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程展纬：我给你一些东西，因为我相信你会继续赠予其他人

艺术家的责任是要“掴醒”（用巴掌打醒）身处假象之中的人，戳破政权与资本说服我们相信的假象，而不是去制造更多幻觉。
——程展纬

现在已经少有人提起了，六年前在中环浮现的那道异样风景。

2011年的秋天，香港一批社运青年响应在世界另一端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跑到中环的汇丰总行，宣布占领此处的地面广场。他们撑起帐蓬，组织物资进场，准备长期留守；横额上有刚劲笔迹写著“打倒资本主义”。有人搬来沙发，有人搭起书架，也有许多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在此地聊天、读书、上网、弹结他、发呆、睡觉——这一切都在名建筑师 Norman Foster 设计的钢铁堡垒底下发生。在香港最昂贵的地段，城市的心脏，“国际金融中心”的象征性中心点。

评论人安徒曾撰文分析香港人的汇丰情结。香港一向全民皆股，股民尤其迷恋汇丰银行，视之为“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甚至视汇控股票为可“托付终身”的对象。究其原因，是因为发源自香港的汇丰银行“暗自承载著‘我们’正在迈步走向世界的想像”，成为了香港神话的象征。汇丰总行前的两只铜狮，守护的不仅是银行顾客的财富，更是全香港的安定繁荣；而“香港人之认同汇丰，同时是认同据说是不败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神话”。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建构民主社会，一直被认为是香港人的共同愿景；而那年在铜狮的鼻子下竟扬起“打倒资本主义”的旗帜，形成近乎魔幻的奇诡异象。

我见到的东西是假的

突如其来的占领，打破了安然运行已久的秩序，对于艺术家程展纬来说，汇丰地面广场的画面成为他脑海里挥之不去的诱惑。不同于大部份社运青年，程展纬并不是左翼理论的信徒，反资本主义的大旗帜亦非吸引他的樱桃。当时教他感兴趣的是，汇丰地面为公众通道，本来就是公共空间，平日只有精英上班族皮鞋的回声，每逢周日则由大量菲律宾移工占据为野餐场地，这样的一个空间被公众占领到底意味著什么？这个悖论在他脑内浮现，勾起他的兴趣，不久就将他带到占领现场。

那时的程展纬，即将踏入四十大关，已经是一女之父。他忙于照顾还在牙牙学语的女儿，无法全身投入占领，只能在空档时间跑到现场。有时参与读书会，或者只是和在场的人乱聊。他形容那时的自己是一个“只是做创作的人”，对于占领者们啷啷上口的论述并不熟悉，杂乱的占领现场于是如同大观园，处处是新奇的冲击。那是他第一次发现资本主义以外的许多可能性，第一次“知道有种东西叫‘共同’，那是可以被塑造出来。在资本主义底下我们被隔绝，是没有关系的个体，但塑造的过程令我们重新有了关系”。帐蓬之间的桌上堆满饮料食品，供在场的人自由取用，夜里甚至有人煮好羊腩煲，给众人分甘同味。程展纬亲历其境，共享资源的默契和“共同”的意识在日常中渐渐成形，让他感受到那些“可能性”并非空谈，而是可以成真的理想。参与占领汇丰的冲击说服了他，“我见到的东西是假的，资本主义也是假的、是荒谬的，我们按著那种荒谬运作了很多年。那次经验为我提供了很强烈的信心。”

在汇丰占领的现场经验和接触到的知识，就像从天而降的巨大殒石，改变了程展纬运行的轨迹。此后他一直笃信，“艺术家的责任是要‘掴醒’（用巴掌打醒）身处假象之中的人”、戳破政权与资本说服我们相信的假象，而不是去制造更多幻觉。无怪乎时至今日，程展纬仍不时提起那道快将被遗忘的风景。

在资本主义底下我们被隔绝，是没有关系的个体，但塑造的过程令我们重新有了关系。

叫少年的自己吓一跳

在1970、1980年代出生的香港艺术家当中，作品有强烈政治指向的不在少数，程展纬并非孤例，典型的例子还有白双全、关尚智、周俊辉、黄国才、魂游等。较为特别的是，程展纬除了企图“戳破假象”的创作，近年也多次单枪匹马直接向政府要员抗议，例如去年巧遇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时马上趋前要求后者为超市收银员提供椅子；得悉特首梁振英到访他女儿就读的学校，便赶往举牌抗议，表示“我是家长：不欢迎梁振英”；2017年获颁香港艺术发展局“艺术家年奖”后，更正式呼吁艺发局拒绝邀请梁振英出席颁奖礼及担任主礼嘉宾，指出这样“把受害者与施暴者困在一个衣香鬓影的空间，大家貌合神离在一起是一件多么丑陋的事”。

尽管这些行动都贯彻“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香港抗议传统，对于过去的程展纬而言，大概也是不可想像的。假如人类真能穿越时空、回到过去，今天的他肯定要叫少年程展纬大吓一跳。

在这脉络下，艺术界形成了社会转向的风潮，强调参与、过程、公众、社会意义的社会实践式创作如雨后春笋涌现。

程展纬形容，自己从前算是一个很“鹌鹑”的少年，跟反叛二字沾不上边。“一直到我上了大学，我阿妈向旁人介绍我时都是说，这个是我儿子，他很怕事的。”最经典是中学家长日，老师未开声他就开始哭。读男校的他从来不在群体中心，他说正因如此才会从小就自顾自雕图章、画画。虽然一向成绩平平，但他在第一届大学联招时，以良好的会考重考成绩和丰富的作品集，获中大艺术系取录。

入读中大是1990年代初的事。当时香港已经有艺术家在做“社群艺术”，其中梁以瑚早于1980年代末已在越南船民羁留中心发起“越营艺穗”计划，为船民组织多种艺术活动；1990年代初，她又伙同何庆基创立“艺术在医院”，以艺术美化医院、跟病人一起创作。在全球范围，1990年代初见证了苏联倒台、左翼力量息微，资本主义看似大获全胜；在这脉络下，艺术界形成了社会转向的风潮，强调参与、过程、公众、社会意义的社会实践式创作如雨后春笋涌现。

然而，程展纬的艺术训练却与这股社会转向的大趋势沾不上边。对他来说，那是一个什么都没发生的安稳时代，学院的气氛，“就是觉得艺术不应该碰政治，一碰政治就不纯洁”。这种对于政治近乎洁癖的避讳，一方面源于殖民地教育避免灌输政治意识的特色;另一方面亦显示程展纬在当时是典型不过的土生土长香港青年——出生于1972年的他，可能属于香港最不政治化的一代人。香港在1956及1967分别经历右派和左派暴动后，港英政府确立其去政治化管治方针，以行政代替政治、经济追求代替意识形态之争，同时落力改善民生，在劳工保障、教育、医疗、廉政、房屋等方面都进行改革，并大量增加文娱康乐活动，借以疏导青年的能量。1960年代起又值经济起飞，香港社会各阶层的生活质素都逐步改善，民间的不满亦缓和了不少。火红的1970年代，程展纬还是懵懂小孩，与学运无缘；1980年代初，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讨论正炽烈之际，他虽已懂事，但年纪尚小，同样失诸交臂。

然而，作为典型的香港人，程展纬亦非百分百地政治冷感，在一些关键时刻，他还是走在数十万人当中，用双脚表达意见。六四事件发生时，还是中学生的他曾参与声援民运人士的示威；2003年的首次七一大游行他亦有上街。可是，八九后社会上的政治热情旋即冷却，到了他入大学时，香港社会讨论得最多的，是移民。这样的时代背景，造就了一个奉行“形式主义”、走“学院路线”的年轻艺术家程展纬。艺术硕士毕业以后，他继续埋首用胶纸创作，未曾想过吞吃人间烟火。

但就在他对政治依旧无知无觉的时候，他的创作已渐渐将他带到未知之地。他和硕士班的同学组成了“廿楼”，一起搞“集体实验创作”。1997年办第一次展览，因为颇受欢迎，他们又聚在一起商讨下一次搞作，结果敲定以“公共雕塑展”为题。成员将展览资料写在二十元纸币上，当成宣传单传；程展纬当时的作品《狗脚印》是将水泥路未干透时留下的凹陷狗脚印，用烧熔了金属物料填平，是为他首个公共空间作品。程展纬忆述，那时他们想的“还是形式问题，是将公共雕塑当作一种艺术形式讨论，而不是想介入社会议题”。

在当时是典型不过的土生土长香港青年——出生于1972年的他，可能属于香港最不政治化的一代人。

皇后码头，创作迅速政治化的起点

话虽如此，不论是《狗脚印》还是翌年开展的《小窗大景》系列（按：在不同地区将房间改装成针孔相机，拍摄窗外的城景），都构成重要的通道，让他进入公共艺术与公共空间的思考。程展纬形容，自己是“无法跟从系统去学习”的人，必须“透过创作去经验，觉得某事物有趣，才能继续走下去”。创作之于他就像抛掷石头，掷到一个位，感觉不错，就走过去检起石头、再掷。只要看到接下来还有很多想处理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可以继续下去的位置。

一根软肋悄然形成，当他在2006－2007年间接触到天星皇后抗争时，马上就被击中。他还记得，“皇后码头的打法好得意，他们用不同的论述方法，重复讲为何皇后码头在历史、政治上很重要，有时打中人们关心的位置，那人就会走入来”。运动中坚之一周思中当时提出，“大会堂、天星和皇后所构成的空间，从50年代开始，便是香港人发展自强自重的公民人格的重要历史现场”。这片公共空间见证多次民间抗争运动，理应予以保留，让香港人重构本土历史——类似的关于公共空间的论述，就是打中程展纬的那发球。

站在公共艺术的起点，再掷一下石子，程展纬开始注意公共空间的意义、可能性，以及在现实中受到的种种规限；由此路进，他的创作也迅速走向政治化。自2007年起，程展纬在《明报》的《星期日生活》开始了“骑劫・游乐场”栏目，提出以打游击的方法，破除积习已久的行人规范，释放香港各处的公共空间。作品包括在金紫荆广场用床单行升旗礼、在罗湖过境桥上张贴香港廉政公署海报等，皆在公共空间进行，尝试逾越政权与资本对个体行为的宰制。

创作之于他就像抛掷石头，掷到一个位，感觉不错，就走过去检起石头、再掷。

多得运动者、艺术家、记者等耕耘议题多时，翌年因著一个契机，关于公共空间的讨论在香港引爆：传媒揭发铜锣湾时代广场违规霸占公共用地，不仅聘请保安员规管、驱赶使用广场临街空地的市民，甚至在空地钉上告示牌，声明为私人地方，更曾出租公共用地牟利。事件曝光后获传媒广泛报道，引起民间大量反响，程展纬利用“骑劫・游乐场”的版面，与“断估唔拉”展览及独立媒体联合策动“断估唔拉之骑劫时代广场比赛”，邀请市民提交作品，利用创意“骑劫”被财团霸占已久的公共用地。后来选出的得奖作品中，有人在广场拖地，有人设下大码飞行棋盘，让路人玩飞行棋，也有人组织了“时间停止”的集体演出，吸引好奇的途人驻足。数月后，政府在舆论压力下，入禀向时代广场索偿。

从胶纸创作到社会介入，点与点之间没有必然的连系，但是程展纬一路走来，却显得理所当然。一方面他习惯服膺于创作、思考、行动交互产生的动力，另一方面，他很相信时代的感召力量。“我想对于做创作的人是很自然的，这种受感召的感觉对他们来说很惯常，就好像以前我会觉得，哗，原来用木颜色画画可以这么漂亮！就是艺术训练，令你有这种感动，然后身体力行去回应。”他认为，艺术家是特别容易受感召的一群人，2014年占领中环爆发之际，他的艺术家朋友全都赶往金钟、湾仔、中环一带，聊天群组不停弹出现场消息。“就算你想做个平衡一点的展览，也不会找得到蓝丝（反对占领）艺术家。”

礼物经济，非功利性能挽救我们的社会吗？

回到占领汇丰的现场。在闲谈、歌唱、辩论的众声喧哗之中，程展纬意外认识到“礼物经济”的概念，得到他用以回应时代感召的工具。礼物经济源于人类学理论，是物品交换模式的一种，常见于原始社会。有别于奉行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原始社会并没有体制化的经济交换系统，物品的交换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以一种互惠的模式进行。礼物交换是一种建构关系网络和意义体系的社会行动。最早理论化此一现象的人类学家莫斯 (Marcel Mauss) 认为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破坏了社群中的友爱，倾向认为礼物交换的道德更为理想。

在香港，资本主义一直普遍被认作无可质疑的唯一逻辑。香港人信奉个人努力，贬抑社会保障，累积私产是公认的全民目标。程展纬深受礼物经济背后的非功利性与互惠原则触动，试图通过他的创作和行动，将这一套逻辑注射进这样的一个社会中。“礼物经济最重要的是，我和你之间可以没有任何价值关系，但我给你一些东西，因为我相信你会继续赠予其他人，我就将这些人视为‘我们’。”他这样解释。“情况就好像耶稣的五饼二鱼的神迹，本来只得这么少，传下传下，又会剩下好多。”

这个比喻饶有深意：程展纬对礼物经济的信心强烈得迹近信仰。占领汇丰持续至2012年，同年程展纬受商业画廊之邀，重做一件名为《自动售卖机》的作品——市面上的自动贩卖机都是同时贩售多种饮料，程展纬的作品则是只放一种饮料在机器内，暗喻一个看似丰饶但实质无可选择的时代。基于礼物经济的原则，程展纬早就跟画廊说好，会将这个意念送给他们，不收取艺术家费用。第二次做这作品，饮料公司不肯再借出贩卖机，结果他物色到另一家公司，但摆放一年要付二万元的租金。这笔钱本来说好由画廊老板支付——如果将之视为作品的物料费，亦属惯例——但后来程展纬从职员口中得知，老板随口说了一句：如果这是礼物经济的话，是不是应该由艺术家来付啊？程展纬嘻嘻笑著忆述：“我听到之后觉得感动啊，因为她了解这件作品的质地，于是我就决定自己付一万，另外一万靠其他人捐钱支持。当时我是很穷的艺术家，没有支票，于是就捧著一大叠钱，拿去画廊给她。”

我和你之间可以没有任何价值关系，但我给你一些东西，因为我相信你会继续赠予其他人，我就将这些人视为‘我们’。

利用艺术补偿被贬损的劳动价值

近年程展纬一直思考现存经济模式的劳动价值和条件、资源如何流动和分配，这些思考又与他的创作相融合。他曾在街上向执拾纸皮为生的老人关伯伯买下他的纸皮车，起名《解款车》，在香港巴塞尔艺术展展出。表面上，《解款车》提取社会底层人的挣钱工具，透过重新命名，将其转化为艺术现成物 (readymade)，再置入奢侈文化产物的卖场，可以视作一种反讽，借以引起观众反思阶级之间的生存条件落差。但是，程展纬生起购买纸皮车的念头，是出于对关伯伯的欣赏——尽管纸皮到了回收站就会被推倒、分拆，而且这样一大车纸皮只能换得50元，关伯伯还是习惯将其按大小堆叠整齐。“物件呈现了他的生活本质，我喜欢那纸皮车，是因为它本身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因为有人很重视那50元，才会有这个物件出现。”程展纬付了数十倍的价钱买下纸皮车，后来画廊成功卖出作品，在他要求下，所得由画廊、关伯伯和他自己分账。程展纬想要通过这次创作达成的，似乎不是就不合理现状作直白评论，或者引导观众感受低下阶层的悲情与苦况；他更关心如何利用艺术体系，为日常物件的美学价值创造经济回报，由此促成资源的再分配，甚至补偿被极端贬损的劳动价值。

社会实践是当代批判艺术的重要形式之一，其重点在于艺术家不创造美学物件，而是创造情境与相遇，经典例子有泰裔艺术家 Rirkrit Tiravanija。1990年代初，Tiravanija 数次将画廊变成厨房，在那里烹调咖喱、泰式炒金边粉等，然后免费派发给观众。在台湾，吴玛悧同样在1990年代开始她的首个社群艺术计划“从你的皮肤里苏醒”，与台北妇女新知协会合作办玩布工作坊，和参与的女人一同创造作品。另一台湾艺术家李明维创作了一系列的参与式作品，包括《睡寝计划》，让参与者和艺术家在艺术场域里共度一宵；《晚餐计划》，艺术家和参与者一对一晚餐；《补裳计划》，为观众缝补带来的衣物，“缝补期间的对话，编织出种种‘关系’与‘连结’”。

他更关心如何利用艺术体系，为日常物件的美学价值创造经济回报，由此促成资源的再分配，甚至补偿被极端贬损的劳动价值。

单人游击，寻找“我们”

程展纬的一些创作同样为相遇与交往创造条件，近作“社区篮球”就是一例（按：艺术家在篮球写上“公共篮球／送给大埔街坊”等字句，将它放在球场让没带球的人也可玩）。但与前述作品最大的差异在于，他的社会实践经常是非正式、游击式的，是他个人对社区迅速做的回应，一般不在艺术场域或正式工作坊的情境出现。如果说李明维的方法是设计一套精确的仪式化行为，邀请观众进入其中参与、体验，程展纬的创作则远离仪式的例外性质，完全嵌入日常。其二是行动多数极简单，行政成本接近零，可以轻易重复，他有时也鼓励大众在日常场景重用其意念，例如是为自家附近的篮球场添置篮球。其三是他的社会实践创作多数不循传统途径——例如展览、艺术活动等文化事件——发表，而是在他的个人脸书帐户上持续发布，部份成功发酵，引来媒体关注，吸引更多人成为“共同”的一部份。

程展纬从十年前以单人游击的方式，发起“请给保安员椅子运动”，发展至最近在脸书组织“放工后打工仔撑未放工打工仔运动”，关注收银员有没有椅子、清洁工的工作环境和工具、零售业在台风天的上班安排等。多得媒体报道和社交平台，让他们在留言栏中得到很多关于各行各业工作情况的重要信息，近来他们成功争取OK便利店取消硬性规定员工戴帽一役，就是始于OK的“卧底”——主动联络他们指出问题的员工。“这个是转捩点，显示架构已经搞乱了，不再是雇员完全失去权力的状态。”

因为艺术家的身份，他做的事常被视为创作，他自己则不太拘泥于此，只是念念不忘在汇丰总行的经验，想要找到在日常现实连结的方法，创造一种新的共同。“雨伞后更需要思考，如何重新去找‘我们’，尤其当政治意识形态太强时，有好多关口我们冲不过，但回到民生、社区，其实我们有很多机会。就像我的脸友当中，黄、绿、蓝、本土、泛民的人都有，但有些议题可以让这些人聚在一起，至少会赞好同一个帖文。”近年香港的社会气氛很消沉，尤其年轻一辈，很多人看未来都是一片灰暗。而程展纬始终是乐观的，他说即使政制在目前是死症，但回到真实的生活，当我们聚焦于想像“怎样连结人，怎样再讲‘我们’，这些都是冇得输的。”

他的社会实践创作多数不循传统途径——例如展览、艺术活动等文化事件——发表，而是在他的个人脸书帐户上持续发布，部份成功发酵，引来媒体关注，吸引更多人成为“共同”的一部份。

在占汇现场常与程展纬讨论的许煜曾发出“occupy everything”的呼号，认为占领是“当前的毫无止境的私有化以及政府日益僵化的思维”下的必要抵抗。而根据台湾艺术家高俊宏在《诸众》一书中的分析，程展纬的创作恰恰被归类为“临时、机动、缺乏完整的理论战略”的占领性艺术行动——虽然他的讨论范围主要是程展纬2007-2009年的公共空间骑劫行动，但其实同样适用于程近期就劳动议题的介入。尽管他不是亲身占领实体的公共空间，但正如文化研究学者许宝强在占汇期间的访问中提出，占领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指在场的行动，即占领者亲身去到实体的抗议现场，作为一种表达意见的方法；但更深入的占领是有如癌细胞占领人体，可以改造机体的结构和运作逻辑。许宝强在文章〈从华尔街占领到占领华尔街〉中写道，占领可以是“取occupation中的职志之意，恒常地守护自身、社群和自然生态，壮建民众的意志和体质，抗拒割裂短视的无聊业绩、快速投机的浅薄表现（演）、充满压力的工作消费，在企业、政府、工厂、商场、医院、学校、农田、家庭、教会等社会所有场域，重建政治和文化力量⋯⋯”他理想的占领实践，可以说是在程展纬身上体现。

程展纬过去以占领挑战政商权力对公共空间的管束，今天他的劳工运动则是通过艺术介入为打工仔占领舆论空间，借以松动职场的权力结构。“巡视社区其实可以是每个人每日的业务。”他去年在脸书写道。程展纬正是以占领日常为职志，每天在送女儿上学后，便揹著他的火红色愤怒鸟书包，在大埔四出巡视。最新的发现是增加清洁工体力负担及受伤机会的垃圾桶设计、医院快餐店要求员工化妆的不合理规定⋯⋯去年圣诞节，他呼吁改善垃圾桶烟灰缸设计关注在职老人清洁工；今年一月，他又在小巴车身刊登广告涉及刘德华及劳工处长陈嘉信的广告，呼吁以同理心善待服务业工人；而接下来，他大概会动用各种方法，逼使在上位者改变规条。游走于线上和线下的空间，创造改变的条件：这就是程展纬渴望散播的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