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三电影制片厂：媒体失语的年代，用手机摄影为城中村村民赋权

“西三电影制片厂”，可能是中国唯一一个以城中村命名的“电影制片厂”。2017年12月15日，这家制片厂在深圳南头古村开幕的“深港双年展”上主持了一场“鸭饭放映会”。艺术家刘声煮了两只大肥鸭，现场做了100份鸭饭。“到村里来放映，我们不想来虚的，不如请大家吃饭。”郑宏彬是西三电影制片厂的联合发起人，善做鸭饭的刘声则跟郑宏彬一样，他们都自称“厂民”。

免费鸭饭吸引了很多人，包括10多个闻讯赶来吃饭的保安。就着饭香，大伙儿观看了纪录片《村民记者》。影片结尾，屏幕上出现将近100个名字——大多是广州西三村的村民。不久前，他们和10多名艺术家跑到120公里之外的深圳白石洲，拍摄这个即将被拆迁的、住了15万人的深圳最大城中村。拍摄素材被剪成了1小时40分钟的纪录片，西三村的村民贡献了60%的画面。

“这是一种行动……电影只是一个关于西三村的实践行动管道，我们希望用手机摄像这个真实便捷的低技术手段，重新夺回属于一个村庄的话语权力，实践一种通道，联合村民发声。”导演郑宏彬说。

在媒体失语的年代，西三电影制片厂试图通过直接具体的行动，改变“艺术越来越娇生惯养”的状态，直面真实的社会问题，并寻找方案。而《村民记者》中的故事，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每个城中村都在上演的故事。

## 在没有记者的时代，艺术家开始记录 ##

西三村在广州番禺区的西北角，面积1.49平方公里。2010年通车的东沙大桥，将村子劈成了两半。近50米高的大桥下，形成一片复杂的场域。桥上车流轰鸣，桥下是大排档、停车场、拆了一半的房子以及各种建筑垃圾。巨大的芭蕉叶落满尘土，河涌的黑水日夜流着，村民背着菜在路边卖。卖“农家走地鸡”的板房门口，不知谁画上去的大公鸡喜气洋洋，比人的个头还高。80岁的梁伯在临时窝棚中开了“夕阳为民理发店”，堆积的木板上全是他的书法，写满“核心价值观”及各种人生格言。

2013年，陆续有艺术家搬进西三村。高架桥下的城中村，交通便利，房租便宜，加之市井生活的气息浓郁，比起“士绅化”的城市楼盘，对年轻的艺术家们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

郑宏彬是2016年来的。彼时他刚辞去西安美术馆策展人的工作，来负责艺术家满宇发起的项目“居民”。项目邀请30多位艺术家从社会问题着手，在珠三角一带做在地实践。“珠三角这地方人们似乎都生活得不错，但找个裂隙，你稍微往下看，就能看到很多东西。” 郑宏彬说。

“裂隙”无处不在。

27岁的武老白拍摄了在网吧被警察打死的少年。当时[“雷洋案”][1]在民间传得沸沸扬扬，律师透露雷洋家属获赔4000万。与此同时，已故少年的父亲奔波一年多，却连儿子是怎么死的都无从获悉。武老白在广州的“无人认领尸体网”上发现这个线索。他跟拍这位悲伤的父亲，还请律师为案子做了一个模拟的开庭审判。

武老白也去了芳和花园，拍摄发生在这里的跳楼事件。这个小区住了很多低保户，几年来发生了10多起跳楼事件。武老白爬上顶楼，试图还原出一名死者跳楼前的视角。他事先在楼前的地面上铺了棉被，以接住从天而降的相机。但拍摄中，保安来了，他被赶走了。

艺术家戴建勇则去了广东陆丰的乌坎。走过布满警惕目光的乌坎，他安全回来，并形成纪录作品——《我看过的最好的华光庙在乌坎》。艺术的某种语焉不详，将乌坎这个“敏感词”以另一种方式呈现，试着去打破抗争的困局。

刘卓泉去拍了深圳的女工公墓，基督徒姚志燕去拍摄了深圳侨城教堂两次被迫拆迁、无奈在城市中移动的过程……“居民”项目的每一个题目，在过往媒体的“黄金时代”，都是好的深度报导题材。但2017年，已没有媒体来报导这些事了。

这是没有记者的年代。从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献辞”事件以来，中国大陆的新闻媒体处境每况愈下。几年里，越来越多的调查记者离开，越来越多的媒体失去了和“禁令”一搏高低的冲动，媒体上越来越难看到关于真实社会状况的报导。

这让“居民”项目显得更加珍贵。在深圳华侨城的商场“欢乐海岸”，“居民”项目展出了32位艺术家的作品，但在展览进行到20多天时，宣传部门下了禁令，“居民”被抹掉了。

不过，郑宏彬和参与的艺术家们，都觉得“劲儿没过”，应该继续做点啥。

## “艺术很无力，做什么事都很无力” ##

2017年春节后，大伙儿商量着做一个“西三电影制片厂”。

郑宏彬说，本来想做个西三电影节。但大家都讨厌这种“乡建”（编注：乡村建设）的话语，总觉得有民俗和消费的意味，忽略了村庄自己的主体性，以及村民自身的需要。“我们其实就是打算做点村民可以理解、并且可以一起参与的事情。”

就这样，“西三电影制片厂”开张了，设了一个微信公号，大家就分头去拍片。没有一分钱资金，一开始就决定全部手机拍摄，简单快捷，成本也最小。

这些艺术家们始终对资本和权力对艺术的干预，抱着深刻的警觉。“如果有资金，那西三电影制片厂做的事情，也就不一定和西三村有关系了。”郑宏彬说。这也是西三厂12位“厂民”的共识。厂子的定位，“不是审美意义上的。就是西三村问题的影像加工厂，每部片子必须有一个问题在内。”

大家劲头很大，很快就拍出好几部片子。拍摄对象就是西三村：街头收破烂的老人，期待有一天能“成功”的打工青年，大排档的老板，在村子边缘种菜的菜农，半夜发生的打架事件……

刘声去拍了从村里穿过的河涌，水永远是肮脏的黑绿，广州城里的生活垃圾从四面排放进河里，村民说“久积成肥”。端午节，村里还保留着划龙舟去别的村子走亲戚的风俗，只是如今河道越来越窄，水也太脏，龙舟不能埋到河里，只能埋进江里（编注：每年端午过后，传统龙舟都会被沉到河涌或鱼塘的水下，拴在露出水面木桩下面固定、保护。待翌年端午再捞出，即“起水”、“起龙”）。艺术家们去江边拍摄，看龙舟的神座被人们小心翼翼地一点点翻出水面。周磊写了一首《水流柴》，用粤语唱：

西三村嘅细路落河涌/捞起咗鱼和虾/端午节里龙舟出了水/敲起咗鼓震天/自从村里进驻了工业区/废水便流进了自家嘅田/房子啊越来越多/河道啊越来越窄/水变黑 鱼已绝 西三的龙舟埋大海

歌写了不少，他们打算组成一个西三歌队，教村民唱属于自己村庄的歌。不管是歌曲，还是电影，内容指向只有一个，就是“问题。”另一位艺术家彭文彪来了，说，你们拍这么多问题，可一个都解决不了，不如我派个“女侠”去西三村。他的影片中出现了一个戴黑斗笠、穿黑袍的女侠。女侠在村头喝了一口江边的水，直接“中毒”，在建筑垃圾、废弃的机器、残存的果园里，想解决西三村问题的女侠，陷入找不到敌人的困境……

走过村庄的女侠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这很像艺术家们的遭遇。“艺术很无力。做什么事都很无力。”到2017年夏天，西三电影制片厂已拍了10多个片子了，但无力感仍然困扰着郑宏彬。

## 当艺术成为媒体：撕开口子、发声 ##

郑宏彬一直记得艺术家艾未未的一次访谈。那是2010年前后，艾未未一直在做汶川地震死难小学生的调查。别人问艾未未，你做的东西还是艺术吗？艾未未反问：艺术重要吗？没有艺术又怎样？被问及媒体严禁报导他所做的事时，他说：我不管那么多，我们自己就是媒体呀。没有媒体报导，我们为什么不能自己搞？

“当艺术成为媒体”——成为郑宏彬认知艺术的重要路径。“在公民抗争中，媒体必须在场。当艺术参与行动时，也照样离不开传播。”

而他看到的是，“艺术一直没有这样做。艺术仿佛一直是被娇生惯养着，艺术家做好一个东西，然后放进美术馆里。艺术很少真正参与到当下真实的生活中来，成为一种行动，更别说自身也成为媒体了。”

郑宏彬认为，在当下语境里，艺术不仅要去行动，本身也应该成为媒体。艺术家需要进入社会现场，记录，表达，并且创造性地撕开口子，把边缘的声音放出去。

西三电影制片厂做的正是这样一件事。郑宏彬们的努力也渐渐吸引到村民的注意。微信公号的700多位粉丝，大部分都是村民。时不时地，还有村民来“反映问题”，大约是把他们真当作媒体了。

29岁的村民小微就是在朋友圈看到“西三电影制片厂”的。在她印象中，除了2008年上过一次番禺电视台新闻，公共的话语里，似乎从没人注意过这个她从小长大的村庄。

但是，在艺术家许超拍摄的短片里，小微听到村头独居的阿婆讲几十年前嫁到村子的往事。“常常在村里看到阿婆，但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些故事。”

2017年10月，当深圳“圈子艺术中心”邀请西三电影制片厂来做展览时，郑宏彬的第一反应是：很多东西，如果离开西三村，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后来另一位艺术家刘伟伟提醒他：为什么不能把村民们连接起来，真正一起去做一件事？

郑宏彬便想到带领村民们去拍摄一次白石洲。白石洲是深圳最大的城中村，几乎所有到深圳来打拼的人，都有落脚白石洲的经历。这个面积只有0.6平方公里的村子，如今生活着15万人，有着热火朝天的生活气息，遍布物美价廉的馆子。2017年6月，白石洲拆迁的消息传出。郑宏彬想，当西三村村民来拍摄白石洲时，会否对自己的未来也有一些想像？

很快就有70多位村民表示愿意参加。小微也报了名，她很想去看看白石洲是什么样子的。

11月15日这天，两辆大轿子车，拉着将近100人出发了。村民记者们浩浩荡荡涌进白石洲，兵分六路，去采访拍摄。大家人手一个手机，姿势几乎都一样——走到哪里拍哪里。

纹身店老板对这群陌生访客说着他的发财梦；服装店的阿婆抱怨，在这儿干了10多年，就要干不下去了；盲人按摩院的盲人师傅，平静地给郑宏彬讲述自己按摩店被强拆的遭遇，问：“我们的国家，怎么会这样做事？”

小微拍下了很多镜头。包括白石洲那些低矮的房子和周围的高楼大厦的对比。她看到一片大约是七十年代的瓦房，感到十分亲切，因为这样的瓦房西三村也有。在拍摄白发苍苍还在做针线活讨生活的阿婆时，她感觉自己鼻子酸酸的，她刚想和阿婆再聊一聊，保安来阻止了。或许是他们人太多，又到处拍个不停，一进村就引起了保安的注意。“不过拍摄还是挺有意思的。”小微说。

村民们总共拍了2000多个片段。每一个人在拍摄时，都会想到自己的西三村。最终，这些拍摄的片段，由郑宏彬请人剪辑出了一个1小时40分的片子——《村民记者》。

“艺术有那么重要吗？在今天这个时代？”郑宏彬皱着眉头说。西三制片厂的展厅里，循环播放着29部关于西三村的小电影，宣传资料被有意做成遍地可见的广告贴，暴力的黄色，看起来很不“艺术”，很“低端”。

“艺术家们在今天，拿起手机，去面对一个个社会的现场，这才是他们应该去做的事。重要的是在此时此刻，打开摄影机。记录最重要。”刘伟伟说。这句话或许道出了“村民记者”和“西三电影制片厂”的意义。

[1]: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601-mainland-leiy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