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疫情蔓延时的双重体验：魔幻现实的春晚，与体制的拖延症

1月24日晚，传统农历的除夕之夜。在北京，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原先的中央电视台已被改制）的春节联欢晚会如期直播登场。只不过，和往年不同的是，这个除夕历史少有地赶上了一场严重蔓延的传染病疫情——2019年12月起从华中地区武汉爆发的冠状病毒肺炎，患病人数快速攀升，政府在1月23日封锁武汉的进出交通，进入“战时状态”，当春晚红火播出的时刻，武汉市民们，乃至湖北许多城市的人，都正经历防疫封锁。相比第二天有军方医疗队和各地医疗队驰援，亦有北京的政治局常委会开会讨论应对方案，这个除夕夜，对关注疫情的人来说是灰色而悲观的。

在除夕之前，已经有零星的网上声音建议取消或暂停春晚。但无论是以防止人口集聚传播疫情为由，还是以大疫当前不宜强作欢庆为由，都没有影响到已经准备了数月之久的这场新年节目，数十年的“行礼如仪”也继续着。只不过，此刻的许多观众，心情都极为复杂，电视画面上的欢腾，与社交平台上流传的焦虑不安也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这对中国社会来说意味着什么？

双重体验

也许大部分中国人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春节联欢晚会体验：一面是试图让观众开心的歌舞杂技和小品相声，是“小鲜肉”和俊男美女们登台表演普天同庆的基调；另一边是线下正在飞快传播的各种关于武汉疫情的消息。这种“双重体验”让这个除夕夜显得格外耐人寻味。就在春晚的节目持续进行，主持人呼吁观众一起抢红包的时候，微信朋友圈里的各类募捐信息也不断刷新——湖北的各级医院对外呼吁募集捐赠防护物资、武汉义载车队呼吁车主加入⋯⋯最令人感到震动的，是一些无法确认来源的，疑似武汉医疗人员崩溃的微信聊天截图和哭泣视频在网上传播。一些医护人员在微博上晒出当晚的年夜饭，而网民们惊讶地发现，部分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只能吃方便面和包装食品凑合一餐，然后继续投入工作。

事实上，“双重”的体验不仅仅体现在春晚这一件事上。中国互联网空间也似乎在这场疫病中分隔成了两个世界。在微博上和微信朋友圈中，从官方媒体到焦虑的网民不断转发着各种疫病消——戴口罩、不要去武汉、勤洗手，哪里的医院缺少物资了，哪里能买得到春节仍然发货的防疫用品，哪里正在募款，都仿佛一呼百应；但另一边，在电视上，日常生活的空间中，防疫宣传和新闻传播仍然不及春节的喜庆气氛。这一点在农历年最后几天的央视频道上格外明显——到处都是新春的年货广告、卖给春节聚餐人群的酒品广告保健品广告，各类农历新年特别节目如期播出⋯⋯

微博网民几乎被这种双重世界给逼疯了。一面是他们不断看到刷新的疫情感染消息，一面是电视上现实里一切似乎都没什么变化——亲友们忙着操办年夜饭，准备接下来去串门、打麻将、亲戚聚会、组织娱乐活动。微博网民许多是年轻人，而收看电视则是中年人老年人为主，于是“如何劝说父母戴口罩”、“如何劝说父母不去拜年”成为了网民们的热议话题，结果似乎收效甚微——除夕的白天，微博上弥漫着沮丧的情绪，许多人都说劝不动家人，有人感到痛苦甚至绝望。

尽管人们没有过多讨论，但这样的双重体验似乎无处不在，就在1月21日，湖北省委还举行了新春团拜会演出——仅仅在武汉封城两天前。一份官方新闻稿中提到这场演出“编排新颖、衔接流畅紧凑、舞台恢弘大气、表演精彩纷呈⋯⋯营造出喜庆、欢快、奋进的良好节日氛围。”这条新闻出现后，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大小官员前所未有地被网民骂得狗血淋头。只不过，这样的庙堂内外的冷暖之别，似乎又一次出现在了除夕当晚，只不过后者是“全国人民”的喜庆气氛，和湖北人民的戚戚忧忧之别罢了。

也许，正如成龙在春晚节目里录播的“大湾区分会场”上唱的那句，“问我国家哪像染病？”，他唱这句歌的时候，这场病，在主流民众眼中还未变成如此严重。

“应急节目”的迟钝

也许，对比2008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观众们可以看到一些明显的类似，又能看到一些明显的区别。2008年初，华南的江西、湖南、贵州、广西和广东北部普降暴雪，压垮了大量供电线缆，既导致许地区断电，也导致春运的运力极度降低，大量人员受困无法回家，还有不少抢险人员因此牺牲。

那时候，还没有人会料到5月份令人震惊的汶川地震。雪灾已经是2008年人们眼中的一场大灾。那时候还是纸媒盛行的时代，报纸连篇累牍地报导灾情。在除夕夜，央视的春节晚会在开场不久就提到灾情：“今年的春节与以往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和南方雪灾同时的晚会中，由著名主持人白岩松带头，一群央视的主持人和当时人们熟知的著名演员，包括两位“皇帝专业户”陈道明和张国立（注：两位中国演员曾包办了大量电视剧的帝王角色），共同表演了一个诗朗诵节目，内容当然是感叹灾情，安慰灾民，赞颂政府救灾及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第一线，坐镇指挥，运筹帷幄，各级领导身先士卒，与人民群众和衷共济，共渡难关⋯⋯万众一心连着那中南海”，当然，这句话的前提是，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们分头南下到各地慰问——比如总理温家宝一月底从北京坐火车到长沙，在长沙火车站探望滞留乘客，又比如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当年2月2日到贵州视察救灾。与诗朗诵同步的，是领导人们在各地和灾民们握手、寒暄、鼓励的镜头。除了两三个慰劳灾民的节目外，2008年的春晚还特意安排了与抗灾现场的记者连线。

2020年的春晚，虽说是“临时增加史上第一个没有彩排的节目”来因应当下的疫情，但其实是几乎照搬了2008年的这个节目——同样是白岩松带头，几个主持人朗诵了一首希望武汉加油，抗击疫情的诗歌。“向白衣天使拜年，我们在过年，你们在帮我们过关⋯⋯隔离病毒不能隔离爱。”

相比2008年，这次的准备可以说是严重不足——人数不够，时长也短，而除了前线医务人员之外，能够赞颂的人，能够展示的“众志成城”的镜头也不多。毕竟，疫情蔓延接近一个月，官方直到1月21日才开始在应对上有所升级，留给各级官员和官方媒体的时间，也不多。

在除夕夜数天前，中国互联网上有网民提到了2003年香港的金像奖颁奖礼——在非典的大气氛下，再举办欢乐的颁奖仪式会显得突兀，但是金像奖颁奖还是如期举办，只不过调整了基调，也做了不少防疫措施。也许人们期待春晚也能够如法炮制，至少不会带来那么两极的观感。但现实并未如此。

中央的宣传部门可能从进入新年前状态，到除夕当日，都没能准备一套应对疫情的宣传策划，甚至可能一开始都没有人想过需要有这样的应对。而从武汉地方不断传出的缺乏物资的消息，到春晚只插入临时节目而不改变主旋律的种种迹象来看，整个体制似乎都没有停下“过年”的气氛，应对疫情似乎仍然是地方上和基层的事情——河南省的从上到下积极应对似乎是个意外，因而被微博网民盛赞。而在许多地方乃至北京甚至数天前的武汉，“新年大过天”的味道格外浓郁。

审美保守化与拖延症

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从2008年看到如今，我们会发现，虽然春节联欢晚会年年遭到中国网民的怒骂，但是整台晚会的模式和美学，已经发生了好几次巨大的变化。

其实，在1980年代，春节联欢晚会是非常精英的一台节目。1980年代的春节联欢晚会有浓重的体制内干部气氛，也和当时整个体制由精英官僚操控，民间普遍的“文化热”氛围相一致。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春晚的节目越来越贴近流行时尚和娱乐文化，从前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新一辈港台红星开始登台，演唱曾经被视为“靡靡之音”的乐曲，赵本山的小品开始走红，哪怕一些内容被精英认为是“低俗”和“土”。

在2008年前后，春晚仍然热衷于邀请当红艺人上台演唱当红歌曲，很多歌曲可能和农历新年没有什么关系，也和当时的政治主题不一定沾边。周杰伦唱《青花瓷》，费玉清唱《千里之外》，凤凰传奇唱《月亮之上》，还有《老鼠爱大米》、《因为爱情》⋯⋯这些歌曲被选入节目，看上去主要是因为他们脍炙人口，传遍大街小巷，中央电视台想要借着春晚证明自己在与时具进，变得更“摩登”和“现代”。

形势在2016年前后发生了转变，春晚开始强调“节俭”，开始强调不安排“低格调”的节目，不邀请“有问题的艺人”。在节目的编排上，一直都有的“政治性”也被拔高到了少有的局面。到了2020年的春晚，我们并没有看到“节俭”——毕竟河南的山水舞台、“大湾区分会场”的无人机队都是不小的开销，但是政治性和主体性更进一步。比如说，就算是脍炙人口的歌曲，也需要加以“主流化”和“主题化”改造，才能够登上春晚舞台。

比如，2020年春晚上移植了网上流行的舞曲《野狼Disco》，这首由艺人“宝石Gem”（董宝石）创作的歌曲，被一些评论者形容为“后工业时代”东北流行文化的又一个例子——颓废的曲调，带着东北腔的粤语歌词，似乎都在向1990年代致敬，又都带有一些玩世不恭的味道。但是，被搬上春晚的《野狼Disco》，改为了《过年Disco》，请来了陈伟霆和张艺兴两位“男神”演员，又配了舞队表演，歌词也完全成为了“主旋律”——比如原曲里的“在你胸口上比划一个郭富城，左边右边摇摇头”，变成了“在你胸口上比划一个大灯笼，家家户户中国红”；“在那深夜酒吧，哪管他是真是假”，变成了“一起见我爸妈，感受那家乡文化”。更不用说“奋发图强几十年，咱的发展真不赖”和“不管在哪里都不能忘记我的中国心，全场动作必须整齐划一”这样的句子，仿佛在内地唱KTV时都会遇到的那首“拒绝黄赌毒”一样，强行把夜店和中国梦结合在了一起。

主流化也意味着内容的单调化和保守化。在近年来关于春晚的争议中，社会议题的讨论日益变少，早年的春晚还会有一些反映农民工和底层人的节目，现在越来越抽象为家庭矛盾、夫妻矛盾，民间讨论也越来越聚焦于性别刻板印象、地域歧视或长相歧视。这背后，其实反映的是，在“主流价值”单调抽象为爱国、敬业、诚实、守信等虚无缥缈的概念，对价值的审查又提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的时候，作为娱乐和意识形态教育相结合的春晚节目，也就只能变得无味化、抽象化——2020年春晚上岳云鹏被许多人抨击无聊的关于“小哥哥小姐姐”的相声，大概也是其中一个侧面。

年轻一代的中国网民并不关心这些歌词的修改和内容的变化，对他们来说这不如偶像们的舞蹈和动作重要。在微博上，大家赞颂着张艺兴的舞技和陈伟霆的颜值。就如同春晚的观看体验一样，春晚的节目也分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偶像粉丝和新兴娱乐产业的世界，大家陶醉于偶像的登场和颜值；另一个是意识形态和政治内容的世界，无论是什么样的偶像，什么样的表演者，蹦出的台词和节目的形式，都要是“正派”，乃至于传统的。最为魔幻的是，这两者似乎可以并行不悖。

官方应对

也许，这些各种各样的双重体验，都正正是对当下种种时代问题的直观反映。

在实质的内容上，春晚这样曾经更“全民化”的节目，愈发保守化，乃至在年轻人眼中变得有些“中老年化”，尽管气势宏大，舞台华美，却让人觉得内涵上像一场“大秧歌”——不再兼容各种不同的文化和美学形式，而是全面向一种保守、欢庆、热闹、单一主流的美学靠拢。这和近年来各大报纸的头版、各种官方媒体对突发事件的应对一样。

另一边，人们感受到的，也是近年来中国国家机器在新媒体领域的突飞猛进和快速增长——从共青团中央在bilibili视频站的红火，到微博上“粉红一代”的动员大潮，似乎都意味着党国体制完全适应了新市场环境。这种一面更保守僵化，一面更游刃有余的模式，在近年来的各种新闻事件中屡见不鲜——比如应对香港的危机时，微博上的宣传、举报和文宣都充满着动员力，但与此同时，官方的港澳系统、党政系统，到头来也没能找到有效应对情况的办法。中美贸易战也是一样——为了稳定官方的沟通，只能够在宣传上压制这些更为灵活的手段，比如微博大规模的禁言，以避免反美情绪影响了贸易上的谈判。

这符合当下对疫情的反应：各种“临时工”和市场化的官方机构，比如各大官媒的新媒体公号，比如《环球时报》，乃至微博上的“粉红青年”们，许多都在报导、转发、讨论防疫消息，抨击湖北省政府的应对不力。但打开电视，在之前的几天里，几乎仍然是歌舞升平。直到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讨论疫情，似乎才标志着真正的“体制内”部分行动的开始。

在民间，各种真真假假的信息已经漫天飞舞，微博上的网民们抱怨父母一辈完全不听自己的劝告，只相信朋友圈里转发的小道信息，又或是毫不在意。平时熟悉的“体制”，好像如同春晚内外那样，变成了两个部分——一个是保守、迟缓而官僚的，它掌控着现实；一个是迅速、灵活而有动员力的，它掌控着互联网。后者似乎平时能代表主流社会，却在疫情中发现自己影响力有限；前者本来能动员最大众的人群，去令社会开始警觉、预防疫情的“体制”，却日益保守、僵化，就算不能说是没有反应，也足以说是行动迟缓、在新年的钟声里，就像春晚舞台上的节目一样，和许多人活在了两个世界。

曾经，在没有互联网新媒体的时代，电视和报纸这样的传统媒体内，有“红白脸”的区别。既有保守的领导，也有一些符合大众需要的员工和品牌——白岩松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但互联网时代，中国的电视、报纸和网络媒体的受众日渐分化，彼此的界限和风格，也日益明显。官方所说的“治理现代化”到底意味着“管理社会的现代化”，还是只是“管理网络社会”的现代化？这是这次疫情中明眼人都看得到的问题。

短短的几天里，“粉红一代”的网民，几乎是在和自由派网民一起痛骂湖北地方政府不作为，倒逼体制作出应对。

似乎，从北京的角度看来，疫病的危机，和香港示威抗议的危机，都揭示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