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IP、大数据：一位台湾女子的北京电影梦

“你在一家小餐厅里，向一位师父学了一身做菜的本事。如果有一天你决定自己出来开店，而且是连锁餐厅，你一定要把脑袋里的知识取出来，更重要的是，把它‘标准化’......用数据体系代替人为判断，就可以降低风险......。”

这是去年年底在台北的一场活动，陈以芳(化名)在台上介绍自己在北京刚启动的创业项目：“如何藉数据协助IP”。台下有几十双求知若渴的眼神，大多是台湾影视从业者。陈以芳在北京创业不到一年，第一次在台北出席公开讲座，看在家乡同行的眼里，她正代言著某种“中国梦”。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她刚拿到天使轮投资。这样的成绩，特别会让台下的听众羡慕吗？她顿了一下，小心翼翼回答：“应该说，大家太好奇了吧，太好奇在北京电影圈工作的样貌，也非常希望透过我，对接到大陆这里的顶级资源”。讲座结束后，立刻有人积极地攀谈，拍胸脯保证，能为她的团队补齐不同能力的好手、愿意一起到北京打拼。

陈以芳是一位从台湾“北漂”，在北京发展五年多的电影人。她的身形高瘦单薄充满少女感，让人很难联想已经年近40。脸上不笑时被形容有张“神似陆明君的高级脸”。但当她笑起来又能递送出对人的信赖，在她全副武装在北京扮演著精明干练电影圈高管的角色时，这种被称为“台北女生的笑容”，时不时就会被辨认出来。

决定自己创业前，陈以芳有超过10年的华语电影工作经验。一同工作的伙伴有号称“华人世界第一”的监制、台湾“国民导演” 和一团知名乐团。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影业做到高管后，顺著资本的风口在北京创业，自己开辨一家影业公司。以往她常自嘲是“幕僚型人才”、“成功人士背后的女人”，但创业迫使她用“公司第一代言人”的身份走上台前拚搏。

怎么走上电影这一行的？大学读历史的陈以芳回忆，大学毕业那年，她四处投简历，之后成为一部歌舞纪录片的工读生，负责守在影院门口让观众填问卷。这是一部好片，一些影视圈人士两、三次进场，发现都是同一个稚嫩而认真的小女生守在门口，于是一名电影公司的姐姐问她：我们公司做的都是《追杀比尔》，《芝加哥》这样的电影，有没有兴趣来公司上班？

陈以芳在电影院门口得到了入电影这行的机会，这是人生大富翁的第一张机会牌，她走进了与电影交互的命运里。

陈以芳2003年入行时，正逢台湾电影近年来发展的低点。尽管不断有作品在国际影展受到肯定，但市场厌倦了国片只是“用来得奖”却无法“阖家观赏”。直到2008年《海角七号》一举创下5.3亿台币的票房纪录，给了台湾本地电影人莫大的鼓舞。因为它意味著台湾的本土文化、审美也能被观众认可。

>作品有没有潜力拍成一部叫好叫座的戏？在以往的电影产制流程里，是依靠监制、导演这类资深电影人的“眼光”。看得准的，就叫“大师”或者“金牌制片”。但怎么能看得准？可能连他们自己都说不上来。

陈以芳入行之初一路都从事行销(营销)工作，2013年一位华语片监制找她加入北京新成立的电影公司，于是她拿起第二张机会牌，走入北京的电影圈。对陈以芳而言，这十年在台湾的电影工作经验，给了她完整的传统工序训练，也是她后来独立创业最珍贵的能力。但这时候，她自己还不是那么清楚。

她形容：在台湾做的是“一单一单的生意”; 到了北京，资本的挹注，让她过去学到的电影工序，开始体系化，规模化，商业化。

让她更振奋的是，她在北京创业圈感受到的气氛：创业的目标是改变世界、创业家能白手起家促使阶级流动、人人都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

在北京五年后，陈以芳萌生了自己创业的念头，“做电影的巅峰就两种路线，一种是导演，走创作的路线; 一种是制片人，需要的是从项目原点、到资源盘整，再到后续把控一切的能力。我只能走制片人这条路。”

如何让自己和别的创业者不一样？陈以芳提出了“藉数据协助IP”这个关键词。IP指的是“智慧财产权”(知识产权)，在影视业里，特别指的是一部影视作品最初的文本，它可能是已经成形的剧本，或者还只是一部小说、一本漫画，甚至一篇新闻报导。

这些作品有没有潜力拍成一部叫好叫座的戏？在以往的电影产制流程里，是依靠监制、导演这类资深电影人的“眼光”。看得准的，就叫“大师”或者“金牌制片”。但怎么能看得准？可能连他们自己都说不上来。因为这是十几、甚至几十年在电影圈摸爬滚打累积出来的综合能力。有人视为不传之秘，但事实上，这能力也无法“传”。

有看得准的，自然也有看不准的。但对影视这种以百万为投资单位的产业，“准”与“不准”之间的风险，令人难以承受。究竟有没有方法降低这样的风险呢？陈以芳相信“有”，这构成了她创业的核心理念。

在她的计划书里，陈以芳把电影的制作生产流程，归纳成从“研究”到“放映”共七个阶段的循环体系：

例如在电影开拍前的研究阶段，制作团队会问这个主题的“目标受众是谁？”“主要受众的性别？年龄层？居住地区？收入层级？”“偏好什么题材？”

到影片拍成，办试映会后，制作单位会归纳“试片观众喜欢的元素是什么？爱情？友情？男主角？或者其它？”

影片公映后，制作单位要做出口调查，确认观众实际的观影经验和之前的调查一致。

一位投资人甚至直白向陈以芳，他一直以来的原则是“三不投”：“不投女人”、“不投企业高管”和“不投台湾人” 。

其实在传统电影工业里也是依这个体系运行，但陈以芳利用现成的数据库 —— 例如线上影音平台的观影纪录，在每一个阶段都用不同的数据工具调查、研究。陈以芳的工作哲学是：“先从60分的作品开始，每一次进步5分，在做中错，错中学。”她形容自己是把“天才做决定的方法从脑袋中提取出来，进而标准化”，“用数据取代了天才的直觉”。

天使轮投资人，看的是创始人“如何说一个创业故事”。但除了一般必经的程序外，这圈里还有一些若有似无的“潜规则”—— 一位投资人甚至直白向陈以芳，他一直以来的原则是“三不投”：“不投女人”、“不投企业高管”和“不投台湾人” 。

陈以芳转述，之所以“不投女人”，是因为女性少见坚强，但在中国大陆的创业团队大都需要一位强人领导。“不投企业高管”则是因为如果创业人曾经担任高管职务，往往不擅长上第一线找钱找资源。

此外，陈以芳接触的大陆创业圈对台湾人有种刻板印象：格局较小、行事保守、不敢Dream big。陈以芳自己内心清楚，处在北京的文娱产业里，自己最严重的弱点在于：失根危机连带使命感不足，这个不可言说的原因或许是内心最大的阻碍。使她无法达到创业的高标准：全力以赴，欠债、借款在所不惜。

面对这“三不投”，陈以芳感受复杂。她说平心而论，在北京工作的五年里，自己在市场上一边看到中国影视作品从数量、票房、再到质量上的飞跃，对照著内容审查环境在这两年的紧缩所造成的高度不确定性。身在其中，陈以芳衷心佩服在大陆以“70后”为首的电影圈中坚力量。在她看，这是一批真心想要出世界级的作品的工作者。这样的使命感，让他们在竞争环境和政治审查的双重压力下，找到空隙努力创作结果。

举个例子，2018年4月，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直指广电节目需遵循“小成本、大情怀、正能量”三项原则，暑期档票房冠军《我不是药神》的成功，在传播上就成功地为这条原则背了书，充分展现了“小、正、大”如何做到又叫好又叫座。

陈以芳坦言，《我不是药神》值得钦佩，却不是自己能够开发出来的作品。创作要能动人，必须先使创作者信服题材，愿意为它卖命，就像所有观众在《赛德克巴莱》看到的魏德圣。市场竞争和政治环境，阻止不了这块土地上长出的电影人，拼命想留下好作品。但让岛屿来的北漂女子的挑战在于：如何在同一块土地上，逃离“水土不服”、“不接地气”的紧箍咒。

不过陈以芳终究先后获得了两位投资人的支持。数据、IP，孵化，这些关键词在两岸影视从业者的语境中都不陌生，但难得的是她能在一个高速发展中的电影市场，坐在互联网影业高管的位置上，拿著足够的预算去用大数据和小数据(调研数据)实践她的理念。

台湾十年，北京五年，十五年的积累替陈以芳兑换了一张新的机会: 投资人的天使资金。

“懂营销也了解制作、懂传统电影和好莱坞、熟悉两岸电影圈、熟悉传统电影工序也熟悉互联网工具”这是一位业界人士对陈以芳的形容。这意味著除了“用数据搭体系”的构想能够成功对接新的技术发展趋势外，更重要的是她过去十五年在电影行业的锻炼。电影是个有固定“圈子”的行业，在不在这里个“圈子”里，决定了投资人对创业者的信心。许多人向投资人提案时口若悬河，但陈以芳不是大言炎炎那种型，而是更多地用她的经历向投资人证明，自己是个靠谱的、“电影圈子里”的人。

台湾十年，北京五年，十五年的积累又兑换了一张新的机会: 投资人的天使资金。

>“创业是个无限放大你长处和短板的过程，而短版的无限放大，真的让我非常痛苦和挫败。”

但陈以芳坦白说，决定投身创业，内心不可能不纠结：

“自己是否能够为一拨人的生计负责？”

“当老板的人，要找钱盘资源，自己原本都在核心资源圈里，是不是真的能弯下腰低头求人？”

“真的要放弃在大公司间跳槽，拿到唾手可及的百万人民币年薪吗？”

“在北京创了业，是不是真的放弃回台湾，放弃嫁人生子这条路？”

最后其实就是一念之间，陈以芳心一横，想起朋友的一句话：“哈利波特也没有想过当哈利波特。”除了想留下些好作品的初衷，陈以芳也坦白，这里头还有“希望被人羡慕”的向往：500万人民币投资的轻松入袋，穿起“创始人”的头衔，也引动家乡许多人对于“北京电影梦”的想像。

“不要害怕把投资人的钱花光，留下什么不一样的在自己身上。”此时，她想起一位前辈监制的鼓励。

陈以芳的第一桶金拿得顺遂，但时间到了2018年8月，她的影业公司成立十个月，陈以芳此时受访时，不断地用“痛苦”来形容创业的过程。“创业是个无限放大你长处和短板的过程，而短版的无限放大，真的让我非常痛苦和挫败。”她说。

痛苦的原因在于，许多影视老江湖擅长攒局组团队拍片，先产出作品好寻找下一轮资金。但陈以芳走了另一条路，她用天使轮五百万的第一桶金，搭建了一个自己向投资人描绘的、理想中的影业体系。

但仅仅是但只搭建了这套体系，公司人事成本的笨重和庞大支出，就让五百万资金捉襟见肘。开发作品的进度严重落后。直到今年八月，她的第一部网络电影开拍，但开拍前投资这部电影投资人萌生撤资念头，陈以芳被逼得只能二选一：

第一，剩下的公司资金全部投入投入拍片，换得一部作品完成。但代价是公司之后将付不出工资，就地解散。

第二，放弃开拍，继续用剩下的资金运营公司，苟延残喘等待公司的再次融资。然而，一个没有作品问世的影业公司，要如何立足市场？更现实的是，天使轮用故事和商业模式就能打动投资人，进入A轮，投资方就必须见到商业模式被印证。没有作品问世，如何有谈资融钱，让公司继续存活？

在决策临界点的那一天，陈以芳上午还在跟项目方的金主博弈，期待用更多让利，让金主回头; 下午，还要不动声色地进组开会，选择拍摄场地。她看著这些用人情刷脸来到北京工作的台湾制作团队，觉得非常痛苦：如果下一秒她宣布停止项目，那么眼前这些人的努力将都化为乌有，而这些台湾老江湖愿意还没收款就拼命干活，对陈的信任显得情深义重，却也无比沉重。

虽然最后用更多让利条件让投资人回心转意，陈以芳公司的首部电影将顺利开拍，2018年年底上映。但资本市场的残酷，让陈以芳不敢再有太多的期待，只希望这部作品能在市场上留下痕迹，在靠著点击量和视频平台分成的市场上，做到成本回收并且营利。

左手难关过了，公司的第二轮融资又是生死攸关，潜在金主在影视环境收缩下收手，剩下的资金只够公司再运转两个月。陈以芳说说：“我需要提前跟我的团队说（解散的可能性），跟著我的都是很好的人，需要提前帮人家做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