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观：躺床15载，他的最大幸运

一岁的脑瘫病患躺在床上，呼吸机很吵，她却睡得很熟。“她是有需要才入院，还是接下来都要长期留院？”我问。医生回答：“她从出世起就没出过院…..这是文化差异。在这种情况下，高加索父母往往更愿意拔喉。至于华人父母…..”

15岁

一个病人躺在床上，浑身上下只有眼珠子动来动去，对我们的出现毫无反应。我们围在他的床边，专心地抄笔记，不作其他想法。这并不是麻木，只是一种Specialization；不工作时，我们可以是喜欢无病呻吟的文青，但工作时，我们的职责是使病人好过一点。就像血统最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会在快餐店买早餐时不断在默念“眼前的店员姐姐不只是店员，她也是人，有自己的感情、目标与家人，我们要拒绝异化……”，而不是考虑要点什么餐。医院并不是让受薪者感怀身世的地方。

“你们觉得他多少岁？”医生问。

我们翻翻病历，噢，15岁。我还以为他要更年轻一点。

“你觉得他的病是第几型呢？”

我抢答：“第二型，因为第一型患者通常在两岁前就过身了。”

“嗯……世上总有例外的嘛。他就是非典型的第一型患者。”医生续问：“好啦，既然他已经15岁了，为什么他的智力似乎没有到达15岁的程度呢？你知道，患者的智力通常正常……”

那一刻，我忽然有种晕眩的感觉。就像徒手捧著一碗刚煮好的面朝餐桌前进，一路上只感到饥饿，快到达餐桌的那一刻，才忽然发现那碗面烫得无法忍受，痛入指骨。

曾经接收过的无温度文字信息，在现实面前开始烧灼。一直在潜意识下被隔绝的过份同理心，如同越过堤坝奔腾而下的洪水：如果我以目前的心灵状态，像这样躺在床上，15年——

我为他的智力缺陷感到无比庆幸。

1岁

另一个病人比较幸运，只有一岁。因脑瘫躺在床上，呼吸机很吵，她却睡得很熟，我们怎么折腾也吵不醒她。我想问一个问题，却踌躇著难以启齿，最后问了一道非常迂回的问题：“她是有需要才入院，还是接下来都要长期留院？”

同学们投以惊诧的目光，因为我问了个笨问题。医生也失笑道：“她从出世起就没曾出院。”不知道是他读出了我的本意，还是单纯的有感而发，他又补充道：“这是文化差异。在这种情况下，高加索父母往往更愿意拔喉。至于华人父母……”

虽然社会一直提醒我们Don’t judge，但一个人是不可能不judge的。我们不可能，也不需要逃避道德直觉。所谓Don’t judge，不过是一种自省工具而已，不断提醒自己：一、不要把自己的判断宣诸于口，以免伤害他人；二、因为自己没有perfect information，所以判断未必正确。

是的，世界上没有人会有perfect information。就算是深爱孩子的父母，不管他们有多爱孩子，山那么高的爱，海那么深的爱，时间般永恒的爱，他们也永无可能感受挚爱的孩子的感受，一天二十四小时和褥疮同床的感受，四肢不属于自己的感受，生存的感受。

为孩子作出生死的抉择，名义上是当孩子的代理人，实际上却反映父母的人生观。那些悲观的、软弱的，认为生命充满痛苦的父母，自然不忍让孩子受苦。那些乐观的、坚强的，认为生命是神圣的、是命定克服挑战的父母，也会要求孩子同样地坚强。
是不是每个有病的孩子都在受苦，我不敢肯定。是不是每个孩子都那么坚强，应该那么坚强，我也不肯定。

答案？

我曾看过一套非洲大草原的记录片。狮群狩猎时，喜欢咬断猎物的喉咙才大块朵颐；鬣狗却不费心处理气管，猎物一倒地，他们就直接扑到大肉块上开餐。

在记录片中，一只被鬣狗群追捕的水牛前腿骨折，不支倒地。鬣狗群随即扑到她臀后，争相撕咬她的屁股。她还没断气。鬣狗们咬下大块肌肉，可以猜想他们的吻部将从这道缺口长驱直进入她的盆腔。她前腿跪地，头部扭向摄影机的方向，不住地悲鸣。

这么多年过去，我一直无法忘记这幅画面，她黑色的双目鲜明如同烙印。生命是痛苦的。这就是我的注解。

我成长的过程中，又发现了生存之痛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

历史中，许多人想活，却在绝望、痛苦、悲愤、迷茫中死亡，最终化为死亡数字流传青史。历史下，许多无名的小人物莫明其妙地被生下来，没有人爱，没有人尊重，然后莫明其妙地死去。来到信息年代，他们的故事或许会被写到社交网站上，换来一些like，一些转发，一声叹息或者一丝心痛，and that’s it。

病者不被时代或意外折磨，但出问题的却是最亲密的身体：人生从核心部份开始崩塌，世界对你那么友善，亲人朋友都乐意见你活著，身体却自顾自地腐朽，让你的愿望从“活下去”变成“不要再痛”。也有些人身体没问题，心却生病了。病者告诉我，觉得死了就不用面对人生了，我好想睁大眼睛高声应和，“是的，我明白的”，自杀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问题从来不是问题本身，而是生存本身，我都明白的，生活有多么的痛苦，人生又有多么地不堪忍受——但这不是正确答案，起码不是试卷上会出现的那种标准答案。

Don’t judge。我不能论断让生病的孩子继续生存是不是对的、道德上正确的。痛苦如此切身，我不可能用那种康德式的、密尔式的纯粹理性效益去做出道德判断，我只能回答，生命是痛苦的。生存就是痛苦。这就是我的答案。

（病房笔记之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