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 2019 年中国电影，“撤档”无疑是这一年的行业主题之一。从年初撤离柏林电影节的《一秒钟》、《少年的你》，到暑期档遭撤下的《八佰》、《小小的愿望》，再到年末《别告诉她》、《兰心大戏院》档期“做出调整”⋯⋯众多电影的消失，说明中国官方正在收紧电影的审查标准。

即使并非有意，该变化也与一系列政策——此前隶属于广电总局的电影局升格至中宣部旗下；国税总局追查演员工作室和影视公司逃税漏税；地方政府撤销影视公司优惠政策——于实质上构成了官方系统性、全方位的电影管控。他们的影响在 2019 年集中显露。电影撤档、删改成为常态；影视公司陷入财务危机；业内人士失业或被迫转行。

这些现象引人关注，因为他们集中展现了官方强势而又压制性的力量。但实际情况要更为复杂。若以 2019 年在中国上映电影观察对象，其中折射出的官方与观众、政治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有共谋，有妥协，也有分歧。这些变化显示 2019 年或许是中国电影真正的“转折之年”。过去数十年的市场化进程被打断，而意识形态或将成为中国电影未来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诉求与情绪：主旋律大片大卖背后

2019 年 9 月之前，电影从业者对于全年票房的预估并不乐观。上半年综合票房同比下跌 2.7%，观影人次更是同比下滑 10.5% 左右。即使是暑期档《哪吒之魔童降世》以接近 50 亿元票房成为仅次于《战狼 2》的中国影史票房亚军，7 月和 8 月的票房总额也不过与 2018 同期持平。人们普遍认为，《一秒钟》、《八佰》、《少年的你》等电影的撤档会累及全年票房的增长。

但 2019 年国庆档上映的三部主旋律影片《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扭转了这一局面。10 月综合票房超过 81.74 亿元，是去年 10 月的两倍以上，甚至超过暑期档，成为今年票房次高的月份。主旋律电影拯救中国票房，上一次是《战狼 2》。该电影创造了 2017 年相较于 2016 年全年票房的 56 亿增量。但与《战狼 2》不同的是，2019 年国庆档是精心策划的结果。

2019 年中国建国 70 周年。中宣部自年初就提出要围绕这一时间点统筹推进各项宣传工作。5 月起，声势浩大的“我和我的祖国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正式发起。电影也被官方看作是宣传工具，自然也会被纳入到整个宣传安排当中。《我和我的祖国》就是相关主管部门于 2018 年 10 月交给总导演陈凯歌和总制片人黄建新的任务。电影公司也会选择主动配合中宣部。近年来与黄建新长期合作、开发主旋律电影的博纳影业就在 2019 年 6 月宣布推出“中国骄傲三部曲”——《烈火英雄》、《决胜时刻》、《中国机长》——为建国 70 周年献礼。

特殊时间点以及官方主动介入，使主旋律电影在 2019 年大批量出现，而观众也回报以充沛的观影热情。《我和我的祖国》累计票房接近 30 亿元，《中国机长》约 28.7 亿元，《烈火英雄》约 16.9 亿元，分别为这一年中国电影票房的第四、第五、和第八位。

中国观众对主旋律电影的热情至少部分建立在大众的民族主义底色之上。其由来是个复杂的问题，在此不作赘述。不过，根据爱荷华大学教授唐文方与洛拉斯学院助理教授本杰明·达尔在 35 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是最高的，超过美国、日本、俄罗斯、韩国、英国等其他主要国家。

而在 2019 年，这种民族情绪又得到了新的刺激。2018 年的中美贸易战绵延至今，香港由反送中游行引发的动荡局势，都被官方解释为来自外部的威胁。它唤起了中国人集体潜意识中的危机感，并在官方引导和放任下，演化成激进的民族情绪表达。人们指责、贬低任何一个可能威胁到中国完整和稳定的对象。这样的大环境下，集中出现的国庆宣传，以及分布其中的主旋律电影，就成为了人们宣泄情绪的出口。他们认同主旋律电影中表达的主题和情绪，推高这些电影的票房。

另一方面，当下的主旋律电影也已经与传统的主旋律电影完全不同，迎合并利用社会整体娱乐化的氛围。首先，大量的明星演员加入影片。明星魅力吸引观众之余，也让电影本身获得了主旋律说教之外的娱乐性。其次，故事情节、人物塑造也更多利用了成熟商业电影类型与模式。《中国机长》就拥有一个灾难片的外壳。最后，电脑特效又为影片赋予了更多视觉奇观。《烈火英雄》中的火灾，或是《中国机长》中穿越风暴的场面至少看上去都足够惊心动魄。相比起传统主旋律电影常被诟病的问题——人物脸谱化、说教僵硬、节奏缓慢——现在的主旋律电影在升级之后更能吸引想要娱乐刺激的观众。电影从业者也因此称他们构成了一种新的电影类型，主旋律大片。

主旋律大片似乎是当下中国电影的最大公约数。官方通过它兜售价值观，观众也乐于买账，电影公司也能从当中赚到钱。但主旋律大片也不能保障安全。2018 年末，编剧汪海林发布微博称，官方已叫停《战狼 3》。这很可能与宣传需要有关。2018 年初，中美贸易战开始。中国官方一度鼓吹攻击性的姿态，但很快就随着贸易战的缓和而收敛。此后，贸易战局势越紧张，官方宣传攻击性也就越强，反之亦然。这样的变化与电影局对待《战狼》电影的态度也形成共振。《湄公河行动》、《战狼 2》、《红海行动》均涉及中国武装力量在海外行动。《战狼 2》更是打出了“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口号。或许，这种攻击性姿态，正随着贸易战局势变化，而被打压。这说明，官方始终将电影限制其制定的整体宣传策略内，主旋律大片也不能例外。

现实题材电影：反应现实还是宣传工具？

2019 年涌现的另一类电影大多都试图与现实社会问题做一些链接。《少年的你》将校园霸凌作为影片的核心卖点。邓超和俞白眉组合拍摄了以家庭教育为内核的《银河补习班》。此外，还有背景为广州城中村拆迁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计划生育历史下的《地久天长》，主角为往来深港间走私手机的青春片《过春天》。

对比过去五年在市场上获得高票房的电影，可以发现这一类电影正得到观众越来越多的关注。2019 年票房前十的电影中，有四部属于这一范畴。此前三年的票房前十电影都仅有一部，分别是《我不是药神》、《芳华》、《湄公河行动》。而 2015 年和 2014 年都没有这样的高票房电影。

造成这一变化的部分原因，在于中国电影市场经历了十来年的爆发式增长之后，观众观影习惯逐渐成熟。如同许多人在谈及韩国电影《熔炉》时所说，“别的国家有改变国家的电影，我们国家只有改变电影的国家”，他们赋予了电影更多的社会意义，潜意识中，人们希望电影作为一种大众媒介，在反应社会的同时，又能够推动问题解决，就像《熔炉》推动韩国立法保护未成年人不受性侵侵害一样。而在经济增速下滑，社会结构僵化，各种问题层出不穷的大背景下，关注社会问题的电影也会相应被推及舆论更中心的位置。

官方巧妙地利用了这种心理，并将之作为宣传手段。2018 年《我不是药神》奠定了这样一种模式。这部电影改编自真实事件，讲述慢粒白血病患者程勇前往印度采购价格更为低廉的仿制药，延长病友生命，但因为触犯中国药品管制规定——仿制药未经过试验和审批，未获准上市销售——而受到惩罚。电影片尾字幕罗列了近年来中国医药方面改革的文件和案例，“政府将持续推动医疗体制改革，大批慢粒白血病人陆续得到有效救助”，更以片中人物台词直接说出“正版药进医保”。电影上映后，国家医保局也频频公布新政策，包括进一步宣传抗癌药零关税政策、开展专项招标采购抗癌药、启动第二轮抗癌药医保准入谈判等。就算电影创作者意图并非如此，它也在事实上达成了与政府的合谋，成为整体宣传中的一个环节。

2019 年这样的做法更为普遍。《地久天长》展现失去独生子女家庭的痛苦，契合当下鼓励生育的氛围。关注校园霸凌的《少年的你》片尾字幕也显示教育部联合多部门下发通知要求重视并治理校园霸凌现象。《烈火英雄》末尾影片注明消防员群体自武警部队划归新成立的应急管理部，强调消防员职业化的改变。

中国的电影审查体系是一个庞大体系，除国家电影局外，若电影涉及社会问题，相应部门也需参与审查。教育部会对《少年的你》提出自己的审查意见，海军、空军也分别参与了《红海行动》、《空天猎》等电影。这样的审查体系下，各个部门拥有通过电影传达自己宣传利益的能力，任何不符合他们利益的电影都可能无缘大银幕。这也使得任何触及现实问题的影片流于表面。《烈火英雄》并未审视造成火灾的原因，以及如何避免重蹈覆辙。《中国机长》描写了惊心动魄的空难，但现实中的事故调查报告仍然没有出炉。无法得知事故原因，只能让电影沦为彻头彻尾的宣传品。

这也是观众无法得到满足的部分。他们依然渴望能够在大银幕上看到更尖锐的反应社会问题的电影。人们期待中国能够出现《熔炉》，在官方议程之外推动社会变革的电影。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仍然会将韩国电影业视为榜样的原因。但若是未来官方管控力度维持 2019 年的水准，中国的《熔炉》也仍然不会到来。

意识形态夹击下的商业大片

商业大片简单、轻松。他们纯粹为了娱乐而诞生。即使他们偶尔谈论意识形态，但取得高票房是他们被制作出来的最主要目的。自 2012 年人们开始注意到中国电影高速发展趋势以来，这类电影通常都是支撑票房的主力军，如《泰囧》、《心花路放》、《捉妖记》、《寻龙诀》、《美人鱼》、《羞羞的铁拳》等。但在 2019 年，人们似乎无法再将他们看成是单纯的爆米花电影。意识形态如幽魂般萦绕四周。

《流浪地球》不过是一部制作纯熟的太空灾难片，但从发布预告起，关于它的讨论就走偏了。预告片中因为出现了吴京，《流浪地球》一度被嘲讽为“太空战狼”，意思是“犯我中华者，虽太空必诛。”电影上映后，观众又就电影是否暗示只有中国人才能拯救人类争论不休。最后，相关讨论又集中于，它是否代表了中国科幻电影元年、中国具备与好莱坞抗衡的电影制作水准。《哪吒》的命运也是如此。观影后，许多人关于它的评论迅速上升到了“国漫崛起”的层面，他们希望《哪吒》的成功代表着整个中国动漫制作水准的提升。支持《哪吒》就是支持中国动漫，反之则是在打压中国动漫。

2019 年中国电影频频撤档不断强化了来自上层的意识形态，从而使人忽略了意识形态要求也可能来自观众。他们逐渐习惯于自觉地将电影放在意识形态标准下加以审视。《流浪地球》、《哪吒》是被寄予厚望的电影。反例则是刁亦男执导的《南方车站的聚会》。片中使用武汉话方言作为对白，而其场景又大多聚焦于破落的城中村、混乱的人际关系。部分来自武汉的观众指责电影抹黑武汉的城市形象。对此，刁亦男的回应，“我认为电影，真实要服从于风格”，正显示了观众与创作者之间的分歧。

这样的声音虽然还不显著，但在更大范围的娱乐行业中已经初现端倪。电视剧《亲爱的，热爱的》被观众指出一副出现在背景中的地区未将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地区纳入其中，并引发观众的抵制和举报，最终该剧被处以 10 万元罚款。漫威未上映新片《上气》在年中公布将由梁朝伟饰演反派角色满大人之后，中国观众又认为满大人角色原型为傅满洲，一个被认定为种满了白人至上、种族主义倾向的角色，因此指责漫威此举涉嫌辱华。目前来看，电影尚未受到明确影响，但若是大众的情绪继续被撩拨、被培养，以后或许也将会出现更严重的事件。毕竟，原本已经定档的《好莱坞往事》就因为李小龙后人认为本片涉嫌丑化李小龙而向电影局举报，最终致使电影无缘中国上映。

2019 年，特例还是常态？

国庆结束以后，官方对于电影市场的掌控看似有所放松。12 月，传统意义上留给中国电影的保护时间，多部外国电影宣布定档。其中，往年通常都会被推迟到 1 月上映，以保护国产片元旦档的《星球大战》首次与北美同步在圣诞节期间上映。此外，《少年的你》修改后复映。撤档的《催眠·裁决》、《吹哨人》也陆续登上大银幕。受到税务风波影响的冯小刚新作《只有芸知道》也静悄悄地登陆院线。

以此判断 2019 年是一个特例似乎为时过早。观察者仍需要等待《八佰》、《一秒钟》、《兰心大戏院》等多部电影的未来命运，才有可能得出一个初步判断。但管控历来都是更容易收紧，而不是放松。自 2012 年以来，任何娱乐形式都在兴起之后被迅速纳入监管，无论是网剧、直播、网络文学，还是最近的相声、脱口秀。电影由于其巨大的传播度，只会更容易受到关注。2018 年初，电影主管部门由原广电总局旗下拆分，划入中宣部管辖，意味着官方将在 2017 年基础上进一步收紧电影的空间。

无论如何，管控都打断了中国电影过去数十年的发展路径。此前，中国电影从业者希望政府能够更少介入到电影当中——它包括分级制代替审查制，允许民营资本制作发行电影，商业电影院接管工人文化宫以放映电影，取消外国电影进入中国的配额以及分账限制等诉求——使得中国电影成为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市场。

然而，2019 年意识形态介入了原本用以评判电影的商业标准和艺术标准。由于官方掌握了强制性力量，使得意识形态超越商业标准和艺术标准，成为中国电影市场中的决定性力量。

有时，官方乐于将电影用作一种宣传力量和对外展示软实力的武器。2019 年为了对抗台湾金马奖，位于厦门的金鸡奖于 2019 年全面升级。中宣部长黄坤明称，“要充分利用这一平台，讲好中国故事，擦亮国家名片。”但官方可以控制电影是否能够拍摄，是否能够上映，什么时间上映。他们可以决定电影中的内容和演员。只要触及了官方设置的红线，电影就必须消失。

环境变得越来越严苛，所有人都不得不适应新的规则。有些电影人开始主动审查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的国内公映版删去了大量暴力、性爱、以及可能引发争议的镜头。《八佰》的出品方华谊兄弟宣布成立党委，并邀请其所在的朝阳区区委书记，区委组织部长出席成立仪式。权力通过审查，渗入社会肌理，会使得人们采取比官方更苛刻的自我审查。电影周期长、成本高、风险大，更容易受其影响。2019 年或许只是这个漫长过程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