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你的病人至亲，你会怎么选择？
或许这样说不太公平，但在我眼中，ICU（深切治疗部）医生几乎等同死神使者。这倒不是说他们与死神有甚么枱底交易，只是他们突如其来的造访往往都意味著某位病人生命垂危。那天早上我回病房开工，看到ICU医生在病房内游荡，一张病床外围上粉红色床帘，几位护士从中进进出出，便知道大事不妙了。
我坐了下来，从我上司和护士的对话中疏理出事件大概：年迈老妪因小病入院，本来病情不重，一个小时前却突然心跳停顿，抢救成功，目前已插上喉管协助呼吸。ICU医生接获咨询，与家人商谈过后，决定不把她送进ICU。
“真没想到她还能被（心外压）救回来，现在还要这么精神。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情况。”护士满脸惊讶地说，然后又摇摇头。我那时还不懂摇头的含义。
“她不舍得离开呀。”我的上司瞪圆一对杏眼：“她老公太爱她啦！”
“这样的，每年的这个时候，怪事都特别多……”护士说。
“好啦好啦，”上司笑著打断她：“你不要吓Houseman（实习医生）啦，她一会还要把病人送去呼吸加护病房的。”
我掀开床帘，趁著推病床的工作人员到达之前，先看病人一眼。我经历过一两次成功的心外压，那些病人在心跳恢复前后的唯一区别，就是有没有脉膊而已，我很好奇一个心跳甫复苏的人，到底可以有多精神？
躺在床上的这个老婆婆，闭著眼睛，嘴角处伸出一根塑胶管，与嘴唇相交处被胶带黏好。除此以外，我想不到如何描述她，她看起来就和其他病床上的病人一模一样。我见到这样一个老婆婆，如同同时看见过往所有我见过的老婆婆。
我小心翼翼地走近，说：“婆婆……”她枯稿的眼皮略略打开，露出两条细缝，眼白与眼珠，像显微镜下植物细胞的气孔。我的内心涌出莫名的兴奋，摸索她在拘束带底下尚且自由的手，得寸进尺地将食指伸入她左手指间：“你试试抓紧我的手指。”我感到一阵轻微的握力，很弱，但确实存在。一种奇妙的感受油然而生；我猜在产科工作的同事大概每天都感受得到，但这于我可是千载难逢的经历，是赞叹生命奇妙的神圣感受。既然她在鬼门关前走了一趟、又被我们自鬼门关前抢了回来，她便是新生的了，是需要重新扶养的老婴儿，是我裹著尿布的欧苏拉。
她那自由的手要拔喉
我们一路护送她到呼吸科加护病房，她的神智维持稳定。工作人员帮她解开拘束带，打算将她移去新病房的床上时，她还能举起手臂，往自己脸上凑。
“你看她好精神，”我一派天真烂漫地说：“还会举手。”
此话一出，护士们一片哗然，接下来便是手忙脚乱地压紧病人右手、按紧气管内管，并指责我：“她刚刚想拔喉，你还有心情看戏？”
我再次看见那位婆婆，已经是几天后了的事情。其时病历上已挟好一份“放弃急救同意书”。我走进隔离病房，打算帮她抽血，刚好碰上探病时间，病房里已有三位家属。我向他们解释：“现在我要帮她抽血，裤子要脱掉，所以麻烦你们回避一下。”
其中两位边应声边往后退，但还有一位公公攀著床栏背对著纹风不动，我便再重复一次刚才的话。
公公没反应，开口回应的是另外一位家人，笑著告诉我：“他是她老公，没关系吧。”
难道不正因为是夫妻，所以才更不应该在他面前解开婆婆的尿布吗？无论如何，我见公公攀著床栏，猜想他走路不方便，便点点头，然后以较大音量说：“……我现在拉上床帘，你小心点。”
不知道他有没有听到。我拉上床帘，提著针筒走到公公面前的床侧，以眼神与他打个招呼，再覆述一遍台词后，才解开尿布。
抽血时，我嚷出自己的老台词：“痛不痛呀……”话一出口，我忽然想起病人已经插了喉管，没可能回答我；其实不回答也不要紧。我在沉默中抽完血，左手拿纱布按住伤口，右手伸过床栏抵达她在拘束带底下尚且自由的手，伸出食指，字正腔圆并缓慢地吐字：“你痛吗？如果痛就捏我手指一下，不痛就捏两下……是两下喔，厉害啊，这么能忍！”
我一边调整吐息，一边黏好松开的尿布的一边，公公也呵呵地笑了，也伸手越过床栏：“呵呵，不痛不痛……”帮我黏好了另一边，然后用手轻扫婆婆大腿内侧，来回摩娑那枯稿、蜡黄、有如树皮的肌肤。
我离开病房前又回望一眼，只见公公仍在沉默中反复轻扫婆婆大腿内侧。我不合时宜也不吉利地浮现一个念头：要是我到了一百岁，还有人愿意以爱抚婴儿的方式抚摸我，那真是死也甘愿了。
几天过后，我找回婆婆的病历记录，补足自己的进度：家属在与医生商讨后，决定为病人拔喉，几天后病人逝世。至于拔喉后，病人有没有说过什么吗？记录上没有提到。
这些日子以来，我的脑海尤如被植入一个木马程序，每当我想起那位公公的背影，这个程序就会自动开启。
这个程序由一个疑问开始：救回病人，就只是让她多活几天，值得吗？
我在不同的病历牌上写过很多句“有需要时穿拘束衣”，当中不少是要使用呼吸机的病人，直到我走到他们床前，我才惊觉他们有多么清醒（说不定比正在当夜班的我还要清醒），见我走近会微笑，等我抽完血后会向我道谢。
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得为他们穿拘束衣，因为他们会拔掉呼吸机，完全清醒地、出于自由意志地拔掉呼吸机，像那个恢复心跳的婆婆，在鬼门关前走过一趟，双手得回自由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拔掉喉管。我想她一定好辛苦，只是另一边厢，夫妻携手走过几十年，连道别的时间都不给，实在太过残忍。
于是我会陷入两难，直到“木马程序”向我抛出另一道问题：如果是你的至亲，你会怎么选择？
在规则面前，病人和医护都不情不愿，又身不由己
这个问题会令我停摆，思绪一下子跳到另一个场景：清晨六点，我在床上挣扎起来，因为有病房急召我去帮病人打点滴。病人是命不久矣的末期患者，早就自己签好“放弃急救同意书”，血压低不用管，含氧量低不用管，但血糖低，得管。他好虚弱，找遍全身都找不出能用作打点滴的静脉，护士、我、抽血员一人占据一只肢体打点滴，他一路喃喃道：“你们别打可以吗？不要让我这么辛苦好吗？”我不知如何回答，只能在无言中继续推针。我无法理直气壮地告诉他，法律容许人因末期病死亡，却不容许人因为低血糖死亡。我和抽血员都是被护士传呼过来的，不可以不打。护士有其专业操守，不可以不打。最后我们三个人都成功了，病人身上一下子出现了三个能用的点滴。我觉得好抱歉，在场的四个人都不情不愿，又身不由己，说到底我们都没有选择，真是毫无办法。
这真是奇怪，我一开始的命题是“值不值得”，最后的结论却成了“毫无办法”。话说回头，值不值得这个问题归根究底是机会成本，Option Forgone，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好像没甚么机会 Forgo Options。当那位婆婆的心脏停止跳动时，没有人问过她想不想活下去；当医护人员开始帮她施加心外压时，没有人问过她愿不愿意接受心外压；当她恢复心跳时，也没有人问过她想不想继续活下去。一开始就没得挑，也就没甚么值不值的了。
人还是应该信“命”。相信一切都是命数早定，自己没办法做选择，会减少很多烦恼，很多懊悔。花是不问结果，该开的时候便开，该落的时候便落，流水顺著地势起伏亦从来不问终点，我想人也是如此，能道别的时候便道别，能放手的时候便放手，如此而己。
（病房笔记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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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