化，就只有年轻人在音乐节的那种大合唱，然后也只是他们喜欢的乐队的歌而已。现在有合唱的机会也无歌可唱，唯一能唱的就是国歌。”

但她觉得，这场瘟疫会像2003年的 SARS、2008年的汶川地震等灾难一样，是新一代中国年轻人的一个“启蒙时刻”。她最近也想写歌，因为在日常生活中难以表达。但她也担心，即使写出了歌可能也无法发表，被更多人听到。她回忆起去年跟上一支乐队录专辑的时候，制作人听到歌词里唱了“oh fuck my day”，为保险起见要求他们改词，最终唱成了“a terrible day”。

“我希望所有觉得自己被扇了耳光的人，可以让自己当下的情绪持续得久一点，再久一点。”狗狗说。

“这里不会永远像一个监狱”

等到武汉解除封锁的那一天，狗狗想要第一时间回去“过早”，吃她日思夜想的三鲜豆皮，去中学时常去的汉口江滩芦苇地走一走，然后在一家酒吧喝自酿的名为“跳东湖”的啤酒。

“跳东湖”这项行为艺术活动源自“每个人的东湖”艺术计划——为了抗议武汉著名景点东湖被填湖开发，建筑师李巨川与艺术家李郁最早在2010年发起了这一计划，吴维是2012年第二回计划的发起人之一。

对吴维而言，音乐仍是他最好的武器。他在今年将发行的新专辑里，临时加了一首翻唱的《东方之珠》为香港加油。吴维无奈地解释，“除此以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大部分内地人连在香港发生的事件的真相都看不到。”

而面对离香港千里之外、他深爱的家乡，吴维早在2008年专辑《十年反抗》里就写了一首《大武汉》，来回应《Wuhan Prison》：

她会得到自由，她会变得美丽
这里不会永远像一个监狱
打破黑暗就不会再有哭泣
一颗种子已经埋在心里

这首歌同样适合封城中的武汉和被困城中的近千万武汉人。吴维表示，想对武汉说的话在这首歌里都说了，现在只希望大家都能在这次灾难中尽快度过险情难关，恢复健康和正常生活。朱明康觉得，除了帮助和关心身边人，反思和记录也很有必要。他希望在封城结束后，能为这个城市的重建尽一份力量，“同时，铭记灾难。”

感谢三水、狗狗对本文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