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华》影评：性感与暴力的历史写作，最终在中国成了政治事件

大调性抒情中，爱情支撑了这个故事

《芳华》拍成了，在多伦多电影节做国际首映，冯小刚没去，只在影片放映前的录像跟观众打招呼。他坐在画室里，上身短袖红T恤，下身穿一条很短很居家的蓝黑裤衩，穿着和说话一样随意。

《芳华》根据严歌苓的小说改编，小说作者本人担任编剧。据说这个文学作品是应冯小刚要求订制。就我的阅读经验来说，小说的语言不是很美，感觉比较水，不像我经常读到的那种好的文学语言，结构安排上好像也有点零散随意。当然，也可以说作者放得开，结构安排自由。

电影给我的阅读经验比小说要好得多，视听语言和故事安排很顺畅，画面绚丽唯美。

朋友开玩笑时会说《芳华》是年龄测试卡。如果你对那里头的时代故事和环境情景都发出无障碍的会心一笑，那说明你很老很老了。根据笔者数年前的研究成果，女文工团员、女护士、国民党女特务是老干部和我等耄耋老男人的三大性幻想对象。在历史上的内战时期，女学生也一度上榜。

也有人说《芳华》是老年版的《致青春》，弥漫着对某些痛苦荒唐年代的回忆，发出些许对青春的感叹，飘洒些对逝去年代的迷茫。

但是，对爱情的思考和诗意渲染超越年龄，超越时代，超越意识形态，具有普遍永恒感染力。

支撑《芳华》整个故事的，营造了最有力的感情高点的， 是作者对爱情的观察体悟。用美好的演员形象、娴熟的视觉表现章法，冯小刚写出了爱情撞墙的那种冰寒刺骨的痛感，写出爱情中被误解的无奈和角落中的独自呜咽，写出了昨日温情不再的那种撕心裂肺的无声悲鸣。

曲终奏雅，是刘峰与何小平劫波渡尽的温暖真爱，看到他们两人那份迟到的相互依偎，许多观众会瞬间在心里发出赞叹，为这两个自由灵魂的拥抱而说一声“真美好呀”。这两人静谧温情的拥抱具有致命一击的感人力量，扫去了那些回首当年的感伤。这是编剧和导演参透爱情真谛之后的风轻云淡式抒情，是朴实而击中神经中枢的爱情陈述。

《芳华》的主要演员中将升起几颗明日之星。文工团角色的群体中，且有那么几个盖过当年的巩俐、轻松碾压范冰冰的小女孩。在这里，人体的美、容颜的美、舞蹈的美都十分自然、无痕迹地与历史陈述和情感归属、价值取舍融合在一起。意识形态成功征用了美感，完成对红色记忆的书写。写的是记忆，说的却是当下。自由意志掌控的伦理情感，或许也会与人体和艺术形式的美感两情相悦。音乐舞蹈的形式美感，爱情温情和爱情纠结困境的真实呈现、优美呈现，在《芳华》里如珍珠散落、不时闪光。

吸引力蒙太奇：性感观赏与暴力美学

用文工团员的故事，导演串连起舞蹈、音乐的唯美场景，串连起优美、性感的人体展现。

当然这种唯美或者漂亮是在某一个风格领域，某种趣味的方向上被辨识，被享受。从视觉处理上说，影片大量使用饱和色，倾向使用原色的画面。这就是文革中宣传画的色系和色调，这类色彩处理目的明确，具有比较强化的视觉冲击力。舞蹈优美，舞美设计讲究夸张、唯漂亮是尊，音乐走大调性，偏重抒情。

在《芳华》中，优美的人体，舞蹈的形体构成了大量夺目场景。这些女孩优美面容和柔美舞姿与黄轩青春男性面孔、健美的男性躯体彼此穿插，交相辉映，构成了性感观赏的丰富完美对象。

只要有风格需求，这种经过加工的文革色调和宣传队舞蹈场景有永恒的魅力。其中许多就是有趣味的形式（Significant Forms克莱夫·贝尔）。

影片有许多地方设计了醒目而有力的吸引力蒙太奇，非常强烈地指向了特定主题。吸引力蒙太奇以前被翻译为“杂耍蒙太奇”，是爱森斯坦为宣传美学做出的开创性发明。《芳华》中，表现毛泽东先生逝世，是用一块黑布铺天盖地以慢动作从空中缓缓降落下来，盖住了文工团门口那巨大的毛泽东画像。那幅毛泽东画像本身也是一种经过视觉夸张唯美处理的吸引力蒙太奇。它的视觉风格颇为强化，那是红漆做底，画左是和蔼微笑的毛泽东侧面像，右上角有党旗的标识：镰刀斧头。说它是杂耍性处理，因为其实文革当中不大见到这种把毛泽东像与党旗合二为一的画面处理方法。在《芳华》这里，黑布从天而降遮盖住毛泽东画像似乎是传达出一种悲怆之情，那似乎是发自肺腑的一声叹息。这或许是中国普通老百姓当时的哭号声的视觉翻译：天塌了。

在影片后面，文工团大院门口的毛泽东画像被换成了巨幅可口可乐广告，依旧是巨幅画面，依旧是大红色基调，这两个形象都是安迪·沃霍尔画过的。根据我对安迪·沃霍尔做的人格侧写（profile），他也是陶醉于毛泽东的恣意挥洒语言，被毛泽东的形象所倾倒，被毛的权力感和强力破坏规则的势头所慑服。

如果与《芳华》的叙事结合看，这些毛泽东巨幅画像与青春浪漫，与那份对文工团集体的不离不弃归属感可以互文阐释。这些构图强化、色彩炫丽的叙事氛围和影像肌理让导演的写作带着浓重的抒情，多少带着几分憧憬，崇敬，带着几分荡气回肠的惆怅和青春好美的激动和豪情。

冯小刚在片中苦心经营的六分钟中越战争场景是点化影片舞蹈场景、平衡影片中女性格调的阳刚段落，是暴力美学的华彩乐段。这种暴力美学的重要源头也在爱森斯坦那里，他的《波将金号战舰》中奥德萨阶梯大屠杀是暴力美学的重要滥觞源头。但是，冯小刚这段着力经营、一镜到底的高难度连续拍摄或许为影片惹来祸端。据我所知的不可靠消息，导致影片被叫停的原因就是这段越战场景，说是怕勾起那些越战幸存老兵的往事回忆和现实诉求。

从形式上看，这段暴力美学有小小的怪异生硬，观众只能看到刘峰等人在炮火枪弹中死伤流血，没看到火力凶猛的对方是谁。艺术文本的罅隙往往显露出作者心理上的纠结、难言。

同样是吸引蒙太奇的动作剪辑与设计场景，韩国电影《逆权司机》中军队射杀学生的血腥屠城场景也许就不会让观众感到生硬。因为它的场景与相对可知的历史真实相符合。金四福顿悟，掉头返回死亡之地的那一把方向盘猛拐，出租车司机们奋勇阻挡军用吉普的碾压，这种行动貌似不可解释，却正好让我们看到某种具有明确的超越外在功利动机制约的抉择，看到出于个体自由意志的行为。这种行为恰恰具有犬儒主义们所痛恨和习惯于讥讽的道德制高点。

体验《芳华》中的性感场景和暴力美学，也必然有这种现实联想和对人的自由的考量杂糅其中。

禁止放映：写作的年代与怀旧的禁区

《芳华》是一个艺术品，但是，跟许多艺术品和艺术行为、行为艺术一样，它在中国成了政治事件。2017年9月29日本应该是《芳华》在中国上映的日子。但是，在此前几天，各个影院和网站忽然取消了订票，冯小刚导演与几位主演泪洒路演现场。

这时候某位广电总局审查员出来说他们已经审查通过“发放了龙标”。他还特地说明他们已经准许发行，禁止放映与主管部门广电总局无关。

在多伦多冬日花园影院的大屏幕上看冯小刚的《芳华》。影片开始，首先看到片头飞舞的金黄色龙标，下方的汉字注明：（故审字518号）这个龙标表示本片审查通过了。不知为啥，这龙标在这里飞舞，就带有几分违和，有点生分，看到它就顿时生出一种间离感、一种怪异和幽默感。

《芳华》的文本在暴力呈现和历史氛围的呈现上有裂缝，在作者编写的故事中显出些许惆怅和迷茫。或许，在这迷茫情绪的底层，是对痛苦记忆的进行加工来达成心理保护，是作者那些不可回顾的无奈、是不许辨析、禁止反思而带来的压抑和不知所措。

《芳华》故事里的爱情关系受历史环境的影响很大，而与人物之间的情感变化、关系纠葛关系偏弱。刘峰拥抱林丁丁，在正常一点的年代只是追求误会，在文革中却是弥天大罪。所以这个作品不是青春片而是历史题材作品。这是今天的历史写作，是为了今天的历史写作。

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导演们不这样写历史。在1980年代，我们看到的是《红高粱》《盗马贼》《老井》，即使在1990年代初，我们还能看到《霸王别姬》《活着》《蓝风筝》。冯小刚导演在那时候积极参加《编辑部的故事》，导演的作品是《一地鸡毛》《我是你爸爸》《一声叹息》这类电影，那些作品大多是王朔文化的电影衍生，内在意蕴总是在调侃和解构主导文化。听着那些名字，就觉得它们得不到政府奖项和大牌电影专家评选的金鸡奖。

今天，许多中国艺术家的作品都具有早发性老年失忆症的特征，其症候是远期记忆清晰，近期记忆缺失模糊。要做心理分析，那是趋利避害的心理保护，是艺术创作时有意进行的现实规避和现实切割。

于是，我们看到《芳华》中红歌嘹亮，这是记忆，当然也是现实规定的怀旧内容和怀旧方向。

间歇着也营造些集体主义的归属感，文工团要解散，旁白说大家都舍不得这个集体。于是，全体都喝醉倒在桌上地上。《芳华》也穿插对外战争的暴力美学。《战狼》是暴力美学包装国家主义，点缀一点经过改造的拆迁故事来应和大众心底怒气。《芳华》也有抒发悲情，为弱势群体发声诉冤情的类似桥段。退伍后，刘峰去拉三轮车，市场办公室的人扯掉了他那根假肢，昔日文工团的女兵出来怒斥这些小小管理者：“操你妈，你们居然敢打伤自卫反击战中失去臂膀的『战斗英雄』！”

历史叙述与道德律令

面对《芳华》这类处理历史的文艺作品，我们永远遇到两个互相纠缠、不易区分的问题，这就是如何在历史陈述和道德评价两方面都做得对。这里我想回避用“平衡”这个词。因为这两者不是一个此消彼长、需要互相兼顾的、搞好比例关系的问题，而是每一个方面都需要严肃把握的问题。

在我看来，历史资料有其现象学上的存在意义，历史真实情况有其客观性可以把握。在相对意义上，历史是可知的。但是，对这些所谓“不完全的”“主观选择的”“任人打扮”的历史事实进行艺术叙述必须有道德评价来把握。这个道德评价就是以康德关于自由的人定义为标准。如何评价一个人在历史中的行动，就是看他的这个行动是否排除了外在强制因素和功利因素，根据自己内心的那种绝对道德律令做出的行动。

在《芳华》中写到一个人在中国对越南战争的行动，在《邓寇克大行动》《舒特拉的名单》《血战台儿庄》这些战争作品中写一个人的行动，我对其行动的情感和评价就是会有所不同。对于那场对越南的战争正义性究竟如何，在这部作品中就是语焉不详的。对于一个人参加战争的行动，在道德评价上是需要仔细琢磨的。

我们在面对《帝国毁灭》这样的片子里戈培尔的忠诚、勇敢（自杀和杀死家人）也必然带着一定的道德标准来评价。

影片主角刘峰是一个好人。“勇敢”“为了他人而牺牲”这些美德有超越历史的价值和魅力，已经具有了一种抽象超越的，纯的形式意义。但是，我们同时会对人物做出更高的判断，在自由的人，人的自由的意义上的评判和审视。同样是参战行动，同样是勇敢，我对刘峰和《邓寇克大行动》里道森船长的评价是不一样的。道森是出于一种自由意志的选择，出于具有清醒历史认识和善恶之辨之后的选择。他看到儿子关起怕死士兵后轻轻的一句“放他出来”都显得那样有道德力量。而刘峰上战场，当然很勇敢，也显示出个人的美德，但是在一个更高的自由的人意义上，我们对他也会做出某种考量和评价。如果刘峰有更多的个体自由，就会有更多主体性，更多的历史自觉。如果刘峰能够按照自己的自由意愿行事而不是简单地接受命令，不知道他是否愿意到越南去打仗。价值悬空有时会导致语言的模糊。在影片的中文字幕中，写的是“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而英文字幕是中性的陈述“中越战争开始”。

同样道理，我们对《芳华》中那些文革中的抒情、美德，对那些场景和情景、情感的怀旧也必须放在自由人的标准下来考察、认识、呈现，它们具有自由选择的意愿和能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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