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正义还要迟到多久：台湾文学的“余光中难题”

2017年12月14日，余光中逝世。或可以用两个时间点来理解此事的意义：一是在2016年底，余光中在乡土文学论战的论敌陈映真逝世；两人在一年之内离世，象征著一个世代的文学人逐渐凋零。二是在2017年的12月5日，立法院通过了“促转条例”，让后续的“转型正义”行动有了张本；作家有涯的生命已然消逝，历史的厘清与追究却正要开始。

众所周知，作为一名作家，余光中虽然在散文、翻译与现代诗的写作上有若干贡献，但在乡土文学论战中以公开文章〈狼来了〉一文恐吓论辩对手，说要“抓头”；又私下写信向特务王升告密甫出狱两年的陈映真有共产党思想，在威权时代，这种行为已是明白的要致人于死地了。因此，在意识形态上、政治行为上与官方“密切合作”的余光中，虽然换得了高于他文学成就应有的一世荣宠——他的文学地位多半是透过“教科书”这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灌水的结果，而非写作同行或读者一致心服的认同——但“抓耙子”的政治污点却如影随形，直到此刻都未能消解。

然而，在余光中这类的案例里，盖棺论定并非易事，堪称是台湾文学史上的“余光中难题”。

毕竟在政治威权的年代，作家必须阳奉阴违、甚至屈从官方，这是大家都能理解的。然而只因文学的论战就告密杀人，这完全是主动的、失去良心的媚上行为，文人无行，莫此为甚了。

而这一切并不会随著他的逝世而自动消逝。“死者为大”只是乡愿（毕竟他也没怎么考虑过可能会被他害死的人），如何公允的“盖棺论定”才是重要的。而既然要“论”，就不能隐恶扬善。

然而，在余光中这类的案例里，盖棺论定并非易事，堪称是台湾文学史上的“余光中难题”。一方面他确实有一定程度的文学成就，但在威权时期的政治行为、以及这些政治行为如何与他的文学成就交缠，如何“帮衬”了他的地位，却一直很难有清晰的定位。这是文学领域始终悬而未解的“转型正义”议题，因为文学人在威权时期的各种档案文献，还有大量的保存、清查和披露工作尚未进行，许多战后文学史的问题便一直只能留在耳语层次，无法核实，当然更谈不上厘清事实、还被害者公道甚至是令加害者负责。

同理，文学史当中是否还隐藏了更多连学术界都不知道的“余光中们”？自然也必须予以揭露。

在漫长的戒严时代里，文坛还有许多尚待细究的问题。比如余光中具体的告密内容，是否还牵涉其他作家、文化人？是否也密告过其他人？毕竟陈映真的事件也是当事人主动说明才披露的，并不代表只有一例。或者在1976年，盛极一时的文学团体“神州诗社”被指控为匪谍，导致温瑞安与方娥真被捕。事件中也有诗社成员向情治人员“诬告”，诬告者究竟是谁？是否还活跃于文坛中？或在戒严时代里，文坛中的哪些人曾经被吸收为情治单位的“细胞”？除了监视、提供情报之外，有没有类似的告密、诬陷情事？而曾经蔚为集团、甚至不乏政战系统出身的“军系作家”，是否也有人担负“特殊任务”，作为政府强化对文坛的控制之耳目？

时过境迁，考虑当时的脉络，未必需要对这些“加害人”施以刑责。如若还在世，这些曾经倚仗情治系统的势力危害他人性命者，至少也得还当事人或后代一个道歉。如若不在世，至少也得将资料公开，在学术研究、中小学教科书中清楚载明加害人的历史责任，给读者公允判断其人成败优劣的机会。

最后这一点看似不难，在台湾却一直难有进境。几十年来，余光中被教科书建构为名不符实的“诗坛祭酒”（这说法究竟置洛夫、纪弦、杨牧、夏宇……等人于何地？），导致大多数人对台湾诗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余光中。但相对于这个毫无学术基础的溢美封号，教科书却对他的政治污点只字不提，只能依靠少数明理的老师自行“平衡报导”。同理，文学史当中是否还隐藏了更多连学术界都不知道的“余光中们”？自然也必须予以揭露。

这样的拒斥虽然不无伸张正义的味道，但终究不是经过缜密研究、凭据扎实的转型正义作为，更近于积怒难消的正常能量释放。

随著台湾本土化运动和民主观念的日益巩固，是到了可以面对“余光中难题”的时候了。正如诗人杨佳娴在脸书上所言，在最近二十年左右，余光中已几乎被视为保守派的代表性人物，受到年轻知识分子普遍性的排斥。这样的拒斥虽然不无伸张正义的味道，但终究不是经过缜密研究、凭据扎实的转型正义作为，更近于积怒难消的正常能量释放，谁也难以断定这些评价究竟是矫枉过正了、还是犹未及得上他的真实污点。站在转型正义的观点，未及在他生前就厘清责任、让他负起（至少明确道歉）责任，自然是一大憾事。但在“促转条例”已经通过的背景下，著手梳理战后文学史，让“余光中们”现身负责，应当是这一代人可以努力的目标。

转型正义是迟到，但不是不会到。这是文学史的清创，而清创的过程必然伴随痛苦，代价可能是文学偶像的崩坏。然而难题若不解开，台湾的文学史和文坛就没办法摆脱欺瞒的重重暗影，所谓的文学成就和历史地位，也就没有牢靠的基础，我们对威权时代文坛的理解也将只是虚构出来的楼阁。

转型正义是整个社会的事，文学没有理由能置身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