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击的年轻人：七一这天，他们为何冲击立法会？

2019年7月1日，香港政权移交22周年，金钟的示威行动延烧近24小时，从凌晨延续至午夜，大量年轻示威者商讨行动，其后占领道路，前方冲击立法会外墙，后方以“人链”传递物资。晚上9时，立法会一度被占领，示威者最终于警方午夜12点清场前全部离开。

这是香港历史上，立法会大楼首次被示威人士彻底占领。

不到三小时期间，综合端传媒记者观察及多间媒体报道，立法会大楼内包括图书馆门口、走廊电掣、闭路电视、多个电子显示屏幕等遭到破坏，有人在取走一批电脑硬碟，多面墙壁被涂鸦，标语包括“林郑下台”、“官逼民反”等。议事厅外，立法会主席肖像倒地并被涂黑，议事厅内，区徽被涂黑、“没有暴徒只有暴政”横幅挂起，有人一度摆放港英旗。不过，与此同时，亦有示威者在图书馆门口贴上告示呼吁不要破坏书本及文物，在立法会餐厅，示威者在拿取饮料时均主动放下现金；在冲击激烈的示威区，杂物散落一地，有示威者清洁打扫。

冲突和占领刚刚过去，2日凌晨4时，林郑月娥连同政务司司长张建宗、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及警务处处长卢伟聪等官员在警察总部召开记者会，称游行人士表现和平，而立法会示威者目无法纪，表示会追究到底。社会舆论中不乏谴责暴力之声，但亦有大量声音呼吁包容和理解年轻人的绝望和愤怒，指出真正无形的暴力来自政权，并认为应该深切反省的是香港的大人们。

七一这天在金钟，这群年轻人为何留守，为何冲击、占领？他们怀著怎样的心情，渴望表达的又是什么？我们采访了五名在场的年轻人，他们或许来自不同的生活环境，有不同的思考和情绪，但都同样希望去告诉社会：到底什么是暴力？为什么他们要冲击？他们不可忍受的是什么？为什么他们这一代人，比上一代人更激？

Peter：“想攞返啲嘢的感觉，‘啲嘢’不是实质的，是一种精神”

7月1日下午约1时半，一批示威者突然以铁马等撞向立法会议员出入口的玻璃门，泛民立法会议员一度到场劝阻，惟撞击行动仍然持续。20岁的大专生Peter在冲击稍后时间才到场，随即加入队伍，他戴著眼罩和3M口罩，手臂包裹著保鲜纸，站在首几排的位置。

“泄愤，还有Back Up，让手足知道有人，不用惊。”

他形容，冲击是共识。他重复说，大家已经“无计（无办法）”。

“我们不暴力，他还是不听。103万人（游行），完了，200万加一人，还是这样。其实，你觉得还有什么方法是可以⋯⋯令他回应我们？”

“一直迫政府回应，若警察用更恶劣手法驱散，那我们就可以制造舆论。”

下午4点，玻璃门近半破碎，示威者退后，Peter稍息，随即转往立法会示威区煲底位置，他先推开原先在玻璃门外的防御栏栅，再次撞击玻璃。“好累。总之用尽一切方法撞，我有什么工具就用什么工具。”

他说，撞击的时候满脑子是愤怒，“嬲啰，屌你老母，打！激发下自己的愤怒情绪，可能会大力点。”

网上流言，应对这类型的强化玻璃需要敲打四角，Peter摇摇头，“打完都无用”。“玻璃与玻璃之间有一层胶，会卸力。撞好耐，撞了两个小时。”

玻璃破碎，示威者的下一步是撬开里面的一层铁闸。Peter转变角色，担任后援，为前方的人撑伞遮挡镜头。后来，闸门已破，他跟著人群进入，但只停留在地面指挥引路，叫后来者去上层的议事厅支援，之后他离开了，尝试会合其他朋友。

这是Peter第二次进入立法会，第一次是学校安排的参观活动。“那时是参观心情，今次入来是有少少‘想攞返啲嘢的感觉’（想取回一些东西的感觉）。‘啲嘢’（这些东西）不是实质的，是一种精神，一种尊严。一个尊重，对我们来说，慢慢被人攞走了。”

他认为，这一次冲击选择了立法会，是因为“立法会是最贴近施政和属于人民的地方”，不过，“立法会只是渠道，不是立法会，也可以是其他地方。”

Peter是社运初哥，雨伞运动期间，曾以中三学生身份参与校内罢课，假日曾往占领区过夜留守，后来一直没有参与社会运动。至近日《逃犯条例》争议备受关注，他担心香港法律制度被摧毁，即投身运动。

从6月9日参与游行开始，Peter的投入越来越高。9日晚上游行之后，他本来只是想观望一下事态发展，身上也没什么装备，惟政府书面回应，表示会在6月12日如期二读，他便跟随大队冲击。当晚有大批示威者被警方围堵在旧湾仔警署外，警察要求他们除下口罩，逐一登记其身份证及搜身。Peter没有被围堵，在街头仍感不忿，他将垃圾桶推离街道，“比啲嘢警察烦下”。

6月16日，香港再有200万市民上街，下午5点许，人们逐渐走出夏悫道，有巴士无法离去。Peter和三个朋友一起主动上前指挥，为巴士开路。6月21日包围警察总部，Peter也在场，他是物资组成员，协助运送鸡蛋到现场，另一举动是高喊“黑警”，“这样做没有后果，但会舒畅一点。”

7月1日这天，他看到路过现场的警察，在毫无预兆之下会向对方高喊“屌你老母”，与此同时，又走到花店买一束白花，默默放到太古广场前的马路，悼念早前堕楼的“黄衣人”。他说，自己从不到一个月前的和理非（编按：指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人士），到现时的勇武派，其实也有点“接受不来”。

“但这是迫出来的。有得和平，有谁不想用和平的方法？我自己也不想这样做，如果有解决方法。”

“和平，他会当你无到”。

Felix：“请看清楚我们，我们是爆玻璃，但我们根本没有伤害任何人的意图”

2019年7月1日，是香港移交政权22周年，也是Felix的生日，他是一个00后。这天清晨，他占领了龙汇道；晚上，他与其他示威者一齐冲进立法会大楼。

“我不知道明年的七一会怎样，但今天，七一将永远是香港人最同心协力指证这个政府（过失）的日子。无论是什么立场，愿意遇到什么程度的行动也好，后面不冲的示威者，前面冲击的示威者，一定有一群人在这里等著你。”

这是下午五点多，滚烫的太阳光落在脚边，我们坐在立法会外的马路边，不远处的煲底，年轻的示威者们正奋力拆卸贴近立法会大楼墙身的L型钢板围栏，敲打声、拖动声、口号声响彻数百米。而立法会位于添美道另一边的议员入口，其中一块防爆玻璃在两小时前被示威者以回收废物的铁笼车撞破，警民正紧张对峙。

怎么看待用暴力冲击立法会？“这一次七一，我们有种‘all in’的感觉。好老实讲，就算现在这样冲进去，意义不大，里面又没有开会。但我觉得，香港人被逼到墙角了，所以任何程度、任何方式的抗争都愿意去做，只要能够抗争，能够表达我们的声音。已经不是有没有效、安不安全的问题，都不是一个考虑因素，而是能不能表达到自己的声音。只要能表达到，我们就愿意去做。”

从6月30日下午开始留守在立法会一带，Felix已经近24小时没怎么阖眼，体力透支。他双手前臂包裹著透明保鲜纸。此时他手臂略微红肿，今天清晨，他在占领时被警察胡椒喷雾射中，清洗后仍然刺痛。

七一清晨的占领行动，是由一个网络流传的号召，以及一场街头讨论而生的。

6月30日，一张在网络广传的海报，呼吁市民在七一早上六时半到金紫荆广场的升旗礼聚集，抗议政府不理民间五项诉求。Felix决定投入，30日晚上约10点，他来到立法会附近，同行的还有24岁的阿乐等，其中年龄最小的是一名16岁的中学生。两日之前，他们参加议员朱凯廸发起的“反海滨送中”行动而认识，该行动是为了抗议政府将一段滨海地交给解放军使用。

Felix没想到，当晚来到现场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圈子越围越大，到最后，大约两百人在一起讨论第二天早上的行动计划。因为人数太多，主持人号召大家分为两组：“和理非”与“勇武派”。每个组均讨论两小时以上，现场选出秘书进行笔录，人们轮流发言，然后再整合讨论。

“讨论的形式是，先有一两个人抛出一些idea，例如哪条路进去，然后大家再细微一些研究警方的布防，”Felix说，大约30人充当了“哨兵”的角色，整整两三个小时跑去不同的干道，查看警方“有没有改布防”。

“他们查看了三条路线，然后我们分析，比如从这里过去，那警方第一重是水马加铁闸再有警察。我们一层层分析，计算可能需要的行动时间。虽然，其实很多都是纸上谈兵，最终警方也没有出动水马。”Felix回忆，“大家的共识是，阻止升旗。”

在分组讨论里，以往的Felix可能会选择和理非，但这一次，他认为自己转向了“轻微勇武派”。

“其实是一个程度问题。总有一天和理非都会变勇武，真的。你看那个议员，对警察大喊‘我要见指挥官’那个，叫什么名字？”记者告知是民主党主席“胡志伟”，Felix续说：“他不是原本极致和理非吗？有催泪弹在他旁边爆，他就忍不了了。每个人都有条底线，当你触发他底线时，他一定会反抗。”

过去两星期，香港接连有市民堕楼身亡，并留下遗书，希望抗议政府。这种死亡，令Felix觉得要从和理非向前迈进一步。

“我不鼓励这种方法，但到了第二个，第三个女孩……我觉得有更大一个动力去做多一点事情。留意第二个女孩的遗书，她是写给香港人看的。我觉得政府要让步的话就真的不用再想了，它要让的话一早就让了，七月都来了。我们是否可以做更多的事呢？”

七一清晨到来，经过一番占领行动，Felix和朋友们最终没能阻止升旗仪式举行。不过，下午一点多，示威者们开始冲击立法会。Felix觉得，他可以留下来，帮助传递物资，以及浇灭可能出现的催泪弹。

晚上九时许，立法会示威区的示威者们终于撬开铁闸，进入立法会。Felix和阿乐等朋友经过商量，在十点多的时候决定入内看有无示威者需要帮忙。那一刻，他并不害怕被捕：“你看到比你更小的年轻人都进去，你不会再犹豫。某程度上，我们和那四位决定死守立法会的人一样，进去立法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看不见希望。我们就是要告诉政权：我们愿意为了表达诉求而承担坐牢风险。我们希望改变现状，我们更看重社会公义，即使我们可能要赔上十年光阴。”

在立法会里上下走了两圈，Felix看到，“破坏的确是有的，立法会不少电子屏幕都被弄烂了，后来有人劝不要这样，他们就停止了。”

“我认为示威者没有‘暴力’。请看清楚我们，我们是爆玻璃，但我们根本没有伤害任何人的意图。相反，警察这些天都在打示威者。我们的涂鸦、破坏，都是针对这个政权，而非普通人。你看被涂黑的立法会主席肖像，97前那两位主席根本没人碰过，几百人走过那里，是（现任主席）梁君彦的肖像一上去就被摔烂。是我们暴力，还是他们这些官员对市民做错事？三个星期以来，无论和理非还是占领包围，政府都不理。”

至于有人摆放英国旗，Felix如此认为：“这是一种方法，希望告诉政府，为何22年来，香港人的生活越来越差。我们并不是真的要回到英国时代，我们没那么天真，而是希望有个比较：为何22年前的香港，好像比现在更靠近文明一些？”

Felix在午夜12点前离开了立法会，到中信大厦附近。当午夜一过，警方开始向中信大厦一带发射催泪弹，Felix与那里的示威者却不肯退缩：“已经睁不开眼，但前排的人退都没退过。我们要顶住这边的警察，让立法会里的人离开。”

“其实，这场运动已经不仅关于《逃犯条例》，而扩展到社会公义与否了。”Felix最后说，“就算明天林郑答应撤回，时势已不止如此。当你寻找不公义的根源，你会发现是整个制度出现问题。因此我们最终要求的是实现‘双普选’，这是运动的趋势。”

阿乐：“议会终于回到人民手上”

7月1日傍晚八点多，立法会“煲底”，上千名示威者严阵以待，等待大楼公众入口铁闸被撬开的一刻。阿乐和Felix正帮手传递物资。前方手握扩音器的年轻人大声警告，称铁闸就快撬开，届时里面的警察一定有所行动。

气氛非常紧张，所有人开始检查自己的防护装备。“头盔需要吗？口罩戴好了吗？”人们彼此查看对方。24岁的阿乐已是群组里年纪最大的人，开始逐个叮嘱Felix他们：“等下开闸，催泪烟雾一定出动，我们的任务是用矿泉水浇灭它，或者用湿毛巾捡起它。”这是他们昨晚在立法会道电箱附近的街头商讨会讨论好的角色——“消防”。

阿乐神情严肃：“记住，我们最重要的是救人，一旦有伤者，手上什么都放下，矿泉水瓶全部不要，优先救人，知道吗？”几位年轻人纷纷点头。

所有人排成一条又一条小队，后面的人抓住前面的人的背包。阿乐不断确认记者的防护装备，并叫记者不要向前冲，留在他们后面。“有事就跑。”他说。

九时许，经历整整四小时的敲打、撬动，立法会公众入口跳闸被撬开了一角。前排示威者开始进入立法会，立法会入口内原本站满了几排防暴警察，却已撤退。

但身处后方，阿乐不了解情况，一度以为前面的人冲进去肯定在和警察发生冲撞了，非常紧张。他与Felix商量，最终决定四个人进去，其余人留下。

“我系惊架！（我是害怕的！）要尽快出来。”

此时已经十点多，进入以后，阿乐才发现，警察都走了。阿乐留意到满地玻璃碎片，亦听到更里面的示威者在指挥大家搬开大型物件，希望留出更大空间给示威者出入。他听到一些示威者不断对其他人说：“唔好搞，唔好掂，唔好整烂。（不要搞，不要碰，不要碰烂东西。）”

“冲击、破坏是有的，但我认为立法会里不算暴力。里面的气氛给我感觉，好有文化，好和平，有一种秩序感。妳见过有示威者拿饮料还放下钱吗？”

五分钟后，阿乐就赶紧从立法会出来了。但当他发现Felix和Angel还在里面，便决心返回，带他们出来。那时候，留在立法会外“煲底”的人们互相传递警力消息，只有被确认的消息，会由手握扩音器的人广播出来。在立法会里面的人因为担心被捕，开始陆续出来。“走了走了，（警察）打过来了！”声音此起彼伏。虽人心惶惶，但阿乐看来，大家撤离十分有序。

这晚11点半，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由秘书处发出针对“示威者暴力冲击立法会大楼”的声明，“支持警方追究责任，把违法者绳之于法”。

“我想找回里面的两个队友。我其实是真的害怕，11点多他们发了那个声明。我和煲底的队友说，我十分钟内一定出来。”

阿乐再次一头扎进了立法会。“里面气氛变得好平静，”他回忆，“大家好冷静，set好了小站派手套，让急救人员进入，指挥出入口。”

经过一番搜索，无论如何都找不到Felix和Angel，网路也不通，阿乐只好离开。

及至11点半左右，整个立法会“煲底”及旁边添马公园的示威者人潮，突然开始大喊：“一齐走！一齐走！”

原来大家都知道，有四个立法会内的示威者不愿离开，希望死守。于是，十几个示威者从“煲底”进入立法会，到议事厅，希望把这四个“死士”带走。

“我们都非常非常害怕，害怕里面打死都要留下的人被逮捕。因为一旦过了12点清场，我们觉得，在那里是完全走不了的。”阿乐说。当他得知Felix他们安全出来的消息，他松了口气。“他们年纪都比我细，我当他们细佬妹咁（我当他们是弟弟妹妹）。”

阿乐最终都没有进入立法会议事厅。他透过新闻，看到示威者在议事厅把区徽涂黑，并挂出“没有暴徒只有暴政”的黑色横幅，他感觉：“议会终于回到人民的手上。可能只是短短一晚，但表达出一个信息：立法会是用来议事、通过法例的，可原来那个讨论的价值一早失去了。立法会只是用来通知我们，他们要做什么。”

“他们进去，涂黑、接受采访、贴标语，是告诉所有人，立法会的职责原本是什么？希望平民百姓记起来，曾经，投票、立法，这都是我们的权力；关于这个城市应该变成怎样，我们都应该能够有方法，把我们的声音，带进来议事厅，然后再做出公平讨论。可是公平讨论一早就没有了。”

经过一晚，阿乐说，“这一次，我觉得许多原本的‘和理非’都接受了冲击抗争。我接受冲击的抗争方法，因为香港人除了采取更大胆一步以外，都不会有出路了。”

马骝：“我好累了，可能下一个就是我”

“我预了会被捕，”七一这天，这是马骝讲得最多的一句。清晨六点半，她和几个朋友来到金钟立法会附近，“有人管物资，有人周围去睇有无差佬（警察），我就负责冲前线”。冲突骤起，马骝向前冲，“有差佬扔东西出来，扔中我手臂，好痛，敷了冰袋才好一点。”

过去两个多星期，她总是睡不好，常做噩梦。她梦见警察冲过来，她大叫“唔好打我（不要打我）”。入睡前，她想起黄衣人，“一想起就喊，要抱著公仔才能睡”。6月15日晚上，她和朋友路过太古广场，目睹身穿黄色雨衣的梁先生在太古广场悬挂“反送中”横额后坠楼，“我们什么都做不到”。后来，有从事防止自杀危机的社工韦姑娘在太古广场附近认识了她，发现她神情呆滞，开始陪伴她。

“已经做了咁多，还有什么可以做？”“已经失去了三个战友了。”静下来时，马骝常这样说。

她今年20多岁，身型不算高大，但结实有力，动作灵活，过去几年，总是走在冲击前线。雨伞运动的时候，她在金钟和旺角两边跑，更多是在旺角。她说，和平的时候，自己不一定要出现，但搬运和冲突的时候最需要自己。

“你睇我的肌肉？”她笑著曲起手臂，露出小老鼠肌肉。她中学未毕业就开始打工生涯，目前做物流搬运。工余，她喜欢做义工。“（台风）山竹之后，我们一班人出去拾垃圾，帮手砍树，开了好多路。”她兴奋地分享砍树的照片。

示威冲突的时候，她有时去冲，但觉得更大的责任是去保护现场手足无措的中老年人和比她更年轻的人。“占旺时，有蓝丝过来捣乱，我们就打回去，”她因此三次被捕，最后没有被落案起诉。期间有数位朋友凑钱为她请律师，“他们不是会出来的人，只会叫我小心，我有事就帮我”。其中一次被捕，警察说她袭警。“是差佬故意过来撞我，好彩我提早发现，马上使眼色，叫朋友开手机拍片，保障了自己。”

她不喜欢警察，612冲突的经历更加增添了她的痛恨。当日她在上班，中午时分，朋友叫她去金钟帮手，她回家拿了头盔、防护背心和护臂等，就赶过去。她说在中信大厦附近被警察追打，警棍打在她背上，“当时只是觉得好痛，后来才发现好似骨歪了，但我不敢去睇医生，惊被人拉，朋友介绍我去睇跌打。”她说，后来一班人被警察追，逃到了金钟地铁站，“已经落了楼梯，警察还在追，向我们喷胡椒水，好多人讲粗口”。

她分享说，自己在一些非示威的场合也遇到过警察执法，“警察都有帮我，执法正常”，但这无助于消减她的愤怒。

不过比起警察，她说自己更痛恨林郑月娥，尤其是她的“冷笑”，“想起她就想讲粗口”。“她总是笑笑口，我真的不明白，其实有咩好笑？”

6月30日晚，她和朋友一起来到金钟煲底，参与悼念活动。前一天下午，21岁卢姓女生从高处坠下身亡，离世前在墙壁上留下“致香港人”的字句，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并吁大家“坚持下去”。悼念活动的这天晚上，新闻又传来消息，当日下午在中环IFC天桥坠下的29岁女子抢救后不治离世，这名邬姓女子离世前在脸书上发帖表示绝望、“七一我去不了”等。看到新闻后，马骝哭得停不下来。

“我好累了，可能下一个就是我，”在立法会煲底，她对朋友说。

可是只要来到金钟现场，她就充满精力。现场都是陌生人，但在她看来都是她并肩作战的朋友，这边需要雨伞，那边需要人搬铁马，远处又要人爬高去用雨伞遮闭路电视，无论见到什么，她都马上跑去帮手。下午时分，示威者用铁笼车撞击立法会玻璃门，她就在后方帮手，搬运铁马，警察喷射的胡椒水洒到了她背上。

到了晚上，她和一班示威者一起拉开立法会添美道入口处的重型铁闸。“入面有电表房，其他人想入去拉掣断电，我就在外面帮手睇水（把风）。”马骝说，现场人潮汹涌，有一些时候，她确实感觉到现场“混乱、危险、失控”。

问她担心吗？大多数时候，她都说自己有心理准备，不担心。不过，也有一些时候，她会有点担心自己被捕。“今日有警察查了身分证，抄牌了。”

如何看待武力？她说，那是一种“发泄”，是透过肢体“直接将心里的不满表达出来”。“我之前已经容忍他们（政府）很久了。”

不过，她也认为，自己是比较容易冲动的人，在冲突现场，对于自己过分冲动的行为，如果朋友劝阻，她都会接受。七一的深夜，部分示威者占领了立法会大楼，在人山人海的添美道街头，马骝遇到了社工韦姑娘，二人商量了一番之后，她同意和社工一同离开现场，日后再加入战友的队伍。

那一刻她为什么愿意离开？马骝也不太说得清楚。她几乎一天都没有进食，背上也因为胡椒水而痒痛，她先和社工去了麦当劳，后来又去了添美草地倾谈，“我心里明白，社工都是担心我。”

Yoshi：“为什么我们这一代人比上一代人激？”

参与社运的时候，Yoshi的角色多做物资管理。她是90后，目前从事设计行业，斯文瘦弱，朋友都笑说她不适合冲。她也同意，自己更属于“和理非”一派。七一这天早上，她接近11时来到金钟现场，马上投入物资站工作。

从金钟站A出口走出来，一路走到立法会大楼，道路上全被占领，眼前一片黑衣人海。“其实没什么leader，见到哪儿有物资，就帮手收拾、传递，大家好自发，好团结，可能612那天警察那样清场，大家之后更团结了，”Yoshi说，人们有默契地并肩站立，连成延绵数百米的“人链”，将口罩、索带等较轻的物资从金钟站一路传递给立法会的示威者，矿泉水等较重的物资就用手推车搬运。

“有些人会问物资怎么来？其实好多是一些年纪大的人，甚至公公婆婆买来给我们，有些路人见到我们需要什么，马上就帮手去附近的便利店扫货。”

以前出来游行示威和参与雨伞运动，Yoshi总是和朋友一起，“但今次我觉得，自己一个都要出来”。修订《逃犯条例》让她觉得恐惧，她不信任中国司法，担心即使在香港，也会被内地政府安插罪名，送回大陆，“去到大陆，就真的不是司法审理那么简单”。“今日不出来，以后条例通过，更加不用出来了。”

过去十年，Yoshi对中国大陆的观感，几乎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九七回归那天，正读小学的她，“感觉真的好光荣”。她当时还小，但模模糊糊的感觉是，被殖民统治不好，“终于做返中国人更好，毕竟我们是华裔”。但自从2012年反国教运动以来，她越发关注社会时政，愈发觉得香港和中国内地的边界变得模糊。2016年，她有份投票选出的立法会议员梁颂恒被DQ，议员资格被取消了。

“为什么我们这一代人比上一代人更激？”Yoshi说：“因为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被教育，我们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法治自由等等，但等到我们出来社会之后，发现根本不是这回事。讲好话：50年不变，现在才过了22年，已经变成什么样子？”

612那天，她特意请假，一早来到金钟，最初也是帮手管理物资。“我真的有想过，要不要今日自己都去冲，去前线？”但未到三点，她突然收到妈妈来电。“她平时不是经常打给我，但那天在电话里一直叫我小心啲，小心啲，但她没有问我在哪，我想她是知道的。”

妈妈的电话，令她最后没有去冲，但愤怒却愈发积结。“死了三个人，政府都没有回应， 照撑警察，说警察没有错，这个政府真的是冷血的，”她说自己始终不太认同暴力手段，但认为不应谴责，一定要“各有各做”，就好像市民在金钟现场，有人出钱送物资，有人管理物资和后方声援，有人在前线冲击。

昨日金钟现场，约一点半，示威者开始冲击立法会，用铁笼车撞击玻璃。Yoshi在后方收到消息，一开始感到不理解，她不停发即使信息去问前方的朋友：“其实打烂玻璃是为了什么？”她尝试一边继续支援，一边去理解前方的行动。晚上八九点，她去了煲底附近查看情况，后来感到现场人流太多，不停有市民加入，她就随著另一波人流离开了金钟。

经过7月1日一天的思考，以及收看不同新闻信息，Yoshi说，自己后来理解了前方冲击的人。“其实他们不是完全因为冲动或情绪，他们完全知道刑责，是有思考过的，他们背负了罪名，去为香港人争取，为什么我们还要责怪他们？”

“说实话，和平有用吗？100万人、200万人都出过来行了，我想就算今天400万人出来，都没有用吧。”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Peter、Felix、阿乐、马骝、Yoshi均为化名。）

（实习记者梁敏琪、余美霞、梁中胜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