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威胁的台湾植物谁来保存？走访台北植物园的真实身份

2020年对地球生物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国际协定“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s）十年计划将在明年到期，届时世界各国将重新检视20年前终告失败的国际生物多样性保育行动，在过去10年间，是成功力挽狂澜，还是全球物种终于陷入于更难永续生存的境地。

“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WWF）在2018年底发表的《地球生命力报告》（Living Planet Report）指出，1970年到2014年间，野生脊椎动物（包含哺乳类、两栖类、爬虫类、鱼类和鸟类）的个体数量已减少60%，物种消失最剧的区域发生在中南美洲的亚马逊雨林，有90%的生物被消灭。换言之，地球所有物种、所有生命，正面临大量消失甚至灭绝的处境。

而比起多人关注的动物，植物更容易被人漠视。每年，世界上约有2000种新植物被发现，多数都在发现不久即告灭绝。台湾农委会特生中心与林务局、台湾植物分类学会于2018年共同发表的《2017台湾维管束植物红皮书名录》中公布，全台受威胁的989种植物中，有22种植物已证实遭野外或区域性灭绝；其中乌来杜鹃、龙潭莕菜、雅美芭蕉、异叶石龙尾、桃园石龙尾这5种植物，你再也无法在野外看见它们。这些名字，相信大多数人从未听闻，也难以想像其样貌，但它们的现身和灭绝，其实是大部分植物在地球上的命运缩影。

为了不让植物灭绝的名单继续变长，一群台湾植物学家和园艺工作者埋首工作，针对族群稀少、濒临灭绝危险的植物，做研究、写企划、野外采集、苗圃栽种⋯⋯他们不是电影里的超级英雄，但他们确确实实正在进行一场漫长的抢救行动：将人们忽视的濒危植物，从这场被形容为“更安静的危机”里力挽狂澜，保住一线生机。

植物园不是公园

这场抢救行动的名称具有浓厚的末世救赎意味。2019年1月1日在台湾正式启动的“方舟计划”，是一个结合农委会林业试验所、林务局、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以及中兴大学惠荪林场、台大梅峰山地实验农场、兰屿高中等政府和民间机构力量的国家级植物保种行动，目标是救援红皮书中提及的989种国家受威胁植物。

整个的发动和组织核心，是一群隶属于林业试验所植物园组的研究和工作人员。参与行动的除了上述政府与民间机构外，还包括6个分布在台湾各地都市或浅山、海拔1,000公尺以下的国家植物园：台北植物园、福山植物园、恒春热带植物园、嘉义树木园、莲华池药用植物园、四湖海岸植物园。依照受胁植物需要的气候条件、地理环境等需求，这些植物园分头进行在地保种工作。

其中，台北植物园，这间台湾最早设立、历史最悠久的植物园，扮演方舟掌舵者的角色。由植物园担当抢救野外植物的任务，听来似乎顺理成章，事实上，有很长一段时间，台北植物园一直苦苦挣扎，试图从“供民众运动休憩的公园”这个错误身分脱身。

提到位在台北核心区域南海学区的台北植物园，一般人脑中最先浮现的印象，恐怕是靠近历史博物馆侧的荷花池。夏天赏花拍荷人潮络绎不绝，园方索性在官网设置即时影像，让“荷粉”自行追踪，不至错过盛景。历任管理者也为植物园的公开展示区设置不少主题区域：有依据传统植物分类学规划的“裸子植物区”和“双子叶植物区”，也有拉近民众与植物距离的“佛教植物”、“民生植物”、“文学植物”，以及靠近清治时期古迹“钦差行台”的“十二生肖区”，又或是见证国际交流的“澳大利亚植物区”和反映近年园艺趋势的“多肉植物区”。而无论从博爱路或和平西路的入口进入植物园，成列高大的棕榈科植物，多是早年日本人种植的“古董级”植物，几颗大王椰子树身上甚至留下二战时期的弹孔，说它们是植物园的守护神也不为过。

其实，早在日人1896年辟建植物苗圃之前更久，已有人类在台北植物园这一带活动。考古学家刘益昌等人调查，从植物园地层考掘出的人类遗迹，最早的距今约1,800-2,500年左右（相关调查研究详见《历史的植物园脚步—从考古学研究谈起》）。这个曾是沼泽湿地的区域在清治时期被称为“大加蚋”，吸引众多汉人移居屯垦；直到日人设立台北苗圃，植物重新入主而不需与人争地。然而，自1921年正式拥有“植物园”名称后，台北植物园身兼植物研究与植物展示的场所功能，在一般民众的认知中逐渐偏移，大众心中的植物园等同于公园，直到现在，台北植物园里最多的，还是运动、散步跟摄影的人们，至于研究人员长期搜集、种植、展示的两千多种园内植物，往往沦为陪衬的背景。

“台湾多年来是去国外买门票认知‘植物园是怎么回事’，不出国的话，我们的教育也没办法把这件事讲清楚，所以一般人就会以为是公园，在行政管理上也当成公园处理”。

“植物园是欧洲的概念，是一种欧洲先进科学的态度，当时（日本人）引入想的是展示植物的区域，并不是公园”，面对植物园被“误植”为公园，林试所植物园组组长董景生一阵苦笑，“有趣的是，台湾多年来是去国外买门票认知‘植物园是怎么回事’，不出国的话，我们的教育也没办法把这件事讲清楚，所以一般人就会以为是公园，在行政管理上也当成公园处理”。

最近的例子，是文化部一度提出的“大南海计划”。这个大型区域开发计划曾以“城南亮起来”为诉求，植物园为此疾呼万万不可，一旦夜间也大放光明，园内众多植物和夜行性动物该何去何从？不只如此，当时连带提出的设置文创卖场、定位为都会公园等计划内容，都让植物园内部感受到一股自身定位和功能失焦的焦虑。“方舟计划”的概念在此时成形，国际上越趋强烈的抢救濒危植物声浪，则适时成为推手。2017年“大南海计划”喊停，植物园积极争取国家挹注，“植物方舟”终在今年初启航。

据行政院农委会林试所发布新闻稿：“国际植物园保育联盟（BGCI）认为，植物园是为这些濒临灭绝的植物营造适宜栖地，并将这些珍贵物种介绍给大众的最佳场所，故鼓励各国以迁地栽植的方式，将部分野生稀有植物移至植物园繁殖复育，提升濒危植物获得移地保护的程度。”林奐宇则说：“我们本来就在做野外濒危植物保种，没有经费支持还是会做，但经费少，我们能跑的地方就少，没地方盖温室，现在有经费、有计划，就有步调，目标也比较明确”。负责撰写专案计划的研究员林奂宇提到，方舟计划的目标设定，实际上是依循“国际植物园保育联盟”制定的规范：2020年时，要将全球75%的受威胁植物移入植物园做域外保种，以避免濒危植物在原栖地因人为开发等缘故，走向灭绝末日。

75%是一个超高标准，却是科学家评估未来环境仍适合生物存活的底限。此前，各国植物园的域外保种率大约38%，台湾是22.69%，比各国平均值更低。林奂宇以务实态度为方舟计划定下55%的目标，“台湾有989种植物，大概搜集到650种，至少在国际上不落后。”

人与植物世界的连结

“关键是唤起国人对保种的意识。”

董景生和林奂宇都提到，生态保育的观念，已从过往“划保护区留原栖地”进展到“域外保种”。为了避免保护区因天然灾害崩塌或是开发土地等破坏环境行为，造成栖地上的植物灭绝，植物学家会适当采集野外濒危植物，带回植物园培育栽种，“多放几个篮子增加保险”。

“植物园应该被视为野外博物馆”，董景生分析，从日治时期以来，植物园在山林调查、资源盘点等方面发挥了教育、产业功能；随著时代演进，它被赋予更多新任务，“保种就是一种面对人类未来生活的功能”。一旦植物园的公众角色定位更清楚，长期以来搜集、建构的植物资源，不仅可作为丰厚的自然史资料，更可针对食物森林、药物、演化等新兴议题进行多元策展、教育推广和实际应用。

“保种就是一种面对人类未来生活的功能。”

植物园的公众角色，过去对大众而言一直是漫涣不清的，一部分原因或许是从日治时期隶属台湾总督府殖产局，到国民政府作为林业试验所的附属机构，植物园主要是服务国家的林业政策和造林相关研究，学术研究重于展示与教育功能，学校的自然学科也鲜少提及植物园的功能与意义，因而人们对这个发源于欧洲、因著日本对殖民地施行现代化而出现的场域到底在做什么，终究未能建立普遍的认知。1989年，国际植物园保育联盟（BGCI）对植物园提出定义，需要具备以下十个条件：

1. 具有相当程度之永久性。
2. 有科学基础支持植物搜集工作。
3. 搜集植物且有适当文件纪录，包含野生种。
4. 具有对搜集植物的监控机制。
5. 植物皆有适当的标示。
6. 开放给大众。
7. 与其他植物园或研究机构相互交换信息。
8. 与其他植物园、树木园或研究机构，交换种子或其他材料。
9. 利用搜集植物进行科学或技术的研究工作。
10. 在附属植物标本馆中持续从事植物分类方面之相关研究。

其中虽提及“开放给大众”，但未强调教育、推广功能。只是，生物多样性危机和植物大量灭绝的现实，在短短20年间发展到必须采取抢救行动的地步，作为累积最多植物专业知识的场域，植物园确实该更积极地扮演“为这些濒临灭绝的植物营造适宜栖地，并将这些珍贵物种介绍给大众”的角色。如同创立260年、收藏植物种类堪称全球之最的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Kew Garden），在协助各国抢救珍稀物种、维护生物多样性、提供生态服务以维系人类与植物关系等面向，是各国植物园的重要参照和指标（文末注1）。

说来历史好似一个回圈。18世纪，英王乔治三世之母奥古斯塔公主创建英国皇家植物园时，曾希望植物园“包含地球上所有的已知植物”。这股普天之下皆我所有的帝国之欲，促使无数植物猎人竞相采集各地植物，带回植物园栽种展示。此后两百年间，不会动的植物在全球各地频繁移动，直接、间接引起抢夺植物资源的战役或大量采集酿成的灭绝灾祸。当生物多样性的警钟在21世纪敲响，植物园依然持续采集、迁地、栽种、展示的行动，却是为了提醒人们：眼前所见的珍稀植物，其族群已命悬一线。

“在这个社会，多数人已经失去与大自然的连结，但气候变迁和物种灭绝的威胁在未来百年间预期仍将持续恶化；而这时植物园可以扮演的重要角色，就是建立人类与植物世界的连结。”（见《英国皇家植物园巡礼》页325）

回顾人类设立植物园的历史，上面这段出自国际植物园保育联盟的报告内容，读来不免令人感觉：历史若真如回圈，也是人类自身的欲望造就这荒谬、无尽的循环。

“在这个社会，多数人已经失去与大自然的连结，但气候变迁和物种灭绝的威胁在未来百年间预期仍将持续恶化；而这时植物园可以扮演的重要角色，就是建立人类与植物世界的连结。”

濒危植物旅行记

“这一区很多植物来头很大，几乎都是受威胁物种”，在植物园一隅，某个理当成为焦点的植栽区前，台北植物园园长范素玮熟络指出每一种受胁植物：“这是苇草兰，又叫鸟仔兰，是台北很重要的在地植物，从前近郊荒地长得到处都是，但城市开发之后就几乎绝迹了”、“这是囊稃竹，叶子像竹子，但它是草本植物”、“高士佛泽兰现在很多人种，它很好种，但原本是局限在恒春半岛的蜜源植物”⋯⋯虽然介绍得起劲，对于公开这一区的名称，范素玮却忍不住犹豫，“我们不强调这里都是稀有植物，主要还是担心，毕竟是开放的区域⋯⋯”

植物之所以濒危、需要采集回植物园保护，除了栖地遭破坏，另一常见原因，是被民众采集殆尽。采集的理由不一，比如一度绝迹于野外的艳红鹿子百合，因花朵娇艳而遭人类毒手；庭园常见的兰屿罗汉松有极高商机，导致野外族群被采集一空；过去常见于浅山和中海拔山区的牛樟，因佛像雕刻和牛樟芝产业被大量盗伐⋯⋯

要积极推广还是被动防范，范素玮的两难，也反映生态保育的观念正逐渐变化。去年林务局一支拍摄中央山脉桧木群的影片，便引来两极反应，有人担心引来山老鼠砍伐，另一派则认为一定程度的公布信息，有利更多人加入守护台湾珍贵生态的行列。几经斟酌，虽仍拿不定主意，但范素玮说，由于长年保育台湾珍稀植物，园内各处其实都有濒危植物的存在，园区目前共2000多种植物，濒危物种约占1/10，因此，除了紧锣密鼓的方舟，她也召集一群志工盘点记录藏身不同角落的濒危植物。

来到不对外开放的苗圃，迎面而来无数的盆苗和中型植栽，是不折不扣的获救植物大集合。每一株植物的盆土都插著小黄牌，上头清楚标示植物名称、播种日期和方式，而园丁忙碌穿梭盆间，照料这些采集人员辛苦从野外带回的濒危植物。

濒危植物域外保种的执行流程是这样：最早林奂宇在撰写时，透过植物园“腊叶标本馆”日治以来植物学家采集的标本纪录，汇整出全台湾植物分布的资料，再比对台湾现有保护区范围，将红皮书名录上栖地不在保护区的濒危植物，列为优先保种对象。这些植物多半生长在平地和近郊，与人类生活地域高度重叠，也最受人类生活影响。

植物之所以濒危、需要采集回植物园保护，除了栖地遭破坏，另一常见原因，是被民众采集殆尽。

锁定目标后，接著就是野外经验丰富的植物学家出门采集。以台北植物园来说，钟诗文是找植物一等一的高手。苗圃里多数盆栽的小黄牌会额外圈写一个“钟”字加上采集地点，表示“这是‘钟博’带回来的”。采回的植物可能是种子，也可能是小苗或枝条，视植物状态和栖地数量决定。无论是什么形态，负责全植物园植栽管理的研究员伍淑惠都会接手，为每一株植物进行编号、建档、评估后续培育栽种的方式。

“方舟的采集资料非常重要，包括日期、地点、植物在野外的状况，比如是在森林底层，还是阳光很强的马路边，或是长在海边石头上，这些环境资料采集者写得越详细越好”，伍淑惠解释，“很多野外植物，我们过去并没有照养经验，必须从野外生长的环境推测接下来可以用什么方式照顾：用怎样的介质、给它多少水、放在光线多少的地方？”大致评估确认后，植物们就会进到苗圃里，依不同的繁殖需求接受园丁培育，并追踪后续生长情况。

虽然每株植物进植物园的处理程序都一样，但伍淑惠认为，方舟面对的物种门槛更高，毕竟过去未曾处理这么大量的稀有植物，“这对专业是很大的挑战，端赖工作人员对植物的了解有多深入，不同植物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因此没有简单的单一标准”。

采集、分类、研究、栽种⋯⋯植物工作充满烦琐枯燥的细节，这群研究员和工作者得拥有比一般人更巨量的耐心，“短期内会没有成就感，累积很久才会有一些东西出来，而且这累积需要你常常盯著，一个步骤没盯可能就断了。有些植物状况比较差，进苗圃不见或死了未必会马上知道，因为人力有限，每天又都陆续有植物进来，但它们是这么辛苦搜来的⋯⋯”伍淑惠双手一摊，“琐碎而庞大，但每个环节都很重要”。

“这些被收进来的植物未来可能是大家生活中的大明星，这是很难说的。”

历经这些琐碎而庞大的过程后，濒危植物终于在植物园里落脚安身，但人类的工作尚未结束。除了带领志工认识这些植物，范素玮的另一个重大任务，是对民众进行保种植物的教育推广。今年以来，她策划了两档微型展览，一档介绍以景天科佛甲草属为主的台湾原生多肉植物，一档展示野外完全灭绝的桃园石龙尾等八种方舟植物，作为方舟面向大众的前锋小队。

范素玮不讳言，除了推广，她也想测试这些濒危植物是否具备其他价值或潜力。“我的目标很单纯，东西收了，就要发挥效用，我在方舟的角色就是这样，除了种活，就是帮它们找好出路”，像是枝叶垂挂、开著紫白淡雅小花的琉球铃木草，“我们推测它的花可以一路开到12月，又是蔓性，应该有园艺化的潜力”。

同样是搜集珍奇生物展示，范素玮认为自己也许比动物园长幸运，“我有机会把植物交给更合适的人照顾或发扬光大”，未来即将进入植物园的600多种濒危植物里，说不准哪个会如曾经濒危的一叶兰，在园艺化后成为花市里的宠儿，野外族群也因此降低采集压力，“这些被收进来的植物未来可能是大家生活中的大明星，这是很难说的。”

人在戳瞎自己的眼睛？

发挥效用，或许是植物最容易引起人类关注的方式。台湾植物的全面调查始于1905年，由植物学家川上泷弥所主持的“台湾有用植物调查”。“有用”二字，清楚说明日本帝国对台湾生态物种的期待。

“我们很难不去考虑植物的价值，人都因为有价值才会在乎”，董景生说，虽然把植物视为资源非常功利，但对面临存续危机的植物来说，“要跳脱灭绝的涡轮，就是让它有用途，种得到处都是”，“我们希望经由利用论，永续、睿智地利用植物”。

借用市场经济改善植物灭绝危机、维持生物多样性，这样的保育观念可说是一种反向利用。2005年，超过1,000名顶尖生物学家提出的一份生态评估报告中，首度把生物多样性当成一项商品，计算它们能提供人类哪些服务和福祉。（引自《英国皇家植物园巡礼》页305）

确实，有些濒危植物外型既不讨喜，栖地狭隘偏僻，过去也未与人类发生互动，缺乏有趣的故事或文化意义，为什么还要保住它一线生机？它的灭绝与否，究竟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你怎么知道它未来不会有用？”林奂宇立刻举出一个例证，“治疗癌症的紫杉醇，三十年前根本没人知道它有这效用啊，可是后来被发现了”，倘若当时科学家用来萃取紫杉醇的太平洋紫杉灭绝，人们要再花多少时间才能找到相同功效的治癌物质？

尽可能让所有物种一个也不少，还有另一必要性。野生植物的种原内含基因歧异，而基因多样性对品种改良有极大价值，林奂宇以山茶为例，“原生种山茶的抗病力比较好，韧性比较强，也较能适应贫瘠土地，所以育种时会拿原生种当砧木嫁接或杂交”，“如果没有野生种，植物产业的发展就会失去一个重要基础”。

从情感上来说，任何植物都是生命，任何一种植物灭绝，都意味著从地球上永远消失，若能阻止这件事发生，“知道人可以为植物做点什么，非现实面的心理回馈会更大”

但撇除这些为植物请命的利用论，好几位参与方舟的植物学家坦承，植物对人类有用没用，未必是他们个人最关切的。从情感上来说，任何植物都是生命，任何一种植物灭绝，都意味著从地球上永远消失，若能阻止这件事发生，“知道人可以为植物做点什么，非现实面的心理回馈会更大”，董景生说。

一想到有物种可能消失，伍淑惠的说法是，“我超级焦虑的”。她过去的研究工作尺度跨幅极大，从区域性的山林资源调查、监测森林每棵树的生长状态，到搜集恒春半岛跟兰屿地区所有植物种子，培育并记录发芽特性。二十多年工作中，尽管许多时刻“无聊到想逃跑”，但这些与自然近身交会的经验，总是一再提醒她，“植物界永远有新鲜事”，“只要你跟它在一起够久，或有足够机缘发现”。

这些新鲜事，足以吸引一颗好奇的心展开无穷尽的追索。在恒春热带植物园工作时，伍淑惠无意中在海边垃圾堆发现濒危植物大血藤的大量种子。后来她积极寻找野外植株，果然在恒春半岛和台东找到将近十株大血藤，而非原本文献记录的两三株。追著追著又开始好奇，既然能在海边垃圾堆落下大量种子，大血藤究竟怎么授粉？

伍淑惠找到香蕉湾海岸的一棵大血藤进行观察，“那时候很疯狂，每两个小时去海岸林区抽花蜜测量，半夜不睡觉，蚊子又多，整晚都痛苦”。疯狂自讨苦吃的行径，只为回答最初的问题：台湾怎么可能只有一点点大血藤？怎么可能野外灭绝？有没有机会，我能让这物种不要在台湾灭绝？

“我的大血藤”，伍淑惠这么称呼她研究的植物。不是独占，是曾经朝夕相处的自然情感。为了她的大血藤，她不停提问题、找答案，因为“知道够多之后，我就不会让它成为濒危植物或一个消失的物种”。

“如果一种生物就这样灭绝，我们就没有机会认识牠们，那么我们获取知识的可能性也会随著生物的绝种，形状、声音和颜色的消失而渐被剥夺。如果人类将所有看的到的东西都逐步摧毁，那就如同逐渐戳瞎自己的眼睛。”

这是德国生物学家马歇尔．罗比森在《从世界变得寂静开始》一书中殷切疾呼的句子，此书的副标更一语道破生物多样性损毁对人类影响最深远，却恐怕最难以“用途”言之的层面：“物种多样性的衰减如何导致文化贫乏”。

“如果一种生物就这样灭绝，我们就没有机会认识牠们，那么我们获取知识的可能性也会随著生物的绝种，形状、声音和颜色的消失而渐被剥夺。如果人类将所有看的到的东西都逐步摧毁，那就如同逐渐戳瞎自己的眼睛。”

为了推动民众关注在地濒危植物，范素玮和植物园同事近来陆续走访社区和部落。生长局限在特定区域的濒危植物，对邻近聚落而言，“说穿了就是当地特色”，植物园希望推广社区透过栽种濒危物种，重建人与植物的关系。在与社区互动时，范素玮发现，老人家对这些濒危植物多半有印象，“问他们小时候有没有看过，或是拿照片给他们看，他们可能就会说出植物的名字或他们以前怎么运用植物的故事。这些东西如果没了，这个词汇和它的故事也就消失了”。

这就是《从世界变得寂静开始》不厌其烦强调的：“物种的灭绝使我们能够体验、感觉、叙述的冒险变得稀少，也剥夺我们能够理解感受、闻到、看到、体验与学习的机会。人类不但失去越来越多的隐喻和图画，也变成缺乏感情、思考和幻想力的生物”。

“我曾考虑出一本植物诗集”，长期调查民族植物的董景生这么说。作诗的不是他，是分布于台湾新竹、苗栗一带山区的赛夏族人。多年来他深入不同部落，与当地原住民合作采集民族植物，并将族人种植、应用植物的经验编写成书，在赛夏族部落采集时，他听族人说起矮灵祭上唱的祭歌，歌词中有大量植物，本来打定主意不再写民族植物的心，忍不住动摇。

“原住民语言的文法比较接近日文，动词在前，名词在后，有时会搞不清楚主词到底是人还是植物”，董景生解释，赛夏族在祭典上吟唱的内容大概像这样：“芦竹，风，摇曳生姿的美女⋯⋯整晚都唱这种，非常文学。我突然觉得，那就是《诗经》的概念”。

芦竹还在，也算普及，一听一读，人与植物迎风款摆的姿态登时鲜活浮现。而红皮书里更多引人浮想连翩的名字，等待我们有一天也能不假思索，清晰看见它们的模样，看见它们和我们在什么时间、什么场景，发生了什么亲疏远近的关联：

蔓乌头，雪下红，弯花醉鱼木，薄叶见风红，恒春歌绿怀兰，日本猫儿眼睛草
老虎心，岩大戟，南湖柳叶菜，小叶冷水麻，出云山秋海棠，台湾高山铁线蕨
……

989种台湾在地植物一旦消失，它们的唱名将从故事的起点变成一份灭绝名单，标示我们永难挽回的物种生命。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也将失去989种探索未知事物甚至拯救致命危机的可能性。它们和你我生命的当下或许还不存在关系，但若拉长时间单位，在并不遥远的未来，所有人类和物种都在一艘此刻打造的方舟上，互相确保生命存续，这正是方舟必须获得我们共同关注的原因。

注1：邱园的具体事例，可参阅天下文化所出版的《植物弥赛亚》、商周出版《英国皇家植物园巡礼》二书，网路亦有许多邱园活动与纪录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