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用12年寻访逃离者，记录1949年“离开上海的最后一艘船”

67岁的作家谢汉兰（Helen Zia）有一头花白的冲天短发，她出身美国华裔家庭，不怎么会读写中文，却花了12年时间，访问过百名在1949年从上海逃离共产党政权的人，以英文写下这一段中国人的迁徙历史：《离开上海的最后一艘船：逃离毛泽东革命的中国人的史诗故事》（The Last Boat Out of Shanghai: The Epic Story of the Chinese Who Fled Mao\”s Revolution）。

在谢汉兰笔下，1949年5月4日，上海虹口码头，人心惶惶。共产党政权即将到来，空气弥漫著焦躁不安。货币系统早已瘫痪，所有交通工具一票难求。恐慌的人们希望挤上任何一艘船、一列火车、一架飞机——只要能够带他们离开上海。由美军运兵船改装的“戈登将军号”此时停在岸边，它将顺黄浦江而下，把焦灼的人群运往美国旧金山。

20岁的吴蓓苓幸运地坐上三等船舱，甲板上挤满了人，他们既心急如焚，希望船只尽快驶离；又眷恋不舍，向码头上遗留的挚爱哭别——这一生不知何时再见。船笛声将呜咽，吴蓓苓用力挥手，向她的好朋友，向艰难时世，向她永不会再见的亲生父母……“再见了，上海！”

吴蓓苓就此远赴美国，三年后与另一逃难至美国的中国人结婚，生下女儿谢汉兰。谢汉兰早年从塔夫茨大学医学院辍学，一头闯入建筑工人的世界，再一步一步成为记者、作家。数十年来，她站在美国亚裔民权运动最前线，著述丰富。今年初她出版新书，呈现70年前这一段被她形容为在英文世界“未被叙说的历史”。日前谢汉兰到访香港，并接受端传媒专访，讲述她与这段历史的渊源。

母亲的秘密

谢汉兰在1950年代美国新泽西州的一个小镇长大，她从小听身边的华人亲友说，他们是搭乘最后一艘离开上海的船来到美国。她一直十分好奇：为什么所有人都认为他们坐的是最后一艘船？他们总是把当时的故事描述得如此戏剧、神秘。可每当谢汉兰问及母亲，母亲都会敷衍：“那都是不快乐的回忆。”

她所属的族裔，根在哪里？谢汉兰对父辈的往昔很感兴趣，但她感觉书写这段历史最理想的人选，应该是能够阅读中文，讲普通话、上海话，尤其是旧式上海话的人。遗憾的是，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华裔后代，上述条件她都不太满足——她的父亲怕子女被歧视，从小就不让他们讲中文。

直到十多年前，谢汉兰年过五十，她的母亲年过七十之时，一天，二人在母亲的小公寓吃晚饭，她又重提儿时的问题。没想到这一次，母亲放下筷子，说：“好吧，你想知道吗？我来讲给你听。”

原来母亲出身穷苦家庭，1935年只有6岁的她，被亲生父亲带到苏州，送给了一个有钱的女人。她被关在小黑屋，哭了一整夜。父亲本是她在贫瘠生活里，最依赖、最喜爱的人。

“我什么都记得，那是我这辈子最难过的一天。”母亲如此说道。

“当我母亲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时，我想我必须去挖掘更多。我不再忧虑我是否是那个完美的人选，因为我早已知道我并非完美。”

母亲被起了新名字：Bing。1937年日本侵华后，她跟随“新妈妈”逃到了上海，再被转送给另一户上海人家。彼时的上海是世界第五大城市，100多万难民同时涌了进来。Bing总在街上看到尸体、乞丐，她的生活并不顺遂。

随著日本战败，中国全面进入内战状态。1948年，共产党在各大战役中取胜，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与此同时，通货膨胀令上海陷入疯狂，商店橱窗里的标价一天内可以被店员划掉、修改数次：一袋米的售价可高达670万元，并在几周内飙升至6300万元。罢工和停工逐渐瘫痪城市，Bing发现身边的上海人不再讨论是否离开上海，而是何时离开。

对共产党政权的恐惧，以及上海经济的严重瘫痪，使Bing的新家人决心离开。1949年，Bing坐上“戈登将军号”，逃离往昔种种，告别混乱时代，前往美国。多次被弃养，在日军侵华、国共内战下坎坷流离，这一切过往，Bing把它当做秘密保守六十年，从未告诉过任何人，包括丈夫、孩子和朋友。

母亲温和道来的故事，让谢汉兰心绪难平。“当我母亲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时，我想我必须去挖掘更多。我不再忧虑我是否是那个完美的人选，因为我早已知道我并非完美。”谢汉兰说。

习以为常的故事，缺乏书写的历史

谢汉兰开始向身边所有人求助，问他们会否认识任何与这段历史有关、而又愿意开口的人，对方再传播开去，一层接一层，她用了12年的时间，透过社交的大网找到过百名当年逃离上海者。她考量受访者的性别、意识形态、阶级、经济状况以及最终逃去的目的地等因素后，挑选出四名真实人物放在书内，以个体的无常命运，见证日军侵华至1949年共产党执政前后中国的巨大变迁。

书中两男两女的背景迥异，一个是日军合作者的后代，一个是国民党军官的女儿；有的从小家境优渥，有的出身贫苦被多次弃养，四人的生命历程相互交织，最终基于各自因由，离开上海逃至美国、台湾及香港等地。

谢汉兰解释：“我不想人们读到一些符合对上海人刻板印象的故事，比如以为逃离的上海人都是成功的百万富翁。这不是真实的。”为记录从1937年到1960年超过20年的历史，她特意选择逃离上海时约为二十几岁的受访者作为书中主角，因为若受访者逃难时过于年幼，则难以有深刻、具反思的记忆；若受访者当年已过三十岁，受访时已八、九十岁，记忆不太可靠。“我必须找那些对往事有更详细记忆、更有反思的人。”

“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他们要逃离的是什么——只是周围所有人都在逃亡。”

寻访过程当中，有香港朋友对谢汉兰的研究感到非常困惑：这些逃难的故事在中国如此寻常，为何要花费写一本书的力气？。谢汉兰回答说：“这是一段我们彼此共有的历史，却没有人去书写。”

她逐一细数，现存英文书籍有关于离开上海的犹太人、欧洲人、美国人⋯⋯但就是没有中国人，而台湾作家和学者的中文纪录，则主要聚焦在逃去台湾的人群身上。“上百万人离开了（上海），没有任何一本英文写作的书，没有任何一篇英文博士论文、硕士论文。所以我称之为一场‘被遗忘的撤离（Exodus）’。我非常想要聚焦在这些流散的人身上。”

那时的上海一直处于国民党和日军的交替统治之下，共产党对不少普通百姓而言是陌生而令人恐惧的，对资本家而言则更甚之。据谢汉兰研究资料，在逃离上海的上百万人里，不少是大资本家、中产阶级，他们害怕自己在宣称代表工人阶级的共产党统治下会失去一切。

于是，1949年，上海码头成了一幅残酷暴戾的景象：人们拼命要挤上任何一艘船，机场满是排队的人群，甚至会有人坐上火车顶逃难，即使你知道经过隧道时，他们会被撞下来，或者撞上电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他们要逃离的是什么——只是周围所有人都在逃亡。如果所有人都在离开，而他们觉得灾难将至，如果你不离开，会发生什么呢？也许你会死，也许你的孩子会死。”

谢汉兰决定以她常听长辈说的“离开上海的最后一艘船”做书名。“为什么他们都觉得自己在最后一艘离开的船上？我想我们没法说，哪一艘船是真正的‘最后一艘’。这其实是一个关于人们感受的比喻：巨大的恐慌和疯狂，以及逃离未知、动荡甚至是灾难的迫切感。”

抛开意识形态，进入历史里的个人生命

长达12年的采访时间里，谢汉兰问百多名受访者有没有将自己的过去告诉子女，他们大多回应说没有，只告诉她一人。她为此感到身负重任：“我要把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呈现出来，而不带审视的眼光。”

她如实记录逃离者的故事，倾听，而不下判断。书中Benny的故事也许能够说明，谢汉兰关注他们的个人具体生命，多于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日军占领上海后，Benny的父亲潘达（又名潘志杰）加入汪精卫政权奉日军之命设置的“76号”特工总部，成为“沪西特区警察局”局长。“76号”常用于刑囚拷打抗日人士，在社会上制造恐怖气氛，暗杀、绑架事件屡屡发生，主张抗日的上海报人是其迫害目标之一。

“我有什么资格去审视他们？如果我在上海经历八年日本侵略，我会做什么呢？我该怎么保存我的家庭？”

Benny自小生活优渥，从不清楚父亲的工作，在上海硝烟弥漫、烧焦的尸体和乞丐随处可见之时，他在名校上学，能讲一口流利英语。至1945年日本战败后，国民党军官逮捕其父，Benny才首次得知父亲的工作。父亲被政府判为“汉奸”，Benny一度崩溃，他发现可怕的“76号”特工处街道，原来是他小时候经常骑单车玩耍的地方。

他到监狱探望父亲，心里压著一堆问题：他是不是用酷刑折磨、杀害中国的爱国者和反抗者，以此帮助日军？他是不是在战争期间以同胞的性命为代价来挣钱？他怎么可以帮助敌人去对付自己的人民？Benny不敢问。可父亲却似乎感受到Benny内心，他望向天花板，忽然说：“在战争时期，并不存在好的选择。有时候，人只能做出相对没那么差的选择。”

谢汉兰和Benny做过数不清的访问，她一直不太敢碰触这个话题。最后，她才小心翼翼问：“你觉得为什么你的父亲会做出这些事情？”Benny说：“也许我的父亲并没有真正的选择权。”

谢汉兰反问自己，如果你的父亲是敌军的合作者，一个叛徒，你会有什么感受？她的答案是：“我能够聆听到这样的故事，这真是一种荣幸。”

“我有什么资格去审视他们？如果我在上海经历八年日本侵略，我会做什么呢？我该怎么保存我的家庭？”谢汉兰说，“那是中国一个十分艰难和混乱的时代……在这场战争里，没人知道最终结局会怎样。”

谢汉兰还用另一主角故事解读大时代下的个体。Annuo父亲是国民党军官，经朋友劝说，本来想加入毛泽东的抗日队伍，终却因病未有赴约。

“一切都是形势、时机、机缘。我希望呈现个人的选择能有多么复杂，不仅是简单的支持共产党、反对共产党，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谢汉兰说，有些受访者当时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大多数人都感到害怕，但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在害怕什么。”

“我能够聆听到这样的故事，这真是一种荣幸。”

“我尝试去倾听他们的故事，而不从今日的视角去审视他们。今日的我们有七十年的事后视角，而当年的他们并不知道未来将发生什么。”回望这逃离的历史，谢汉兰如是总结，“人们选择留下还是离开，是否一切都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在背后？我反而认为，他们所拥有最强烈的意愿，就是去生存下来。”

写作的母题：不被看见的故事

这些在1949年前后离开上海的中国人，相继奔赴世界各地。在新大陆等待他们的，是一个由世界意识形态之战而产生的敌意环境。

上世纪五十年代，冷战的阴影覆盖全球，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接踵而至，“对于当时全世界政府而言，如果你是敌人，你必须得死。”谢汉兰逐一列举逃难者在不同目的地所面对的敌意环境：香港的殖民政府非常害怕有共产党员混在跨境的人潮；而在台湾，若你未能证明自己忠诚支持国民党，他们可以把你一枪打死；关于共产主义会统治世界的恐惧正在美国蔓延，如被怀疑对共产主义怀有同情，你可能会丢掉饭碗，甚至进监狱。

迁徙之后，恐惧未有离去。谢汉兰虽没经受母亲一代的苦难，但童年也曾遭受白眼——别人常叫她“滚回老家去”。父亲害怕孩子们会受到歧视，告诫她和其他兄弟姐妹，不要讲中文。

“没有人会离开他们的家，他们的城市，他们的财产和工作，除非他们不得不这么做。”

她小时候从未想像过自己会成为一个作家，因为她未曾见过任何一篇出名文章的署名是女人，而领袖、记者、主播，“都是白人男性做的。”

后来，谢汉兰成为了1970年代普林斯顿大学第一届录取的女性本科生之一，大学毕业之后，她去塔夫茨大学医学研究生院读了两年，发现志不在此，于是毅然辍学，跑去当建筑工人。她发现，当时建筑工人薪水非常优厚，却只有白人男性能获聘。于是她透过社区组织，要求建筑公司聘用更多的非白人男性工人。她很快又加入汽车工厂，积极活跃于工会运动。与此同时，她开始为不同的刊物写稿，后来又成为了历史上第一本女权主义杂志《女士杂志》（Ms. Magazine）的执行编辑。

作为承受偏见群体的一员，人权运动成了谢汉兰一生关注所在，她一直想“改变点什么”。那些被忽视、不被看见的故事，成了她写作的母题。她以报导和书籍让大众关注陈果仁案、李文和案。而70年前这段关系到美籍华人的“根”的历史，也随著母亲的自白进入了她的视线。

随著写作的深入，谢汉兰问自己：“（这段历史）它的意义是什么？它和今天有什么联系？”

她最终把此书的意义放在今日全球超过6000万的难民身上，冀望从1949年中国人的逃离史里，人们可反思今日对移民、难民政策。

“对于70年前逃离上海的人而言，他们所经历的事情如此复杂，对今日全球所有的流离者来说，也是如此。没有人会离开他们的家，他们的城市，他们的财产和工作，除非他们不得不这么做。”

在寻访其中一个当年逃离上海的人时，对方说：“我等了一辈子，就等著有人来让我讲述我们的故事。”

“他们感觉处于如此巨大的危险之中，不得不抛下一切而离开。这是逃离希特拉的犹太人身上发生的事，这是过去70年在不同时间点离开中国的中国人身上发生的事。如今，逃到墨西哥边境前往美国的人，他们当中有人抱著婴儿徒步行走超过1000英里。他们知道，当他们到达边境时，他们会被残酷对待——催泪弹，孩子被带走……是什么让他们还是决定逃离？这是和70年前中国人逃离上海一样的感受。他们非常恐惧。如果他们留下来，他们和孩子也许无法存活下去。”

后记

2006年，谢汉兰的母亲77岁，回了一趟上海，这是1949年她逃离上海后，唯一一次的重游。一切都变了，高楼栉次鳞比，她找不到曾经住过的弄堂。她难以忘记日据时期的上海，在这城市的生活曾如此艰难；可如今她认不出60多年前那个熟悉的地方。

她最终并没有等到谢汉兰成书的那一天。

谢汉兰还记得，在寻访其中一个当年逃离上海的人时，对方说：“我等了一辈子，就等著有人来让我讲述我们的故事。”

今日中国官方仍限制这段历史的写作自由，谢汉兰的书能进入大陆、打开缺口吗？她笑说书名可能已说明一切：“逃离毛泽东革命的中国人的史诗故事。”

“很多英文书籍，它们最后可能改掉书名，删除某些内容，以进入大陆。”她曾接受两家上海媒体的采访，记者都对“为什么在1949年离开上海”这部分内容，只字不提。日前有上海机构邀请她前去演讲，演讲题目被改为：《从上海到美国，一代年轻移民的苦与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