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诗人淮远：敘事诗和即时诗最适合这个时代

见到香港诗人淮远，是在今年的台北诗歌节。他的诗利得像短匕，人瘦得像只笔。倚在咖啡店窗边，淮远半个身子消消溶进午后的光线，淡色衬衫配上清淡五官，教人不知该怎么想像，那么多异怪与暴烈便是从这样的人物体内涌出，妥贴收服了数十载文艺青年。然而， 淮远自己也未尝不拥有一颗文青之心，他有严重的收藏癖，年少时偷书出了名，后来自己出了诗集，仅印不到两百本便绝迹；他的语言像刀，情绪又似火，火中熊熊烧炼著一颗光灿灿金心，迄今普照著这世间光怪，红尘陆离。

偷书人的江湖法则

1950年代出生的香港人，在初长成人的过程必定躲避不了1960年代起涌入香港的西方思潮：反越战与嬉皮（Hippie）成为关键词，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击出时代节奏，左翼思想掳获青年之心。而一名出生于1950年代初的香港叛逆少年，浸身于六八学运的浪头，亲见过六七暴动的现场，这些没有让少年成为一名典型的左青，也许性情太孤傲，也许心智太敏感，正值高中生年纪的少年淮远所揣怀捧读的，并非《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而是一本本薄薄的诗选集。

“中学时，我喜欢读台湾诗人张默、洛夫、痖弦编选的诗，像《六十年代诗选》、《七十年代诗选》等等。我读书是比较杂乱的，东看西看，当年香港的国文课上，老师教我们读的都是旧文学，想要接触现代文学的话，九成都得去书店找书。”步入书店，淮远从此置身于一个新鲜的大千世界，“1970年代时，香港还有很多小本经营的楼上书店，主要出售中文书，我都看台湾出版的书，到了高中就爱上看国外的摄影集跟画册，而这一类的书只在辰冲书店（注：香港老牌英文书店）这种连锁书店才有，想要但没钱买呀，所以我高中就开始偷起书来。”

自言偷书颇具专业水准，偷的原则却颇有几分侠气：他从不偷小书店，只偷大书店，“跟现在比起来，以前香港到处都是穷孩子，我虽然喜欢看书，却真买不起，余光中、夏菁的诗集还可以从图书馆借，但我想要拥有更多的书，想要，就开始偷。”淮远正经地分析，偷书有实际的理由，也有不实际的原因，“实际的话就是需要书来读，不实际的原因则是偷书有一种麻痒的刺激感。”读培正中学时，被寄宿生活给闷坏了的淮远，随同学偷溜出校园，跑进百货公司偷进口罐头，回到宿舍互相炫耀自家战果，“坏习惯大概就是那时候养成的。”淮远笑笑。

换个角度想：少年偷书，其心必爱书，说起当年最常翻的书，除了诗集和小说，淮远乐乐地指出，在学校宿舍里，最常晚上不睡觉蒙著棉被偷偷翻阅的则是“小黄书”，其源颇有传统，是学长留给学弟、一代传一代而得来。但淮远推荐年轻读者必读者，则是鲁迅，“从文学水平和思想高度来看，不论是以前英属殖民地的香港，还是现在处于动荡时期的香港，鲁迅的作品在任何时代都适合年轻人阅读。我个人比较偏爱《阿Q正传》，”淮远指指鼻子，“因为我觉得自己就很阿Q。”

那么，偷书的癖好是因何喊停的？“大学毕业、进入社会之后，我发现香港的法令规定对于偷窃行为越来越不利，小孩子偷东西顶多会被骂一顿，但成年之后还偷窃就危险了，可能会被抓去关，加上我也开始工作赚钱，所以之后就自己买书，不再偷了。”偷书数载，这名雅贼是否曾失手过？或者，他心中有没有始终没得手的梦幻逸品？淮远很快地答──没有，“我是有收藏癖的人，玩具、陶瓷、袜子都是收藏品，书只是其中一种，只要我想，就偷得到，就算那本书又厚又重，也从未失手过。在高峰期，我家的藏书超过上千本，现在却不多于一个书柜，因为现在买书、读完了，就转手送给朋友。以前我一晚上可以读完一整本书，最近几年记性越来越不好，一本书今晚看几页，明晚看几页，结果前一天看的内容都忘光了，一直不断重新看起，所以觉得自己已经不需要那么多书了。”诗人此言，颇有断舍离的意味。

用笔磨刀锋

诗人痖弦有言，肥胖是诗人的耻辱。而淮远必定是远远地避免了这项羞耻的，他身材极瘦，瘦得像一只笔一把匕首，也像他的诗，像磨锐的刀锋铄铄地亮著利光，人与诗竟是出奇地一致，好比他在1987年自费出版的传奇性诗集《跳虱》中，这首同名短诗：

我看见一群跳虱攀附著风
风说我不想带著尘埃旅行。

风说得对
事实上跳虱和尘埃一样
但牠们说：

我们想你吹掉
我们身上的尘埃。

〈跳虱〉

又例如〈虾〉：

做一架铲泥车
不要做一只虾
铲泥车是坦白的
虾却不能捉摸。
一个人有权知道
别人张开双臂
是要来拥抱他
还是加以兜捕。

事实上，淮远早年屡获编辑赏识的作品主要是长诗，从人云颇有超现实主义意味的长诗，趋向《跳虱》中短刃般一笔见血的短诗，风格由魔魅转向极简。这样的转折，常有人说他是受1970、1980年代活跃的剧作家邱刚健影响；但更精确地说，是受到邱刚健的翻译语言影响，而非直承邱诗。“有人说过我写短诗是因为被邱刚健影响，但其实不太对，1970年代中期，我与邱刚健都翻译了一些东欧的诗歌，东欧的诗作比较短，风格、语言比较简洁，当时我把自己翻译的诗与邱刚健的译本做比较，发现邱刚健翻得更好，这引导我开始去想像短诗的力量──如果一首诗用很短的字数可以写就、所表达的力量、意义与一首长诗相等，我们为何不写短诗？”

淮远说，诗是精炼的语言，他相信越精炼的文字可以表达越丰满的意义，不过对他而言，长与短之间并无隔阂，“我写长诗与短诗是同时进行的，我还是强调诗里的叙事元素，有些诗必须要完整地包含整个故事，这是短诗表达不来的。1990年代我移民去加拿大生活，写过一首〈拾鹿〉，全诗差不多一百行，可见得我还是有在写长诗的，只是用的语言比较直白些。”

张爱玲曾说，成名要趁早，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从这段话来看，淮远确实地符合了张爱玲的高标准──他从中三开始写诗，作品早早地发表在《蕉风》、《当代文艺》上；从《学生周报》开始启用淮远之名；中五时就成为当年颇具代表性的地下刊物《70年代双周刊》编辑。淮远的文学之路开始得非常早熟而响亮，“以前有人说我的长诗是超现实主义，但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是超现实主义？年轻时我读余光中、夏菁，我相信这两位诗人对年轻写作者有一定的启蒙作用，后来我喜欢洛夫与商禽，他们也是超现实主义的代表。” 淮远还透露，写长诗还有一项相当实际的考量，“我也考虑到稿费呀，当年《学生周报》的稿费是一行行地计算，写越长稿费越多，再来，一首长诗可以占据报纸的全版，好威风的！”

诗成为即战力的时代

成长于社会运动精神强烈的1960年代，中三时曾亲见六七暴动的现场，中五时出任《70年代双周刊》最年轻的编辑，年少时所生活的香港对淮远来说，犹如一座巨大的游戏场，少年于其中漫游放歌，在高楼丛林间寻找自我的落锚点。“六七暴动给我唯一的感觉是危险，街上到处都是土制炸弹，但又觉得有趣，放学后去弥敦道看警察拆炸弹，年轻时不知道严重性，对与错的价值观还没建立起来，倒是加入《70年代双周刊》之后，思想、身体都有某种长大成熟的感觉。当时美国文化相当风行，我不喜欢上课，想法又偏激，可以说是个愤怒青年，这代表我也是反建制派的，直到《70年代双周刊》让我开始接触无政府主义、反共思想等等，很接近我本来的想法。”

怀远回忆道，少年时所经验过的社会抗争主要有两项：1970年代在香港发生的中文运动与保钓运动，但当年的运动性质与如今的黄雨伞革命、反送中抗争有相当的差异，“为什么现在香港的年轻人参加抗争便视死如归？我认为最大的分别是切身感。争取保钓，比较像心怀浪漫的革命者，所争取的目标与实际切身利益是有距离的。但现在的香港年轻人觉得自己一无所有了，香港的经济也看不见未来，已经买不起房子了，若连自由和民主也失去的话，那就真正是什么都没有了。”

因为反送中运动，淮远的诗产量陡然暴涨，包括在抗争刚展开的六月所写下的〈记你老母颂（闻六一二大游行记者被警察推搡辱骂）〉、〈迟八日的悼诗——悼跳楼的黄袍抗争者〉，记抗争百日的〈百日哭〉，以及淮远个人脸书上，几乎以每日一首的频率，为抗争群众写诗，但早在1970年代，年轻的淮远便写下〈没有体育精神的人〉：

公证人叫预备
我们静待哨子的声言
我看见下面的海洋
被分为两截
一左一右
我们将落在中间
⋯⋯

公证人一声哨子
我们跃下去
我看见每一层的窗
都敞开著
里面的人
都搁下了工作
⋯⋯

但这时候我忽然想到
我不该继续下去。
这并不是我认为
调剂一下紧张的都市生活
有甚么不对
⋯⋯

而是
即使我一马当先降落到终点
胜利的也不会是我
胜利将只属于主办人
和观众
连同那个
对我微笑的
女郎
⋯⋯

这首篇幅颇长的诗作中，诗人设计了一场荒诞的跳楼比赛，借此指涉香港人的生存困局，以及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路可去（只能从高楼跃下）与无理可喻，“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产量很少的诗人，但因为反送中运动，我在网路（脸书）上产量爆发，写了很多以叙事为主轴的诗，在现今这个时代，大家在脸书写作或者即时发文，都有纪录社会现实的作用，我觉得这样的形式恰好可以记录每个人的所见所闻和所经历的事件，把被社会遗落的细节呈现出来，所以叙事诗和即时诗最是适合这个时代，力量甚至大过于抒情诗。”

淮远说，这一代的香港写作者能发挥的社会作用很有限，因为读者太少，文学场子太冷，“我想可能台湾的情况比较好些，香港的文学读者很少的，以鲁迅来说，不要谈甚么承继鲁迅精神，现在的创作者连学到鲁迅的一半也很困难了，鲁迅是超越时代的文人，可以影响好几世代的读者，但现在的写作者要影响当代都是个大难题。我们放眼中港台三地，香港对文学相对地最不重视，中国大陆则有审查机制，文学的社会作用也是有限的，我认为台湾反而是最能发挥文学的社会影响力的地方。”

淮远以“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形容眼前香港所面临的现实，一样可以套用到写作者身上，“我想大家主要该写好各自的作品，努力地大胆地去发展自己，只要够勇敢、愿意发声，一定有人能够听到你的声音，但同时不该太在乎有多少人响应或按赞，总之，写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