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兒子等至親自殺之後，他們如何重整生命？

自2013年至2017年的四個學年間，香港至少有106名（註一）學生自殺身亡，其中包括大專生、中學生、小學生。

近年，「學童自殺潮」成為每年一度引來全港關注的議題。香港自殺率由2003年每10萬人中有18.8人輕生的歷史高位，回落至2016年估算的12.6。可是，青少年（15至24歲）的自殺率卻由2014年的6.2上升至2016年估算的8.9，這三年的自殺人數高達186人。有鑑於青少年自殺升勢，港府終在今年10月成立跨部門小組應對，以遏止自殺率持續上升。

然而，數字無法顯現創傷的真象；減少輕生個案，也不等於社會學懂珍重生命的價值。

美國自殺研究專家Edwin Shneidman曾估算，一人自殺，最少六個人心靈受創。在自殺禁忌愈牢固的社會，家屬背負的重量愈重，恍如身陷籠內，只能把哀傷摺疊在腳下的方寸裏，低調地收拾分崩的人生。

早前，勞福局局長羅致光回應青少年自殺問題時稱，據國際準則，應避免高調處理，以免產生傳染效應而「幫倒忙」。事實上，所謂「避免高調」的國際準則乃針對傳媒，以規範媒體報導自殺新聞時要自我約束；而根據世衛建議，「避免高調處理」並非防治自殺的方法，相反，提高社區關注，打破自殺禁忌，才是有效的預防。

把哀傷鎖在禁忌的籠裏，困住的卻是人，於輕生者的親屬尤甚。關鍵是，到底我們的社會能否從哀傷之中，體悟生之駭怖與稀矜，轉生出活的覺悟。

不再問「為甚麼」

沛芳的人生使得她不斷叩問：為甚麼？

年輕時，在英國行船的父親突然自縊身亡，使她驟失憑據；出嫁後，才發現丈夫是同志，令她活在櫃中，經歷家暴與自毀；努力誕下獨子，心想二人能相依為命，萬料不到他竟先行一步。兒子生前在國外讀書，碩士學歷，在大公司任層管理層；通曉多種語言，生性好動，更是賽車好手。他一直孝順乖巧，兩母子親密無間：她陪他走過求學歲月，他扶她度過丈夫因病離世前的日子；在離開的早上，他還在電話裏叮囑她：今天好冷啊。

一直以來，兒子只會向她報喜；即便在遺書裏，也是感謝她給他一個美好的家；走的時候，還把房間清整乾淨，以免打擾有潔癖的她——就像至終把心事收攏心底，不讓它們濺向至親。九年來，沛芳始終不明白，孩子何以有如此決心，「仔仔離開後，我會想，是不是我沒有把兒子看顧好，才令他走到這一步？」

經年輔導輕生者至親的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資深社工韋賽姬說，面對親人自殺，家屬總會問：為什麼？「很多家屬會問，何以自殺者仍在世時自己沒有留意到跡象，要他死後才醒悟到原來親人已發出求救訊號。」為甚麼要如此選擇？為什麼當時沒留意？為什麼沒向專業人士求助？所有的「為什麼」，總帶著自責，「我會告訴他們，事件的真相是一個永遠解不開的謎，因為人已經離開了。一個人自殺，不只有單一原因，卻是不同事件加在一起讓他走上這條路。我們不想家屬把責任放在自己身上，覺得親人輕生是因為自己做得不夠。」輕生的原因複雜糾結，有些是累世積沉，有些是因病驅使，即使家人呵護備至，也避不了。

「自殺的親友比一般喪親多了很多情緒，會內疚，會憤怒，會想找出原因，抽出負責人。很多複雜情緒糾結一起，令他們更難克服。」在她認識的家屬裏，不少出現抑鬱、焦慮症狀，甚至是創傷後壓力症，「一個媽媽目擊兒子一躍而下，此後她便不敢再坐地鐵，因為地鐵行走時的隆隆聲令她想起兒子墮地的聲響。」更甚者，一些人覺得至親自殺，不如效法他？不少針對自殺親友的研究指出，輕生者家屬的自殺危機比常人更高（註二），故此社工接觸這些個案時，首要是進行自殺危機評估；早前自殺離世的11歲小六生，其祖母正是於數月前輕生。

沛芳也想過跟隨兒子。萬念俱灰時，她以頭撞牆，直想從大廈傾身躍下，「但原來自殺要好有決心，我沒有他的決心。」其後，她被送往醫院。輕生的念頭，抵在精神科醫生、社工和身邊人織成的安全網上，才能止得住。兒子走後，他一位好友來找她，對她說：「Auntie，你把我當做兒子吧！」自此，他和女友每兩星期都會探望沛芳，維持了兩年。

沛芳說，兒子一直守護她。九年後，她終能在兒子的墓前坦呈：「既然你選擇了這條路，你去吧，媽咪身邊很多人對我好，我會好好活下去。」

異常才是正常

區長從沒想過輕生。但自太太離世後，他的人生就變得很輕很輕。

「由那一秒起，你整個人生也掏空了。一日三餐，放工做啥事，完全無法思考。就像電腦死機，所有資料和記憶被悉數刪除，無法運作。」事發後，他申請了一個月長假，朝夕昏睡；哀傷變成了床，讓他浮於其上，也把他框牢。「有沒有覺得站起來也很累？」我問。「我不會形容為累，因為我根本不想站起來。」清醒，就阻不住思考。他索性躺下閉眼；不思考，便不徬徨——失去了妻子的前路，荒妄茫茫。

他倆相識三十年，太太習慣犧牲自我，為家人朋友付出所有。而這般性格，亦使她把悲傷封藏心底不釋放； 十年前的移民計劃，令這些年積月累的情緒，一下爆發。自太太首次意圖自殺後，區長與家人才驚覺她患上抑鬱症。其後十年間，太太曾數次自殺，每次都被他救回；他看著她慢慢變成另一人，像凝固於琥珀裏的蟲，無感無話眼無光，他只能睜眼看著，「其實你心知肚明，你只是祈求那一天不要來。」

但終究來了。那天，他正在上班，警察來電，他心裏有數。

十年的精神焦慮，削骨難熬；太太離世後，舊人疏遠，卻多了兩個朋友：「一個孤單，一個寂寞」；而親人的責怪，更使他錐心難過，一句：你對她做了甚麼？多年後，刺痛依然鮮活，「你無法解釋，只能承受。」「丁點憤怒也沒有？」「沒有，只是無奈，好無奈。大家都是家人，他也失去了親人，你惱他有何意思？」哀傷愈堆疊，他卻愈感到生命輕虛。往日打點他生活日常的妻子走後，他的人生失序大亂；走路時，身軀飄飄蕩蕩，行屍走肉般腳不著地。

直至8年前被轉介至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他才看到遠方的岸線。

他開始學習重整生活的節奏。每日三餐、打掃、洗衣服，他用了六、七年時間揣摩，始能排整出新的規律，在虛空裏勾勒人生的線軌，「很多人問我走出來沒有，其實沒有走出來的，只是我現在仍在適應每一天的生活。你要走上你想要的軌道，便要不斷向那方向繼續走。」

與區長同行8年的韋賽姬說，處理家屬的哀傷，最重要不是要求他們回復原初的面貌，而是使他們培生出生活的力量，「要他回復到以前一樣，其實是不可能的，因為他的確失去了至親，怎可能一樣呢？只能讓他適應失去至親的生活，亦不應逼迫他們回復從前的狀態。因為一旦逼迫他，他會覺得自己做不到，再無法當個正常人。家屬經常覺得自己異常，我反而會告訴他們，這樣才是正常的。」

轉化回憶

在韋賽姬輔導的個案中，即使事過多年，一些家屬仍未能克服哀痛。畢竟哀傷難消，記憶也無法根拔；那便由它逕自生長，長成朵朵未知，「我們做親友的哀傷輔導，不是要他們忘懷。他們不能忘記親友，特別是父母對子女，怎能忘記？我們是幫助他們找一個更廣闊的角度看待這件事。」

小兒子在四年前離世後，青蘭與丈夫搬離了熟悉的家。

兒子由她一手一腳拉扯帶大。十多年來使她傾心勞神的生命，在數月間戛然而逝。事發前數月，兒子與一般高中少年無異，總會跟她訴說日常。但自好友輕生而去，又歷經失戀打擊，兒子開始情緒有異。一次，青蘭帶著失眠良久的兒子看醫生，怎料醫生一句「佢精神病呀！」使得兒子諱疾忌醫；自此，他的身體每況愈下，一時在家裏大叫，一時自言自語；清醒時，總會問她，「媽咪，我這樣會否令你們很辛苦？」後來，兒子因身體轉差而入院，在那一個月裏，他終日精神恍惚，醫生也無法斷出病因。在申請回家跟父親慶祝生日後，他就在家裏離去了。

自此，青蘭在家中看到兒子的物品：他的電腦、書桌、床，或那扇窗，帶著兒子氣息的一切，薰得她淚流不止。那些回家的路，每一塊磚石，都撲滿兒子和她的影子，映著光，刺得她淚眼模糊。那架昔日載她們往來家校的巴士，她老遠看到便已垂淚。

事發後半年間，青蘭以藥控制抑鬱情緒，往後被社工轉介至家屬支援小組，聆聽同路人如何回憶至親。當哀傷自記憶的幻燈片上褪去，她始發現那些回憶不再刺淚，於是鼓足勇氣，嘗試接近那個曾經灼燙她心神的世界。她重回母子二人熟悉的舊地，甚至走上那輛往日天天搭乘的巴士。當車子行經故居時，她依舊流淚滿臉；然而她知道，自己與兒子，更近了，「我現在會想，以前我跟仔仔一起走過這條路，心裏掛念，也覺安慰，想著，仔仔還跟我在一起。」

學習轉化回憶的，還有沛芳和區長。談起兒子，沛芳便慎重地打開面書，點出兒子的相片掃看，「初時我不讓人家放他的東西在facebook，現在我把所有的相片都放回去，我想別人看到他這個人，多好。」每年兒子生辰，還有不少好友在他的面書留言，祝他在另一片天地，快樂遨遊。

而區長，則把妻子的物品和為她所拍的照片，一一收攏床底；她的衣服，原封不動的曬在衣櫃裏，就像記憶，不一定要展開，藏在時間的抽屜內，也許更歷久彌新，「當你一按這個資料庫的開關，所有清晰得不得了，內容半點沒少，只是你在不同時期觀看會有不同心情。現在會心裏較落定，能抽身觀看，但一樣清晰。這些記憶在心裏永不褪走。」

與哀傷相處的法則

哀從口，哀至盡處卻口空無話。

言說，需要時機。韋賽姬說，有人喜歡傾吐剖白，有人選擇慢慢自癒，「做哀傷輔導，我們不是強行刮出他的情緒，而是他說多少，我們就承載他多少的壓力和不快。這樣才能讓他好像倒水一樣倒出來。我們不知道他那杯子、那傷口有多深有多闊，我們是否能全部處理？不然把哀傷全刮出來，他可能會比以前更受傷。所以哀傷輔導要慢慢來，他能告訴你多少，就盛載多少，讓他在舒服的狀態時做這件事。」

哀傷是一種語言，無法以言傳盡，必須心會；倘若相通，卻有一種透心的親近。

青蘭說，家裏有人輕生，外界看來只覺不祥，雖然親友並無此念，但彼此不會刻意傾談，只因箇中心事不為外人道；而丈夫生怕勾起傷心事，更是絕口不提。直至青蘭開始在組裏認識經歷相同的組員，才學習到如何傾吐哀傷，與它相處，「初初自己一個人想，愈想愈傷心，愈傷心愈哭，一鑽進去便愈來愈低落。你要說出來，不能憋在心底裏，現在的我會懂得抽離。」

在小組九年的沛芳，依然在練習訴說哀傷的方式。她說，自己是一顆外表亮麗的果子，但皮下卻滿目瘡痍。直至最近一兩年，她才敢跟社工剖白父親輕生的往事。年月的傷痛焠煉出勇氣，這幾年，她跟著社工去探訪同路人，講述自己的故事，感勉烙著相同創傷的人，努力成為他人的安全網。直至今天，她仍每個星期拈著不同食物，探看兒子，「山上的阿姐個個都認得我，她們問我為何整天來，我說，放唔低有乜辦法（放不下有什麼辦法）？」沛芳笑笑，淚痕濕了又乾。

這些年月，韋賽姬一直相伴家屬身旁，看著哀傷的輪廓蛻變成別的模樣，「每個人處理哀傷的方法、步伐和時間各有不同。有些人一年半載就克服了，但有些人可能在哀傷裏兜轉很久。但我們不要將他和別人比較，當他有這種感覺時，要告訴他每個人都不相同，即使哀傷是類近的，但大家有各自的自癒和克服過程，不用比較，只要他覺得那狀態最舒適，就是最好的。」

從初次參與聚會，到第一次開口說話，區長花了兩年時間。初時，他總是瑟縮角落，一聲不響，只是聽聽看看，待時間到了便離去；沒人能想像，他能變成今天這個幽默大叔。我問他，你那兩個老朋友——孤單和寂寞還在嗎？「還在喇，但比以前好。初時的確很討厭他倆，一打開家門就看見他們，幸好兩人不跟我外出。現在，我們各自修行，他們自己交流，看看電視，不會煩我。」

自太太離世後，區長便開始學習她的行為品性，「心底有個潛意識去延續她那種，愛。克制一下自己的脾氣，嘗試做一些以往不會做的事，例如請人家食飯，慢慢改。就似贖罪，減輕自己的自責，希望自己對得起她，希望她看到我的改變，在上邊不那麼勞氣。」「為何內疚？」「 不知道，但的確有。這個內疚感以後都會有，即便十年後你再問我，也不會消失。只是藏在心裏，很實在，拿不走磨不掉。」

對於往事，區長不再介意坦承於人前，卻不會主動提起，因為總念及妻子意願。早前他接受電台訪問，其後被義工組織的成員認出他來；多一個人知道，他覺得是個契機，「他們知道後，跟你說話時會令你覺得柔軟了，輕鬆了。」每一次訴說，恍如「出櫃」，必須先衡量對方是否願意傾聽，以及他／她能否有足夠的生命能量承受生命的重量： 「現在我會嘗試告訴別人，前題當然是我覺得他們有能力理解。自己覺得，多個人知道，就多個人了解你，那個籠便不會那麼窄小，不再只有腳下那幾寸，卻是可以拉闊幾尺，通往你那邊去。」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沛芳、青蘭和區長均為化名；端傳媒實習記者譚德恩對本文亦有貢獻。）

註一：根據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於2016年11月發表的報告，2013至2016年3個學年裏共有71位學生輕生；而據端傳媒編採部計算，2016至2017學年最少有35位學童輕生。

註二：E Clark, S., & D Goldney, R. (2000). The impact of suicide on relatives and friends. Th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suicide and attempted suicide, 467-4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