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勇武”失效，反修例运动应往何处去？

昨日，当警察再次开枪射伤示威者、一位市民被黑衣人士纵火点燃等伤人事件发生后，林郑于傍晚六点站在记者招待会的台前，平静地说出“暴徒的行为是不会得逞的，一定不会争取到口中的政治诉求”时， 我们理应能够确认，中央与港府此时的策略，就是以压倒性的武力优势，逐步将前线的运动熄灭；而在这个过程中，假如抗争者的武力升级或演变成无差别攻击，也会是政府乐见的局面。

因为到了今天这一步，“勇武”看起来已不再是一种抗争的策略，更像是某种“绝望”的反抗。

“勇武”的由来

这几个月以来，林郑政府将民意视作无物，警方面对市民的武力也不断升级，则是本次抗争升级的背后，多数同情者重要的心理基础。

起初，“勇武”的行为被多数示威者所接受，可以说是因为香港人的“和平示威”在这些年已经屡次被证明无效。这种无效，既是2014年占领中环运动的失败与其发起者相继被判刑所体现的，也是反修例运动在六月动员一百万与两百万人上街后，政府仍不愿正式撤回《条例》、及五个月来的系列令人失望的回应所导致的。

而在这五年中，香港本就有限的政治参与持续被设置各种限制，立法会议员因为人大释法被取消资格；而铜锣湾书店等较明显的政治迫害事件，也令很多原本没有那么在意普选的港人，感受到了政治不自由带来的恐惧。

一个鲜明的对比是，2016年的旺角骚乱，示威者对警察的攻击行为，仍然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当梁天琦、卢建民等人在去年被重判6到7年时，并未有很多市民站出来为他们鸣不平。

当年，占中发起人之一、港大法律系教授戴耀廷针对此事发表评论时，曾明确表态“有人指骚乱是与‘占中’有关，这点我绝对不能认同。‘和平占中’是非暴力抗争，‘旺角骚乱’是暴力抗争，两者本质上是有根本分别。在香港现在的情况下，我并不认同暴力抗争是合理及聪明的做法。”今日观之，他自然是在与暴力抗争者“割席”。

在此次反修例运动中，抗争市民对“激进”行为的普遍容忍，甚至都不愿进行谴责，首先与过去五年香港政治局势的每况愈下不无关系。进一步来说，这几个月以来，林郑政府将民意视作无物，警方面对市民的武力也不断升级，则是本次抗争升级的背后，多数同情者重要的心理基础。

抗争升级的“效用”

问题在于，中央与林郑不在乎它怎样结束，甚至会希望它以一种最难看的方式结束。因为运动结束地愈难看，愈有利于它们之后的铁腕管制。

可是，就像刚才提到的，在抗争升级的“心理基础”之外，“勇武”本应是作为一种策略而存在，理应是替代和平示威的一种更“有效”的抗争手法。所以抗争行为的武力升级，也被认作是一种“理性”选择。

“理性”的原因有两种，并相互交织：一是将其看做“压力测试”，利用抗争中的武力与有针对性的“暴力破坏”行为，考验香港政府的应对能力，迫使其回应其本来不愿意回应的政治诉求；二是将其看做“揽炒”的手段，如果政治诉求难以实现，那么宁愿以整个香港作为筹码，来作最后的尝试；或者扰乱香港的日常秩序，让香港丧失经济上的重要性；甚或引起解放军进城，香港同样会失去其经济地位。

只是，目前来看，这两种目的都已无法实现。就第一个目的，无论“三万警力”是不是中央和林郑可以依赖的唯一力量，现实都已证明，警队完全有能力应对前线示威者的冲击行为。特别是十月一日第一枪开出之后，警队的部署与对抗也有了明显升级的趋势。所谓“全副武装”的示威者，在面对真正做好准备、也对使用致命武器没有顾虑的警察来说，实属不堪一击。至于警队是否“失控”，在政府看来也是不值一提的说法，如若失控，对于“抗暴”可能反而更有效率。更何况，在持续的出警压力之下，部分警员的失控也会被内部看作是一个“合理”的发泄渠道。

而第二个目的，将香港作为筹码的揽炒手段，在中央已经打定主意不进行表面上的军事干预、只依赖警队应付之后，无论示威者怎样折腾，都已经没法引起解放军出手。更进一步来说，“揽炒”作为一种行事逻辑，也很可能要失效了，因为揽炒的结局不会出现。

由于力量的悬殊对比，这场抗争终归要结束。它可能会声势逐渐减弱，自然画上尾声；也可能会以暴制暴，无差别地攻击升级，最终难看地结束。问题在于，中央与林郑不在乎它怎样结束，甚至会希望它以一种最难看的方式结束。因为运动结束地愈难看，愈有利于它们之后的铁腕管制。

所以，现在面对“和理非”实际上的无法作为，和“勇武”的破坏升级与无差别攻击的出现，无论我们要不要去谴责或“割席”，至少可以承认，在政治层面，升级的抗争行为很可能已经失去了效用。

It’s not the end. It’s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所谓“Endgame”，如果要有，也不会是现在这场。

如果勇武已经失效，这场运动是不是要失败了？或者说，如果不愿武力无限升级变成无差别的暴力，这场运动应该如何继续下去？

回答这些问题，取决于如何理解这场运动的性质，也取决于如果要继续下去，还有哪些能做的事情。

从一开始，很多人将这次的运动和抗争看作一场“终局之战”（Endgame），如果这次不去抗争，令《逃犯条例》通过，香港人的未来就会被彻底决定，不再有任何希望。不过，随著运动的行进，《逃犯条例》的撤回，其他矛盾的突出，和中央对香港政策的重新制订，令这次的抗争，已不再是终局之战。而真正的终局之战，其实才刚刚开始。

从今以后，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可能就要正式替换为稳定与繁荣，以至于，繁荣还是否存在，会逐步变得不再重要，而“稳定”才是最优先事项。

香港六七事件之后，此城实际上开启了维持近半个世纪，以发展换稳定，以发展得人心的治理模式。这一模式并未随著九七回归发生很大变化，但却在2012年之后，逐步走向终结。未来的治理，很可能会变为以管制换稳定，以稳定制人心的模式。这不仅是中央对港政策的小气候决定的，也是中国整个未来政治趋势的大气候所决定。

四中全会的《决定》告诉我们，无论之前有怎样的传言，习的政治权威最终并未受到挑战。在贸易战看似要逼近阶段性休战之时，中央对香港问题的处理，也会有更充足的空间。所以，我们也看到，张晓明在对四中全会《决定》的解释文章中，强调维护国家安全与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将会是未来对港政策的重点。在维护安全方面，即便不以正式通过23条的方式实现，也会以在政府中设立相关行政机构的方式去做。

此外，这次的运动，对于北京来说，不仅暴露出在香港人心已尽失的局面，更暴露出香港政府治理能力缺失的问题。可以想像，林郑与整个公务员体系，都已令北京感到深深的失望。在未来，则“要完善中央对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选拔、任命、监督、罢免等相关制度和程序”，这也意味著，不仅国家安全方面会重点工作，北京对香港的日常治理也会有更多直接的干预。

更重要的是，不管示威者在这次运动中怎样做，都不太可能不让上述的情况，在未来出现。所谓“Endgame”，如果要有，也不会是现在这场。

并且，如果回到这场运动自身，从“和理非”的行为去看，这次抗争，又怎么可能是终局之战呢？终局，意味著可以抛弃大部分所有，去捍卫不可被抛弃的东西。那么广大的“和理非”，究竟为了这次运动抛弃了什么？而他们坚守的又是什么？总不能说抛弃的是过去对暴力的评判标准，而坚守的只是“不割席”的立场。

当然，这种说法玩笑的成分更重，但又不能不严肃看待其中真实的成分。

毕竟，如果“和理非”只是守在合法的抗议现场，避免被捕，周六参加完周梓乐同学的悼念仪式，在“三罢”的号召之下，周一还是正常返工，维持著这个社会与个人生活的日常运转——如何能说这是一场终局之战？

这样讲，并不是为了说明大部分抗争者的言不由衷，只是为了能做出如下的逼问：如果让“和理非”重新上场，什么样的行为，才可能是“有效”抗争？当大部分人每天还是在返工与生活，只是前线的年轻人看似在抛弃一切，那些没有做出的自我牺牲，是因为可能“无效”，还是因为“生活总要继续”的无可奈何？

可是，“生活总要继续”与终局之战，本身就是矛盾的。最终的战役，意味著输掉之后，不仅会没有自由，也会失去生活，如果“生活总可以继续”，输掉的就不是全部。

最终，它们将汇集成一个问题：为了守住这座城，香港人可以去到几尽？

以上种种，其实都是这一场运动无法解答的。最终，它们将汇集成一个问题：为了守住这座城，香港人可以去到几尽？

不是抽象爱自由的香港人，也不只是戴著防毒面具在前线的两千个年轻人，而是那一百万、两百万上过街的香港人，当终局之战终会来临时，还有哪些事情可以做？现在并不是可以绝望或失控的时刻，因为这个问题，可能需要用尽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去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