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溪地华人记事：南太平洋小岛上的“国民党”与关帝庙

【编者按】今日是中华民国107年国庆日，于1911年建国时，它曾承载不少海外华人“归乡”的盼望。但百年以来，历经中日战争、国共对峙等战乱转折，许多离乡华人为着不同原因，决定在异乡落地生根，他们的足迹遍布全世界，乃至因画家高更而知名的大溪地，都有华人族群在此开枝散叶的的轨迹。令人意外的是，与中华民国脱离不了关系的中国国民党，在此亦有支党部活动，岛上甚至有一座信众合力建成的关帝庙。特约撰稿人李易安被一张“大溪地国民党部”的照片吸引，亲赴当地，在当地华人世代交替的时刻，完成系列观察访谈笔记，本篇为第一篇，其余篇章将陆续刊出。

我之所以去大溪地，完全是为了一张照片。

那张照片的主角，不是蔚蓝海水或度假小屋，而是中国国民党驻大溪地的第一支部。

也许你和我想的一样，国民党什么时候把支部开到大溪地去了？于是我查了资料，才知道大溪地原来有规模不小的客家社群，而国民党支部，便是由这些客家人的祖先带到这个南太平洋的小岛上，落户至今已经百年。

Google地图上并没有国民党支部的确切位置，我本来还担心找不到地方。好在大溪地的首府巴比提（Papeete）范围不大，我还没开始认真寻路，就在闲晃时撞见国民党第一支部的办公室。

第一支部是一幢二层楼的建筑，外墙上的白色粉刷崭新无暇，红柱顶端还有仿中式“托木”的装饰，玄关上从右到左挂着金色的“中国国民党驻大溪地第一直属支部”几个字，屏风上则有大大的“青天白日”党徽，镶在红地黄梅之中。今年正好是第一支部成立一百周年，二楼正面的露台外还挂着庆祝布条。

半人、关帝庙、“国民党支党部”

我绕过屏风，看见几个妇人在大厅里打太极拳，不敢打扰。路过的一位大叔和我搭话，得知我从台湾来后，他转用华语问我：“会不会说国语？”

搭讪我的大叔姓潘，是法籍华人，一九六〇年代在台湾成功大学建筑系留学，毕业之后在台湾工作了一阵子才回到法国执业。一九九八年退休后他回到大溪地，偶尔还继续接案，递给我的名片上，一面印着法文，另一面还是端正的繁体中文。

潘大叔说自己国语讲得不好，听我对大溪地华人历史有兴趣，便提议带我去关帝庙（Temple Kan Ti），因为那里的庙公不只熟悉华人历史，华语也讲得很好。

潘大叔并没有骗我。

关帝庙的庙公叫做理查，打扮时尚，看不出来已经年近四十，也难以和我印象中的庙公形象连结在一起。他的皮肤有些黝黑，外型也不像华人，而让我最意外的是，理查不只华语、粤语、客家话都很流利，台语甚至也讲得比我好。

原来理查是华人和当地原住民马欧希的混血“半人”（Demi），家里经商，在新加坡、香港都有亲戚，小时候常常陪家人到亚洲四处游历，中学时又参加过台湾侨委会办的“华侨青年观摩团”，因此对华人社会并不陌生。

像他这样的年轻华人，在大溪地其实已经不多；今日许多华人连客家话都不太会说，对于华人文化也早已情感淡薄。让理查和其他大溪地华人显得如此不同的，其实就是这座关帝庙。

“我小时候就很常待在庙里，听庙婆和来拜拜的老人讲故事，所以知道很多没有被记载下来的历史。”

或许是耳濡目染，理查逐渐对宫庙文化和法事礼俗感到兴趣，也发现自己有特殊体质，能够感应到神明旨意或托梦。

在纽西兰留学毕业之后，理查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当时他回到大溪地，关帝庙正好缺一位主持庙务的人，庙婆便和他说：“你这么虔诚，又常常跑新加坡、香港，要不要考虑当庙公？”

这没什么，我们连签诗都有法文版的唷。

理查当时一听，觉得自己年纪轻轻难担重任，不敢贸然答应，没想到庙婆直接要他去掷筊请示神明，结果获得三个圣筊。刚好他的父亲当时正在考虑退休，可以帮忙打理庙务，理查考虑之后，终于决定成为庙婆的接班人。

成为庙公后，他带着没有华人血统的妈妈，一起到香港拜师学习做醮、卜卦、解签，后来又经常去台湾拜访宫庙，除了分灵、请神之外，还结识不少友人，学会了带南部腔的台语。因为会讲台语，有阵子理查还在大溪地兼做台湾渔船的代理业务，时常上船和台湾船长交关谈天，餐餐都是刚捕获的新鲜海产。

庙公的身份，使得理查和其他华人社会的牵连越来越深——尤其是民间信仰依旧蓬勃热络的台湾。

二〇〇三年他接掌庙务时，关帝庙里只有四、五尊神像，而现在庙里的多数神像，则是他这十多年来四处奔走，或者新刻、或者请来的。理查带着我在庙里走一圈，用台语和我细数每一尊神像的来历。他很自豪地说，庙里供奉的妈祖神像，大部分都是从台湾分灵而来的，北中南各地的妈祖庙都有。

虽然理查和我聊天时用的多半是华语，但谈到这些神像时，他会切换成台语讲述。或许他的台语本就来自宫庙，讲起宫庙之事，还是要用台语才自在。

“很多故事，像我们有在烧香拜拜的人才会相信。”

关帝庙曾在一九八一年遭遇祝融、建筑全毁，信义堂委员开会后决议原地重建，并在风水师堪舆后将庙体改为坐北朝南。岂料一九八七年新庙落成后，直到正式启用的前一天，庙方都掷不到圣筊，没办法将原本寄放在他处的神像请回庙里。庙方无奈，却还是先将神像搬回到新庙里，结果隔天庙公拿着钥匙却打不开庙门，外头还下起倾盆大雨。眼见落成之日却不得其门而入，一个委员顾不得难堪，从窗户爬进庙里开门，却不小心跌了一交，隔日竟然就过世了。

理查讲古时，她的母亲正好在神坛前祝祷拜拜，神情肃穆。看见马欧希人拿香拜拜，我起初还觉得不太习惯，但实际上，来关帝庙烧香拜拜、求签问事的，本就不只有华人或拥有华人血统的“半人”而已，马欧希人和法裔面孔都很常见。如果上门的香客不是华人，祈福解签这些事，也多半都是由理查的母亲处理。

“这没什么，我们连签诗都有法文版的唷。”看我惊诧，理查轻松地一语带过。

大溪地的关帝庙很可能是整个大洋洲除了纽澳地区之外，唯一的一座华人庙宇，它不只是安定心灵的信仰中心、牵系认同的重要锚点，还是许多老人日常走动的公共空间。我们聊天时，理查不时要去和阿公婆婆们寒暄问好，帮忙卜卦问事、解决各种疑难杂症，像个社区活动中心的社工主任兼心理谘商师。

维系理查华人认同的，还有他总不离手的手机。他打开脸书app给我看，川流的动态墙上，有不少来自香港、台湾的新闻媒体，以及几个海外客家人的脸书社群。理查时不时就会飞往新加坡、香港和台湾探访华人朋友，仿佛就像妈祖每年都要回到祖庙刈香、维持神力一样；他甚至还说，等老了要搬去香港或台湾退休。即便他总是强调自己是玻里尼西亚人，但他心底那根磁针，似乎仍总是紧紧地指向东亚。

二十世纪华人离散史：太平洋上的新故乡

大溪地的客家社群，是近代华人移民史中一个较少被关注的切片。

我们一般讲的“大溪地”，其实是法属玻里尼西亚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岛屿，却经常作为整个法属玻里尼西亚的代称。

法属玻里尼西亚曾是法国的殖民地，现在则是法国的“海外集体自治国”（collectivité d\”outre-mer），虽然和法国仍有连结、可以投票选举法国总统，但亦有平行的主权体系，比如拥有自己的总统，而且也不属于欧盟的一部分，和其他与法国关系更紧密的“海外省”（département et régions d’outre-mer）地位不同，自治程度也更高。

由于法国法律禁止在普查中询问族裔资讯（注一），因此精确的大溪地华人人口数据并不存在。从较可信的估算来看，法属玻里尼西亚近二十八万的人口中，有近八成是本地的马欧希人（Maohi），他们属于南岛语族，是在欧洲殖民者和华人到来之前，就已经在大溪地世代定居的族群。

华人则是大溪地的第二大族群，人数约在一万两千之谱；如果将所有具华人血统的混血“半人”也计入，则至少有两万人。这些华人绝大多数是原籍广东宝安（今天的深圳）和惠阳（今天的惠州）的客家人，亦有少数来自粤语区的四邑人和越南华侨。

今日，大溪地华人多半居住在大溪地的都市地带，许多从事专业工作或进入政府部门，拥有不错的社经地位。举例来说，曾担任波拉波拉岛（Bora Bora）市长三十余年、并多次被选为法属玻里尼西亚总统与议会主席的加斯通（Gaston Tong Sang），正是客家华人的后裔。

和其他海外华人社群相似，大溪地客家人的迁徙流散，反映的是西方殖民事业大展、以及清帝国积弱衰败的时代背景。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对外开放门户，而接着的太平天国政权，又让华南地区陷入长年动乱，为东南沿海省份的居民提供了向外迁移的条件和推力。就外在拉力而言，西方国家于十九世纪逐步废除奴隶制度，使得热带栽培业和矿业极度缺工，也进一步推升了对中国苦力的需求。

一九三七年日军侵华、一九四五年中国全面爆发国共内战，连年动荡，让大溪地华人逐渐意识到，返乡终老，已经是越来越不切实际的期待。

然而和美国、东南亚相比，大溪地对华工来说，起初并不是热门的目的地，首次大规模、系统性前往大溪地的中国移民，迟至一八六五年才发生。当年，普鲁士三桅帆船“费迪南˙布鲁姆号”（Ferdinand Brumm）为大溪地农业公司（Compagnie Agricole de Tahiti）运载了三百三十名中国苦力，前往大溪地岛上的阿蒂毛诺（Atimaono）种植棉花、咖啡与甘蔗，成为中国契约劳工在大溪地的滥觞。

但大溪地华人并非只有苦力。积累资本之后，有些华人利用在香港、旧金山等地的人际网络，于大溪地开设商号从事贸易，收益颇丰。对于这些华人资本家而言，大溪地通常只被视为赚钱的地方，多数人认为自己终有一天会告老还乡，并无久居之意，因此会把赚来的钱寄回老家、将后代送回中国接受教育，较少在大溪地买地置产。

这个“始终期待回乡”的客居心态，到了一九三〇年代开始有了转变。

当时，全球经济衰退，大溪地的贸易盘商纷纷破产，而在贸易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华人也遭受波及，只能要求马欧希人将先前积欠的帐务还清。许多马欧希人别无他法，只能以土地偿抵债务，使得华人逐渐成为地主。

让华人心生落地生根之意的，还不只如此。一九三七年日军侵华、一九四五年中国全面爆发国共内战，连年动荡，让大溪地华人逐渐意识到，返乡终老，已经是越来越不切实际的期待。

眼见华人经济势力日渐茁壮，有些马欧希人要求法国殖民政府限制华人入境，但法国政府当时将华人视作制衡马欧希人的角色，并没有改变移民政策。不过殖民政府同样担心华人的经济势力过于壮大，于是陆续针对华人制定了限制性法规，比如要求华人在取得营业许可时，必须缴纳额外税费。

尽管如此，大溪地的华人社群依旧蓬勃发展。就社团组织来看，光是“国民党”（Koo Men Tong）就有三个支部，从一九一八年开始便在大溪地吸收党员、代理侨务；而历史稍短的“中华会馆”（Association Philanthropique Chinoise de Tahiti），现在则普遍被视作“亲共”的华人组织。再算上其他大大小小的团体，大溪地华人目前共有十个社团组织，共同隶属于位阶最高的“信义堂”（Association Sinitong），而信义堂的主席，则由十个社团轮流派人担当。

墓园里的异乡人：姓氏更易、宗族飘零

后来理查开车带我向东郊走，去看建在缓坡上的华人墓园。他特地为我指出画着国民党徽的墓碑，解读那些特别风雅的墓志铭，抱怨墓碑上原籍地名的讹误。他一边用客家话重复念着“请原谅”，一边快步穿过密集的墓地，最后带领我停在“沈秀公”的墓冢前。

沈秀是当年在阿蒂毛诺庄园工作的契约劳工。有次华工赌博起了纠纷引起械斗，出事后政府决定严刑惩戒，最后由没有家累的沈秀（Chim Soo）出面顶罪，成为大溪地史上唯一一个被送上断头台的人。沈秀为了华人整体利益而牺牲自己的事迹，令大溪地华人十分感念，至今每年都仍有公祭，关帝庙甚至也供奉他为神祇，成为大溪地华人在地信仰的重要特色。理查一边弯下腰把墓冢上的野花拔除，一边告诉我沈秀公的墓冢几年前才在他的组织之下完成整修，而信义堂也才在去年提供资助，拍摄了一部关于沈秀公的纪录片。

如果要在大溪地做研究，理查肯定是很好的田野报导人。他身兼多职，不只是庙公，同时也是“国民党第二支部”的主席，而统整管辖所有大溪地华人组织的“信义堂”，今年也轮到他担任会长。除了头衔很多、职责不少外，理查还有种让人能自在相处的特质，因此人面很广，我们不管走到哪里，他永远都能遇到熟识。就算在墓园里，光凭墓碑上的名字，他也能生动描述逝者生平和家族事迹。

那些比较新的墓碑上，通常都有中法双语书写的逝者姓名和原籍，但奇怪的是，很多明明同姓的家族成员，法文姓氏拼音却不一定相同。这个现象，其实和法国的国籍法有关。

一九七三年，法国将“属地主义”（jus soli）的国籍政策延伸至海外领地，所有在大溪地出生的华人终于得以据此获得法国国籍。然而为了确认华人是否“有尽力融入大溪地社会”，当时政府除了会派员去华人家中检查“是否还在使用筷子吃饭”之外，还将“姓名拼法是否像法文名字”列为审核国籍申请的标准之一。

相隔多代之后，这些改姓的华人后代，很有可能会忘记自己和谁原来属于同个家族。

理查听我对姓氏拼法有兴趣，便把所有想得到的大溪地华人姓氏拼音写了出来，洋洋洒洒三大页。

比如姓林的，有些干脆意译，把姓氏登记为“Laforet”（forêt是森林的意思）；而有些姓陈（Chan）的人，则很有创意地改姓“Chanson”（法文的“歌曲”之意），既好记、又保留了旧姓线索。

理查自己的法文姓氏也很有意思。他的中文姓氏是“邹”，当年爸爸为了争取去法国留学，便把原本的“Cheou”，加进一个 n 和一个 x，改成更像法文的“Chenoux”，念起来就像“chez nous”（意思是“在我们家”）。

这个现象其实不难理解。当年华人识读汉字、能说客家话的比例较高，在户政系统里登记姓氏拼音只是图个方便，并不影响自己原来的汉姓，所以对于家族内部拼法是否一致并不在意（就像多数台湾人对于自己姓名的罗马拼音也不甚在意）。此外，客家话并没有规范的拼音转写规则，华人登记姓氏时本就容易各行其是（这点与台湾也非常类似）。

可想而知，在大溪地华人对汉字越来越陌生的情况下，姓氏的“拼音化”会衍生不少问题，比如“黄”和“王”用客家话念起来一样，有些拼音方式完全看不出来差别，只有少数仍识汉字的客家人能意会是“大肚黄”或是“三马王”。这是因为黄字中间的“田”看起来就像宽宽胖胖的大肚子，而王的“三马（mark）”，则得名于三笔横画。

但对关心华人文化的人而言，姓氏拼音的更动，其实隐含一个更大的文化危机。由于华人改姓通常是个人行为，目的是为了取得国籍、增加就业机会，导致很多姓氏只有一个人或一个核心家庭拥有。相隔多代之后，这些改姓的华人后代，很有可能会忘记自己和谁原来属于同个家族，而作为华人认同重要元素的宗族文化，也很有可能会不复存在。

注一：关于族裔资讯，法国于一九七八年立法，禁止在普查和政府档案里，将个人依族裔、宗教、语言等标签进行分类，因为国家应该与“个体”、而不是和依照既定界线分类的“群体”打交道，如此才更能将形色各异的个体整合成“法兰西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