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rl》（梦女芭蕾）：顺性别者对性小众电影所怀的敏感与谦卑

那天和一个法国人说起最近的跨性别电影《Girl》（港译《梦女芭蕾》）。

“主角是个15岁的‘男孩’。”我双手比着引号，“她自觉是女孩，正在等待手术⋯⋯”还未说完，就听见他问：“她的父母呢？”“她的父亲很支持。她还想成为专业的芭蕾舞者⋯⋯”“很支持？为什么？”他又问，“我意思是，当然每个人都想做自己的选择，但15岁真的能清楚自己要什么吗？”

我正准备将故事娓娓道来，却没料到对方会问这样的问题，一时语塞。大概是感受到气氛尴尬，他开口：“那最后怎么了？”“她无法继续承受等待手术的煎熬，自己动手⋯⋯”“噢⋯”他留下一个像是在说“看吧”的神情。而我边懊恼自己竟把这电影介绍得如此没趣，边反省我因对法国人的刻板印象而来的失落。

我忽然想到戏内 Lara 的失语。

父亲体贴接纳、心理学家和医生温和专业、性别重置手术已排上日程、考入顶尖的芭蕾舞学校⋯⋯这是 LGBTI 友善指数排名欧洲第二的比利时。作为跨性别电影的开头，这一切美好得难以想像。之后还有怎样的发展呢？没有声嘶力竭的抗争、抱头痛哭的对立，故事的张力偏偏在于，在顺性别、异性恋、成年人理所当然的世界里，跨性别、性向不明、正值青春期的 Lara 还是焦灼而找不到出口。

我是你父亲，有什么秘密不能说（却趁女儿外出参加过夜派对，和女友偷偷约会）；我是医生，听我的，治疗已按部就班，请停止用胶布包裹隐藏阳具（但 Lara 可以怎样呢）；我是老师，我有权在你上学的第一天让同学举手表决是否反对你用女更衣室（没有更好的表决方式吗）；你的身体就是和我们不同，看看都不行吗（都是不同，她们会这样逼迫男同学吗）。有没有喜欢的男生？父亲和医生都假定 Lara 喜欢男性。（跨性别）女性的欲望对象一定是男性吗？这恐怕是异性恋正常化（heteronormativity）下一厢情愿的假设。

外界的关心当然不是伪善。但这些角色话语和暗含的权威，却带着自以为是的傲慢。小众的、个人的心声，不常是这样被排除在主流以外？说起性小众的处境，我们往往想到明显的歧视：被赶出家门、被辞退、被言语中伤、甚至肢体袭击。相比之下，Lara 已很好了——我不想这样说，也恐惧这种想法。对个体化感受视而不见，是最难以察觉（因此也难以反抗）的一种暴力。

“女人不是天生命定的，而是后天塑造出来的”，波伏娃的名言为人熟知。透过认识性征、模仿操演符合性别身份的意识和行为、探索异性欲望对象，我们跟从性别规范“成为”一个女人／男人。Lara 的父亲会说“我也不是一下子就成为男子汉的”，顺性别的女性男性尚且要时刻担心体态举止不合符社会标准。害怕无法成为性别规范定义下的“真”女人／男人，细想之下这不安我们谁人没经历过（Lara 和同学同处公共浴室一幕就令本人特别感触。因为平胸，我从青春期起就很抗拒在他人面前展露身体，对公共浴室也是避之则吉）。未如理想的身体阻碍 Lara 实现芭蕾梦想，更时刻提醒她，自己不是“真”女性——至少还不是她想成为的女性。芭蕾舞老师说，你无法削小你的脚，唯有更努力练习来克服这个“缺陷”。身体上的“缺陷”却凭努力也难以跨过。即使再“像”女性，平坦的胸部、隆起的阳具，与同侪发育中的身体相形见异，就足已令 Lara 从本质上自我否定。从出生到成长都与这世界格格不入，在性别规范的夹缝中挣扎，正是跨性别者的常态。

她有时直言不确定自己的性倾向，说不想用这副身体想像，也会惴惴不安地探索情欲；有时尽力融入群体，倔强地应对同侪“无伤大雅”的欺凌；有时只能躲在残疾人士洗手间或（常被父亲闯入的）房间处理身体。跟随镜头中的 Lara 舞动旋转，直视她开裂、包裹、开裂、又包裹的伤口，看进她无所适从的神情，观众得以感受她的世界，超越自身经验局限，尝试同理同感 Lara。

最后她决定夺回处置身体的权力。父亲不再以父亲身份说话，代之以无言拥抱作和解。剪短了头发的 Lara 重新向前走着。电影为 Lara 撑开一线呼吸的空间，也叫我们警醒自己的傲慢。

本地电影《翠丝》让阳刚的姜皓文饰演主角，尝试打破性别定型，剧情更涉及跨性别、易服、同性恋的交织与差别。《梦女芭蕾》倒似乎没有这野心要厘清性别概念，只一心一意地讲关于青春和成长的故事，带观众走入跨性别少女 Lara 的世界。

作为性别运动路线之争的一个面向，性小众电影怎样拍才“恰当”的争论一直存在（同志电影是应该呈现健康的阳光的同志形象以争取社会认同，还是应该为“坏”同志的存在打开空间，就是常见的一个争论）。即便已在康城影展获得多个奖项，亦代表比利时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梦女芭蕾》同时也受到不少跨性别评论的批评。批评主要认为，顺性别导演（Lukas Dhont）选择顺性别演员（Victor Polster）出演跨性别主角的过程有性别盲（Gender-blind）之嫌；电影过多聚焦跨性别者的身体转变过程亦不恰当，将跨性别奇观化之余，又恐会为跨性别青少年带来创伤。

如果批评只指向创作者的性别身份，显然是过分简单粗暴。相较于“资格论”，更重要的可能是，创作者怀着怎样的心态、有没有开放接受社群意见、之后又如何应对批评。没有人能够具备万事万物的经验，因此也不能说自己可以全然同理他人。即便同为跨性别，任何两人间也不会有绝对相同的经历。但我们可以从个人的经验中、从对世界的理解中，提炼出相似的部分，从而尝试理解他人的经验与感受，此之为同理之可能性。电影本身为这可能性提供了一个空间，更多的声音和讨论又让我们继续看到彼此。

对《梦女芭蕾》的批评合理吗？老实说我在这里作不出更严谨的分析，但至少它为我们带来反思的机会。性别概念看似日常却包含了复杂细微的社会意涵，正因当中存有种种悖论，讨论更显珍贵和必要。写这篇文章时，我也常自问：我有没有以顺性别异性恋者的角度侃侃而谈，看不到当中的盲点？如这始终是难以避免的，至少怀着一份敏感和谦卑，是我在谈及性小众议题时希望自己能做到的事。

最后，不得不说，各大媒体将《翠丝》说成“香港版《丹麦女孩》”，将《梦女芭蕾》说成“比利时版《翠丝》”，实在是太不尊重这一个个精彩的故事了。

冯梦哲，任职 NGO，关注性别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