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工人、流浪汉:占领旺角清场案,拒绝认罪的抗争者

“草根”素人抗争者们,在4年前的旺角被警察一个一个“抽走”。面对长达4年的司法程序,当同案大部分被告选择认罪,他们一直坚拒。
“‘占中’是我一辈子最快乐的时光。大家一起为民主自由去实行(践),很开心。”73岁流浪汉刘铁民被判即时入狱4个月,成为本案中唯一一名被判即时入狱的被告。
伞运周年 香港 公民社会 政治 社会运动

【编者按】2014年11月25日,旺角占领区遭警方清场,15人因涉嫌阻碍执达主任及警方清场、违反法庭禁制令,被控刑事藐视法庭罪。当中10名被告在开审前认罪,另外5名被告萧云龙、文伙安、翁耀声、陈柏陶和刘铁民否认控罪,于2018年8月被裁定罪成。高等法院昨日(10月26日)宣布判刑,73岁流浪汉刘铁民被判即时入狱4个月,成为本案中唯一一名被判即时入狱的被告,刑期在旺角占领被捕者中仅次于获判4个月零15日的社民连副主席黄浩铭。其余14人分别判缓刑和罚款。

从一捆筷子,到一双筷子

这个夏末,香港开始审判4年前“雨伞运动”中因占领旺角而被起诉的最后15人。高等法院大楼内,刘铁民可能是最特别的一个——他驼著背,像一团皱巴巴的纸,在洁净庄严的法庭里显得格格不入。头发稀疏,皮肤黝黑,他身穿深灰色格仔衬衫,衣服松垮但又庄重地塞进了裤头,用黑色皮带系好。记者走近一看,各式不知名污渍东歪西倒地染在他浅卡其裤子上,两边胸口的衣袋则装满了彩色笔和塑料袋。咧嘴一笑时,他双眼瞇成了弯月,额上和眼角的皱纹,使他在言谈间看起来十分用力。

“明白的,我愿意受访。如果更多人参加运动,就像一双筷子,一压就断;可是成捆的筷子,你压不断。”参差的牙齿使刘铁民咬字不清,当他认真聆听时,紧皱的眉头使神情一下严肃起来。跟刘铁民随行的社工Winnie给他取了个名字,叫“Iron Man”。

刘铁民今年73岁,居无定所,流浪于街头巷尾。他的手机是那种旧式的、无法上网的按键手机,经常不开机,让记者找不到他。社工也不例外,需要跑到荔枝角收押所对出的天桥底下,也就是他最近的“家”,通知他上庭的时间。

刘铁民在4年前的秋天被捕。2014年11月25日,“雨伞运动”第59天,警方到旺角占领区遭清场。根据法庭文件所述,刘铁民站在卡板搭建的木台上,双手举起“我要真普选”的黄色横幅。他随后帮忙清拆木台。

众声喧嚣,19岁学生翁耀声在人群中为“咪手”背著扬声器,人潮将他推到了警方防线前。53岁工人文伙安则背对警察,叫面前的占领者向亚皆老街方向离开。

最终,警方出动身穿蓝色制服的“速龙小队”,由指挥者指出人潮中的某一人,然后速龙迅速上前拘捕。如果集结在一起的占领者是刘铁民所说的一捆筷子,那么警方的拘捕便像将筷子一根一根地快速抽走。两天之内,近160人以这样的方式被抓上警车。学生翁耀声、工人文伙安和流浪汉刘铁民,以及两名年轻人共5人,均否认控罪,成为被最后审讯的批次。同期审理的其余10人则选择认罪。

雨伞运动中,学者、政治领袖的被捕画面,常能被媒体镜头捕捉并呈现到大众面前。金钟占领区最后的日子,民主派政治人士、学生组织、文化界名人等静坐地上,由警方逐个抬走,电视将整个过程直播到每家每户。然而,在不少支持占领的人眼中,旺角占领区是“麻烦制造者”——鱼龙混杂、武力冲突频发,担心其影响整个运动的观感,动摇支持民意。对付这样的占领区,警方的清场力度更大,“草根”素人抗争者们,在混乱中被一个一个“抽走”。

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没有在公共舆论场发声的能力,有的生活甚至朝不保夕。

流浪与占领

用时下流行的话语,年轻时的刘铁民属于香港“新移民”。他在菲律宾一出世便是孤儿,后来被来自福建的养父养母收养。1956年,养母带著亲女儿和他赴港生活。刘铁民在大陆读小学,英文连ABC也未学过,来到香港邓镜波学校,几乎所有科目都追不上进度,中二便辍学。仅12、13岁的年纪,他开始流连街头,到茶楼卖点心,饭店送外卖,那年代流行的俄罗斯大餐,他自称也送过,有点骄傲。19岁那年,养母一家回到菲律宾,只留下他孤身一人,从此居无定所,四处打散工。保安、侍应、洗碗、外卖,他都做了一遍。

“睡在街上,从来也睡在街上。”

在荔枝角收押所对出的天桥底下,刘铁民告诉端传媒记者,刚过去的让整个香港瘫痪的“山竹”台风,他就是在这天桥底的柱子后躲著度过的。

他又向记者介绍他的“家当”:一个一人宽的小推车上,纸皮箱塞满了胶樽、塑料袋、布袋,以及路人赠送的方便面和面包。要紧的东西则放在背包里,背包上挂著各色扣子,方便扣上胶带。更珍视的物品,他选择放进腰上旧得脱线且沾满橙色污渍的挂包——他从里面掏出一个透明保鲜袋,装著两团皱巴巴快烂掉的剪报,一张《苹果日报》一张《东方日报》,均是关于他“占旺藐视法庭案”的报导。

“‘占中’是我一辈子最快乐的时光。大家一起为民主自由去实行(践),很开心。”刘铁民说。

刘铁民。
刘铁民。

2014年9月28日,“占中三子”宣布提早启动占中,大批市民涌到金钟声援示威者,警方其后施放催泪弹,激发民情汹涌。几十年来习惯从收音机听新闻的刘铁民一听到消息,便想著到场支持。他身上连坐船过海的2块8都没有,只好向周围乞了钱,赶到了金钟。现场催泪弹硝烟缭绕,不知谁塞给他一个透明的塑胶眼罩,尽管如此,他仍完全睁不开眼,“烟走(飘)过来,好像火烛(著火)一般,人都要倒下了。”当时他69岁,孤身一人,走几步路就感觉没力气了,在战事般的场面里手足无措。

不久后,旺角占领区出现,刘铁民当时正好露宿旺角街头,便每天从耀才证券前的“家”,过马路到占领区。旺角本是游客爱逛的购物区,亦是龙蛇混杂、江湖人士聚集之处。占领旺角的人群也明显不同于金钟、铜锣湾:他们看起来更“草根”、更“基层”,也更倾向于“勇武”斗争。无论是黑社会、反占中人士的频频踩场,还是弥敦道马路上生长出的关帝庙和基督教圣堂,一切都让旺角占领区展现出港岛占领区所没有的魔幻景象。

“我常顾念著那里的人。”刘铁民从前不愿申请综援,说要靠自己生活;因为占领,才去把综援领来,3400港元一个月,“差不多所有钱都用在派食物啊水啊那里。”他常去超级市场“扫货”,一次过把人家一架子的蛋糕或蒸馏水买走,用纸皮箱装到满了,拉到街上派给占领者。他又找来扫帚,跑去清扫街道。说到这里,他咧嘴一笑,说自己“很专业”。

“我通常只有两套衣服,你看我很脏,像个乞丐。但在旺角占领区我会洗衣服,‘执到正’(收拾得很干净),企企理理(干净整齐)。”

记者问刘铁民怎么理解“占中”,他说从收音机听到,“是为大众的利益,为不合理的制度而抗争”,要“争取真普选”;问他可知“占中”理念是蓄意及有限度和平违法并最终愿意认罪,他说“知道,大家如何也是要付出代价的,为了社会”。

“如果只是游行,政府不会理。人们之所以‘占中’,要轰动整个香港、整个中国,甚至世界。交通是不方便,但如果太斯文,一支针刺下来也不会痛的。”他眉头又再次紧皱,思索片刻,“用武力就不好了。用武力得到政权,将来就会被人用武力消灭政权。”

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爆发,他44岁,参加了人生第一场游行。自此他成了各大社运常客。长年组织、参与社运的“长毛”梁国雄也是在当年开始认识他,“刘铁民是我的老友了。他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

“做一件好事,不一定要有‘著数’(利益)。”刘铁民如此总结。

他们无法理解的法律

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提出的“占中”理念,是效法甘地、马丁·路德·金的传统,以公开、蓄意及有限度的违法行为,非暴力占领中环,去改变不公义的制度,亦即为港人争取北京曾承诺的真普选制度。他主张如果被捕,不抗辩,在法庭中陈述自己的理念,并甘愿坐牢,是为“公民抗命”。

然而去到实际操作,由小巴等利益集团向法庭申请禁制令,并由执达吏及警方介入清场时,这些占领参与者面对的罪行,便成了因没按禁制令离开而“刑事藐视法庭”。他们要不因质疑禁制令内容而拒不认罪,要不因经济条件限制或生活受旷日持久的官司影响,而选择认罪。在耗时4年的司法程序面前,“公民抗命”似乎没能成为大多数人实际理解、或有条件实践的信念。

从诞生到清场,历时60天的旺角占领区,非“勇武派”的普通基层素人抗争者为数不少,57岁的文伙安便是其中一个。记者在法院见到他时,他正像往常一样重心后倾、斜斜地站著,显得气定神闲。

文伙安。
文伙安。

“但凡你关心香港社会,街上出现这样的运动,你很自然都会走进去的。”

文伙安如此解释自己参与占领的动机,而对“占中”的理念只字不提。4年前,他一头扎入金钟催泪弹现场,再因工作地点的关系,加入旺角占领区。身为技术工人,他的工作是用电脑系统控制器材,每天上夜班,直到清晨七点,才收工前往旺角。他没怎么和占领区的人们结识、谈话,见到便打个招呼,散了便也散了。熟络起来的,是一同经历4年官司的被捕者。

文伙安说自己不愿认罪:“法律和我的认知存在太大出入。清场那天,禁制令写明是清理障碍物,人又不是物件,我们留在那里有什么问题?我无法理解。”当时社会上对清场的禁制令争议不断:障碍物是否涵盖人?申请清场的中信、潮联小巴等原告人是否有权要求在场示威者迁离现场?警方又在何时有权力介入清场?

法官对占旺清场被捕者的判决,也惹来不少争议。香港民间青年法律组织“法梦”分析认为,按陈庆伟法官在2017年10月13日对包括社民连副主席黄浩铭在内的9名不认罪被捕者所作裁决,任何人只要留在禁制令范围,便已触犯刑事藐视法庭;但在场被捕者是否真的知道禁制令即将执行、实际上他们有否阻碍执行禁制令,亦应该是判决的考虑因素。

这一切涉及专业法律知识的问题,在文伙安面前,成为用常识无法理解的不解之题:“我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还没判,义务律师就要我签禁足令(禁止踏入旺角占领区域),凭什么?我不签,也不要这些义务律师继续帮我。后来说用民事检控我刑事藐视法庭罪,这很难明白。”

“苏格拉底为什么会死?因为坚持自己的观点。”文伙安坚持质疑:“谁说人也是障碍物?我没有藐视法庭。”

流浪汉刘铁民不认罪,也是基于一种道德直觉。“不认罪是对正义的坚持。支持运动就要支持到底。”

当见到同期的被捕者有不少认了罪,刘铁民也有点犹疑,“不认罪当然(判)重一点,认罪当然轻一点……还是不认罪,坚持到底比较好。”他最后还是选择不认罪。

刘铁民说,占领那段日子,天天都有传言说要清场,根本弄不清究竟是真是假。

“我年纪大,又没有收入,还是想判刑能减轻一点……我(清场)那天的确想离开。”他喃喃道,“但法官也没有信。”

“做了自己本分,也不怕别人怎么看了。”

对公民抗命的想象

“我清楚明白‘占中’理念:一部分人做出不合作运动,然后承担那个责任。”

戴耀廷在“占中”前所发起的三次“商讨日”(Deliberation Day),当时仍是中学生的翁耀声,从新闻中了解到“占中”理念。

在旺角占领的日子,翁耀声19岁,刚上香港专业进修学校读社工系,几乎每天深夜11、12点到场,负责物资站的工作。一班义载的司机找来卡板,他在上面铺一两层睡袋,躺上去就入睡。在他记忆中,那年10月的香港,能让人热出一身汗。

“金钟太闷了。我想在旺角参与运动,接触不同的人,尝试去告诉他们,我们在做什么。”有一晚他花了足足三小时,向一位路过发问的大叔解释占领运动。他每天带著很多疑问回到学院,又带著更多疑问回到占领区。

“是否自首的问题,当时在旺角比较敏感,常常被激进派贴上‘左胶’标签,被认为阻碍运动发展。”他回忆当时人群混杂,不同想法的人都有,“野猫式”(游击式)行动也很常见。

但翁耀声对自己许下承诺:无论运动去到什么地步,最终他要承担责任。

旺角清场那一天,他帮“咪手”扛扬声器。“我一直不觉得会被捕,因为禁制令只说如果我们阻碍清场,才要求警方拘捕。”到下午三时左右,他先是见到文伙安被“速龙”拉走,然后见到有警察向“速龙”小队指出他身边的“咪手”。

“他才十几岁,我担心他不知有没有心理准备。我想拉住他,于是一下子连带我也被警察拉走了。”

被绑上手索,经过警戒线时,有师兄从旺角地铁站顶往下大叫,叫他把身份证号码、姓名报上来。那一刻,混乱中的翁耀声真正意识到自己被捕了。

翁耀声。
翁耀声。

为时4年的司法程序,就此拉开序幕。翁耀声和刘铁民、文伙安一样,选择不认罪,理由与文伙安相似:“我希望澄清当时禁制令的内容:是否只要在场,就违反禁制令。”

从第一次上庭开始,法庭文件纷至沓来。由于延误了法援申请时间,所有的文件都必须经他自己处理。有一次,法庭一次过送来7叠卷宗,砖头那么厚,加上20只CD的录像:3个镜头从不同角度捕捉记录他在清场现场的一举一动。他对著录像一点点记录有利于自己的时间节点,又一个个单词地查文件里看不懂的英文法律术语,整整用了8个小时。法庭送文件、约时间签收、阅读资料、找律师咨询、出席庭审……流程循环往复。

他说曾想过参与集体认罪的行动,去警署自首“非法集会”,但身边朋友都按住他,说他已经有一条罪在身,别再多背一条。“我也渐渐感觉到,一条罪都需要这么多时间精力,再多几条罪,我可能没法处理了。”

4年来,他总有一种“有件事在心里”的感觉:“律政司因为‘甩辘’(摆乌龙),检控了我们两次。第一次的时候,上庭没有10次也有8次。总是要keep住预计时间上庭。有的被告不像我,他们上庭完全听不懂,每次都以为要审自己了,结果只是法官讨论法律程序。这样的精神压力真的好大 。”

在这段期间,翁耀声不敢找全职工作,因为常常要上庭;有时去参加社会行动,心里又多有顾虑,因为害怕再负担更多罪名。

即使认罪,“公民抗命”可能也难获最初设想的效果。“当初可能大家想象一种集体认罪、判刑的感召力。就像运动一开始那样,几百人在一起被捕,这样的画面感召力可能更强。但这4年里,律政司会挑选,对每一单案件都是几个十几个人地分散提告,整个被捕者的画面就没那么强了。”

“检控的掌控权在司法机关那里,这也是国家机器对抗争者的打压。”

虽如此,翁耀声仍说:“我给自己预备的位置,就是承担罪责。这就是占领开始时对公民抗命的想象。”

后记

占领运动的4年前后,泛民主派社运能量似乎越发了无生机,在不少人眼中,香港早已风云俱变。

4年之后的今天,文伙安因公司取消晚班而待业家中;翁耀声在一家NGO找到了工作;刘铁民继续流落街头,按照他记录的124个可免费获派饭的地方,佝偻穿梭于这城市的角落。距离判刑前一个月,他的电话总是无法打通,倒是他偶尔会给记者来电,告知他的近况如何。

“食得咸鱼抵得渴。”他说被判有罪不怕,只要做的事是正义的,“饭煮到就食”。

他有一本巴掌大的簿子记录各种俗语和诗句,最后他翻到某一页,向记者念道:“落魄莫问根由。”

2018年10月26日,高等法院宣判刘铁民判监4个月,是本案中唯一一名即时入狱的被告。15位占旺清场被捕者,拥挤地坐在犯人栏后。翁耀声和文伙安端坐著,神情严肃;身穿红色格仔衬衫的刘铁民缩在了角落里,沮丧与不安写满那张满是褶皱的脸庞,他看起来灰头土脸,低头摆弄同声传译器。

只眨两眼之间,他已迅速被庭警押走。来自公众席“铁民叔撑住!”“我们支持你!”的呼喊声,追不上他背影。

(实习记者冯楚怡、刘家睿、朱鉴滢对此文亦有贡献。)

读者评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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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牆內恰恰是看得少這種角度的“佔中”,翻牆出來了當然看看另類角度了。想起那句“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

  2. 謝謝你寫出這篇

  3. 因為他們已經先入為主認為佔中是錯的了

  4. “明白的,我愿意受访”这个quote很不compelling啊….

  5. 前三个是共产党的公费网评员吧

  6. 低層的人民永遠都是一隻”卒”跟犧牲品而已

  7. 一樓那些明顯是局外人到不能再局外人的評論,你要在今天找一個受訪者說,至今還在為當年幾個月佔中「阻礙了生活」而憤憤不平,恐怕才是最難的事。

  8. 的確,最下頭三位(帶風向的?)如果要看「所謂一般人」的想法,那就去大公、文匯、香港01看就好了。
    或者嚴肅的說一下,占中過了這麼久了,「一般人」的生活早也恢復了,媒體還有什麼好報導的?但這篇文章的主角們,因為被控罪,他們的生活還一直在後占領的情境裡,他們的人生碰上了巨大的轉變,不管你贊不贊成( 顯然是不贊成 )他們,他們還一直在為自己的信念付出代價,這是我們作為讀者希望看他們,而不見得需要看「一般人」的原因。

  9. 回一下一樓,其實從佔領區住者和上班市民角度看佔領的文章也有很多,文匯大公,環球新華,可算鋪天蓋地了。

  10. 喜歡文裏的細節。怎麼說呢,感覺他們都是些老好人,也是被犧牲的高危族群。劉鐵民要坐監了,出來幫他的只有長毛,「一捆筷子」真的存在嗎?

  11. 同意。感觉端有太多从参与者的角度看占领运动的文章了。希望能看到更多关于从非参与者的角度看占中运动的文章。

  12. 同意 @garfield_ho 的提議,過多地從「支持佔中者」和「佔中參與者」的角度看待,對這個事件的看法就有些偏頗了。

  13. 希望能有从占领区居住或者上班的市民的角度去看占领运动的相关文章,从参与者的角度去看占领运动的文章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