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边的阎连科:来香港教书是一种逃离

我拜访了阎连科在香港的家,谈NBA、萧红之墓和60岁的沉重。
阎连科被称作“荒诞现实主义大师”,是华人世界首位卡夫卡文学奖获得者,曾三次提名国际布克奖长名单,也被视为下一位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
大陆

三点差一刻,助教还没到。讲台上一块老旧的石英钟扯着缓慢的步子,鹅黄色的灯光打下来,落在围着讲台的扇形阶梯座位上。老人推门进来,提了一个不锈钢茶杯,手拿老花眼镜,目光巡视四周后,落座第一排——我的旁边。教室里三三两两坐着人,无人注意到他。

“这是那个创意写作班的教室吧?”他打破沉默,听上去更像一位来旁听的人了。但我已无数次看过他的照片。他比从前胖了一些,背也更驼。不说话的时候,偶露出一种锐利的眼神,一只手习惯性合拢,轻轻搭在下巴边——这在他的照片中十分常见,仿佛审视着世间一切,又好像坠入了某种思考中。一旦开口,脸上的肌肉松弛下来,配合一口淳朴的河南乡音,显示出十足的亲和力,是阎连科没错了。为了保持矜持,我冷静地回答:“是的。”

阎连科被称作“荒诞现实主义大师”,是华人世界首位卡夫卡文学奖获得者,颁奖词称他是“中国的赫拉巴尔”,“拥有面对现实的勇气”。他曾三次提名国际布克奖长名单,也被视为下一位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近年来,这位作家拥有了一个新身份——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教授,跨越“京港时差”,开启了双城教书记。

阎连科却说,近年最大的感受是——“写作无意义”。迈入生命的第60年,如同踏进了一片粘稠的沼泽:文学早已坐上时代的冷板凳,写作环境不断恶化,发现自己“也没有那么大才华”的同时,担心死亡会比“最想写的那本书”先到……但站在讲台之上,这位深陷“写作无意义”困境的作家,仍在努力勾勒“写作的意义”。

文学课

“每次你们上课有人走掉,我就特别害怕,是我讲得不太行是吧?”

这门课刚开始时,还是香港的回南天。

科大临海,清水湾在那几天大雾弥漫,看不见西贡海里的帆船、岛屿和绿水。户外的地板瓷砖上落了薄薄的水汽,人一走过,留下清晰的脚印。

同学柳柳那时在路上遇见过阎连科,他戴白色护脖,遇见熟人,远远地抬起手来打招呼。

阎连科是个老派人,上课只用手写的讲稿,两面用蓝黑墨水写满了字。这学期讲十九世纪文学,从最基本的人物、故事、细节、语言开始,一点点教,他老说:“就像画家学素描一样,我们一定要从写实学起,从基本功练起。”他记性极好,偶尔卡壳时,会把金边老花眼镜架在鼻梁上,辨认草稿纸上的字。

近年,阎连科在香港科技大学担任驻校作家,课名叫《中文创意写作》,班上有60个学生,大多是理工科出身。也有不少人因仰慕阎连科而来。
近年,阎连科在香港科技大学担任驻校作家,课名叫《中文创意写作》,班上有60个学生,大多是理工科出身。也有不少人因仰慕阎连科而来。

这门课名叫《中文创意写作》,今年是第三年开了。这些年,余华、迟子建、舒婷、韩少功、苏童等,都曾来此担任驻校作家,秋天台湾作家骆以军也会来。西贡的清水湾,俨然是香港的一个文学重镇。

班上有60个学生,大多是理工科出身。也有不少人因仰慕阎连科而来,我是从香港中文大学过来的旁听生,编剧邢本宁从台湾远道而来,拍摄《美丽上海》的导演彭小莲则经常戴着墨镜坐在后排。还有一位七十岁的老婆婆,据说亲历过共和国史,想将故事写下来。也有一个同学表示,上这门课是为了写言情小说。

站在讲台上,阎连科最爱拿自己的作品开刀,理由是:“说我自己最不容易得罪人”,讲多了又会说,“我老讲自己,这样显得有点无耻”,然后挠一挠脑袋。

作为一位以喷薄的想像力闻名的作家,他的课堂常会沉浸在一团团电光闪现的灵感乌云中。一次,他讲起《年月日》,是去西安看病,路过一大片玉米地,漫山遍野的叶子在风浪中荡漾,忽然,便想到了一个老人、一只狗、一棵玉米的故事,“你阎连科能够在一瞬间想到《年月日》这个故事,是因为你熟悉每一棵玉米苗的生长。”又说起《炸裂志》,是有一回从香港去深圳,在罗湖口岸过关的一瞬间,这个小说成型了。同学们课下在一块儿长吁短叹。我们也无数次从罗湖过关,每次都只会抱怨人多。

阎连科将自己的创作风格命名为“神实主义”。在课上,他解释这个词来自《四书》中的一个情节:一位右派作家渴望回到书桌前写作,为了种出亩产万吨的小麦,为了让花生长得像玉米一样大,他就把手指割破了,每次用鲜血灌溉土壤。

“你会发现这里超越了生活,进入了想像。”

“静脉的血流干了,作家就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呢?他在狂风大雨的一天,割破了动脉血管,让喷射在空中的血液顺着雨水浇灌下来!”讲到这里,他的语气很兴奋,甚至抬起手来,示范了一个割喉的动作,教室里发出了轻微的赞叹声,我抬起头,好像血水会从天花板上落下来一样。

那堂课专门讲“细节”,这常是他写作激情的来源,他说细节最重要的功能,是完成文学精神。阎连科拿陈凯歌的电影举例。文革中,批斗会上要给人戴铁的、木头的手铐,如果将这个细节换作纸手铐呢?“我给你一个纸做的手铐,你把纸弄破了,我就可以开枪了。这样一个细节,就完全写出了人对人最大的困境,你无法吃饭,无法动。你如果觉得这个纸硬,磨破了手,那好,我给你倒上水,那就更可怕。稍微转换,小说的意义就彻底不一样了。”

那是阎连科讲得最有神采的一堂课,他很激动,语速越来越快,这时,有几个旁听生要赶去其他教室上课,起身打开了门。他忽然停下,抓了下头,有些委屈地说:“每次你们上课有人走掉,我就特别害怕,是我讲得不太行是吧?”

每周他会布置大家读一篇小说,到下周上课再请学生复述情节。有一天,要读哈代的《三怪客》,无人响应。他干脆停课一小时,让大家读书,自己坐在讲台上,闷闷不乐的样子。后来他告诉我:“其实我上课的目的,完全不是为了培养大家以后变成一个作家,能写出小说来,我只是希望让无论是学文科的学生,还是学理工科的学生,感到文学没有那么神秘,让他们喜欢读小说。”

每堂课的最后一小时,学生要来构想小说,阎连科当场为其发展小说情节,这是一个由60人当场见证想像力的时刻,也是他自己设计的,原本这一课时可以由助教来上。同学柳柳感叹:“这简直是当代十日谈。”我掐指一算,也确实上了十次课。

这一次站在教室中间的,是一位戴眼镜、身材细瘦的男生。

“我小的时候,身体不好,长大以后,我妈告诉我,在我小的时候,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在北方农村的那种平房里,有一天夜里,一个孩子趴在窗户上盯着我,我妈年轻时流过产,这就是那个孩子”,男生讲得激动,说话有些结巴,“她是来复仇的,她…..她要杀了我。我妈就把她叫进屋里,然后拿起剪刀,第二次杀死了她,从此以后,我的病就好了。”

一个明清小说式的奇谈故事,我在心里想着,眼前的作家则微微皱眉。

“难就难在,怎么写母亲第二次杀死孩子的心理活动。”——我已经杀过你一次了,第二次即便是在梦中,即便知道你已经死了,母亲要下手杀死孩子前,也会经历钻心的痛苦和挣扎。可能是想像到了那个画面,有人深吸了一口气,作家接着说,“失去一个孩子,对母亲这一生,写出这种痛苦,比写奇谈怪说有意义。”

“阎老师把你的小说上升到了心灵的高度”,台下的文学批评家刘剑梅教授点评道,大家一下笑起来。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作家脸微微泛红,目光澄澈,讲到激动时会伸出一只拿着笔的手,在空中划动,这一块怎么写,那一块怎么写,像是画家在勾勒轮廓,在他手臂的每一次挥动中,我仿佛已经看到了这篇精彩的小说。

香港

“三年前决定来香港教书,是一种逃离。”

黑色的皮质沙发上,阎连科正拿着手机看NBA,还开了弹幕。

2018年5月6日早上十点,阎连科香港家中。摄像师正在调试灯光,记者在最后复习采访提纲。这是日本NHK电视台在拍摄纪录片,他们要拍摄一个系列短片,对象是各个行业最顶尖的大师,阎连科同意我在一旁观看。他是现在日本最负盛名的中国作家,2015年,凭《受活》获得日本读者评选的Twitter文学奖,这是象征人气的大奖,也是亚洲作家首次获得,有日本媒体称,“一个阎连科的时代”已经到来。

阎连科身旁是木质的写字桌,上面呈60度角斜放了一块木板。他有严重的颈椎病,不能长时间埋首,这是年轻时留下的病根。
阎连科身旁是木质的写字桌,上面呈60度角斜放了一块木板。他有严重的颈椎病,不能长时间埋首,这是年轻时留下的病根。

他在房间里来回踱了几次步,又回到沙发上,“那我先坐一会儿,NBA赛事正紧张呢。”阎连科喜欢看NBA,聊起来眼睛会发光。他喜欢勇士队,最喜欢的球星是库里(港译:史堤芬居里)和杜兰特,不喜欢詹姆斯,照他的话讲是“身体素质太好,太无所不能了”。在体育游戏中,他迷恋先天一般却突破重围的美感,很像是海明威所说的——grace under pressure,也让我想起他笔下那些一开始就被设置在绝境的司马蓝、先爷、尤四婆们。

阎连科身旁是木质的写字桌,上面呈60度角斜放了一块木板。他有严重的颈椎病,不能长时间埋首。这是年轻时留下的病根,江湖上一直流传着他那时“一天写一万字”的传说。曾有过更痛苦的岁月,《日光流年》是趴在床上写完的。

他平时在这张木板上,用钢笔和草稿纸写作,有点像在画板上绘画。木板上夹着一篇短篇小说,名叫《中国笼鸟》,上面有许多涂改液和铅笔修改的痕迹——这和他年轻时不一样,那会儿他很少会回看自己的文章。

桌上只有两本书,一本《新华字典》,一本《阿赫玛托娃诗集》。看我好奇地拿起了后者,他介绍说,“第一本没有后面两本写得好,她写得比那些得了奖的好得多。”阿赫玛托娃是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代表性诗人,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苏联政府嘴里的“荡妇兼修女”,在十月革命后历尽迫害。

我和阎连科的第一次对话,发生于一次课后。

我本科在西南一所大学读新闻专业,隔壁就是中文系。大约是偏隅蜀地,这所学校有一群不疾不徐的年轻人,在一块儿办独立杂志、开读书会。阎连科是我毕业前读的最后一位作家。一个夏日午后,十多位少年围坐茶室内,讨论《耙耧天歌》。

之前,我和主讲人一起读这本书,亲眼见到她在合上书页那一刻,长叹了一口气,感慨:“这奔涌的才华啊”,而后久久失语的样子。阎连科是一个拥有自留地的作家,而一个有意从事写作的年轻人却可能为缺少叙事资源沮丧。那次读书会后,我和主讲人在树林子里垂头丧气,回顾乏善可陈的人生,我们一致的感受是——“非常挫败”。

大概是“非常挫败”四个字说得太过真诚,当我告诉阎连科这件事时,他愣了一下,显得有些动容,“你们在学校里一路读上来,这样的人生也是我没有经历过的。”

在《阎连科的文学讲堂》一书中,他曾写道:三年前决定来香港教书,是一种逃离。他那时刚拿卡夫卡奖不久,却好像正经历着一场心灵危机。后来我问他,他说:“想找个地方躲一躲雾霾,北京的生活也非常混乱,每天吃饭见人,在饭局上走来走去。”

他住在科大半山的一套海景公寓里,至今保持着部队出身的秩序感,每天早上写作两个小时,雷打不动。偶尔会看书,最近钟爱舒尔茨,因为“他是真正的天才,语言像油画一样。”平时老下面条,笑说因为饥饿的经历,什么都觉得好吃。傍晚时分,会去海边的操场锻炼,或是后山的亭子里乘凉。夜里十点,也就安然睡去了。

午后,摄像师提议外出取景,我们下山到了海边。年轻的女记者忍不住捡起了贝壳,他看了一眼,嫌弃地说,太小。这位富有经验的爷爷经常带小孙女来玩,海水退潮后,现出一条小径,连着另一块更广阔的沙滩,那里有一个农场,可以摘菜,可以喂羊。

采访的最后,记者请阎连科在一张纸上题词,这是这个系列短片的保留环节。他想了一下,拿笔写下了一句让记者惊慌失措的话,这和之前几位受访者的基调太不一样。

河南

他这样定义自己和世界的关系:“一个懦弱的人和拳击运动员。”

今年60岁的阎连科回顾人生,常常会用到“命运”、“选定”等词。

1958年8月24日,他出生在河南嵩县田湖镇。

少年时代,“权力”和“饥饿”,是被装订进命运的两个词。他的记忆里没有在革命的浪潮中手拿红宝书的激情,只有生存。太饿了。他记得村支书的女儿拿着一个馒头小口嚼着——“并不是吃,是小口地嚼着,像展示出她美好的生活一样,展示出她手里的馒头”,也记得十几岁时第一次骑车去洛阳,黄昏时分,洛阳城华灯初上,城市的灯火像雨水一样浸湿了他的心。

“逃离土地”是前半生的主题,少年行走于世间,身上背的武器是纸笔。刚出道的阎连科根正苗红,在课堂上,他经常讲短篇处女作《天麻的故事》,戏称为“新时期文学正能量的鼻祖”。

2005年3月,北京,阎连科接受媒体专访。
2005年3月,北京,阎连科接受媒体专访。

1979年的中越战争,阎连科差点儿就上了战场。军旅文学中,当红作家在书写士兵不能上战场的痛苦,而士兵阎连科亲眼见到的痛苦,是战友们对战争的恐惧。像是一个巨大的破绽,现实让他看见的是人性的真相,而不是英雄身后的金光,他第一次感知到了文学的真实性。

“我本来是一个胆小的人。”有一次想方设法从部队回家,母亲一见到他,手里的盆掉在了地上。老屋里挤了三十多口人,全部围着收音机,在听前线的消息。他已经两个月不能往家里去信了,家里人都以为他上了战场。父亲有哮喘,每夜失眠,围着老屋的院子转。“等我回家时才看到,院子里原本一片荒芜的草地,已经走出了一个圆。”——这是《我与父辈》里写过的情节,但NHK采访那天,讲到这一段时,他依然数度哽咽,我坐在一旁,清晰地看见他流下了眼泪。

阎连科从此专注于书写“人”,这时最多的主角是“逃兵”,这之后,则是中国大地上的底层农民。

第一次危机是在1994年来的。两山战役一直持续到1990年,中越两国领导人在1991年正式握手言和,像是亲密的兄弟。阎连科的《夏日落》中,主人公却追忆着浴血奋战,为之牺牲的兄弟。这是他第一次受到海外关注,被称为“第三次军事文学回潮”。《夏日落》在1994年被禁,阎连科写了大半年检查。

体制内作家阎连科从此不再触碰军旅题材,却意外收获了文学的礼物。

他那时有严重的腰病,躺在病床上,无事翻书,马尔克斯、卡夫卡、博尔赫斯,这些“以前从来看不进去”的20世纪文学,突然在阎连科的世界里腾空爆炸——他再也不能接受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了。王德威说:“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阎连科仿佛开了窍”,无穷的想像力喷薄而出:先爷、尤四婆、受活村的绝术团、司马蓝的喉堵村、《坚硬如水》中的红色语言,在他笔下那片“神实”的耙耧山脉竞相出现,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奇观。

新千年以后,麻烦接踵而至。

2014年10月22日,阎连科在捷克首都布拉格被授予弗朗茨—卡夫卡文学奖,成为获得该奖项的首位中国作家。
2014年10月22日,阎连科在捷克首都布拉格被授予弗朗茨—卡夫卡文学奖,成为获得该奖项的首位中国作家。

2003年出版的《受活》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处于现代社会边缘的“受活庄”,在县长的领导下,用庄里上百个聋、哑、盲、瘸的残障人组成“艺术团 ”,他们计划通过表演赚钱,去俄罗斯把列宁遗体买回来,建成“列宁纪念堂”作为旅游景点。这是对中国现实辛辣的讽刺,那一年之后,阎连科二十多年的军队生活被迫终止,彼时他已拥有较高军衔,部队秘书私下曾调侃说,“给你批转业是效率最高的一次。”描述文革期间,军长夫人与炊事兵偷情的《为人民服务》也给阎连科带来麻烦,但他说这一次,“心里比较坚固,没有《夏日落》(出事时)那么慌了。”

阎连科很少掩饰自己懦弱的一面,《丁庄梦》是他最大的遗憾——这部作品触及了河南省九十年代以来的艾滋病危机。作为一个作家的懦弱,是将一开始想写的纪实文学降格成了加入北京作协后的“立功之作”,变成了“我的写作里从来也没有过的那么温暖的故事。”而同去艾滋病村采访的记者,却在手记里记录了他最初作为一个人的懦弱——一个刚去村子里,害怕与艾滋病人握手,不愿接过病人手中的杯子,每晚要跑回县招待所安歇的阎连科。

但刘剑梅在采访中补充了一个细节:《丁庄梦》出版后,每逢过年,阎连科都要回艾滋村去,给孩子们发压岁钱,“政府没发钱,他自己掏腰包,给他们买面粉什么的。当时我和我爸爸在美国听说这件事,就感慨,这个作家的文学语言和行为语言真的是一致的。”刘剑梅是刘再复先生的女儿,也是最初邀请阎连科来此任教的人。

“从体制生长而出,又回击体制,这种回击需要的是一种针对自己的力量。正如一个剑客被敌人从背后抱住,他只有抽刀刺向自己,穿过,然后才能击落敌人。”我大学里的当代文学老师如此评价阎连科。

无独有偶,最近一次采访中,作家本人这样定义自己和世界的关系:“一个懦弱的人和拳击运动员。”

写作无意义

“一旦知道红线在哪里,这些东西都会限制你的想像力。”

清明节过后的一天,刚下课,我随着阎连科从教室走出,向他提出采访。“这几年最大的感受是,写作无意义”,他刚结束北美高校的巡回演讲,还没有倒过时差,在扶手电梯上,皱着眉头,显得有些烦躁。

后来他告诉我:“我想这很难说清是某一件事导致的觉得写作无意义,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国内情况发生的变化,随着文学标本的越来越混乱,你会感觉到写作的无意义。这是一个非常颓废的感觉。我也希望有一天从这种感觉中走出来,重新回到比较好的写作状态去。但这需要一段时间,可能真的需要一种写作的契机。”

作家的困境首先是来自他的创作。

2月9 日,第一堂课。阎连科带来了还未发表的短篇小说《道长》,并提到写作的重复:“刚才刘剑梅老师说,’诶,你那个小说,最后他媳妇吐了一口痰在他脸上,我怎么看你别的小说也有这个情节?’这个其实我自己是不知道的。”

此前他出版了在港科大教书的讲稿——《阎连科的文学讲堂(19世纪卷》和《阎连科的文学讲堂(20世纪卷》。在系统地梳理了资料后,阎连科突然意识到今天的写作都是在重复前人,我们还没有创造出“21世纪的文学”。

“可能年轻的时候,你不知道山顶在哪里,只管向上爬就行了。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而且你也没有那么大的才华。知道你无法超越前人,这种情绪是非常悲伤的。”他说。

阎连科心目中的“伟大作家”分两类,一类像博尔赫斯那样,他的小说来自图书馆。另一类,以托尔斯泰为代表,他的脚下有一整片土壤,那是十九世纪俄国上流社会的生活经验。阎连科说:“你坐过一百次监狱,生过一百次病,就算你是毛泽东,博尔赫斯写五千字,托尔斯泰写一部像《战争与和平》那样的作品,十几万字也就完了。”生活无法永久地支撑一位作家写作,“你担心的是想像的枯竭。”

“欧洲作家,如卡尔维诺,是有哲学感的。在他笔下,生活经验可以裂变,爆发出原子弹一般的能量,熊熊大火融化整片沙漠”,我的一位文学老师如此评价,而80年代以降的中国作家大多是“上山砍柴”。

一面是写作的自疑,另一面,生命无可阻止地流逝。

“过了五十岁后的这些年,几乎每天都情不自禁、无可阻止的想到‘死亡’两个字。”

香港西营盘的圣士提反女校花园,埋藏着作家萧红的骨灰。31岁病逝香港的萧红没能回到呼兰河边上的乡土,她一半骨灰被装进了花瓶里,埋在树下。这之后再遍寻不得,有朋友来过,带走了一抔黄土。

阎连科去过两三次那片荒林,“那所学校的校长都不知道萧红埋在这里,后山翻修过好几次。”和站在博尔赫斯墓前、或漫步川端康成小径的感受不同,“在那里非常苍凉,非常感慨,也想到许多自己人生与命运的事情,这是一个很伤感的话题,就不说吧”,他对我说。

不难理解他的感受。这几年,他常在各种场合提及两件事:一则,江苏作家陆文夫逝世十周年,陈丰女士拟为其出版纪念文集,出版社皆以“没有市场”为由拒绝。二则,张贤亮去世后,一篇报导标题为:《一个靠死亡来占有版面的作家》。“要知道他们都是我们上一代最优秀的作家”,阎连科将此形容为“一个人过早地看到了一生追求的结局”。

“文学已经从社会运行的核心中剥离出来了。”

阎连科的《受活》日文版2014年上市,首印8000册销售一空,四个月内再版三次,创造了中国作家在日本的销售奇迹。2015年,《受活》获得日本读者评选的Twitter文学奖,是亚洲作家首次获得。
阎连科的《受活》日文版2014年上市,首印8000册销售一空,四个月内再版三次,创造了中国作家在日本的销售奇迹。2015年,《受活》获得日本读者评选的Twitter文学奖,是亚洲作家首次获得。

接受端传媒采访时,蒋方舟如此评价千禧年后的现状。而见证过80年代文坛热闹的阎连科,1978年发表处女作《天麻的故事》。三四千字,拿了8元稿费。那时他当兵两个月的津贴才4元。

蒋方舟同阎连科是忘年交,据她回忆,好像是写《炸裂志》的前后,他开始感慨“写作无意义”,那是2013年。《炸裂志》也是阎连科最后一部在国内出版的长篇小说。《四书》曾联系过十余家内地出版社,最终却只能在港台出版。他张罗着在内地出版科大学生的作品集,但出版社要求封面上不能出现“阎连科”的名字。

同在国内遭遇出版困境不同,《受活》日文版2014年上市,首印8000册销售一空,四个月内再版三次,创造了中国作家在日本的销售奇迹。但在NHK的采访中,记者曾问到母语读者的问题,他坦诚了自己的渴望,“就像马尔克斯的一些表达,也一定要拉美的读者才能懂。”

邢本宁是我在课堂上的同学,她是台湾本事剧团团长。在台湾做京戏,境地两难,常常“里外不是人”。她曾对我说,“我有时会想,阎老师会不会特别渴望河南读者,不只是方言,还有跟他有类似生命经验的读者。”当我写作这篇报导时,她发来微信,说《圣经》中的一句话万般精准地概括了她的心境:“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她说,我相信阎老师心底也有许多时刻如此。

“这两年明显感觉到他情绪不太好。”刘剑梅常在傍晚外出锻炼时遇见阎连科。在这个拥有180度海景的操场上,他会同她聊博尔赫斯,也会聊新闻、聊时局,“我觉得他还是放不下内心的大关怀。”

2016年,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的江绪林老师自杀身亡,遗言中有一句话——“无法反击,因为本身没剩下值得捍卫的美好之物,公共正义也没有燃烧我的心灵”。深夜,阎连科给蒋方舟发来微信:“我们苟活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写作者在面对现实的时候是很无力的。一方面是文学已经不是现代生活文艺的基本方式了,也不是人们了解世界内在运行逻辑的基本方式,创作者、读者、评论者变成一个很狭窄的圈子;另一方面是作家本身作为社会一份子的无力,这种无力和一个小商人、体力工作者、互联网从业者没有任何区别。”蒋方舟说。

“一旦知道红线在哪里,这些东西都会限制你的想像力。”阎连科对我说。

阎连科近来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是因为一场被标签为“苦咖啡文学”的讲座。这次讲座中,阎连科提到了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标本由“重”向“轻”转移的趋势。《好奇心日报》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阎连科有 2 年多的时间都没有站在这么多人的面前讲话。这是他自己下的决心,看自己能不能 5 年、10 年完全在家里待着。结果过了 2 年多,他就忍不住找这次讲座的主办方凤凰网,问能不能做点什么。”

谈及“苦咖啡文学”,蒋方舟对端说:“我觉得阎老师更多的是针对时下流行的创作趋势提出自己的想法。年轻的写作者受西方文学和日本文学影响大——无论是写法、题材还是视野,更关注人的内心状态。但西方社会趋于稳定,中产是文学的主要描述对象和消费者,创作者因为已经难以捕捉社会巨变,所以目光往具体人的内心深处去。中国社会还是有很多变化正在发生,如果创作者对这些外部变化视而不见,仅仅探讨人的内心,未免有些可惜。”

2018年3月2日,元宵节,香港科技大学山顶的高研院演讲厅,台下有几百位师生,包括香港科技大学校长。阎连科身着枣红色衬衣、黑色西装登台,他演讲的题目是《文学人性论》,他说作家的人性和其写作是密不可分的。

“我们这一代中国作家,没有那么爱文学,没有那么爱人,也没有那么爱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我想,我们今天不能真正写出伟大作品,是我们作家的人性真的没有像大家想得那么光彩。”他声音一哽,眼神恍惚了一阵,场下静默无声。

阎连科今年六十岁,头发花白,有些胖,颈椎不好,脖子常微微超前倾着。采访当天,摄影师请他站在一块礁石上,那一刻令人想起了《老人与海》的故事。
阎连科今年六十岁,头发花白,有些胖,颈椎不好,脖子常微微超前倾着。采访当天,摄影师请他站在一块礁石上,那一刻令人想起了《老人与海》的故事。

写作的意义

“一生的写作必然是一种失败,但是自己这一生努力了,大概也就无憾了吧。”

“终生努力,而一事无成。”

NHK采访当天,阎连科在题词纸上写下了这么一句话。看到大家手足无措的样子,他打了一个圆场,“这句话的前半句也很重要嘛。”

在写作《丁庄梦》、《风雅颂》、《炸裂志》等书的近10年里,阎连科曾为了出版不断妥协,直到《四书》,这是他目前为止最满意的一部作品,涉及了50年代的大饥荒,和知识分子无法回避的记忆。他说,最终让他下定决心不再自我审查,是去到很多老作家的病床前,听到他们说,“我这一生最想写的那本书还没写。”

采访的最后,阎连科对我说:“香港三年最大的收获,是让我坚信文学唯一的价值就是创造。”他的新作是一部宗教小说,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几乎是一片空白的领域。他曾花了三年时间,看遍了世界上所有好的宗教小说。发现只有两方面的主题:权力对宗教的迫害,或是无限地夸大宗教的力量。“但49年以后,除了文革那段时间,宗教在中国最主要的敌人不是共产主义,不是权力的压迫。最可怕的是世俗的温暖,在一点一点融化着宗教的神圣。”

“对优秀的作家来说,宗教的那种严酷超验,和现实的世俗如何碰撞,一定是很有诱惑力的创作题材。”提到阎连科为何会写作宗教小说,蒋方舟如是说。

刘剑梅认为“写作无意义”只是一种情绪,她开玩笑说:“你看他老说写作无意义,也没有真的不写呀。”而这位作家告诉我:“一生的写作必然是一种失败,但是自己这一生努力了,大概也就无憾了吧。”

时间进入最后一堂课。

最后十分钟,阎连科讲到了小说的结尾。文学家有一个常识:小说结局的不可控和唯一性,是故事决定结局。阎连科却坚信作家可以行使权力,他以托尔斯泰——这位他常挂在嘴边的“伟大作家”举例:“如果托尔斯泰没有让安娜卧轨,而是让安娜像娜拉那样出走,这个小说在今天来看是不是就多了一层女性主义的含义?”又接着长驱直入地分析阿Q死前“画圆”的细节:“鲁迅完全有权力决定阿Q死前画的是什么。假设,鲁迅没有让他画圆,而是画个女人,或者画个孩子。他什么也没讲,但给我们留下的余地非常多。比起今天我们看到的《阿Q正传》,细节有没有带来更大的可能性?”

这让我想起了第一堂课,讲“小说的诞生”。他说,“小说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人类的任何经验都可以是最原始的材料。”写作的诀窍——是朝着生活的反面去写,伟大的文学一定要写出“人物的光芒”来。“我们要非常清楚,小说,它即便是生活的一面镜子,它也不是掉落在地上的、掉落在生活中间的镜子。伟大的小说一定是超越生活的,是高高在上的,在生活塔顶上的那一面镜子,它照耀人类,照耀生活。”

“文学,是要完成某种精神的。”时针指向六点,这个学期结束了。阎连科深深地鞠了两个躬,台下掌声雷动。

作家阎连科今年六十岁。他头发花白,有些胖,颈椎不好,脖子常微微超前倾着。他生于河南,有时住在香港。采访当天,摄影师请他站在一块礁石上,那一刻令人想起了《老人与海》的故事。大雾弥漫,他佝偻着背,眺望着海平面的方向,远远看过去,像是一位船长。

(感谢日本NHK电视台、记者房满满、自由摄影师张华东对本文采访的协助)

编辑推荐

读者评论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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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再讀還是很喜歡,尤其添了一點香港經驗後。

  2. 会去买一本《四书》,谢谢端。

  3. 真的是難得的好文章,連坐在公車上都會有點想掉幾滴眼淚。
    這麼好的一個中國作家,卻沒辦法被家鄉看重,感謝端和NHK還留下了這麼樣的好紀錄。

  4. 让记者惊慌措施的话是什么?我读差了吗?

  5. 謝謝作者,許久不見的好文章。

  6. 這篇報導斷斷續續讀了幾次,才終於看完,讀完,有種微微想哭的難受。閻老師會感到痛苦與無用感,是因為即便他說自己懦弱,但他的筆和他的心始終活跳跳地活著啊!

  7. 这么好的作家,却被自己的祖国“流放”,鲜有人知,真是这个时代的悲哀。感谢端的深度报道!

  8. NHK 拍摄的这个系列纪录片是什么?(搜了一下没有找到,不知道什么时候播出?)

  9. 「他忽然停下,抓了下頭,有些委屈地說」
    「他看了一眼,嫌棄地說,太小。」
    「大霧瀰漫,他佝僂着背,眺望着海平面的方向,遠遠看過去,像是一位船長。」
    幾處細節都寫的好好

  10. 一直都知道阎连科是一个优秀的作家 看完这篇文章更加坚定 准备回去读受活了 几次拿起但没有翻开的书…

  11. 滿滿的細節,看得好過癮。

  12. “那所學校的校長都不知道蕭紅埋在這裏,後山翻修過好幾次。” — 不是的, 都知道

  13. 文章很棒!謝謝作者

  14. “而80年代以降的中国作家大多是“上山砍柴”。”
    为什么说80年代以后的作家是上山砍柴?可否有编辑或者网友为我解惑一下?谢谢

  15. 科大恰恰就是一所缺少文科的大學,淚奔。

  16. 子洋寫得好

  17. 前面提蒋方舟的某先生,可否知道蒋与阎是师徒关系

  18. 回去看看炸裂志

  19. 哈,蒋方舟……想当年也是当红炸子鸡的美少女作家呢~对阎连科了解不多,但蒋方舟与阎连科相提并论的话……突然就有了喜剧效果呢

  20. 「但西方社會趨於穩定,中產是文學的主要描述對象和消費者,創作者因為已經難以捕捉社會鉅變,所以目光往具體人的內心深處去。中國社會還是有很多變化正在發生,如果創作者對這些外部變化視而不見,僅僅探討人的內心,未免有些可惜。」
    這說的是對外部經驗的缺乏觀照回應吧。
    像魯迅說:「身在現世,怎麼離去?這是和說自己用提提着耳朵,就可以離開地球者一樣的欺人。社會停滯着,文藝決不能獨自飛躍。」
    但這終究不能說是「責任」,自然只能言「可惜」了。
    像所有南來作家的故事,身在香港,但香港似對他不發生作用。這專訪一開場就知道是內地採訪者,我想知道,訪問者如果是一個香港人,將如何進入這個活在國家記憶裏的作家。說因為有許多作家駐校,清水灣於焉成為香港的一個文學重鎮,這樣的定位也缺乏香港角度。

  21. 錯字:他經常講短篇處女座,應爲「處女作」。

    1. 謝謝指正,已改

  22. 也感谢端的深度报道。读过阎老师的日光流年,十分震撼,但是从来没有了解过作者。

  23. “普希金心目中‘俄罗斯诗歌的太阳’”这句话不对,普希金死后阿赫玛托娃还没出生呢。维基百科是这么说的:“在百姓心中,她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普希金曾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

    1. 已訂正。非常感謝指正。我們不該出現這種錯誤的,以後會更注意核查,再次致謝。

  24. 贊同。感謝nhk電視台。

  25. NHK真的为保留中国文化做出了很大贡献。

  26. 最后的感谢里面应该是NHK电视台

    1. 謝謝指正,已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