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亮谈《自由行》：只要抵抗一直发生，我就是自由的，我就是异乡

2012年获卢卡诺影展最佳导演和最佳女演员两大奖的故事长片《我还有话要说》，逼使应亮当上流亡香港“特区”导演。五年后另一部长片《自由行》（A Family Tour），从旁观他人到自己当主角——《我还有话要说》中的杀警杨佳变成导演杨枢，妈妈从“有话说”到“Nothing to Say”⋯⋯所有这些，就像导演给现实中的未来自己撰写剧本，电影与现实拉扯并行发展，8月初作为卢卡诺竞赛单元开幕片世界首映后， 下一步流亡将如何上演？

《自由行》剧情

导演杨枢五年前因拍摄电影《孤僻者的母亲》遭中国大陆处罚，滞留香港，至今无法回国。住四川的母亲因胃癌复发，即将再动手术，四年来只通过网络“认识”的外孙见面。杨枢导演与香港丈夫带著四岁的儿子藉参加电影节，从流亡地香港到台湾，来实现这次家庭团聚。无奈妈妈不能脱离旅行团“自由行”，女婿订了与妈妈相同的酒店、查好旅行团路线，协助全家在台湾的酒店和各风景区会面。

直接跟孩子讲：爸爸回不了中国

导演“自我检讨”之时，也布下棋局，一不经意把自己和家人推至未能预知境况，这是我五月看完《自由行》第一反应，特别当片中出现随时会再次惊动“中央神经”的情节——电视新闻报导：“流亡女导演杨枢的三位投资人失踪，怀疑被公安绑架。”既然剧情发展到这地步，那就该作好最坏打算：下一站流亡，应亮一家三口出走台湾？

现实版A Family Tour发生于三年多前，没法回中国，岳父岳母来港不安全，唯有台湾见。拿临时签证的应亮和太太彭姗，抱著香港出世的小儿子飞抵高雄，全程坐出租车尾随岳父岳母的旅游巴。“自由行”之名也是假，因两老来自四川三线城市，没资格以“个人”身份出游。萤幕上，编剧之一“三三”彭姗饰演中方“特派员”导游，多次叮嘱，不要让团友发现“你们是一家人”。五年前拍摄《孤独者的母亲》被媒体罩以“流亡导演”光环的杨枢对著记者说：“所谓的政治，是个人选择。”“当然，这是最重要的政治。”身后的台湾影展宣传板上写：No one can stay an outsider。

“每个中国人都一样，因为上几代的政治波动，致使我们的历史，不管教科书或家庭内部，从不会被相对客观公正地讲下来。”

卢卡诺最佳女演员耐安，由歇斯底里杨佳妈妈变成白髪沧桑杨枢妈妈，手执拐扙的患病老妈把五年前“警察七次上门问话”录音交给女儿，一边提醒：“你还真当自己是香港人”。这段杨枢和丈夫家铭都不忍听下去的录音，指向应亮去年高雄电影节放映的片名《妈妈的口供》（I Have Nothing to Say），25分钟黑白短片与107分钟彩色《自由行》其实是同一故事，同时拍摄，前者纯属“妈妈角度”，后者由两代人三双眼睛讲出，片尾字幕“送给我们的孩子”。

2016年夏天写这个剧本有三个目的。“初心就是创造跟孩子对话的机会。”在香港新界东大埔林村老房子内，应亮边吃菲佣姐姐做的简便午饭边跟我聊，采访只能安排在孩子幼稚园放学之前。2013年出生的小孩，活在这片拥数千呎农庄的可爱家园，如何能理解“流亡”这抽象东西？“其实日常生活中，我也会直接跟他讲，爸爸回不了中国，因为拍过一个片，有些人不喜欢。”

跟孩子有关的，就是一岁多时去台湾见外婆，把它拍成电影。应亮说，“每个中国人都一样，因为上几代的政治波动，致使我们的历史，不管教科书或家庭内部，从不会被相对客观公正地讲下来。作为电影工作者，经历过一点小小波折，就是上一部片子所造成生活上的变动，那就更有与下一代沟通的欲望。”

每人身上都有难看的东西

另外两个目的，一是对过去五年做小小回顾反思。写作剧本时，应亮一直在“自我批评”。我告诉应亮，看完《自由行》我觉得杨枢很自私自傲——因为理想的执著，就可无视“普通人”甚或令家人受苦？现实中的导演应该没有女主角那么自私吧？“有呀，我一定有这样的特质。每个人身上都有难看的东西，这人物很大部份是我的投射。其次是艺术问题，人物个性即使让人反感，但她有没让人认同的部份？”

第三目的关乎“未来想像”——自己的身份和家庭关系。“我跟父母，以后会怎么办？”关于“自我身份的思考”，还记得《九月二十八日．晴》获金马奖最佳剧情短片后，应亮回答媒体：“我可以确认自己身份应该是个香港人了。”《自由行》来到结尾，记者再问一次，“上次你说香港是你家，那你是香港人还是中国人？”杨枢给出最终答案：异乡人。

香港人支持六四那么多年，可是当事情真正发生自家身上如铜锣湾事件，香港人才真正明白，呀，这个国家，原来是这样。

至于电影会否再次触发“政治事件”，应亮还没想过。“拍部电影，不至于就要把人推到另一个不能抵抗的环境吧？如果真到这个程度，那就说明更该继续拍电影。”电影与现实最关键的分别或“逆转”，在于把丈夫家铭设定为“香港人”（虽然演员Pete Teo来自马来西亚），这是另一编剧陈慧建议。“他在政治上的权利跟大陆人不一样，但他们又是一家人，这样才能反衬出杨枢的所谓流亡是什么意思，她的流亡不完全被丈夫所理解。”家铭不时强调“我是香港人”，又对太太说“我们都在台湾了，你跟妈妈还有什么不能说？”

在应亮后来发给我四万字“《自由行》（文本资料）”人物背景小传中，可能因参考了吕大乐《四代香港人》，“叛逆文青”家铭来自典型“狮子山下”中产屋苑家庭。戏中的丈夫更扮演“超级联络人”角色，五年间往来香港和四川之间，“作为中国跟国外之间一个特殊地区，香港人对中国有感情，可是不会真的理解中国，即使是他的妻子。”“就像香港人支持六四那么多年，可是当事情真正发生自家身上如铜锣湾事件，香港人才真正明白，呀，这个国家，原来是这样。丈夫角色，就是一个关于‘香港’的描述，为正义事情挺身而出，尽管里头也有很多你认为的‘天真’，这些都是香港可贵可爱的特质，失去就很可惜。”

异乡人，在不是“以前”的香港

港人或会因应亮的“香港本土认同”而高兴，甚至有媒体认为他比不少港人“更本土”。那么流亡导演怎么从中国人“异化”成香港人，终究认清自己是“异乡人”？

“即使在自己国家，一样会有流亡。”Stranger还是香港人，应亮认为本质没变，关键在于“自由”。“香港人这身份本来就是移动的，是变化、反对、寻找自由的。戴耀廷说2023年香港议会就会完全失守。按他的算法，因更多别的地方人口过来，选民比例已彻底改变。那时宪制下的香港人，不也是异乡人？”伞运数年下来，流亡本土的异乡人看见，“原本大家都认为，我们的坚持是对的，一定有很多人认同的。其实，我们是少数，我们是异乡。”

如何在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继续行动，由此应亮认为香港人或异乡人已没太大区别，重要是“你是否认为自己身上有足够的责任，去对抗这个荒诞社会？不停去推那块石，推上去掉下来你又再推。这是一种抵抗。只要抵抗一直发生，我就存在，我就是自由的，我就是异乡，我就是奇怪的。”

寻找流动，才是应亮的本能常态。落地香港七年之前，异乡人曾经也算半个“四川人”。四川七年，短片《回家看看》主角即来自四川自贡的少年犯，2005年与彭姗创立“九十分钟电影工作室”，前后三部长片四部短片都是四川话对白。而在此前，终归还是“上海人”，一个纠结身份，与生俱来，没权选择的母语。上海跟香港一样本来也是殖民地，移民的城市。“上海出产的钟或盘子，都会写著‘上海’。”Made in Shanghai、Made in Hong Kong，就没听过Made in Beijing，城市的“主体性”透过物质工业史建构。父亲和爷爷都是上海人，应亮自小跟公安局工作的外婆在“干部大院”长大，这种抗拒连带对地理身份的逃逸。“因为我不喜欢被标签，包括人家看似夸奖你的‘不像上海人’，所以为了这种排斥，我把自己变成一个‘不像什么地方的人’，这个可能是我长期的状态。”

“香港早就不是以前的香港了”，连《自由行》妈妈也晓得。但原来什么叫“以前”，与大部份看／听港产流行文化长大的大陆人有别，他筛选接触的香港很“积极”。“我其实跟你们的八十后社运文化同步。”2011年，应亮策划最后一次重庆民间映画交流展，邀请《人在皇后》的导演林森和《那年．春夏之后》的卢镇业到内地放映交流。此前一年，他为栗宪庭创办的北京独立影像展在宋庄教学，就认识了当时带著11位同学来京上课的香港演艺学院舒琪。

“我的香港脉络，有点奇怪。2010年左右接受了同步的本土运动。到香港后，参加“香港粤语片研究会”看五十年代老粤语片。所以杨枢妈妈说‘香港早就不是以前的香港’，指的‘以前’，可能就是这些，由本土运动开始往前推，更早期的香港，就像楚原《七十二家房客》，还是比较讲究义气，有很强的市民阶层力量。”他在演艺学院教中港台电影史以至拍戏写作，翻看的旧片和学习本地历史，大都是移民和社运有关，譬如许鞍华《千言万语》里水上人家争取权利。“现在的问题也是老话题，就是‘中国化’的日常，包括演艺学院。因已离开一年，我只是听闻有中联办副主任参与学校活动。这种‘中国化’，应该是‘不是以前香港’最大的部份。”

因为我不喜欢被标签，包括人家看似夸奖你的‘不像上海人’，所以为了这种排斥，我把自己变成一个‘不像什么地方的人’，这个可能是我长期的状态。

香港的一些东西，一定要守住

杨枢在《自由行》经常揹个印有“云之南”的布袋，应亮说，包括她的衣服，“都是遗物”。他给每个人物写四五千字成长背景和家庭历史，杨枢作品参加过的中国四大独立影展——北京、重庆、南京和昆明（云之南纪录映像展），“2012年已彻底结束，跟我的schedule一致。”其实也跟十八大改朝换代一致。前年由中国电影资料馆牵头，与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和万达院线等发起 “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放映首部外国片竟是《Manchester by the Sea》，还剪走一个镜头。即使电影、音乐或什么，中国新一代创作人再无“独立”二字，跟敏不敏感无关。

“什么是‘中国独立电影’，我比较认同的是，中国独立电影首先一定是政治概念。这条很硬的界定叫‘龙标’——你是不是主动去寻求公映和拍摄许可证，能否接受审查，就界定这件事情，它是被政治化的。”自从各地民间影展被拆，独立影人只能变成手机上的圈子，网络讨论不好问私事，大家生活可还好吗？

至于香港，自《十年》开始中国化，官方对“独立”两字超过敏。独不独立本不本土对应亮来说，首先还是关乎言论自由。“我作为一个来自没有香港这些独特价值的地方的人，很清楚为了这些价值值得去奋斗去保卫的。”最近一两月，他在葵青某社区生活馆教中年妇女手机拍摄。他很看重这份“落区学习”的工作。

从由社运切入到演艺，再“搭著电影的伞”落地社区基层，应亮终于可以从少数非主流走近大众人群。以前在演艺学院教纪录片，他可透过同学的功课看香港也看本地青年，现在透过她们在地眼光看这个有不少南亚裔的公屋社区状态，并且有机会看到，做义工的公屋妇女如何协助更基层的㓥房户。“我跟社工和学员讲，你们知道吗，你们正在做的事情在我眼里特别宝贵。因为在大陆NGO都关了，都是非法机构或被政府化，NGO的人都被抓光了。所以你们能自主自觉做的事情，很有生命，对自己住了几十年的社区仍很有情感。我说，我只是来帮你们创造一些条件拍照片，更重要是你们自己能量太强，所以拍出来的东西这么好看。”这位落区本土异乡人更不时提醒香港人：“这些东西，一定要守住，失去就太可惜了。因为中国没有，因为我是从中国来的。”

“一定要守住，失去就太可惜了。因为中国没有，因为我是从中国来的。”

等待风的季节

当初拍《我还有话要说》之前半年的香港生活经历，将来自中国“不能自由说话的恐惧”磨掉一部份，致使应亮写剧本时再无所顾忌。五年后写这个台湾之旅，原本只有短片梗概，没想到台湾院线规格和制作成本非常高，最后集资约两百万港币拍成，由台湾“公共电视”主力出资，其他五六个部份的钱，也有香港私人的、匿名的，不公开名字的。

最意外倒是再见耐安——《我还有话要说》饰演杨佳的妈妈，也是与娄烨20年合作无间的制片（不过《推拿》后，娄烨两部新作已不再由她监制）。原本，应亮不想耐安再演悲情妈妈，只请她物色演员。从一开始耐安就放弃找内地的，因为大家都担心，只能推介有大陆背景的台湾和香港老演员，后因各种原因没演，有人明确跟应亮说“我不能参与，因为我在中国有工作。”直至开机前一刻，曾表示愿意做Plan B的耐安终于上场。“她只跟我讲‘没事’。而我知道当年《颐和园》已很严重，警察以至各种行政机关上门‘执法’，她和娄烨成立的电影公司基本上处于关掉状态，她都挺得过来。拍《我还有话要说》时，她跟我分享过，她的家庭、父母经历的各种政治运动。我猜，这些遭遇，是她愿意帮忙的原因。”

“理想和信心自我掌握，自由和人权公安掌控。”应亮妈妈在2012年警察七次上门情况的文字节录中如是想，这是应亮发给我“《自由行》文本资料”的参考附件。在最后一次的记录中，曾因“支持学生”被剥夺人身自由五年的应亮爸爸，把家门钥匙交给妈妈、交代日常生活琐事、叮嘱种种家务细节后，安然等待公安上门。作为“烈士后人”被领导提醒“不要让祖辈江山毁在下一代手上”的妈妈写道，在主意已定，一切清澈透底后，“我们没有丝毫犹豫和胆怯，想到底无非是再经受一次人生的波折，续写我们祖孙三代的不平家事吧！”“山两欲来，风满楼。是福是祸，既定的‘人治’早安排了，想躲也没用。”妈妈知道。

六年后，杨枢的“投资人失踪”，《自由行》的香港资金也只能匿名，难保应亮真的要流放到台湾？“如果有一天，我离开香港去其他地方参加活动，不排除我可能回不了家。即使签证有效，海关仍可不让我进来。从官方角度，香港不欢迎我了。尽管我对这个地方有情感，愿意为守住本地价值做一些事。”

“理想和信心自我掌握，自由和人权公安掌控。”

8月初《自由行》在卢卡诺影展竞赛单元开幕礼首映后，不知道现实的剧本将如何变挂？丈夫，这个代表香港人的身份，最终会怎样消失？即将到台湾教学的陈慧，能否与应亮完成伞运长片《风的季节》剧本？至于片中的导游——彭姗，多年来于幕前幕后百搭担当，丈夫应亮说，“我不得不感谢我的太太，在我失去学校工作，忙于制作新片时，她很努力地在外工作养家。如今大半年来，我和孩子成了非常要好的玩伴，这也是天赐的和她赐的机会。”

从东方升起的太阳来到午后仍很暴烈。新界林村瀑布下有个Totoro Farm，种植明媚剑兰、肥满荔枝黄皮、有机红萝卜的小小乐园，正等待快乐地脚踏小单车回家的孩子来灌溉。孩子正在学习多国语言：在学校讲广东话，跟菲佣姐姐学说英文听菲律宾话，跟爸爸说普通话亦开始学一点上海话，不要忘记还有妈妈的方言——四川话。至于哪种才是孩子的母语？异乡爸爸说，等他自己决定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