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处酒吧能做什么？从“六四吧”到“七一吧”所讲的香港故事

酒吧是发生在黑夜里的结社，有委身空间，有酒如奶与蜜，就会聚来夜游人，聚拢不散的他们，性情相像。1990年，六四乍过，一群朋友共同开了一处地方名曰“六四吧”；2004年，多年经营的六四吧，摇身变为“七一吧”。

两个名字，两种性格。六四吧曾座落中环兰桂坊小巷荣华里，七一吧也在中环，却是偏离酒色最浓密处一点点的百子里公园。性格差别容后详述，而前后共同的，则是都能在香港金融地带开辟独特的结社与情态：香港我城，政治、艺术、文化或民生，宽容而焕发地在这里融和、讨论和实践；也连系起香港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文化艺术工作者、传媒人及社运人——像个自由人的理想国度，六四吧与七一吧，流传声名，成为香港传奇空间之一。

只是也如我城典型故事之另一面：无论多重要、多传奇的空间，也总得面对这地产城市终难遁逃的昂贵租金和酒牌问题。七一吧曾面临几次关店危机，2004、2013，今年2019再来过。若业主再加租，这里预计三月就要关门。

来此处的人，喜欢形容七一吧是公共客厅：有人喜欢它的如真如实，“这里唯有悲天悯人、醉生梦死是不变的”；也有人说，香港的人脸、香港的时代记忆，依附这空间而弥留；还有人，往酒吧里头指一指，就知道哪里也有故事。

人和人突然消弭了距离，非常存在主义地，我们坐著竟谈起“爱”的题目，冯敏儿谈到他不可磨灭的记忆场景，手指往酒吧某张桌子指一指那个已经不在的爱人。

1 引路人

冯敏儿是我第一个找到的六四吧、七一吧人。他从前曾是六四吧酒保，后成为七一吧常客，过去一整年没有去七一吧了，说因为穷，因为酒量不再年青。这晚醉醺醺的他，带来另一位七一吧常客Andy Lewis，他指著Andy猛说，他是香港最后的英国人，Andy也只好回敬，一头长发满脸胡子的冯敏儿是耶稣，但双方都不认可这种“Fantasy”。

2004年Andy从巴塞隆纳来香港定居，再没回去英国。他去过传说中的六四吧一两次，同年，因租金再无法负担，六四吧在荣华里结业。冯敏儿笑他：“你错过了香港文艺社运圈最黄金的年代。”采访同一晚，香港摄影师余伟建的《回归20年》摄影集在上环某艺术廊发布，冯敏儿指指里面，说类似的一句话：“那个一去不返的年代，1980、1990年代的香港，关于六四吧，那里面有你要找的，你去问吧。”

冯敏儿就领著我和Andy，穿过他惯常前往七一吧的小径和斜路，从公园某个入口通往。这晚，七一吧的酒客都靠著门口，斗室一空。有一小台的客人带来乐器在角落弹奏曲目，冯敏儿每卷好一枝烟，就穿过人群走出去。天花板的牛油纸灯笼在转，像蝙蝠整夜在飞；黄仁逵的壁画撕裂一半，同样温暖的黄色，头顶有假冒的蓝天白云，豁然开朗。

对比兰桂坊、苏豪区其他昏暗而欲望旺盛的酒吧，这里总有一种恒久的温暖和善意。这晚，大概如同任何人在七一吧里能领略的一夜，人和人突然消弭了距离，非常存在主义地，我们坐著竟谈起“爱”的题目，冯敏儿谈到他不可磨灭的记忆场景，手指往酒吧某张桌子指一指那个已经不在的爱人。

“活在当下。”冯敏儿就说著这句。因为活在当下，所以爱。许多的爱、恨，恩怨、恩惠，在这里发生。你见著喝醉的他，却留恋过去，缅怀过去。

“一醉我就唱歌，唱当年的游击队歌、革命歌。而每次我一唱《血染的风采》就爆喊（哭）。”

2 老板娘

马丽华Grace是七一吧的老板娘。这两年她从酒吧的日常经营逐渐淡出，交由年轻的店长。她也想把为著酒吧死撑多年的劳损身体、情绪休养回来，说：“食老本（吃老本）食了好多年，我不能把年轻人那份也吃掉。”

与香港社会消沉的气氛有著共时性，近年，七一吧也像多了一份沉寂。本来戒掉烟，Grace一回来酒吧还是食了一枝，尽管她刻意不看脸书，刻意不回酒吧，怕百感交集。她经营酒吧前后二十多年，见著那么多人和事，来来往往，好些从熟客变成老朋友，这几年许多陆续移民，也有的离世。

“有的像我这般年纪走不了，就留下。怕什么，命一条而已。”Grace说在2014年雨伞运动后，香港的政制迅速崩坏，言论自由收窄，她的无力感又来袭。我们坐在百子里公园做访问，无独有偶，百子里公园从前是杨衢云、孙中山的革命起点——辅仁文社、兴中会——的遗址，剪辫的古人铜像诡谲弯腰，彷古木刻上的社序讲“友道”：“一曰扶危济困，异姓何殊同脉。二曰劝善规过，益不啻严师。三曰切磋琢磨，学识均能增益。”不知为何，觉得这字也在形容六四吧七一吧熟客们的相遇相知，这里从前是忧国文士结社之起源地。

那是恰巧的呼应与浪漫联想而已？2004年酒吧搬来此地，Grace只为著能负担的14000元租，便宜至此，是因这里以前是后巷，不时有伯父阿叔吐痰撒尿，昏暗肮脏。她比划著从前酒吧门前好多流浪猫，猫屎臭也赶客，每天她就扛起两条梯子，爬过四呎高的铁丝网执猫屎。一切从头得再经营。“这么臭，从前六四吧的熟客仍来光顾，我好感激。”

Grace说，七一吧没有一定要存在，没有这里就找另一个地方，最重要是人。与相近的人协调一种能量，做一些事情，七一吧就是这样的能量场，令改变社会的可能性出现。

Grace视“七一吧”为她新的开始，名字来自2003年7月1日“反廿三条”50万人大游行，是她不退让与支持香港人的表态。2004年六四吧结束经营后，Grace本想以“Retreat”名命新酒吧，结果从“六四”到“七一”，是一种精神的延续。

说回“六四吧”，本似饮酒作乐的地方，却以“六四”为名，初时让 Grace很震惊：“揹著这名字，无力感很重，觉得自己什么也帮不了，名字又不断提醒你同一件事。但受当时男朋友仰止（彼时六四吧股东之一）影响，广义的‘六四’或许有一天也被遗忘，只是酒吧留著，365天能逐渐累积一些什么吧？那是我天真的想法。”传媒来访问她，因为酒吧命名为“六四”，而每每又要她忆述八九六四，她忍不住呜咽，边继续说，一遍又一遍。本来不嗜酒的Grace也有喝醉的时候，像她目暏过无数次，人因为喝醉而狂歌恸哭。“一醉我就唱歌，唱当年的游击队歌、革命歌。而每次我一唱《血染的风采》就爆喊（哭）。”

当年的六四吧，铁闸不知被哪人漆上“平反六四，唯千年太久，当争朝夕。”如今七一吧，铁闸同样被不知谁漆上：“今晚六四维园见。”每年一到六四，大家就有著默契，维园烛光晚会过后，回来不营业、只开半闸的七一吧相聚，而当天的收入Grace全数捐给天安门母亲，年年如是。

她常想著，自己能为社会做点什么，从她的少女时代贯彻至今日。1953年生的Grace第一次走上街头示威为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文，那年她十六岁。受反殖思潮影响，她参加学联中学生组，同组还有陈毓祥、雷竞璇、黎则奋等，他们为保钓贴街招，后来Grace还边念护士，边和友人办“实践社”出报纸。

“很记得25岁那年，阿妈问我，究竟你想怎样？我说，想人类有解放。她气炸，一生人未听过什么叫‘解放’。解放不是解放军的那个‘解放’，而是真正地做回一个人。”就像七一吧的存在，Grace说，七一吧没有一定要存在，没有这里就找另一个地方，最重要是人。与相近的人协调一种能量，做一些事情，七一吧就是这样的能量场，令改变社会的可能性出现。“我不是想狮子醒，我只是想人醒。”她说。

六四吧聚集了一班社运人，无政府主义者也好，托洛斯基派或如民主回归派积极参与基本法的草拟也好，“大家反英殖、反中共，支持民运，方向大体上都一致。”

3 一时风云

莫昭如是1970年代香港先锋杂志《70年代双周刊》的创办人之一，火红年代的活跃人物，也曾经是六四吧常客。他说，刊物因1969年学运“珠海书院事件”而诞生，他们对媒体不再信任，想掌握话语权，让别人了解社运青年的想法。于是他们发起第一场示威集会，就是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文，也是Grace十六岁那年参加的第一场社会运动，还有保钓示威，反贪污葛柏等示威。

“我们属于行动派，比较激进，示威、游行、出杂志和派单张，办杂志也是文化活动，谈政治，也谈文学、艺术和电影，同一时间欧美也有不少地下杂志、Youth Paper。”《70年代双周刊》针对大学生，也有黄仁逵针对中学生编的《青年先锋》。

“70年代人”为什么会在那时空出现？莫昭如说，1960年代年轻人发现身处的资本主义社会疏离、剥削，其后无端端被国家充军打越南战争，年轻人开始问，究竟发生什么事。莫昭如曾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也参加反越战示威，同一时间东欧共产主义政权也非常压迫，全世界都有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年轻人想改变社会，也包括身处英殖统治下香港的他们，当中还有曾当六四吧酒保的长毛梁国雄。

六四吧早年的股东如吴仲贤、龙景昌等人也是《70年代双周刊》创办人，热烙地谈论社会民生，政治时局。八九民运后，特别香港面对九七回归，六四吧聚集了一班社运人，无政府主义者也好，托洛斯基派或如民主回归派积极参与基本法的草拟也好，“大家反英殖、反中共，支持民运，方向大体上都一致。”莫昭如说。在六四吧，话题从政治以至文学、电影，也谈示威行动，或筹办各种海外艺术文化交流活动，聚首一班想彻底改变社会的人物。其后他们走出不同的路，有的办报，有的从政，也有的像莫昭如继续在民间做社区文化推广工作；当然，也有人成为“牛鬼蛇神”。

还有莫昭如的革命战友傅鲁炳：“1970年代公安法指明，三人著一个颜色的衫就可以拘捕。1971年，保卫钓鱼台示威时被捕，我们决定公民抗民，反抗公安法的不当性， 12人被捕入牢，那12人变成这场运动的重要支持者。我记得12人当中好像有傅鲁炳。”傅鲁炳也曾在六四酒吧当酒保，留下一卷六四吧的底照，无人的黑白空镜，或是在七一吧似曾相识的觥筹交错。2006年他因为淋巴癌去世。

4 天时地利人和：fight for it！

“那时我们分享同一种核心价值，FIGHT FOR IT，只要行动就有机会。”

音乐人龚志成以快乐的语调，连续说了几遍六四吧七一吧“好正好正好正”。“六四吧野性一点，当年我们年轻放肆嘛，它在兰桂坊的存在是异数；七一吧则是冷静沉稳，像中年状态，来这里就像回家。”他每次在中上环附近蹓跶，习惯回来喝一杯。

他说，感觉到2014年以来（雨伞运动后）七一吧改变好大，不少老主顾没有再出现，也许老去或搬家，最重要连社会整体气氛也在改变。“时代转变我们阻止不了，整个大形势改变，会影响一个小地方，但这里好多精神性的东西没有改变，因为同是那班人。”

他想到当年亲历八十、九十年代文化艺术界的爆发力，而那些影响本土文化艺术发展的人物，黄仁逵、麦颢扬、蔡义远等，还有他、彼德小话、梅卓燕等人，以及后来与他音乐有跨界合作的作家也斯、黄碧云等。

六四吧吸引这班人的相遇，也孕育这班人，六四吧又以镜像反映那年代人事物的自由焕发。“那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合。”龚志成说。

“可见九十年代同志对空间多么渴求，六四吧的开放、多元，也维护公义，曾为香港的同志运动打下很好的基础。”

“香港在五十年代中后期经济开始起步，至六十年代中后期身份意识开始出现，七十年代的香港，有些文艺青年深感没有香港发展空间，出国留学，如黄仁逵、麦显扬等。八十年代这批人回来香港，带来新视野，但回来不久就面对八九六四、九七回归，对自己的政治身份、文化身份迷失，好想表态，对香港也有使命感。那时我们分享同一种核心价值，FIGHT FOR IT，只要行动就有机会。”为什么那年代艺术文化的创作如此精彩，政治表达为何与文化艺术、表演如此紧扣，那是关乎切肤之感，关乎表态。

龚志成也是七十年代未到美国修古典音乐，回来香港，与彼德小话1987年成立盒子乐队。九十年代开始他成为六四吧的常客，在纪录片《六四吧：人、情、空间》里，见到他留至今天的一把长发，拉小提琴，和黄仁逵等常客一人一乐器，一边喝酒，在酒吧的小房间自娱弹奏，他们沉浸，而听的人都一脸迷醉。小小的空间挤满了人，没有了隔阂。

香港同志运动也是萌芽于八、九十年代，早期同运组织者也是香港同运之父小明雄，他最早是在六四吧举行同志论坛。
同运组织者陈文慧Connie说，93年她开始投身同运，第一次去六四吧，为了参加小明雄办的活动。

当时同性恋非刑化不久，她说整个九十年代社会仍消化同性恋这件事，大众传媒、港产片最爱影射和丑化同性恋，面对九七回归，他们更担心中国会打压同志人权。“社会气氛虽差，当时却出现三十多个同志团体，香港同志运动的全盛时期。”同志活动空间匮乏，主流社会对同志不友善，经常找不到空间聚集，Grace就让一班同运组织者在六四吧办活动、开会。

“办一场活动，小房间塞满一百人，可见九十年代同志对空间多么渴求，这地方的开放、多元，也维护公义，曾为香港的同志运动打下很好的基础。”那里也打破同志圈子的封闭性，因为来的人不限某个界别，例如长毛梁国雄，Connie记得他是最早期支持同运的政治人物，十几年前，绝少政治人物愿意公开表态，他早于2005年国际不再恐同日，至2008年第一届同志游行已经来撑场。

在六四吧结业那天，Connie介绍她妈妈跟Grace认识，说一句：“Grace一直很支持我们。”

5 阿鬼

夜晚，黄仁逵阿鬼抽著烟，站在七一门口他未完成的壁画前，说：“再上一层防水光油，就差不多完成。”酒吧内也有另一幅他的作品，依著墙身创作，他是在七一吧开张前画的。
“Grace有问过我，画在画布搬过来，还是直接画在墙。我说，画在墙，因为搬不走，有破釜沉舟的感觉。”问阿鬼，有没有想像有一天七一吧会消失？他记起两三年前七一吧最可能消失的一次。Grace说不想一辈子运作一间酒吧，她想做其他事，而且每数年就要面对酒牌申请及加租问题困扰。一班熟客听后著手筹款，办午间的读书会，又卖咖啡，鼓励她继续做下去。

“Grace意料之外的事正在发生，有班人比她更珍惜这地方，大家经历一次‘系咪真系需要哩个地方？系先好讲。’（是不是大家都需要这地方，是真的才讨论下去。）”然后阿鬼继续把壁画的寓意道出：“即使你想保留这幅画，画也有风化作用，这是所有画画的人要面对，也不是一间酒吧的兴衰可以讲得完。”“有的事你可以决定改变，有的你改变不了。”

“世界永远一拐一拐地走，法国革命也不是一次搞定，黄背心革命就是一次延续，全世界都在微调，而对社会改革的要求也会一直存在的。”

“你把七一吧当作一条河，它吸引人不是政治取向，而是它像一条河，它的流向，能带著来的人流向哪个方向。”阿鬼喝到第四杯红酒了，酒保Angle会提醒他快喝够，不然就太醉。很难不谈到政治，六四、七一，名字已经是一种政治表态，虽然一间酒吧更接近的是民生。2014年雨伞运动那些日子秩序像颠倒，阿鬼说他照样来七一吧，像生活中一部份的日常，应该做的事继续做，如同往后的日常。

“日常是日常，雨伞运动不会天天发生，也不会短时间之内见到成效。”而人需要一处地方喘口气，和其他人交换想法。阿鬼想一想，再说：“世界永远一拐一拐地走，法国革命也不是一次搞定，黄背心革命就是一次延续，全世界都在微调，而对社会改革的要求也会一直存在的。”所以为什么过去有六四吧，今天有七一吧，而里面总聚集一群性情相像的人。

不同以往周末去六四吧至通宵达旦的习惯，阿鬼和一众玩音乐或“初一十五”诗会的友人，有著默契，选择七一吧较安静的星期一、二聚首，不想阻住七一吧做生意。默契是不需要明言，就像来同一间酒吧的人有著共通点，阿鬼说。

“你把七一吧当作一条河，它吸引人不是政治取向，而是它像一条河，它的流向，能带著来的人流向哪个方向。”

6 裸体男女，头被切一半

Grace的确有其他想做的事，她报读了善终关怀课程，也打算去记者陈晓蕾办的《大银》帮忙，平日生活努力减塑减废，“或许推广全民运动？”不留守酒吧，她思考自己的定位。思考在香港，她还能做些什么。

也因为七一吧这空间的难得和可能性 ，十年来她一直思量应该找什么人把酒吧承接下去。“如果七一吧不再办各种活动，提供自由的空间，这里再继续下去也没有意思。”Grace希望七一吧继续为公民社会提供空间，她找来七十后陈小萍Ivy接手酒吧。她们共识一致，特别在言论日益收窄，自由可能失去之时，守著这小空间变得更重要。

小萍在九七回归那年社会学系毕业，之前已是学运份子。记得97年6月30日当晚，她和学联等民间团体去湾仔示威，听著庆祝回归的交响乐，一行人拿著“民主回归”标语，雨还在下，直至踏入十二点，仪式完结。一如往常，她和战友游行示威后，又回到六四吧休息，透一口气。“大家总不能每天示威，或者每天创作，需要有地方交流和打气。”

“现在更需要好好营运这里，为不同的人提供自由空间，我能力所及，还有锻炼好身体，没有意志怎打这一场仗？”

Grace和小萍真正相识于回归前夕一场学生抗议行动，她记得小萍因抗议钱其琛成立特区临时立法会而被捕。2014年雨伞运动期间，小萍担任金钟大台咪手（主持人），精神紧绷，没法子去七一吧，Grace就拎两罐啤酒，到占领现场和她聊天。

她习惯忆及香港社会气氛的载浮载沉：1997年主权移交前的学运低潮，她做传媒工作时2001年911事件发生，2003年沙士期间社会低气压，还有2014年雨伞运动后的政治检控，最近大馆一度封杀马建的讲座等等。

小萍指一指外面，她2007年第一次来七一吧做兼职时，外面公园仍是地盘，她们喂流浪猫、几只被弃养的兔，一边见著百子里公园慢慢盖成。2016年小萍从立法会议员助理的工作退下来后，又回来七一吧工作，像每次休养生息，她就回来一趟“现在更需要好好营运这里，为不同的人提供自由空间，我能力所及，还有锻炼好身体，没有意志怎打这一场仗？”未来，七一吧也要谈续约和领酒牌，那是持续困扰七一吧运作的现实问题。

除了跑马拉松锻炼意志，小萍也学画画，从前爱坐在酒吧一角静静画素描，那是她的日常她的安神。六四吧从前一幅墙壁大家可任意涂鸦，艺术家蔡义远画了一双裸体男女，而头被切一半，小萍最爱那幅画，后来Grace叫她不如跟蔡义远学画画。“我年轻时打算做社工，读社会学，但更早之前，我梦想过当画家。”小萍笑说。她说，Grace办七一吧的价值观不知不觉影响她如何看社运、文化艺术和酒吧的关系，还有人与人的关系。

所怀之旧尚未逝去而可能相续，我们可能在这个空间以“结社”形塑我们所希冀的香港 。

7 Hope Is⋯?

圣诞节前，约了七一吧常客Andy Lewis见一次，那个在冯敏儿Fantasy里，香港最后的英国人。而事实上，Andy在香港住了十四年，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但还是要到2014年，他参与雨伞运动，那时他切实感觉自己属于这里。

他说，每次来七一吧，就像回到祖母的客厅般，能自己静静读小说，也能和相熟的人聊一两句。“里面有些人你经常见面，有的之间有恩怨，但有些人你愿意亲近，就像在祖母的客厅相遇。”Andy想当导演，常拿著摄影机周围拍摄，来到七一吧，他有时会碰到杜可风、邱礼涛聊天，Andy笑说：“有次我告诉杜可风，2004年我和阿根廷籍女友分开后，如常暑假来香港教三个月英文课，很奇怪，那次我突然不想回巴塞隆纳，也不回英国，一直留在香港。杜可风惊讶，哗，好像《春光乍泄》的情节。”Andy就有了后来属于他的香港故事。

他问我，你写六四吧七一吧的故事，像是写一个nostalgia（怀旧）的命题吗？香港美好的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不再？总是从前的香港美好，未来事情只会越来越糟糕？就像他和导演邱礼涛聊到，连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也不再。

我说，我也不知道。然后指了一指墙壁上刘掬色的一幅画说：“小萍告诉我，她在这幅画看到的意象是，七一吧会一直屹立不倒。”

Andy说，那可能是关于Hope（希望）的命题？他记起，七一吧门口有两个人头雕像写上“IS”、“ HOPE”，本来有三个分别是“HERE ”“IS”“HOPE”的雕像──这里就是希望。但“HERE”那个被撞烂成两载，扔掉了。

“有次我喝醉，就把“IS”“HOPE”的顺序，换成“HOPE”“IS”。IS HOPE听来像是一条问题，IS HOPE？但换成HOPE IS ____，变成要你自行填写，是肯定句，那是一个更大的命题。”

后来我想，这未必关乎希望，也许从来也是nostalgia，所怀之旧尚未逝去而可能相续，我们可能在这个空间以“结社”形塑我们所希冀的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