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儿子等至亲自杀之后，他们如何重整生命？

自2013年至2017年的四个学年间，香港至少有106名（注一）学生自杀身亡，其中包括大专生、中学生、小学生。

近年，“学童自杀潮”成为每年一度引来全港关注的议题。香港自杀率由2003年每10万人中有18.8人轻生的历史高位，回落至2016年估算的12.6。可是，青少年（15至24岁）的自杀率却由2014年的6.2上升至2016年估算的8.9，这三年的自杀人数高达186人。有鉴于青少年自杀升势，港府终在今年10月成立跨部门小组应对，以遏止自杀率持续上升。

然而，数字无法显现创伤的真象；减少轻生个案，也不等于社会学懂珍重生命的价值。

美国自杀研究专家Edwin Shneidman曾估算，一人自杀，最少六个人心灵受创。在自杀禁忌愈牢固的社会，家属背负的重量愈重，恍如身陷笼内，只能把哀伤折叠在脚下的方寸里，低调地收拾分崩的人生。

早前，劳福局局长罗致光回应青少年自杀问题时称，据国际准则，应避免高调处理，以免产生传染效应而“帮倒忙”。事实上，所谓“避免高调”的国际准则乃针对传媒，以规范媒体报导自杀新闻时要自我约束；而根据世卫建议，“避免高调处理”并非防治自杀的方法，相反，提高社区关注，打破自杀禁忌，才是有效的预防。

把哀伤锁在禁忌的笼里，困住的却是人，于轻生者的亲属尤甚。关键是，到底我们的社会能否从哀伤之中，体悟生之骇怖与稀矜，转生出活的觉悟。

不再问“为什么”

沛芳的人生使得她不断叩问：为什么？

年轻时，在英国行船的父亲突然自缢身亡，使她骤失凭据；出嫁后，才发现丈夫是同志，令她活在柜中，经历家暴与自毁；努力诞下独子，心想二人能相依为命，万料不到他竟先行一步。儿子生前在国外读书，硕士学历，在大公司任层管理层；通晓多种语言，生性好动，更是赛车好手。他一直孝顺乖巧，两母子亲密无间：她陪他走过求学岁月，他扶她度过丈夫因病离世前的日子；在离开的早上，他还在电话里叮嘱她：今天好冷啊。

一直以来，儿子只会向她报喜；即便在遗书里，也是感谢她给他一个美好的家；走的时候，还把房间清整干净，以免打扰有洁癖的她——就像至终把心事收拢心底，不让它们溅向至亲。九年来，沛芳始终不明白，孩子何以有如此决心，“仔仔离开后，我会想，是不是我没有把儿子看顾好，才令他走到这一步？”

经年辅导轻生者至亲的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资深社工韦赛姬说，面对亲人自杀，家属总会问：为什么？“很多家属会问，何以自杀者仍在世时自己没有留意到迹象，要他死后才醒悟到原来亲人已发出求救讯号。”为什么要如此选择？为什么当时没留意？为什么没向专业人士求助？所有的“为什么”，总带着自责，“我会告诉他们，事件的真相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因为人已经离开了。一个人自杀，不只有单一原因，却是不同事件加在一起让他走上这条路。我们不想家属把责任放在自己身上，觉得亲人轻生是因为自己做得不够。”轻生的原因复杂纠结，有些是累世积沉，有些是因病驱使，即使家人呵护备至，也避不了。

“自杀的亲友比一般丧亲多了很多情绪，会内疚，会愤怒，会想找出原因，抽出负责人。很多复杂情绪纠结一起，令他们更难克服。”在她认识的家属里，不少出现抑郁、焦虑症状，甚至是创伤后压力症，“一个妈妈目击儿子一跃而下，此后她便不敢再坐地铁，因为地铁行走时的隆隆声令她想起儿子堕地的声响。”更甚者，一些人觉得至亲自杀，不如效法他？不少针对自杀亲友的研究指出，轻生者家属的自杀危机比常人更高（注二），故此社工接触这些个案时，首要是进行自杀危机评估；早前自杀离世的11岁小六生，其祖母正是于数月前轻生。

沛芳也想过跟随儿子。万念具灰时，她以头撞墙，直想从大厦倾身跃下，“但原来自杀要好有决心，我没有他的决心。”其后，她被送往医院。轻生的念头，抵在精神科医生、社工和身边人织成的安全网上，才能止得住。儿子走后，他一位好友来找她，对她说：“Auntie，你把我当做儿子吧！”自此，他和女友每两星期都会探望沛芳，维持了两年。

沛芳说，儿子一直守护她。九年后，她终能在儿子的墓前坦呈：“既然你选择了这条路，你去吧，妈咪身边很多人对我好，我会好好活下去。”

异常才是正常

区长从没想过轻生。但自太太离世后，他的人生就变得很轻很轻。

“由那一秒起，你整个人生也掏空了。一日三餐，放工做啥事，完全无法思考。就像电脑死机，所有资料和记忆被悉数删除，无法运作。”事发后，他申请了一个月长假，朝夕昏睡；哀伤变成了床，让他浮于其上，也把他框牢。“有没有觉得站起来也很累？”我问。“我不会形容为累，因为我根本不想站起来。”清醒，就阻不住思考。他索性躺下闭眼；不思考，便不彷徨——失去了妻子的前路，荒妄茫茫。

他俩相识三十年，太太习惯牺牲自我，为家人朋友付出所有。而这般性格，亦使她把悲伤封藏心底不释放； 十年前的移民计划，令这些年积月累的情绪，一下爆发。自太太首次意图自杀后，区长与家人才惊觉她患上抑郁症。其后十年间，太太曾数次自杀，每次都被他救回；他看着她慢慢变成另一人，像凝固于琥珀里的虫，无感无话眼无光，他只能睁眼看着，“其实你心知肚明，你只是祈求那一天不要来。”

但终究来了。那天，他正在上班，警察来电，他心里有数。

十年的精神焦虑，削骨难熬；太太离世后，旧人疏远，却多了两个朋友：“一个孤单，一个寂寞”；而亲人的责怪，更使他锥心难过，一句：你对她做了什么？多年后，刺痛依然鲜活，“你无法解释，只能承受。”“丁点愤怒也没有？”“没有，只是无奈，好无奈。大家都是家人，他也失去了亲人，你恼他有何意思？”哀伤愈堆叠，他却愈感到生命轻虚。往日打点他生活日常的妻子走后，他的人生失序大乱；走路时，身躯飘飘荡荡，行尸走肉般脚不着地。

直至8年前被转介至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他才看到远方的岸线。

他开始学习重整生活的节奏。每日三餐、打扫、洗衣服，他用了六、七年时间揣摩，始能排整出新的规律，在虚空里勾勒人生的线轨，“很多人问我走出来没有，其实没有走出来的，只是我现在仍在适应每一天的生活。你要走上你想要的轨道，便要不断向那方向继续走。”

与区长同行8年的韦赛姬说，处理家属的哀伤，最重要不是要求他们回复原初的面貌，而是使他们培生出生活的力量，“要他回复到以前一样，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确失去了至亲，怎可能一样呢？只能让他适应失去至亲的生活，亦不应逼迫他们回复从前的状态。因为一旦逼迫他，他会觉得自己做不到，再无法当个正常人。家属经常觉得自己异常，我反而会告诉他们，这样才是正常的。”

转化回忆

在韦赛姬辅导的个案中，即使事过多年，一些家属仍未能克服哀痛。毕竟哀伤难消，记忆也无法根拔；那便由它迳自生长，长成朵朵未知，“我们做亲友的哀伤辅导，不是要他们忘怀。他们不能忘记亲友，特别是父母对子女，怎能忘记？我们是帮助他们找一个更广阔的角度看待这件事。”

小儿子在四年前离世后，青兰与丈夫搬离了熟悉的家。

儿子由她一手一脚拉扯带大。十多年来使她倾心劳神的生命，在数月间戛然而逝。事发前数月，儿子与一般高中少年无异，总会跟她诉说日常。但自好友轻生而去，又历经失恋打击，儿子开始情绪有异。一次，青兰带着失眠良久的儿子看医生，怎料医生一句“佢精神病呀！”使得儿子讳疾忌医；自此，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一时在家里大叫，一时自言自语；清醒时，总会问她，“妈咪，我这样会否令你们很辛苦？”后来，儿子因身体转差而入院，在那一个月里，他终日精神恍惚，医生也无法断出病因。在申请回家跟父亲庆祝生日后，他就在家里离去了。

自此，青兰在家中看到儿子的物品：他的电脑、书桌、床，或那扇窗，带着儿子气息的一切，薰得她泪流不止。那些回家的路，每一块砖石，都扑满儿子和她的影子，映着光，刺得她泪眼模糊。那架昔日载她们往来家校的巴士，她老远看到便已垂泪。

事发后半年间，青兰以药控制抑郁情绪，往后被社工转介至家属支援小组，聆听同路人如何回忆至亲。当哀伤自记忆的幻灯片上褪去，她始发现那些回忆不再刺泪，于是鼓足勇气，尝试接近那个曾经灼烫她心神的世界。她重回母子二人熟悉的旧地，甚至走上那辆往日天天搭乘的巴士。当车子行经故居时，她依旧流泪满脸；然而她知道，自己与儿子，更近了，“我现在会想，以前我跟仔仔一起走过这条路，心里挂念，也觉安慰，想着，仔仔还跟我在一起。”

学习转化回忆的，还有沛芳和区长。谈起儿子，沛芳便慎重地打开面书，点出儿子的相片扫看，“初时我不让人家放他的东西在facebook，现在我把所有的相片都放回去，我想别人看到他这个人，多好。”每年儿子生辰，还有不少好友在他的面书留言，祝他在另一片天地，快乐遨游。

而区长，则把妻子的物品和为她所拍的照片，一一收拢床底；她的衣服，原封不动的晒在衣柜里，就像记忆，不一定要展开，藏在时间的抽屉内，也许更历久弥新，“当你一按这个资料库的开关，所有清晰得不得了，内容半点没少，只是你在不同时期观看会有不同心情。现在会心里较落定，能抽身观看，但一样清晰。这些记忆在心里永不褪走。”

与哀伤相处的法则

哀从口，哀至尽处却口空无话。

言说，需要时机。韦赛姬说，有人喜欢倾吐剖白，有人选择慢慢自愈，“做哀伤辅导，我们不是强行刮出他的情绪，而是他说多少，我们就承载他多少的压力和不快。这样才能让他好像倒水一样倒出来。我们不知道他那杯子、那伤口有多深有多阔，我们是否能全部处理？不然把哀伤全刮出来，他可能会比以前更受伤。所以哀伤辅导要慢慢来，他能告诉你多少，就盛载多少，让他在舒服的状态时做这件事。”

哀伤是一种语言，无法以言传尽，必须心会；倘若相通，却有一种透心的亲近。

青兰说，家里有人轻生，外界看来只觉不祥，虽然亲友并无此念，但彼此不会刻意倾谈，只因个中心事不为外人道；而丈夫生怕勾起伤心事，更是绝口不提。直至青兰开始在组里认识经历相同的组员，才学习到如何倾吐哀伤，与它相处，“初初自己一个人想，愈想愈伤心，愈伤心愈哭，一钻进去便愈来愈低落。你要说出来，不能憋在心底里，现在的我会懂得抽离。”

在小组九年的沛芳，依然在练习诉说哀伤的方式。她说，自己是一颗外表亮丽的果子，但皮下却满目疮痍。直至最近一两年，她才敢跟社工剖白父亲轻生的往事。年月的伤痛焠炼出勇气，这几年，她跟着社工去探访同路人，讲述自己的故事，感勉烙着相同创伤的人，努力成为他人的安全网。直至今天，她仍每个星期拈着不同食物，探看儿子，“山上的阿姐个个都认得我，她们问我为何整天来，我说，放唔低有乜办法（放不下有什么办法）？”沛芳笑笑，泪痕湿了又干。

这些年月，韦赛姬一直相伴家属身旁，看着哀伤的轮廓蜕变成别的模样，“每个人处理哀伤的方法、步伐和时间各有不同。有些人一年半载就克服了，但有些人可能在哀伤里兜转很久。但我们不要将他和别人比较，当他有这种感觉时，要告诉他每个人都不相同，即使哀伤是类近的，但大家有各自的自愈和克服过程，不用比较，只要他觉得那状态最舒适，就是最好的。”

从初次参与聚会，到第一次开口说话，区长花了两年时间。初时，他总是瑟缩角落，一声不响，只是听听看看，待时间到了便离去；没人能想像，他能变成今天这个幽默大叔。我问他，你那两个老朋友——孤单和寂寞还在吗？“还在喇，但比以前好。初时的确很讨厌他俩，一打开家门就看见他们，幸好两人不跟我外出。现在，我们各自修行，他们自己交流，看看电视，不会烦我。”

自太太离世后，区长便开始学习她的行为品性，“心底有个潜意识去延续她那种，爱。克制一下自己的脾气，尝试做一些以往不会做的事，例如请人家食饭，慢慢改。就似赎罪，减轻自己的自责，希望自己对得起她，希望她看到我的改变，在上边不那么劳气。”“为何内疚？”“ 不知道，但的确有。这个内疚感以后都会有，即便十年后你再问我，也不会消失。只是藏在心里，很实在，拿不走磨不掉。”

对于往事，区长不再介意坦承于人前，却不会主动提起，因为总念及妻子意愿。早前他接受电台访问，其后被义工组织的成员认出他来；多一个人知道，他觉得是个契机，“他们知道后，跟你说话时会令你觉得柔软了，轻松了。”每一次诉说，恍如“出柜”，必须先衡量对方是否愿意倾听，以及他／她能否有足够的生命能量承受生命的重量： “现在我会尝试告诉别人，前题当然是我觉得他们有能力理解。自己觉得，多个人知道，就多个人了解你，那个笼便不会那么窄小，不再只有脚下那几寸，却是可以拉阔几尺，通往你那边去。”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沛芳、青兰和区长均为化名；端传媒实习记者谭德恩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一：根据防止学生自杀委员会于2016年11月发表的报告，2013至2016年3个学年里共有71位学生轻生；而据端传媒编采部计算，2016至2017学年最少有35位学童轻生。

注二：E Clark, S., & D Goldney, R. (2000). The impact of suicide on relatives and friends. Th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suicide and attempted suicide, 467-4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