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函：从突尼西亚“四方对话”，想像港台青年政治

【编者按】2015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突尼西亚全国四方对话”代表梅沙悟德．荷穆达尼（Messaoud Romdhani）以“突尼西亚青年：希望与挑战”为题，于2017年12月20日成功大学进行演讲。本文为演讲侧记，并反思近年港台青年政治的问题。

更多报导另见端传媒《突尼西亚启示录：“靠著对话，我们知道彼此不是敌人”》。

2010年末，突尼西亚爆发“尊严革命”（又称“茉莉花革命”），成功推翻执政二十年的独裁者班．阿里（Zine al-Abidine Ben Ali），为“阿拉伯之春”写下希望的序章。然而，独裁政权崩塌后的民主路并不平坦，新建立的民主体制很快被保守宗教势力把持，同时曝露出不同价值、利益之间的对立，甚至一度步向内战边缘。当国家面临崩溃，不同社会阶级、持份者透过公民组织架构起的全国四方对话（National Dialogue Quartet），尝试透过协商、共识消弭分歧，成功让国家免于战祸。各方透过对话凝聚共识的努力，受到2015年诺贝尔和平奖肯定，获奖的不是个人或个别组织，而是四方对话本身。

参与四方对话的组织突尼西亚人权联盟成员梅沙悟德．荷穆达尼（Messaoud Romdhani），在2017年12月20日举行的“突尼西亚青年：希望与挑战”论坛中与成功大学师生分享的茉莉花革命的组织经验，特别强调青年在突尼西亚社会变革、转型过渡中的关键作用。由突尼西亚总工会、突尼西亚工业及贸易与手工业联合会、突尼西亚人权协会、突尼西亚律师公会共同组成的全国四方对话，没有一个以青年团体名目出现，荷穆达尼何以不断强调青年的重要性？我们该如何理解青年在这场社会运动中的作用？

全球资本主义下的青年贫穷问题

2010年末起，由北非到中东蔓延至埃及、叙利亚等多国，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连场政治运动，起点就在突尼西亚——被西方世界认为富裕而世俗化的北非小国。这种印象正正掩盖了突尼西亚长久以来积累的问题：国家的“富裕”，是由国际金融组织牵头的全球资本主义勾结在地威权体制所形塑、符合西方期待的新自由主义政经结构所支撑起来的表象。

革命所推翻的班．阿里统治突尼西亚二十年，被认为发展经济有功：国民生产总值维持每年平均5%增幅，即使在政权崩溃前夕、抵受金融海啸冲击下，经济增长率仍维持3.8%。故事背后的另一笔数据，则是高达14%的失业率，失业人口中青年占相当比重，更有指青年失业率一度冲破50%，在结构性贫富悬殊、分配不均的突尼西亚社会中，青年首当其冲。2010年12月17日， 26岁青年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自焚触发全国大规模示威，青年迅速动员、集结起来，当代科技特别是流动网络和社交媒体功不可没，但仅动员、行动本身并不足以形成新的共识。

荷穆达尼颂扬青年的行动，肯定其作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关键力量，亦慨叹部分青年选择了“危险的道路”——激进的保守伊斯兰主义。青年的政治参与，必须放在突尼西亚错综复杂的社会形构去理解。荷穆达尼强调要区分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与伊斯兰主义，揭示了突尼西亚社会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之间的张力，更需要深究的是为何部分青年选择投身后者。荷穆达尼认为，青年投入伊斯兰主义组织，很多时候不为其政治信念，而是源于对未来失望，加上独裁体制长久对政党的压制，造成青年对政党政治普遍缺乏信任，因此激进组织轻易将青年吸纳其中。

重拾“尊严”：追求抵抗“资本主义恐怖主义”的社会正义

荷穆达尼认为，青年敏锐地意识到其自身受教、就业等问题，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造成国家角色越来越薄弱相关。突尼西亚教育水平相对进步，当青年有机会接受知识教育却看不到光明的未来，眼前只有两个选项：接受现实，或主动追求更好的未来。犹幸大部分青年选择后者，余下的问题是如何追求和怎样的未来。

荷穆达尼指出青年的行动其实是一场重夺尊严的革命，尊严成了抵抗的基点。当然，我们不应假想“尊严”就是纯净无瑕的，事实上同样以“尊严”为驱力的行动可以趋向不同的方向，激进的保守伊斯兰主义成为了不少青年的一个选项，这正是荷穆达尼所批判的危险道路。

为了重拾“尊严”，抗争者开始思考资源与权力的分配问题。重新分配意味着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而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底下，“国家的未来”反而成为了突尼西亚凝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性金融机构一直透过贷款、援助，交换、操纵突尼西亚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造，明目张胆的干预只是旧殖民主义的延续，荷穆达尼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恐怖主义”。

对荷穆达尼而言，全球化下“国家”不应该消失，在应对全球资本主义与国际金融机构的直接干预时，国家的作用在于保障公民的生活，而不是反过来成为勾结者的工具。除了国民的生存条件，国家还应达致社会公义，并维护公民的尊严。在此一共识下，国家成为社会不同持份者放下歧见的对话平台。

公民社会组织与连结的重要：反思港台青年政治

在互不信任的状态下要进行对话，公民社会组织奠下了重要基础。突尼西亚的公民组织早在独裁体制下深耕多年，非洲首个人权联盟就在1977年于突尼西亚成立，工会组织更早在法国殖民时期萌芽，更积极投入反殖运动。

荷穆达尼对突尼西亚的描述，是将公民社会与政党政治截然分开理解的：由于政党政治并不容于独裁体制，反而造就了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对他来说，构建公民社会组织因没有夺得政权的欲望，所以没有政客的自利算计，可以通盘考虑国家整体的利益，这解释了为何包括工会在内的公民组织深得民心。

当突尼西亚的青年因对政党缺乏信任而投入公民社会运动，台湾和香港的情况正正相反。2014年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和香港的雨伞运动后，青年纷纷投身政党或组织新政团，台湾有时代力量，香港则有青年新政和脱胎自学民思潮的香港众志等，前者更直接打着“青年”名号。太阳花运动后，柯文哲以政治素人之姿当选台北市长，近日的反劳基法清场却显示素人统治者面对社运，竟可站在维护既有权力秩序的一方。

论坛当日，同学的提问正好形成对照：工会为何可以在突尼西亚的政治中担起重要角色？同学的问题大概来自于台湾工会往往游离于政治运动边缘的情况。其实青年大多已有劳动经验与阶级位置，所谓“世代意识”亦难与“阶级意识”区分。荷穆达尼描绘的图像，可能比这两种抽象的“意识”更形具体：青年正因其自身的经验，思考自身与国家体制以至全球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突尼西亚工会担起了世代连结的平台，而不是将青年与工人错划、切割成不同的群体，误将世代论取代阶级分析。荷穆达尼也指出，早在法殖时期就参与反殖运动的突尼西亚工会，甚至不只为狭义的工人利益而服务，而是跟所有公民组织一样以整体利益为依归。

如果长年深耕的公民社会组织为突尼西亚全国性的对话奠下了稳固的条件，香港的雨伞运动则是另一图象。雨伞运动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占领重要道路长达81天，但运动中后期抗争者内部就出现了裂痕，更出现“不要大台”的口号，拒绝接受任何领导，在互不信任下亦难以达成对话。

“不要大台”揭示了既有的社运组织、NGO原来比想像中不受信任，与新觉醒的抗争者之间出现难以接合的缝隙。所谓的“大台”本来就不只是学联和学民思潮两个学生组织，而是多个社会组织以至政党支撑起来的网络，参加者的自发行动固然重要，而社会团体成熟的补给线同样功不可没。

雨伞运动的失落，紧接着的是新政治团体的出现，青年成为议会新面孔，然而在面对政府以行政法规、法律行动进行打压，多名新议员被取消资格逐出议会后，青年对政党的信心以至政治参与度持续下降，堪比突尼西亚社会对政党政治的冷漠，但是公民社会组织的信任程度却难比突尼西亚。

民主的意义：社会共识与社会公义

班．阿里倒台后第一届选举胜出的伊斯兰政党复兴党（Ennahdha）政权，理应按公民利益与普世价值制定宪法，但复兴党却透过制宪将其宗教价值强加于整个社会。经过多次会谈磋商，复兴党最终于2014年1月总辞，并同意将宗教自由写进新宪之中，新总统亦于同年12月顺利选出就任。

荷穆达尼提醒，民主选举、转型正义与共识营造之间的扣连并非理所当然，毕竟民主政制是垄断政治权力的机制，撤出体制等同将权力假手于野心家。因此，全国四方对话的重要性正正在于将公民社会重新连结到政治议程，方法是透过对话建立共识。
同时，荷穆达尼也强调未达社会公义的民主体制只是空壳。政党以选举夺得政权，却无意回应公民对社会分配正义的要求，青年为首的抗争者只能回到街头。2017年10月上旬，一艘小船在突尼西亚外海50多公里处沉没，船上全是来自中南部的难民，显示出国家距离分配正义，仍有漫长的道路，却是民主自由不能绕道的难关。

（作者为国立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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