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通识科当替罪羊？老师告诉你，没有通识科会对建制更危险

日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首任特首董建华发表言论，认为七一冲击立法会是破坏法治，又承认自己担任特首期间推行的通识教育失败，是年轻人“出问题”的重要原因。作为任教通识科10年的老师，笔者知道，这种将青年抗争的动因推算在通识科上的说法做法，五年前也发生过。

学校、师生的游戏规则

几年前，2014年10月末，香港的占领运动已持续四周，当时焦点都放在大学生和中学生的自发和积极参与，其中一道风景就是处于占领区的自修室，加上占领前的“罢课不罢学”，大家都惊讶学界和年轻人的力量。《明报》在10月26日的头版却将目光放在通识教育科上，透露得悉有政府极高层有意向中学通识科“开刀”，欲增加《基本法》及“一国概念”等内容，削去“法治和社会政治参与”部分。这是将占领运动跟通识教育（其实还有国民教育）链接上了。

这“放风”令通识界能及早提出众多强而有力的理由反对，比如通识并不等同政治教育，还包括个人成长与人际关系、现代中国、能源科技与环境等众多范畴；随意开刀会损害香港人珍视的教学自主，恐怕会击起更多反弹；更重要的是，通识老师自己都质疑通识科有没有这种“能耐”，成为推动青年人上街、占领的主因。拿通识来开刀，恐怕是捉错用神。

这不是通识老师妄自菲薄。学者赵永佳、阮筠宜和梁懿刚 等在2018年在《港澳研究》中发表〈通识科如何影响香港中学生?》一文（留意文章版权属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研究发现学生对通识科的兴趣对他们的公民和政治参与影响不大。喜欢通识科和不喜欢通识科的两组学生，普遍都没有参与有组织的社区和政治活动。

笔者是通识教师，任教通识已有十年光景，同样见证香港十年的政经环境的剧变。政治议题一直是小众师生的兴趣，大部份学生可能连香港立法会的功能组别和直选议席都未分得清楚。课时所限，老师讲解政治参与和法治观念也往往只能轻轻带过，让学生略知影响政治参与的各种因素，例如教育背景、时间和身份认同等。加上，大部份老师都对政党保持距离，就算课后的通识延伸学习都只会选非政府组织。加上近年学校问责风气强，也甚少听见学生会跟老师一起去六四烛光晚会之类的活动。学校跟政治保持距离一直是师生奉行的游戏规则。加上，通识是公开试科目，师生都为考评疲于奔命，何来心思去跟“有组织的社区和政治活动”扯上关系？但另一方面，笔者在教学过程、讨论时候也感受到、认知到学生对香港有一些既定的评论，包括“没希望”、“要移民”，当然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是普遍提高了。

政治议题一直是小众师生的兴趣，大部份学生可能连香港立法会的功能组别和直选议席都未分得清楚。课时所限，老师讲解政治参与和法治观念也往往只能轻轻带过。

老师不是英超球员

〈通识科如何影响香港中学生?》一文也指出“通识科提倡的“明辨性思考”并未对大多数学生带来激进思想。反而通识科主张的多角度思考令学生更容易跳出自己的社会位置及身份政治的制约，以不同视角来全面审视公共议题。”事实上，连教育局教育局呈交立法会的文件亦反驳有公众人士担心通识科“教学材料偏向讨论时事及政治议题，甚至有人认为本科的教学导致学生盲目甚或偏激地投入政治参与”，指通识科对学生理性持平思维及沟通能力有正面的果效果，“有助减少学生过于偏激的行为。”

这也不难理解。大概在大部份学生心目中，通识老师的立场永远如谜，因为在通识课堂，教师的伦理操守是要铺陈各种观点给学生思考和判断。老师较倾向搭建平台给学生了解不同持份者和人士的看法。如果学生有既定观点，老师都会提醒学生有“另类思考”。想像老师是政治启蒙大师，恐怕是幻想中学体育教师有英超球员的球技。对于惯于在旗帜鲜明的讨论区的青少年来说，通识老师往往显得文质彬彬，可说是“和理非非”的典范。一些建制派却时常说通识科老师不够客观，甚至鼓动学生参与各样社会运动。但通识业界都不断指出他们都是运用“持平、公正、客观”的方式教学。建制派仍努力不懈，仿佛他们还到一个任教通识科的革命大师。

昨天，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特首董建华却指其任内开始推动的通识教育，是造成现时年轻人问题的原因，形容通识教育失败，“自己也睇漏了眼”，要想办法改云云。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梁美芬则在早前立法会称反修例事件问题出于中学通识科没教好学生品德。在香港如今药石难投的情况下，以找寻代罪羊的方式是否真的可以麻醉自己和社会，减少痛楚？

老师较倾向搭建平台给学生了解不同持份者和人士的看法。如果学生有既定观点，老师都会提醒学生有“另类思考”。

多角度思考改灌输？

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香港回归20周年纪念活动上致词，特别提到教育跟落实“一国两制”的关系。他指出“要加强香港社会特别是公职人员和青少年的宪法和基本法宣传教育。这些都是‘一国两制’实践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维护香港法治的应有之义。”在香港出现“港独”的声音后，基本法教育的讨论焦点顿成了“主权”维护的问题。在这主调之下，一些教育持守的核心价值顿靠边站︰校园不能讨论港独，教师要直接“灌输”学生“港独是错的”。在通识著重批判思考，多角度思考的精神下，对这种主调也不能不施以初中学生也会运用的思考模式︰以上主调是事实还是意见？

教育工作者如果把教育局或者权势的人的话视为金科玉律，就很容易作出一些妄顾专业的判断︰比如教局邀学校直播李飞谈基本法 ，直播后没有提供李飞讲话以外的其他观点。这肯定不是一种教育，而是灌输。

《香港教育专业守则》3.2 指出作为专业工作者，有权“在教、学自由的环境中工作。”、“在教育政策、教学工作、社区关系各方面，参与及影响涉及专业服务的决策。”和“对各种资料和观点，包括有争议性问题，运用专业判断加以陈述、演绎和批判。”这不并只应用于通识老师，而是所有教育工作者。不过，通识老师往往要直接面对些议题，故他们的确是处在两种“教育观”撞击的前线里。

在这主调之下，一些教育持守的核心价值顿靠边站︰校园不能讨论港独，教师要直接“灌输”学生“港独是错的”。

通识科为甚么会出现？

2009年通识教育科的出现，并没有什么深远的政治启蒙重任，主要是回应廿一世纪经济转型，人们在知识型经济下要不断学习，加上信息科技发达下不缺各种信息，因此培育能力比传授内容更重要。（可参考《廿一世纪教育蓝图 ︰教育制度检讨：教育目标》）。另一方面，通识的课程设计亦符合香港一直的定位，即立足香港，面向世界和中国，从“今日香港”、“现代中国”和“全球化”单元的设置，可见一斑。

究竟是通识科达不到这目标，还是香港大方向要变，是要澄清的问题。不过，通识科为学生应付未来肯定有不容忽视的功效。笔者的教学经验、观课观察里，在通识堂老师经常指导学生阅读资料、分析资料和评鉴资料（比如辨识假新闻）。这绝对是无关政治，超乎党派，绝对是廿一世纪的必要技能。而且，近年通识考卷更重资料回应，少太关心立场的辩护或宣示。通识科必修必考，实在有其坚实理由。

通识科除了有两张试卷要学生应付，也有独立专题探究（Independent Enquiry Study）要学生经历。学生在当中除了学习基本研究技巧，更重要的是有机会学懂慎思明辨。比如学生研究通识科会否给学生带来压力，在汇报时间里，指导老师或者同学都可以发问诸如此类的问题︰其他科不会给学生带来压力吗？有作有通识科前后的比较吗？通识科的压力跟其他科是否不一样？

经过这些训练，的确可以防止青少年自己“一言堂”，当然对政权的一言堂亦不会那么容易就范——这叫做开民智。相信董先生也不会反对，除非他心目中的教育是制造愚民。

通识，可能只是建制派随意找来的代罪羊，也可能在他们心目中，通识真的没能将“一国意识”和“一国原则”植入香港青少年的心中，即所谓“爱国主义教育”的弥天大罪。通识走的路，或多或少是公民教育的。她著重教导学生了解自身的权利和义务，它的本质是批判的，和解放学生思维的。国民教育则企图用各种方法，包括国情教育、升国旗等活动，提升学生对国家的归属感。在国民教育科在2012年被推倒后，反对通识教育科，或者改造通识教育科就变成重推国教科的必经之路。

经过这些训练，的确可以防止青少年自己“一言堂”，当然对政权的一言堂亦不会那么容易就范——这叫做开民智。相信董先生也不会反对，除非他心目中的教育是制造愚民。

通识成为代罪羊

但建制派好像永远不明白的是，香港的学生并不接受“灌输”。但要老师扮演学生灌输的角色，却可以将师生的信任关系会被破坏。在学生眼中，老师只会是一个国家意识型态的载体而已。“以吏为师”的教育模式一旦确立，恐怕香港青年人一些情绪会更难疏导。通识教育强调的多角度思考，其实是要学生换位思考。他们有时甚至要在讨论活动里，以政府官员的角度想问题。在一些较“激进”的学生眼中，通识有维稳之嫌。作为和理非非的老师，当然也同意这种“稳”也有其社会功能。实在很难想像董先生作为前特首看不到这功能，怪不得在其任下，社会乱得令其心痛。

坦白说，即使是前线教师，在反送中运动的当下，都未能捕捉年轻人在想什么，也未必能为青少年视为解惑、支援的最佳选择。年轻人边缘化、激进化，虽然悲壮，但却非香港之福，年轻人之福。

如果董先生此类话只是想转移视线，我们可以理解，但恐怕只是鸵鸟，问题只会恶化。但如果他们真以为要迎难而上，铲除通识，换入“爱国主义教育”。在年轻人眼中，植入的恐怕不是爱国心，而只是“是你教晓我和理非非、多角度思考、理性思考通通没用。”香港的灾难会由街头蔓延至学校。香港的理性空间会更扭曲，人与人的联系只余互相利用、互相出卖或生死之交两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