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家程展緯：我給你一些東西，因為我相信你會繼續贈予其他人

藝術家的責任是要「摑醒」（用巴掌打醒）身處假象之中的人，戳破政權與資本說服我們相信的假象，而不是去製造更多幻覺。
——程展緯

現在已經少有人提起了，六年前在中環浮現的那道異樣風景。

2011年的秋天，香港一批社運青年響應在世界另一端爆發的佔領華爾街運動，跑到中環的匯豐總行，宣佈佔領此處的地面廣場。他們撐起帳蓬，組織物資進場，準備長期留守；橫額上有剛勁筆跡寫著「打倒資本主義」。有人搬來沙發，有人搭起書架，也有許多認識或不認識的人，在此地聊天、讀書、上網、彈結他、發呆、睡覺——這一切都在名建築師 Norman Foster 設計的鋼鐵堡壘底下發生。在香港最昂貴的地段，城市的心臟，「國際金融中心」的象徵性中心點。

評論人安徒曾撰文分析香港人的匯豐情結。香港一向全民皆股，股民尤其迷戀匯豐銀行，視之為「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艦」，甚至視匯控股票為可「託付終身」的對象。究其原因，是因為發源自香港的匯豐銀行「暗自承載著『我們』正在邁步走向世界的想像」，成為了香港神話的象徵。匯豐總行前的兩隻銅獅，守護的不僅是銀行顧客的財富，更是全香港的安定繁榮；而「香港人之認同匯豐，同時是認同據說是不敗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神話」。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之上建構民主社會，一直被認為是香港人的共同願景；而那年在銅獅的鼻子下竟揚起「打倒資本主義」的旗幟，形成近乎魔幻的奇詭異象。

我見到的東西是假的

突如其來的佔領，打破了安然運行已久的秩序，對於藝術家程展緯來說，匯豐地面廣場的畫面成為他腦海裡揮之不去的誘惑。不同於大部份社運青年，程展緯並不是左翼理論的信徒，反資本主義的大旗幟亦非吸引他的櫻桃。當時教他感興趣的是，匯豐地面為公眾通道，本來就是公共空間，平日只有精英上班族皮鞋的回聲，每逢周日則由大量菲律賓移工佔據為野餐場地，這樣的一個空間被公眾佔領到底意味著什麼？這個悖論在他腦內浮現，勾起他的興趣，不久就將他帶到佔領現場。

那時的程展緯，即將踏入四十大關，已經是一女之父。他忙於照顧還在牙牙學語的女兒，無法全身投入佔領，只能在空檔時間跑到現場。有時參與讀書會，或者只是和在場的人亂聊。他形容那時的自己是一個「只是做創作的人」，對於佔領者們啷啷上口的論述並不熟悉，雜亂的佔領現場於是如同大觀園，處處是新奇的衝擊。那是他第一次發現資本主義以外的許多可能性，第一次「知道有種東西叫『共同』，那是可以被塑造出來。在資本主義底下我們被隔絕，是沒有關係的個體，但塑造的過程令我們重新有了關係」。帳蓬之間的桌上堆滿飲料食品，供在場的人自由取用，夜裡甚至有人煮好羊腩煲，給眾人分甘同味。程展緯親歷其境，共享資源的默契和「共同」的意識在日常中漸漸成形，讓他感受到那些「可能性」並非空談，而是可以成真的理想。參與佔領匯豐的衝擊說服了他，「我見到的東西是假的，資本主義也是假的、是荒謬的，我們按著那種荒謬運作了很多年。那次經驗為我提供了很強烈的信心。」

在匯豐佔領的現場經驗和接觸到的知識，就像從天而降的巨大殞石，改變了程展緯運行的軌迹。此後他一直篤信，「藝術家的責任是要『摑醒』（用巴掌打醒）身處假象之中的人」、戳破政權與資本說服我們相信的假象，而不是去製造更多幻覺。無怪乎時至今日，程展緯仍不時提起那道快將被遺忘的風景。

在資本主義底下我們被隔絕，是沒有關係的個體，但塑造的過程令我們重新有了關係。

叫少年的自己嚇一跳

在1970、1980年代出生的香港藝術家當中，作品有強烈政治指向的不在少數，程展緯並非孤例，典型的例子還有白雙全、關尚智、周俊輝、黃國才、魂游等。較為特別的是，程展緯除了企圖「戳破假象」的創作，近年也多次單槍匹馬直接向政府要員抗議，例如去年巧遇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時馬上趨前要求後者為超市收銀員提供椅子；得悉特首梁振英到訪他女兒就讀的學校，便趕往舉牌抗議，表示「我是家長：不歡迎梁振英」；2017年獲頒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家年獎」後，更正式呼籲藝發局拒絕邀請梁振英出席頒獎禮及擔任主禮嘉賓，指出這樣「把受害者與施暴者困在一個衣香鬢影的空間，大家貌合神離在一起是一件多麼醜陋的事」。

儘管這些行動都貫徹「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香港抗議傳統，對於過去的程展緯而言，大概也是不可想像的。假如人類真能穿越時空、回到過去，今天的他肯定要叫少年程展緯大嚇一跳。

在這脈絡下，藝術界形成了社會轉向的風潮，強調參與、過程、公眾、社會意義的社會實踐式創作如雨後春筍湧現。

程展緯形容，自己從前算是一個很「鵪鶉」的少年，跟反叛二字沾不上邊。「一直到我上了大學，我阿媽向旁人介紹我時都是說，這個是我兒子，他很怕事的。」最經典是中學家長日，老師未開聲他就開始哭。讀男校的他從來不在群體中心，他說正因如此才會從小就自顧自雕圖章、畫畫。雖然一向成績平平，但他在第一屆大學聯招時，以良好的會考重考成績和豐富的作品集，獲中大藝術系取錄。

入讀中大是1990年代初的事。當時香港已經有藝術家在做「社群藝術」，其中梁以瑚早於1980年代末已在越南船民羈留中心發起「越營藝穗」計劃，為船民組織多種藝術活動；1990年代初，她又夥同何慶基創立「藝術在醫院」，以藝術美化醫院、跟病人一起創作。在全球範圍，1990年代初見證了蘇聯倒台、左翼力量息微，資本主義看似大獲全勝；在這脈絡下，藝術界形成了社會轉向的風潮，強調參與、過程、公眾、社會意義的社會實踐式創作如雨後春筍湧現。

然而，程展緯的藝術訓練卻與這股社會轉向的大趨勢沾不上邊。對他來說，那是一個什麼都沒發生的安穩時代，學院的氣氛，「就是覺得藝術不應該碰政治，一碰政治就不純潔」。這種對於政治近乎潔癖的避諱，一方面源於殖民地教育避免灌輸政治意識的特色;另一方面亦顯示程展緯在當時是典型不過的土生土長香港青年——出生於1972年的他，可能屬於香港最不政治化的一代人。香港在1956及1967分別經歷右派和左派暴動後，港英政府確立其去政治化管治方針，以行政代替政治、經濟追求代替意識形態之爭，同時落力改善民生，在勞工保障、教育、醫療、廉政、房屋等方面都進行改革，並大量增加文娛康樂活動，藉以疏導青年的能量。1960年代起又值經濟起飛，香港社會各階層的生活質素都逐步改善，民間的不滿亦緩和了不少。火紅的1970年代，程展緯還是懵懂小孩，與學運無緣；1980年代初，關於香港前途問題的討論正熾烈之際，他雖已懂事，但年紀尚小，同樣失諸交臂。

然而，作為典型的香港人，程展緯亦非百分百地政治冷感，在一些關鍵時刻，他還是走在數十萬人當中，用雙腳表達意見。六四事件發生時，還是中學生的他曾參與聲援民運人士的示威；2003年的首次七一大遊行他亦有上街。可是，八九後社會上的政治熱情旋即冷卻，到了他入大學時，香港社會討論得最多的，是移民。這樣的時代背景，造就了一個奉行「形式主義」、走「學院路線」的年輕藝術家程展緯。藝術碩士畢業以後，他繼續埋首用膠紙創作，未曾想過吞吃人間煙火。

但就在他對政治依舊無知無覺的時候，他的創作已漸漸將他帶到未知之地。他和碩士班的同學組成了「廿樓」，一起搞「集體實驗創作」。1997年辦第一次展覽，因為頗受歡迎，他們又聚在一起商討下一次搞作，結果敲定以「公共雕塑展」為題。成員將展覽資料寫在二十元紙幣上，當成宣傳單傳；程展緯當時的作品《狗腳印》是將水泥路未乾透時留下的凹陷狗腳印，用燒熔了金屬物料填平，是為他首個公共空間作品。程展緯憶述，那時他們想的「還是形式問題，是將公共雕塑當作一種藝術形式討論，而不是想介入社會議題」。

在當時是典型不過的土生土長香港青年——出生於1972年的他，可能屬於香港最不政治化的一代人。

皇后碼頭，創作迅速政治化的起點

話雖如此，不論是《狗腳印》還是翌年開展的《小窗大景》系列（按：在不同地區將房間改裝成針孔相機，拍攝窗外的城景），都構成重要的通道，讓他進入公共藝術與公共空間的思考。程展緯形容，自己是「無法跟從系統去學習」的人，必須「透過創作去經驗，覺得某事物有趣，才能繼續走下去」。創作之於他就像拋擲石頭，擲到一個位，感覺不錯，就走過去檢起石頭、再擲。只要看到接下來還有很多想處理的東西，那就是一個可以繼續下去的位置。

一根軟肋悄然形成，當他在2006－2007年間接觸到天星皇后抗爭時，馬上就被擊中。他還記得，「皇后碼頭的打法好得意，他們用不同的論述方法，重複講為何皇后碼頭在歷史、政治上很重要，有時打中人們關心的位置，那人就會走入來」。運動中堅之一周思中當時提出，「大會堂、天星和皇后所構成的空間，從50年代開始，便是香港人發展自強自重的公民人格的重要歷史現場」。這片公共空間見證多次民間抗爭運動，理應予以保留，讓香港人重構本土歷史——類似的關於公共空間的論述，就是打中程展緯的那發球。

站在公共藝術的起點，再擲一下石子，程展緯開始注意公共空間的意義、可能性，以及在現實中受到的種種規限；由此路進，他的創作也迅速走向政治化。自2007年起，程展緯在《明報》的《星期日生活》開始了「騎劫・遊樂場」欄目，提出以打遊擊的方法，破除積習已久的行人規範，釋放香港各處的公共空間。作品包括在金紫荊廣場用床單行升旗禮、在羅湖過境橋上張貼香港廉政公署海報等，皆在公共空間進行，嘗試逾越政權與資本對個體行為的宰制。

創作之於他就像拋擲石頭，擲到一個位，感覺不錯，就走過去檢起石頭、再擲。

多得運動者、藝術家、記者等耕耘議題多時，翌年因著一個契機，關於公共空間的討論在香港引爆：傳媒揭發銅鑼灣時代廣場違規霸佔公共用地，不僅聘請保安員規管、驅趕使用廣場臨街空地的市民，甚至在空地釘上告示牌，聲明為私人地方，更曾出租公共用地牟利。事件曝光後獲傳媒廣泛報道，引起民間大量反響，程展緯利用「騎劫・遊樂場」的版面，與「斷估唔拉」展覽及獨立媒體聯合策動「斷估唔拉之騎劫時代廣場比賽」，邀請市民提交作品，利用創意「騎劫」被財團霸佔已久的公共用地。後來選出的得獎作品中，有人在廣場拖地，有人設下大碼飛行棋盤，讓路人玩飛行棋，也有人組織了「時間停止」的集體演出，吸引好奇的途人駐足。數月後，政府在輿論壓力下，入稟向時代廣場索償。

從膠紙創作到社會介入，點與點之間沒有必然的連繫，但是程展緯一路走來，卻顯得理所當然。一方面他習慣服膺於創作、思考、行動交互產生的動力，另一方面，他很相信時代的感召力量。「我想對於做創作的人是很自然的，這種受感召的感覺對他們來說很慣常，就好像以前我會覺得，嘩，原來用木顏色畫畫可以這麼漂亮！就是藝術訓練，令你有這種感動，然後身體力行去回應。」他認為，藝術家是特別容易受感召的一群人，2014年佔領中環爆發之際，他的藝術家朋友全都趕往金鐘、灣仔、中環一帶，聊天群組不停彈出現場消息。「就算你想做個平衡一點的展覽，也不會找得到藍絲（反對佔領）藝術家。」

禮物經濟，非功利性能挽救我們的社會嗎？

回到佔領匯豐的現場。在閒談、歌唱、辯論的眾聲喧嘩之中，程展緯意外認識到「禮物經濟」的概念，得到他用以回應時代感召的工具。禮物經濟源於人類學理論，是物品交換模式的一種，常見於原始社會。有別於奉行市場經濟的現代社會，原始社會並沒有體制化的經濟交換系統，物品的交換不以營利為目的，而是以一種互惠的模式進行。禮物交換是一種建構關係網絡和意義體系的社會行動。最早理論化此一現象的人類學家莫斯 (Marcel Mauss) 認為資本主義和商品經濟的迅猛發展破壞了社群中的友愛，傾向認為禮物交換的道德更為理想。

在香港，資本主義一直普遍被認作無可質疑的唯一邏輯。香港人信奉個人努力，貶抑社會保障，累積私產是公認的全民目標。程展緯深受禮物經濟背後的非功利性與互惠原則觸動，試圖通過他的創作和行動，將這一套邏輯注射進這樣的一個社會中。「禮物經濟最重要的是，我和你之間可以沒有任何價值關係，但我給你一些東西，因為我相信你會繼續贈予其他人，我就將這些人視為『我們』。」他這樣解釋。「情況就好像耶穌的五餅二魚的神蹟，本來只得這麼少，傳下傳下，又會剩下好多。」

這個比喻饒有深意：程展緯對禮物經濟的信心強烈得跡近信仰。佔領匯豐持續至2012年，同年程展緯受商業畫廊之邀，重做一件名為《自動售賣機》的作品——市面上的自動販賣機都是同時販售多種飲品，程展緯的作品則是只放一種飲品在機器內，暗喻一個看似豐饒但實質無可選擇的時代。基於禮物經濟的原則，程展緯早就跟畫廊說好，會將這個意念送給他們，不收取藝術家費用。第二次做這作品，飲品公司不肯再借出販賣機，結果他物色到另一家公司，但擺放一年要付二萬元的租金。這筆錢本來說好由畫廊老闆支付——如果將之視為作品的物料費，亦屬慣例——但後來程展緯從職員口中得知，老闆隨口說了一句：如果這是禮物經濟的話，是不是應該由藝術家來付啊？程展緯嘻嘻笑著憶述：「我聽到之後覺得感動啊，因為她了解這件作品的質地，於是我就決定自己付一萬，另外一萬靠其他人捐錢支持。當時我是很窮的藝術家，沒有支票，於是就捧著一大疊錢，拿去畫廊給她。」

我和你之間可以沒有任何價值關係，但我給你一些東西，因為我相信你會繼續贈予其他人，我就將這些人視為『我們』。

利用藝術補償被貶損的勞動價值

近年程展緯一直思考現存經濟模式的勞動價值和條件、資源如何流動和分配，這些思考又與他的創作相融合。他曾在街上向執拾紙皮為生的老人關伯伯買下他的紙皮車，起名《解款車》，在香港巴塞爾藝術展展出。表面上，《解款車》提取社會底層人的掙錢工具，透過重新命名，將其轉化為藝術現成物 (readymade)，再置入奢侈文化產物的賣場，可以視作一種反諷，藉以引起觀眾反思階級之間的生存條件落差。但是，程展緯生起購買紙皮車的念頭，是出於對關伯伯的欣賞——儘管紙皮到了回收站就會被推倒、分拆，而且這樣一大車紙皮只能換得50元，關伯伯還是習慣將其按大小堆疊整齊。「物件呈現了他的生活本質，我喜歡那紙皮車，是因為它本身是這個時代的產物。因為有人很重視那50元，才會有這個物件出現。」程展緯付了數十倍的價錢買下紙皮車，後來畫廊成功賣出作品，在他要求下，所得由畫廊、關伯伯和他自己分賬。程展緯想要通過這次創作達成的，似乎不是就不合理現狀作直白評論，或者引導觀眾感受低下階層的悲情與苦況；他更關心如何利用藝術體系，為日常物件的美學價值創造經濟回報，由此促成資源的再分配，甚至補償被極端貶損的勞動價值。

社會實踐是當代批判藝術的重要形式之一，其重點在於藝術家不創造美學物件，而是創造情境與相遇，經典例子有泰裔藝術家 Rirkrit Tiravanija。1990年代初，Tiravanija 數次將畫廊變成廚房，在那裡烹調咖喱、泰式炒金邊粉等，然後免費派發給觀眾。在台灣，吳瑪悧同樣在1990年代開始她的首個社群藝術計劃「從你的皮膚裡甦醒」，與台北婦女新知協會合作辦玩布工作坊，和參與的女人一同創造作品。另一台灣藝術家李明維創作了一系列的參與式作品，包括《睡寢計畫》，讓參與者和藝術家在藝術場域裡共度一宵；《晚餐計劃》，藝術家和參與者一對一晚餐；《補裳計劃》，為觀眾縫補帶來的衣物，「縫補期間的對話，編織出種種『關係』與『連結』」。

他更關心如何利用藝術體系，為日常物件的美學價值創造經濟回報，由此促成資源的再分配，甚至補償被極端貶損的勞動價值。

單人游擊，尋找「我們」

程展緯的一些創作同樣為相遇與交往創造條件，近作「社區籃球」就是一例（按：藝術家在籃球寫上「公共籃球／送給大埔街坊」等字句，將它放在球場讓沒帶球的人也可玩）。但與前述作品最大的差異在於，他的社會實踐經常是非正式、遊擊式的，是他個人對社區迅速做的回應，一般不在藝術場域或正式工作坊的情境出現。如果說李明維的方法是設計一套精確的儀式化行為，邀請觀眾進入其中參與、體驗，程展緯的創作則遠離儀式的例外性質，完全嵌入日常。其二是行動多數極簡單，行政成本接近零，可以輕易重複，他有時也鼓勵大眾在日常場景重用其意念，例如是為自家附近的籃球場添置籃球。其三是他的社會實踐創作多數不循傳統途徑——例如展覽、藝術活動等文化事件——發表，而是在他的個人臉書帳戶上持續發佈，部份成功發酵，引來媒體關注，吸引更多人成為「共同」的一部份。

程展緯從十年前以單人遊擊的方式，發起「請給保安員椅子運動」，發展至最近在臉書組織「放工後打工仔撐未放工打工仔運動」，關注收銀員有沒有椅子、清潔工的工作環境和工具、零售業在颱風天的上班安排等。多得媒體報道和社交平台，讓他們在留言欄中得到很多關於各行各業工作情況的重要資訊，近來他們成功爭取OK便利店取消硬性規定員工戴帽一役，就是始於OK的「卧底」——主動聯絡他們指出問題的員工。「這個是轉捩點，顯示架構已經搞亂了，不再是僱員完全失去權力的狀態。」

因為藝術家的身份，他做的事常被視為創作，他自己則不太拘泥於此，只是念念不忘在匯豐總行的經驗，想要找到在日常現實連結的方法，創造一種新的共同。「雨傘後更需要思考，如何重新去找『我們』，尤其當政治意識形態太強時，有好多關口我們衝不過，但回到民生、社區，其實我們有很多機會。就像我的臉友當中，黃、綠、藍、本土、泛民的人都有，但有些議題可以讓這些人聚在一起，至少會讚好同一個帖文。」近年香港的社會氣氛很消沉，尤其年輕一輩，很多人看未來都是一片灰暗。而程展緯始終是樂觀的，他說即使政制在目前是死症，但回到真實的生活，當我們聚焦於想像「怎樣連結人，怎樣再講『我們』，這些都是冇得輸的。」

他的社會實踐創作多數不循傳統途徑——例如展覽、藝術活動等文化事件——發表，而是在他的個人臉書帳戶上持續發佈，部份成功發酵，引來媒體關注，吸引更多人成為「共同」的一部份。

在佔匯現場常與程展緯討論的許煜曾發出「occupy everything」的呼號，認為佔領是「當前的毫無止境的私有化以及政府日益僵化的思維」下的必要抵抗。而根據台灣藝術家高俊宏在《諸眾》一書中的分析，程展緯的創作恰恰被歸類為「臨時、機動、缺乏完整的理論戰略」的佔領性藝術行動——雖然他的討論範圍主要是程展緯2007-2009年的公共空間騎劫行動，但其實同樣適用於程近期就勞動議題的介入。儘管他不是親身佔領實體的公共空間，但正如文化研究學者許寶強在佔匯期間的訪問中提出，佔領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是指在場的行動，即佔領者親身去到實體的抗議現場，作為一種表達意見的方法；但更深入的佔領是有如癌細胞佔領人體，可以改造機體的結構和運作邏輯。許寶強在文章〈從華爾街佔領到佔領華爾街〉中寫道，佔領可以是「取occupation中的職志之意，恆常地守護自身、社群和自然生態，壯建民眾的意志和體質，抗拒割裂短視的無聊業績、快速投機的淺薄表現（演）、充滿壓力的工作消費，在企業、政府、工廠、商場、醫院、學校、農田、家庭、教會等社會所有場域，重建政治和文化力量⋯⋯」他理想的佔領實踐，可以說是在程展緯身上體現。

程展緯過去以佔領挑戰政商權力對公共空間的管束，今天他的勞工運動則是通過藝術介入為打工仔佔領輿論空間，藉以鬆動職場的權力結構。「巡視社區其實可以是每個人每日的業務。」他去年在臉書寫道。程展緯正是以佔領日常為職志，每天在送女兒上學後，便揹著他的火紅色憤怒鳥書包，在大埔四出巡視。最新的發現是增加清潔工體力負擔及受傷機會的垃圾桶設計、醫院快餐店要求員工化妝的不合理規定⋯⋯去年聖誕節，他呼籲改善垃圾桶煙灰缸設計關注在職老人清潔工；今年一月，他又在小巴車身刊登廣告涉及劉德華及勞工處長陳嘉信的廣告，呼籲以同理心善待服務業工人；而接下來，他大概會動用各種方法，逼使在上位者改變規條。游走於線上和線下的空間，創造改變的條件：這就是程展緯渴望散播的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