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与爱教：梵蒂冈与北京的博弈走向何方？

中梵重启对话三年，北京终于开启一道门缝，愿意与教廷一起摸著石子过河，探索治理天主教的共识。关键的这块石头，便是“爱国会”。

设计精巧的西班牙广场游客如织，一旁的教廷万民福音部铺著淡黄磁砖，造型方正像一块平凡的海绵蛋糕，乏人问津。这栋位在罗马市中心的低调建物，却是教宗拥抱普天下13亿天主教信徒的厚实臂膀。

天主教随著航海大发现走出欧洲，为了直接掌管世界各地的传教事宜，教廷在1622年成立传信部，1967年改名为万民福音部，参与主教任命，让广布在五湖四海的教徒与教宗共融。一间会议室透露了梵蒂冈对福传中华的牵挂，朴实的西式装潢搭著明清家具，墙上的中文对联写著“碧血早成传教种，万方赤子祝期颐。”

临时协议为中国教会止血

殉道者的血是福音的种子，经过腥风血雨的文革，中国宗教在毛泽东去世后开始复苏。天主教却是政府许可的五大宗教中，唯一信徒人数停滞不前的，在2005年达到1200万的高峰后下滑，现在大约是一千万出头。

为了拥抱苦难的中国教徒，历经三位教宗的努力，教廷去年九月在北京签署《中梵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性协议》。可是这份得来不易的协议被批评是与虎谋皮，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宽恕官方非法任命的八位主教（其中一位已去世），约三十位地下主教却是前途未卜，更招来送羊入虎口的责难。

不畏流言蜚语，教宗方济各继续往前迈步。在中国与梵蒂冈的双方认可后，内蒙古的集宁教区与陕西的汉中教区在八月底任命了新主教，两场祝圣礼都公开宣读得到了教宗的同意，踏出落实协议的步伐。

“重要的是开始解决问题。主教任命是中国天主教会身上敞开的伤口，临时协议是先止血，避免血崩。”瓦伦特（Gianni Valente）说。他任职于万民福音部的通讯社，但他更大的名声源自在隶属《义大利时报》（Stampa）的《梵蒂冈内部通讯》（Vatican Insider）所写的报导直达教廷“天听”，也经常传来中国教会的第一手消息。

1992年的神州之旅扭转了瓦伦特对中国教会的刻板印象。在媒体的二元对立叙事法中，经常是善良的地下主教对抗邪恶的地上主教，但走访各地后，他发现事实并非如此黑白分明。有的地上主教为了传播福音委曲求全与政府周旋，也有地下主教以效忠教宗来遮掩个人利益或派系之争。的确有些教区地上与地下闹得水火不容，但也有地方是两者相安无事。称“地下”也名不符实，这些教会没有官方许可，但经常是公开活动，甚至有显赫的教堂。一些在旅馆、家中聚会的教徒也向官方报备，不是秘密躲藏。

原名伯格里奥（Jorge Bergoglio）的方济各还在阿根廷担任主教时，就与瓦伦特一家熟识。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在2013年逊位后，全球的枢机主教在梵蒂冈举行闭门会议，几天后，瓦伦特接到伯格里奥的电话，得知这位老友成了教宗。

瓦伦特否认他影响了当前教廷的中国政策，而是教宗方济各出身向来对中国友好的耶稣会，而且身段柔软手腕灵活。中、梵重启对话三年，北京终于开启一道门缝，愿意与教廷一起摸著石子过河，探索治理天主教的共识。

解套爱国会，阻挡中、梵关系的大石

协议签订后不久，就遇上了天主教爱国会这颗大石头。根据去年二月实施的《宗教管理条例》，原本游走法外的地下教会必须登记。“在宗教局登记不是大问题，就像其他国家一样，政府会管理宗教团体。问题在于，逐一与地下主教恳谈后，教廷了解仍有少数人不愿加入爱国会。”瓦伦特解释，“因此教廷请求中国政府不要强迫他们。”

“如果没有这份协议，依法是可以施压这些主教。但政府留下了灰色空间，不把他们贴上非法的标签，这是中国的让步。不像外界所说，全都是梵蒂冈迁就。”在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担任研究员的义大利学者郗士（Francesco Sisci）在罗马受访时也表达一样的看法。他在2015年专访教宗，方济各第一次公开畅谈对中国的看法；今年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Global Times）首次刊出教廷国务卿访问，也是郗士采访。

现实的发展不像谈判桌上说的稳妥顺当。一名参与对话的教廷高层委婉指出，在协议签订后，仍有不少教徒受苦，最大的痛点是陆续传出非官方主教、神父被迫加入爱国会。尽管有担忧也有迟疑，但这位高层认为，对话是正确的道路，至少现在双方有沟通管道，可以针对问题商讨，让北京了解梵蒂冈的考量、教徒的挣扎。

饱受煎熬的，有闽东地下主教郭希锦。为了顾全大局，他听从教宗的指示让位给非法任命但得到宽恕的官方主教詹思禄。作为交换，政府承认为郭希锦为辅理主教，他在一份文件上表示愿意顺服主教、国家法律，但拒绝爱国会的独立原则。地方政府却假传圣旨，以郭主教妥协为由，胁迫非官方神父加入爱国会。郭希锦得知后愤而收回早先签署的文件，宁愿和其他神父一起被打压，也不加入爱国会。

面对爱国会的步步进逼，教廷在今年六月二十八日发布《圣座关于中国神职人员民事登记的牧灵指导》（以下简称《指导》）挑明了讲，“不要对非官方的天主教团体施加恐吓性压力，就像已经不幸发生的那样。”

面对教廷的指控，北京没有像往常一样斥责是“外国势力干涉内政。”因为这份指导也为地下教会面临与教宗分离、违背天主教义的爱国会要求时，提供了化解良心不安的具体作法：签字时可以书面或口头说明，没有失去对天主教教义的忠诚。

爱国会仍是中、梵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瓦伦特认为这份《指导》提供了过渡期作法，很务实但也小心翼翼，没有批判、强迫任何人。呼吁不同观点与立场的信徒都能够耐心善待他人，不要冒然指责。

教廷忍辱负重与北京签署协议，最大的心愿就是官方与非官方教会合一。前任教宗本笃十六世在2007年给中国教友的信函中，虽指出爱国会与天主教义无法调和，但也说地下教会并非常态，而且不禁止教徒参与官方教会的弥撒。可是当非官方的主教跨出合法化的艰难一步，即使是以笼统的方式表示与爱国会的联系时，还是常常被扣上叛徒、失节的帽子。

香港荣休枢机陈日君批评教廷在消灭地下团体，但一名钻研国际关系、不愿具名的台湾学者却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指导》的新意在于梵蒂冈终于出声支持不愿加入爱国会的主教，让地下教会有继续存在的空间。教廷也借此为接下来的谈判准备筹码，不让北京予取予求。

爱国或爱教，中国天主教徒的天人交战

几个世纪来，中国天主教徒在爱国或爱教之间“天人交战”，爱上帝成了叛国贼，爱国则是背弃教宗。

十八世纪雍正皇帝禁教后，天主教在清朝末年随西方列强重返神州，教徒从1900年的74万迅速成长到1921年的200多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则有300万，但在地化脚步缓慢。1949年，中国的137个教区中只有28个是由中国人管理，其他都在西方人手中。梵蒂冈对共产主义的无神论、唯物论反感，中共认为天主教是精神鸦片，在冷战的结构下，教廷更成了资本主义的同路人。

天主教会坚持至一、至圣与至公，教宗是耶稣使徒伯多禄的传人。中共对层级严明的天主教采斩首式的攻击，驱逐教廷公使黎培里（Antonio Riberi）、外籍主教与神职人员，教会落得群羊无首。类似于英王亨利八世与教廷决裂建立英国国教，中共在1951年怂恿南昌主教周济世担任中国教宗，但遭到拒绝，独立的中国教会落空。自治、自养与自传的“三自运动”也未能斩断教徒与教宗的联系，中共改弦更张以民族情感为号召展开“爱国运动”。

1957年在天主教爱国会成立的会议上，当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父亲、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直言，“解放前，梵蒂冈利用天主教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服务。解放后，梵蒂冈仍对新中国怀著敌意，利用宗教煽动天主教会反对新中国。”他要求，中国天主教必须转换为中国教徒自办的宗教，与反革命势力划清界线。

与会的沈阳总主教皮漱石呼应，“必须彻底割断同梵蒂冈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联系，坚决反对梵蒂冈教廷利用宗教干涉我国内政、侵害我国主权、破坏我们正义的反帝国运动的任何阴谋活动。”

但习仲勋也说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已经表明，允许中国天主教会与梵蒂冈保持宗教联系。”然而爱国教会在1958年开始自选自圣，冒犯教宗任命主教的首席权，挑战天主教的根基。中、梵关系陷入僵局。

帝国主义遗留的恩怨

“新中国”对梵蒂冈的戒心在“旧中国”时代就已经埋下。教廷在1888年承认法国的“保教权”，中国的传教事宜有了船坚炮利的帝国当后盾，但也受制于殖民的野心。藉著不平等条约的保教权，中国的福传繁荣兴盛，民怨也随之而起。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造成天主教5位主教、48位神父、1万8000名教友遇害，说明积怨深厚。

保教权不只保护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也庇荫中国教徒同样享有治外法权。因此坊间流传“多一个天主教徒，就少一个中国人。”更粗鄙的则说，“天主教徒是西方帝国主义者的走狗。”

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剑指天主教教会，第三共和加入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行列之际，与教廷关系依旧紧张，甚至在1904年断交。不过，这都没有阻碍法国利用天主教作为在中国扩张势力的法宝。

1916年，法国藉著天津教区修建新的主教堂、主教府与修道院之际，施压孱弱的北洋政府，以保护宗教的名义侵占位于老西开的土地，酿成外交纷争，并引爆天津史上的第一次大罢工。长达一个月的时间，当地民众抵制法国货、法国商行停业、工厂停工，法租界内垃圾堆积如山。

教宗利奥十三世（Leo XIII）在19世纪末说，如果没有法国的砲舰，福传在中国会更顺利。即使被认为对北京态度强硬的若望保禄二世（Pope John Paul II）也在2001年道歉，“在中国多年来，反复谴责十九世纪的教会帝国主义后，我请求原谅。”

尽管国仇家恨，中共掌权初期仍把宗教团体纳入统一战线中，透过爱国会控管但没有赶尽杀绝，寄望他们为“多元社会”妆点门面。但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严厉打压宗教活动，许多立下守贞誓约的天主教神职人员被迫嫁娶，教堂被夷为平地或是挪作他用，极少能够毫发无伤幸存，就连天主教爱国会也陷入停摆。

天主教复苏，地上与地下对峙加剧

文化大革命十年间，中国教会音讯断绝，梵蒂冈以为上帝在中国播下的种子已经死了。出乎意料，不少人走过死荫的幽谷仍信仰坚定，在没有教廷的支持下挺过了最严酷疯狂的考验，见证天主教在中国生根。

1951年成为主教的范学淹经过劳改后，在1979年回到教区河北保定，听闻许多主教已经离世，和他一样幸存的也是老迈病弱。毛泽东去世，遭到下放的习仲勋也重返政坛领导宗教事务，1982年公布的《十九号文件》主张宗教虽终将消灭但过程缓慢，必须管理但不该强行禁止，奄奄一息的天主教有了一线生机。但中共随即铁腕掌控，在1979年底未经教宗同意，任命了傅铁山为北京教区主教。范学淹担忧，好不容易复活的天主教将落入政府手中。

威权政体严密监控，加上当年与海外通讯困难，范学淹经过漫长的反省与祈祷，在1981年未经教宗同意，也没有政府的核可，秘密祝圣了三位主教。他知道，这不合教规，但不能在危急时刻按兵不动。

不久后，经历过波兰共产党统治的若望保禄二世捎来信息，肯定范学淹的临机应变，考量到中国教会的处境艰难，还授予几位老主教选任主教的特权。从1981年到1988年间，地下主教祝圣了43位新主教，1989年更是一口气祝圣了13位，企图壮大声势与地上教会分庭抗礼。

天主教慢慢恢复活力，但地上与地下教会对峙的态势也越来越明显，1987年开始流传的《十三条》用决绝的态度划下红线。范学淹在回答教友的13个问题时指出，加入地上教会是犯了下地狱的罪行，天主教爱国会并不属于普世教会，由爱国会祝圣的司铎是无效的，教徒不该参与这些非法司铎主持的弥撒。

1989年的冬日，六四清场不过是五个多月前的事，社会仍是一片肃杀之气。但梵蒂冈与北京政府谈判的风声四起，地下教会担忧失去代表权，不顾教宗提醒时机不宜，十几位主教与神父在距离西安不远的张二册村子聚会，成立地下天主教会的主教团，并推举因遭到软禁而缺席的范学淹担任团长。

几周过后与会者都被逮捕，年迈的范学淹也在1990年底被政府带走，二年后过世。这些自认忠贞的教徒冒著生命危险成立的地下主教团，却跟1980年官方成立的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一样，都没有得到教宗的承认。

教廷否认中国存在两个教会，更是排斥忠贞教会、爱国教会的二分法，避免忠贞就不爱国、爱国就不忠贞的误解。若望保禄二世对地上与地下主教一视同仁，都不承认两者成立的主教团；在下放主教任命的“先斩后奏”特权时，不只给了五位地下主教，也授予四位地上主教。不偏不倚的策略是留下回旋的空间，但结果适得其反，两派人马分别培养自己的拥护者，在政治的压力下嫌隙日益加深。教宗本笃十六世在2007年取消了主教任命的特权，但多年的恩怨还是纠葛难解。

金鲁贤，像滑溜的鱼在教廷与中共之间游走

神父金鲁贤在1955年的上海“九八教难”被捕，1982年回到徐家汇时，他看到在文革时被当作谷仓的主教堂尖塔倾颓，心如刀割，誓言为上帝奋战。和范学淹一样曾经在罗马深造，但金鲁贤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他认为《十三条》是恨的教诲，不是爱。更具争议的是，他决定与昔日的敌人合作，担任佘山修道院的院长。他在1985年加入爱国会，随后成为官方非法任命的主教，更被谴责是出卖耶稣的犹大。

从1980年代起，教宗陆续宽恕地上主教，但金鲁贤到了2004年才与教宗共融。他像是蛇又像鸽子在钢索上推动教务，为了让更多人接纳天主教，说服政府让弥撒“中国化”从拉丁文改为中文，并得以为教宗祈祷；佘山修道院培育的修生中，13人成了主教，还成立了出版社、兴学、办理慈善组织。他曾说，“梵蒂冈认为我做得太少，中国政府又觉得我为梵蒂冈做了太多。我是夹在政府控制和梵蒂冈要求中间，一条滑溜溜的鱼。”

金鲁贤圆滑的手腕让上海教会发展蓬勃，但他后来服从教宗指示，退居为地下主教范忠良的助理主教，并一起推举继任者促成地上与地下合一。然而，教廷与北京都支持的马达钦在2012年祝圣时宣布退出爱国会，从此遭到软禁，被地下教会誉为英雄。当马达钦在2016年改口赞许金主教与爱国会周旋的智慧，又被打成叛徒。上海教会群羊无首多年，近来传出地下教会蠢蠢欲动，有主教考虑不顾教廷的意见，私下祝圣新主教。

教会正常化的路上，爱国会是一颗怎样都绕不开的巨石。金鲁贤曾说，“你们必须同时为教会与政府服务。如果只想为国家服务，你们应该离开天主教爱国会。”他心知肚明，中共不可能连根拔起爱国会，但其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却有阐释的空间，爱国会可以转化为政府与天主教之间的桥梁。

签订临时协议，博弈升级

随著时间流逝，爱国会起了变化。教廷日前发布的《指导》便说，去年签订协议后，北京承认教宗是中国天主教徒的领袖，爱国会的独立只在政治领域，而不是与教宗、普世教会分离。瓦伦特也说，“当年若望保禄二世开始接受非法祝圣的主教时，并没有要求他们退出爱国会，说明爱国会不是全无讨论的空间。”

一名熟悉中梵历史的北京学者则表示，“爱国会的实际功能不会减弱，北京不可能因为主教任命协议就给天主教一个化外之地。签了协议，不是博弈结束，是博弈才刚开始，双方从低阶的1.0版，升级到技术难度更高的2.0版了。”

签约后，中共手腕强硬，耍弄爱国会权威外，还有拆教堂、禁止未成年人信教的消息。“中国政府是在明示或暗示对方，不要以为签了协议你就可以怎样。”北京学者指出，“不过梵蒂冈至少搭起了滩头堡，和北京暂时成了朋友，建立了起码的互信。”

教廷相信天主教会是永恒的，可以用时间换取空间，慢慢拯救灵魂。只是中国土地辽阔，要有上帝无比的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