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修例运动的第50天，回望它是怎么开始的

【作者按】：酒精沙龙始于2017年8月，每两星期一群半生不熟的朋友见面，讨论政治、文化、社会或各种话题。七月初第44次酒精沙龙，请来香港中文大学新闻及传播学院院长李立峰、恒生大学社会科学系讲师邓键一及岭南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袁玮熙，他们的研究团队自六月起几乎在每场反逃犯条例的集会进行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这是一场双向的讨论而非单向的讲座，在座40多位参加者都热烈分享自己的见解，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包括记者、学者、文化人、设计师、医护人员等。以下是是次讨论的文字记录。

【编者按】：香港的形势变化太快，计划跟不上变化，是不少关注、研究、分析是次反修例事件者的共识。因此，即时的记录、讨论变得非常重要，人们以不同身份、在事件中的不同位置投入的经历，都是在经验和思想层面上，研究是次运动的珍贵素材。这是《端》希望借由这份双向问答录带出的意义，同时它也是在我们已有的报导和评论文章之外，一些在细节上的补充。本次讨论主要涵盖了运动的六月时段及七一当晚冲击立法会的行动，运动七月时段未涵盖其中。

邓：邓键一；袁：袁玮熙；李：李立峰；酒精沙龙成员：匿名数人

真正的无领袖从“联署”开始

邓：梳理这场运动真的很难。例如近来大家说这场运动无领袖，但无领袖地动员，其实雨伞已经存在，而反修例运动整件事是由“联署”开始。

袁：我们由联署开始观察。运动的起源大家可能都忘了，3月31日第一次游行，由西区警署游行至中联办，五十人出席，大概是10步的距离。4月28日13万人游行，去到终点时李柱铭在台上问参加者，有去过0371的人举手！全部人举手。他们在拍手，我心想其实好大件事，个个老鬼，一场运动没有年轻人怎么办。五月是整个运动的转向，联署开始出现，它mediate idenity的作用很大。它不是直接政治身份——从来没人用学校的身份、长洲街坊、IT人或者师奶的身份来抗争。

签联署时你们有仔细读过（声明）吗？我没有，直接签。见到自己间中学名就签。原来中学联署通常诉诸道德，好多校训、校歌，或对准自己做高官的校友。华仁对准李家超，圣方济各对准林郑。更有趣的是IT人，一开头的写法是用python的语言。我看呆了，好有创意，这些联署的价值好高，产生了一些新的身份。例如赛马界的联署，赛马如何跟政治拉上关系？联署就说哪些马主是建制派。

邓：饮食界的声明第一句是“冲出厨房，关心香港”。IT界的中文版第一句是：“电脑死机可以重新开机，香港死了无得返转头”。他们好用力articulate自己的身份跟政治拉上关系。联署的平台令solidarity看得见。首先你会期待几时到我间中学有联署，然后大家click入去找有无同届毕业的人。有的话虽然读书时不太熟，但都会觉得有无形的连结。联署到中后期已形成一种气氛，觉得个游行应该会几劲。

袁：联署重要的是，表面上是低成本低门槛的参与，但实际上是高成本，因为大家都出真名，尤其是到运动后期连拍照都不可以，为何一开始大家愿意奉献自己的全名？这个是看得见的投入和参与。抗争后期的问卷我们问“几时开始参与这场运动”，发现多过一半人是联署后才决定出来游行。真正的无领袖就从联署开始。但正如刚才邓说，不是真正无领袖，写联署的人其实都是领袖。大家都善用google doc写，是个集体过程。我们好奇不同学校的联署之间相似度高不高于是做了heat map，1为完全一样，0为毫无相似之处，得出的数字约为0.3，一点也不高。

邓：我们之前怀疑通常都是抄其他人联署再改成自己学校名就算，但原来大家都好乖写自己份联署。

“由零开始思考该用什么语言去写，我觉得这很重要。”

袁：由零开始思考该用什么语言去写，我觉得这很重要。细心研究下发现每份联署都有自己的特色。有些的用字较激，语言水平没有那么高。非常直接，好像闹人，例如说“无人性的政权”、“港共政权”之类。联署用字其实最好尽量温和，以吸纳更多群众支持。

邓：我们跟发起联署的朋友讨论过，下笔时究竟应不应该清晰地“要求”政府做甚么，当中压力很大。他们怕将要求写得太清楚，会令很多人因为不认同该项而不签。这是很困难的计算。

袁：我们研究这场运动必须要追本溯源，分析书写联署的过程，尽管到这刻很多人已经遗忘了。

参与力量是伞运遗“老”？还是政治素人？

酒精沙龙成员：你刚刚说联署这个行动模式不算是无领袖，我的理解有点出入。我认为领袖的角色包含发起、管理、带领执行一个行动，但例如自己母校联署固然有发起人，但比较像抛砖引玉，而没有强烈的领袖身影。到今日有很多Telegram群组，它们都是几十至几百人，很小的规模，而群组内没有人被明确定位为领袖。有朋友是Freedom Hong Kong 网页文宣组，里面十几个人，有人是代表群组对外交涉、负责联络工作，但实际上十几个人里面没有谁负责管理的工作，这样不是已经算是无领袖吗？

袁：6月12日早上我们在金钟做深入访问。印象很深刻的是一个大学生第一次来抗争，就是一个“素人”。他带了一个很大的背囊，问他里面装了甚么，他说两支水、一条毛巾、两个充电器、一件干净衫。

邓：他说，唔知啊，行山带咩我咪带咩（爬山带什么我就带什么）。

袁：有一晚在政总附近，气氛没有那么紧张，我和几个年轻人坐在一齐聊天。我问他有没有用Instagram上载有关这场运动的信息。他说6月9日之后Instagram变了天，很多“KOL”平时只会post饮饮食食的照片，但此后全部post警察打人、游行示威的照片。有些朋友正旅行，也会避忌完全不post旅游照片。Instagram从以前毫不政治化，一下变成这个状态。

邓：雨伞的时候我只有在维园附近逛，除了派问卷没有到过金钟占领区。所以6月12日的感受很深，发现反修例的示威者不是第一天接触这件事，有意识自己应该做甚么，一到海富已经有人派口罩，听说2014年没有那么“好招呼”。另外就是分布很清晰，例如说你不能站在海富麦当劳门口“hea”，在那个位置其他人就会期望你“冲”，要“hea”就去远一点远东金融中心那边。大家都很清楚现场的运作：物资站该设置在哪些地点，大型物资的运送该循哪条路线才能避开警察，铁马放哪里才能最快最有效阻塞交通。当现场所有人各就各位，即使我第一次接触抗争，都可以很快投入角色和情绪，我觉得有很大部分是伞运留下来的。

酒精沙龙成员：刚刚我提素人是针对联署行动的组织力，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学得很快。刚开始我“睇死”联署是本身已经有一定政治参与度的人领航，例如是民阵某前召集人的母校，想当然一定是他负责草拟。但到最后原来这些人很多都翘埋双手，出手的人很多都是第一次。如果大学时期已经接触社运，如何写一份声明根本驾轻就熟。

“这群素人由零开始，迅速掌握我们认为圈内人才熟悉的技巧。”

而这群素人由零开始，迅速掌握我们认为圈内人才熟悉的技巧。例如七一当晚在大众眼中很暴力，我妈虽然夜晚没有围立法会，但已经自动自觉搜集好一堆文宣图片，准备好第二日上班该如何和同事讲这件事。她不是受到网上的号召而行动，而是自然而然掌握到运动的节奏，估到同事会如何评论，再意识到自己在自己岗位可以如何处理。这群素人的进化很重要，他们正是在联署行动时知道自己不懂，逼自己尽快学懂。

酒精沙龙成员：我访问过可能最素人的联署发起人，新移民的代表。当各中学、大学的联署涌现，不同的社群身份面貌也越见清晰。她也在观望一个属于新移民的联署出现，等不到于是就联同其他朋友落手落脚发起。身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新移民，认同香港人的诉求，以前雨伞运动时她的角色就是宣传者，向更新的移民例如学生解释，近几年香港人对内地人仇恨情绪的困境。做著做著联署，她的心态也经历了变化，认为以前的宣传者角色虽然也重要，以先来的人的身份向后来的人解释，但毕竟是outsider。现在她倾向做领袖，用行动定义自己心目中的香港。

酒精沙龙成员：对于联署我有几个观察。第一，联署的作用像博奕，最理想的结果是全部人都参与。但每个人都不确定自己是否唯一一个。联署成本极低，能够消弭这种不确定性，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人会出来，从而减低每个人参与的边际成本，所以联署其实相对低成本而高成效；第二，一开始发起联署的团体是中学，而比例十分高（袁：最后有350间中学参与）。绝大部分人都有读过中学，相对入大学率只有18%，中学母校是每个人各自都有属于的团体。联署也常常引用校歌、校训，好像尝试回归我们还是真正素人的阶段，还未有成长后生活掣肘窒碍政见，诉诸十几岁时候的情感和理想，因此中学的身份很有趣。加上中学像坐监，所有同学困在一起，很容易产生归属感。

酒精沙龙成员：虽然中学身份给予了联署者、政治素人一种 sense of community，但后来这个身份可谓隐忍不见。其后都是用自己参与的性质，例如物资组、文宣组等等岗位来定义自己身份，同时迅速认识新一群战友。

酒精沙龙成员：你们有没有分析联署里面旧生和在读学生这两个在中学里不同的身份？我留意到大部分联署都是由校友发起，尤其名校校友对集体身分的自豪感更强，他们带头参与属意料之内。但对于中学生而言单单签名都可能要考虑很多。

他们没有经历过零三七一，连雨伞都不太了解，是真正的素人。尽管有些校友都是政治素人，但他们人生有真实经历过雨伞运动，要学习、进入社会运动也更容易。相较之下我常常看见初中生和朋友去游行是令我很惊讶的。以往几年媒体一直渲染的无力感，在我看来潜伏著一股未死心的能量。以往行动模式局限于游行、冲击、占领，而大家潜意识在思考还有甚么可能性。但当联署这样低成本和看似无用的行动都搞起，激起连锁反应，扩阔了大家对政治参与的想像。

邓：我签了任教的大专院校的联署，有学生问我会不会被秋后算账，下年会否再见，因为签中文名是很具体的参与。后来有人发起罢市，身边有开舖的朋友犹豫不决，因为大家会公开列出参与的店铺，他忧虑以后会被清算，但最后还是响应罢市。大家似乎克服了一些东西。

“在场”与“不在场”的天差地别

李：七一中午我原以为一切平静可以放心，结果冲了立法会，我对于冲击立法会的即时反应是“大镬”（糟糕了）：做传播研究让我对于电视上呈现的画面很敏感，警方不动而示威者单方面的暴力，大众的观感可以很差。下午警方的部署可以说是为制造这个电视影像而设，随之而来的反响也很大，就算一些平时爱护学生、很开明的老师也纷纷出Facebook status 谴责冲击立法会。

但是在现场和不在现场的视角相差很远。现场的人有一种球迷心态，开波前仍会对自己支持的球队破口大骂，但开波后就会无条件支持直至完场。现场抗争者有很强参与感，因此倾向不谴责。

“现场的人有一种球迷心态，开波前仍会对自己支持的球队破口大骂，但开波后就会无条件支持直至完场。”

酒精沙龙成员：我觉得七一是整场运动的转捩点，刚才李所说的就是电视画面与现场差距最大的时刻，我们此刻最应该做的是收窄这个差距。香港的观念太根深蒂固，觉得那样的画面太非理性，就算我自己透过电视画面看到用车撞立法会玻璃都很震惊。

李：七一当日我看到民阵和冲的两群人之间无形合作。下午两点钟冲击立法会之后民阵的临场反应十分出色。 警方马上提出将游行路线终点站改为修顿球场，民阵先要求警方不能只跟他们几个代表交涉，要求警察用咪高峰讲，让游行的群众听到，现场自然嘘声四起。尽管民阵无法100%配合立法会里面的人，但他们快速权衡过利弊，将终点站改为遮打花园。游行的人当中有几十万“和理非”，不能逼所有人入金钟，但游行队伍去到中环自然会途经金钟，所以让想去立法会的人自行决定。

另外，不能否认立法会当日的画面是一种有节制的暴力，此时“宣言”对民意就发挥了最大的作用。621爱丁堡广场（G20前夕）集会，民阵高呼“我要真普选”的反弹很大，舆论认为民主和政制偏离了核心议题。但同一番话用宣言的形式在冲进立法会的人口中说出来，无人不接受，看得出来冲的人意识到外围反应。看得出七一这12个小时之内这两群人的行动有种无形的、互相的协调，如果你在场上telegram的话你就会感受得到，不在场看电视的话就只看得见冲击。

接下来就是如何重建公众对七一晚的观感，事件发生后黄金四十八小时，网上流传的影像和言论慢慢将支持者从濒临分裂、割席挽回民意，靠的就是包括立场姐姐影片在内大量现场片段，将只看到冲击行为的观众与现场接轨。运动的支持者开始慢慢转向，没有出现预期中的民意大逆转。

酒精沙龙成员：香港人其实对暴力非常陌生，连大学校长都立刻出声明谴责，但事件后续的修正看法之快令我依然乐观。母亲集会里面有人非常感性说要保护小朋友，令大众的观感从谴责暴力变得更理解。

酒精沙龙成员：前面提及过sense of community，作为前线记者从另一个角度也有同样感受。扎铁马的人互相呼喝而称兄道弟，这是和平时代不会看见的景象，香港人压抑了很久，雨伞后几年无力感、寂寞、对现实和自己所属的群体不信任，在现场一次爆发，协作之中组成一个共同体。今天已经不是政府钦点民意代表去谈判就能解决问题，林郑只有亲手上连登开post或落现场你问我答，才能显示诚意。

酒精沙龙成员：七一从金钟退场的时候，地铁车厢里有一幕奇景。示威者用脚挡住门，不断用手势并且高呼指令，叫大家行入少少，仿佛自己仍在抗争。过海后到了旺角，又有人向所有乘客大声说：“香港加油！我们很快会再见！”而即使同样在现场，身处不同位置的所见所闻、感受到的气氛差异十分大。看直播的人只留意到立法会内部的情况，但其实外面：煲底、草地、中信、龙和道已经是四个世界。

“看直播的人只留意到立法会内部的情况，但其实外面：煲底、草地、中信、龙和道已经是四个世界。”

酒精沙龙成员：站外围一点会更全面掌握事态发展，在煲底无法看清速龙从哪个方向来。而且站不同位置的心态转换也很快，当立法会内弥漫著悲情的氛围，除口罩这个行为都显得壮烈时，我带著学生从煲边退后到龙和道，在那边的氛围中，他们放松得可以除下口罩抽烟。

李：补充刚刚打波的比喻，不只是立法会内二百人的球赛，当你看见外围的物资线互相合作，你才发现原来是全场波是两万人一齐打，不是“一小撮的暴力分子”。

酒精沙龙成员：有大学老师看直播时在网上叫大家从立法会撤退，到了夏悫道看见人性光辉，前后不过十五分钟，已经改变他的看法并删除post。

酒精沙龙成员：我很赞赏外围对立法会的支援。这次运动能令香港在全球社会中占一席位，情绪上也有一种光荣感。站在不同位置的情绪也像剥洋葱般有不同层次。

怎么理解七一当晚的“暴力”？

酒精沙龙成员：大众观感不只受到画面传递的左右，语言的运用亦影响甚深。直到今天我都不认同七一当晚是“暴力”。大家对暴力的理解似乎十分粗疏，但其实武力（use of force）和暴力（violence）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掟砖头刻意令警员受伤和用硬物撞破立法会玻璃两个意义回异的行为不应该被统称为暴力。当日行动不过是重夺属于人民的空间，没有意图伤害任何人，我仅仅会用use of force来形容，用一件硬物撞爆另一件硬物。

酒精沙龙成员：国际特赦组织的口径，以至后期的报告对这场运动的评价都是警方“excessive use of violence”，示威者的行动是 “largely peaceful protests”。去到七一晚就发现，原来我们对暴力的理解空洞，因为从人权法的角度，use of force只适用于警察。例如有人爆樽，警察就算打人令到你不爆樽，都只算是use of force。暴力的意义是故意令人感到痛楚。那撞爆立法会玻璃算什么？原来人权法没有一个合适的用字去定义七一当晚行动，变相很多人就只能说“暴力”，这是源于语言的问题。毁坏公物是更精准用字。

“最大的断层始终是在现场与否。七一前看Twitter的生态，外媒记者一面倒同情示威者，但七一翌日瞬间谴责暴力。”

酒精沙龙成员：另外刚才有人说洋葱分布，最大的断层始终是在现场与否。七一前看Twitter的生态，外媒记者一面倒同情示威者，但七一翌日瞬间谴责暴力。家人在电视画面看到有人挥舞龙狮旗，认为运动已升温至无法收拾的程度，质问我为何还在金钟，但我们都知道现场气氛大致平静。要理解七一晚行动，我们不能只看到立法会内的冲击就说定是暴力，它跟外围包括龙和道和金钟道其实是一个整体。港人从头到尾都有武力洁癖。六一六游行，二百万人当中有很多是本能地对警察打人愤怒走出来。七一冲击的画面很难看，他们同样不理解。及后的文宣努力诉诸感性包装整件事，但往往愈重复“非暴力”，其实任由“暴力”这个概念继续限制大众的认知，避不开“暴力”这个框架，令大家忘记了原本的诉求。

酒精沙龙成员：这四年大家累积了很多知识，今次并非一朝一夕的觉醒，而是有人深耕细作，研究如何在国际层面争取关注、民意和舆论的分析、Telegram的运作，在运动爆发的时刻这些知识成果就像open source供大家参考和运用。这次运动能持续的另一个原因则跟政治环境有关。先前提及的打压力度大了，没有领袖就减低了群众依赖性，同时令运动无问责对象。以往策略失败大家会归咎政治人物误判，这些指责会因为那个人的身份和派系蔓延，今次没有一个大家认得的抗争人物，闹都唔知闹边个，就少了很多纷争与消耗。此外今次空间上没有一个稳定抗争中心，大家be water选择不死守，采取野猫式、打游击战略。撤离时心中的愤怨和战力没有悉数排解，会转化为一股能量，回家后主动延续作战，例如寻找其他战线和出口。运动一直维持leaderless状态，但去到这个阶段，不同运动中心之间如何联络是未解决的问题。初期诉求是撤回，现在已经不是清晰单一的目标。以往有明确目标时大家只需决定攻或撤。去中心化的氛围下变数多了，思考新议程、与哪些人结盟等等的方向仍待处理。

李：如果只用字典中的定义，暴力（violence）就是用武力破坏物件或伤害他人身体（use of force to cause damage to property or to injure people），那么立法会冲击的确是暴力。打舆论战也有不同方式包装七一事件。说当晚冲击是武力而非暴力是其中一种说法。我倾向承认当晚是暴力，但公众必须思考暴力的程度、背景（context）和使用方式。

运动变化很快，对事件的评价也要非常小心，对同一个概念，例如“暴力”的判断，数日中已经可以不同，因为那个context变了。这对评论者的要求也提高了，大家也学会了延迟判断，不执意即时表达个人意见，这对整个网路讨论生态起了很大影响。

酒精沙龙成员：虽然情感上我明白，我其实很不认同夏悫道的人抬走立法会留守那四个人。所谓不割席、各有各做，其实就代表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留守的决定，如果有四个人坚持留守，外面的一万人就应该保护他们。这场运动每个人都戴口罩，但有个paradox是彼此信任很强。大家都在运动中建构信任，这是雨伞时代最缺乏。偏偏今次无名无姓无样，大家却认定同路人是战友。这个信任机制固然有它的限制。例如在自杀这件事上，无论是因为情绪困扰还是政治行动，我们对声称自杀的人有没有同等信任？这场运动不是单向的。当初联署时我们借用各种性质的身份包括中学、教友、职业等。这些身份在联署阶段是进攻的武器，那么在防守阶段，我们也应该更好利用生活中各群体组成情绪支援的安全网。

酒精沙龙成员：我有访问过煲底的人为什么最后决定入去立法会。现场人数很多，网速很慢，变相最需要直播角度提供信息的人反而是看不到直播。他说当时很惊慌，是靠勇气意志撑下去。信息传播的方式就是靠哨兵踩线，拿著咪，一个人在现场奔走广播。当时除口罩的人呼吁全部人连同煲底、外围合共近万人冲进立法会，如果真的成事性质又完全不一样。十一点半出了梁继平除口罩读宣言的片，在场所有人都觉得过了十二点一定会流血。煲底的人想走，不清楚警力多少。结果是十几个人进去抬走里面四个人，怕他们真的会死。信息上缺乏，情绪上惊慌，心态不一定能如此理性，是所有因素的加总才做了这个决定。

酒精沙龙成员：我任教的中学生当晚讨论，他们说里面全部人都走自己才会走，是一种很老派的义气。我问他们如果里面的人出来之前，速龙已经赶至那怎么办？他们说“到时先算”。这些素人的基本政治认识是零，连金钟湾仔的基本地理知识也没有，参与是很纯粹的情感，但也可以去得很尽。

“香港人对暴力的理解很片面。想补充香港人对于立法会事件里面冲击政权的意识形态也好像不太清晰。”

酒精沙龙成员：刚才提及香港人对暴力的理解很片面。想补充香港人对于立法会事件里面冲击政权的意识形态也好像不太清晰。冲击不只是占领和撞烂玻璃，他们是在挑战政治权威，里面还有涂鸦，有字，有实质政治信息，甚至提及维吾尔族人被迫害，但传媒报导只侧重玻璃碎裂，这个层次实在不太理想。另外刚刚说拉走死士并不尊重，我觉得可以有另一个看法。他们的意志和想法不一定100%明确，他们心中或许有些忧虑和不安，被带走时他们自己也可能受感动。情况类同有亲人抱住企跳的人，而自杀者因被亲情打动而回来，是不是一定等于不尊重他意愿？这很视乎当事人心态，是不是毫无保留。如果是100%肯定留守的话，我们应该尊重，但很多时不是那么非黑即白。

记者和学者的身份如何参与社运

酒精沙龙成员：我很好奇学者和记者如何调和自己的专业和运动参与者两种身份。例如我自己是个学者，都有想过进去立法会做参与式研究。或是有些社会学学者，他们既是极为支持这场运动，又想从学术角度研究这个环境和题材。有记者朋友说如果不是在工作中，但戴记者证进场就会变成消费这场运动，好像有免死金牌般。学者和记者的心态应该怎样安放？

李：讲到免死金牌其实有两个层次。实际运作上，如果情况混乱，记者身份又怎能保护他免被打？但从立法会出来之后，记者证能不能保障他免被控告又是另一回事。半年前上庭（为占中九子案作证人），我常猜想主控会问甚么问题。如果他问我个人支持（雨伞）运动吗，我应该怎么答？学者自然会关注这些议题，很自然也会有立场，没有立场为什么要打这份工。但学术规范就是一种管制，令出来的结果不会太受个人态度影响，起码是学术上站得住脚的。你要击倒我就请在学术上击倒我。

“学者关注议题，很自然也会有立场，没有立场为什么要打这份工。但学术规范就是一种管制，令出来的结果不会太受个人态度影响。”

酒精沙龙成员：身为记者我当然有自己的立场，但我尽量少在Facebook谈及。忍不住的时候出post会顾左右而言他，但关注这件事的人就会知道我言有所指，但少有高调地like什么，或者直接表达对示威者的态度。我的工作是调查式报导，读者可能想问为甚么我针对笔下哪些机构或人物，或者为甚么似乎泛民的黑幕揭露得比较少。我不希望别人对我有这样的印象，觉得我偏颇。这样只会成为另一个一言堂。这不是我个人形象的问题，而是我很努力令他人觉得我的立场不鲜明，报导可以信服。所以我一直避免过于表露自己的看法。

酒精沙龙成员：这也是一些外媒的指引。例如一个记者再讨厌特朗普都不可在社交媒体表达，但可以用自己的报导批评他。

酒精沙龙成员：所以是专业入侵私人生活。

“我们不能用几十年前的学术和新闻指引来看待现今社会。当年私人与专业领域很容易分割，现在科技进步，四围都是镜头等等，都令到两边无法割裂。”

酒精沙龙成员：我们不能用几十年前的学术和新闻指引来看待现今社会。当年私人与专业领域很容易分割，现在科技进步，四围都是镜头等等，都令到两边无法割裂。记者有一定准则，例如不能介入、因为自己某些行为或言论促成运动进行。我由2012年在某网媒任职，大家对我们的印象都是亲泛民。但我心里有个摇摇板理论，社会里充斥各种权力不对等，如果一板一眼、用同一标准看待所有人，那么其实我在偏帮当权者、有武器的人。我希望靠近民众那边，那么即使对方多资源、有钱、有关系，都不会取得这些优势，才称得上是平等，这才是心目中这些年来的中立。

抗争者的进化

酒精沙龙成员：外媒报导香港人是对抗极权世界的前线，是世界大师级的和平抗争。有一位英国研究社运的学者，几乎可以尊称他为一个教社运的军师，我将香港近月发生的事传给他，他的反应是“都不是那么新”。但其实我在现场，看到也只不过是一个“执生”（自己收拾场面）的过程。或许以后除了独裁者的进化，我们也可以谈谈抗争者的进化。

袁：我们研究中会定义这场运动是无领袖的 connective action。它的性质跟阿拉伯之春、占领华尔街、西班牙M15运动等相似，都是透过社交媒体领导并组织运动。但上述运动都是单一平台，占领华尔街主要是Twitter，阿拉伯之春主要是Facebook。香港这次有不同平台互动，彼此有 dynamic integration。而这个多平台的互动是偶然的，刚好这些数码基建已经成熟。

连登是昔日高登的进化版，有“热门”，网民可以投票淘汰不好的 idea，这个平台的功能可以喻为大脑。经筛选后好的 post 会流进 Telegram，这是一个真正协调的平台，当中也有不同层次，例如有 channel 单向发放信息、公海向所有人收消息、形形色色工作小组。不同平台之间如何连结呢？你想加入一个工作小组，在连登留 Telegram 名，就会有人把你加进群组，偶尔会有门槛，例如要答对某些问题甚至面试。由 Telegram 去 Instagram 又有另一种生态：抗争者在 telegram 文宣看到很好的图，在自己 Instagram story 发布。Instagram 就是表达的平台，Facebook 则综合所有功能。

研究大数据的人，今次最感动就是看见所有平台连结在一起。只有单一平台信息活跃没有用，它的data无法被倍大。刚才这些连登、Facebook post被称为活跃数据（active data），很多都是同温层，大家差不多意见。但研究时不能忽略还有被动数据（passive data），例如Google search 和 YouTube search。这些搜索引擎没有预设立场，就只有关键词。例如我们发现Google上“逃犯”二字的traffic很厉害，而不是“逃犯条例”四个字。逃犯条例还没有那么多人关注时，正值“安心事件”，原来在在一段短时间之内，搜寻“黄心颖 ”的高峰比全世界加起来搜寻特朗普更高，令人忧虑会分散大众对反送中的关注。如何操作将关键词连结起来也值得研究，例如当时有人说过黄心颖通奸或会被引渡返大陆。置顶的建议搜寻也具有它的引导性。一开始逃犯的建议搜寻一定是立场、苹果、众新闻，不会有港人讲地。逃犯一开始的定位比较负面，逃犯会连到逃犯天堂。但当家庭观众都被passive data吸进去，而开始关注这件事，形势才开始逆转。中间派例如Baby Kingdom 等平台才是主导形势的指标。不只是说讨论的多寡，而是进入了、打破了同温层之间的框框，已是一种形势改变。

邓：学者不可能决定一场运动该怎么走。无论学者或抗争者，大家都是摸著石头过河。运动初期做问卷，结果显示很多人同意如果政府不回应就升级，与此同时同意升级会令普罗大众反感，一开始比较数据时觉得怎么可能同时同意这两项，是不是问错问题或样本不好。但结果真的如问卷所显示，真的可以做到升级但尽量令人不反感，原来有些事数据解释不到但实真的可行。这是学术层面想像不到的。围警总当日就连黄之锋都要跟连登决定12点撤退，当日Telegram有七千人投票，这个数字转化为街头参与，已经足够推进一场运动。我不觉得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做到这么巨大的决定。这次运动的收获，就是学者和抗争者都应该保持谦虚。

“独特性只是一种论述方式，我们真正要讨论的，是这场运动如何推动香港走向民主化，香港人在全球运动低潮时如何透提供新的能量。”

酒精沙龙成员：我觉得现在不是记者学者讨论这场运动有什么独特的时候。独特性只是一种论述方式，我们真正要讨论的，是这场运动如何推动香港走向民主化，香港人在全球运动低潮时如何透提供新的能量。

邓：就像雨伞运动，如果说它的目标是争取公民提名的目标，这并不成功，但这只是其中一种论述。但在其他论述里，例如启蒙大众、提高香港人身份认同而言，很多人会评价伞运为成功。对当时很多素人，他们的启蒙体现于往后的政治参与，伞运就成为往后的动力。占领立法会后大半小时至一小时，身边政治冷感朋友对这个行为的正负面评价参半，直至立场新闻直播一群人冲进去将留守的示威者抬出来，我有很多朋友对著这个画面落泪。这个片段重新介入了这件事是否暴力这个论述，因为除了暴力，原来还有社群意识、凝聚力和情感。到目前为止，七一占领立法会客观来说并没有令政府让步，但如果这个片段让暴力以外的论述继续传播开去，它会逐渐定义这场运动的结果。

“我自己认为世上所有事都独特，但社会科学追求一种可解释的普及性。我不会执意讨论运动模式的独特性，反而希望宏观理解香港政制、社会的独特性。”

李：我自己认为世上所有事都独特，但社会科学追求一种可解释的普及性。我不会执意讨论运动模式的独特性，反而希望宏观理解香港政制、社会的独特性。香港不是一个民主社会，无法预测选举走向，很多评论者说若民主社会有一百万人走出来，早已倒台，我认为恰好相反，正正因为民主社会才不会倒台。当年二百万人围陈水扁那刻没有事，不是直接运动使他倒台，而是五月选举让他下台。运动的能量需要一个出口，投票提供机制上的选择。但香港又不是极权政府，否则一次打压就能击溃。我们处于中间很奇怪的尴尬位。不知为何大家六月中时很有信心，如孔诰烽说中共在雨伞时显露了底线，就是不见血，不会暴力收场。当运动无法被迫继续下去又消耗，但现时又不容许运动的能量转化为机制内的解决方案，要理解香港整个政治体制的混杂性、独特性才解释到现在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