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13年新年后不久的一天，冬日里一个温暖的午后，在中文大学崇基学院附近的一个办公室里，胡露茜博士坐在我对面，以一个妇女基督徒，而不是民运先驱的身分陷入了回忆。
一开始很难将胡露茜这样一个瘦弱温婉的形象，与2003年那场史上最大规模七一大游行中叱咤风云的“民阵总召集人”这一角色结合起来。她声线细细地谈到七一游行的来龙去脉，在叙述中刻意躲避著一些光环，但在争议性的敏感问题上又绝不闪烁其辞。她的脸上始终挂著沉静的笑容，一任岁月的痕迹在眼角尽显，而眼底流露出的是随时间而来的智慧。
她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投身的“妇女争取八八直选”运动开始讲起，由此详解七一游行为什么成了一年一度、而不是偶一为之的公民行动——尤其到了2003年，以成功阻止“国家安全‘二十三条’立法”为标志的那场七一大游行，为什么会突然间爆发出50万人上街的规模。
“另类回归”：七一游行的出现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胡露茜从中大崇基学院读完神学出来，正值中英联合声明发表，香港社会处于历史剧变的前夜。身为一个年青人，人权、民主与自由这些价值早在她求学时代已经渗入骨髓；而作为一名基督徒，胡露茜在教会中耳濡目染的是要关心社会、要秉持公义。于是，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摆在她面前：将怎样预备自己，去面对回归、去回应社会的改变？
如何面对回归，对于香港人来说绝非一个抽象的政治议题。“当时香港的基督徒很多选择移民，因为中英联合声明出来后好得人惊（可怕）”，恐惧是因为回归到一个无神论的国度，而统治它的政党在历史上有打压迫害宗教自由的劣迹。是逃避还是留下来面对挑战？
胡露茜开始探求回归对香港的影响，以及国家认同与基督徒身分的关系。“我们是中国人，如果是在人权自由民主之下的回归，我们当然好欢迎。”
“我们要问，香港回归后，宗教自由能否得到保障？”为此，当时教会呼吁基督徒要关注社会，要与市民站在一起，共同面对挑战。神学院毕业的胡露茜，就这样积极投入到香港社会民主运动中。
一九八八年，胡露茜参与创立香港妇女基督徒协会，并回应当时社会上争取直选的讨论，与新妇女协进会联合，通过报章发出妇女支持“八八直选”的声明。这是香港历史上第一次有女性组织提出政制要求。胡露茜坦言：“争取直选是香港人早在殖民地时代即已经提出的要求，但如此感到落实民主的迫切性，确实是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
紧接著八九民运，天安门广场上爱国青年的热血，成为胡露茜及其志同道合者积极推动中国民主的又一动力。她有份发起成立“支联会”，并成为“支联会”第一届常委中唯一女性。“1988年与1989年的民间抗争力量的影响好大，让我看到，面对强大的政府权力，人民微弱的声音团结起来还是可以带来改变。尤其八九年的六四事件，给香港人一个警示，即必须善用自己身处的自由社会来出声。”
九七回归前两年，香港八个天主教与基督教团体未雨绸缪，开始在七月一日这一天固定组织祈祷会，让全港基督徒走到一起为香港前途祈祷。与此同时，胡露茜又参与发起在建制教会外搭建平台成立“七一联系”，进一步联系公民社会甚至全球公民社会力量来支持香港人，参与监督落实回归之后基本法对人权、自由的承诺，并在这一过程中联络起很多民间团体。
于是有了九七回归前夜的大雨中，在爱丁堡广场，立法会外，民间组织的“另类回归”。 “另类回归”提出的要求不止政党议题，还有民生议题如另类经济、劳工、妇女、新移民、房屋、及性工作者议题等，是全民关注点的总汇。
在此行动中，“七一联系”起到催化剂作用，组织起四十几个团体参与的“香港市民捍卫人权联合阵线”，将民间社会的不同组织串联起来。
“所以说，2002年民阵（民间人权阵线）不是突然间横空出世，而是香港的公民社会建设已经水到渠成”。
九七香港回归后，胡露茜决定先离开香港一段时间休息充电，于是去波士顿进修深造。2000年暑假学成归来后在香港基督徒学会当总干事，第一个面对的社会议题就是2001年港府针对法轮功推动反邪教法立法。
“那时我们学会包括我都对法轮功不认识，但觉得‘邪教’的提法好危险，虽然不是同一宗教，但事件影响到全港的宗教自由。”胡露茜开始请法轮功的朋友与基督徒团体、教会座谈，探讨反邪教法对香港宗教自由会有什么影响。
当时立法会有一个相关听证会，促使很多基督教、天主教团体再度联手，反对通过邪教法行动以胜利告终。“这一事件是个好重要的里程碑，不同宗教的人士走到一起捍卫宗教自由。这次经验直接影响到我们如何看待‘二十三条’，并认识到公民社会的建设可以跨越一些界限，各个群体之间要相互关注命运”。
回归之后的香港民间社会，表面波澜不惊，用胡露茜的话说似乎“淡静”了一段时间，但政党与公民社会的力量都在不露声色中集结，并将在转眼到来的2003年七月完成一次检阅。
2002年，“二十三条”立法山雨欲来。正在基督教学会做总干事的胡露茜，感觉到时局的逼切性，基于当年成立民间组织“香港市民捍卫人权联合阵线”的经验，她找到人权监察组织的罗沃启商量，又找来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的朋友，很快再邀约到大约30几个团体，坐在一起就时局交换意见，普遍感觉香港的人权状况不乐观，于是想联合起来做些实事。
民阵的应运而生
胡露茜的回忆中，对民阵成立的那晚“还邀请了胡红玉”印象深刻，尽管胡红玉与民阵的成立擦肩而过。胡红玉时任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主席，此前她曾在立法会议员任期内提出《平等机会条例草案》及《人权及平等机会委员会条例草案》，因此“请她（胡红玉）是希望能继续探讨成立人权委员会的可能性，及其对香港人权进步将产生的作用。”
2002年9月12日的这一场貌似随机的碰头会结束后，胡红玉先走一步告辞，留下意犹未尽的在座团体在最后几分钟做出一个决定：坐著等，不如起来行，一个新的民间联合阵线应运而生。
新成立民阵由胡露茜担任总召集人，并按照具体工作计划分成两个小组，一个是人权委员会小组，由罗沃启做小组召集人；另一个是针对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成立的应对小组，蔡耀昌做召集人。
“此后，由于政府硬推‘二十三条’立法，所以民阵很快将精力与资源都主要集中在反‘二十三条’小组上。”胡露茜强调民阵成立初衷里面“民间团体”的属性：“没有邀请政党——可能只有何秀兰（沾点边），因她是前线的——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想与政党完全合作，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位置，我们想要民间向度的，法律界、记协、人权组织，等等，我们以公民的身分分头做很多具体工作，如到学校、教会、劳工组织及基层社区组织做教育，推动大家关注‘二十三条’，对新闻自由、宗教自由的影响，深入浅出，也到外国驻港领事馆推介，发动民间力量发出反对的声音。”
在民阵发起反对“二十三条”立法的公民运动中，“教会、传媒界都很卖力，帮了大忙，因（立法）直接关系到他们信仰、言论的传播空间；另一方面，叶刘淑仪的积极硬推太令人反感，也激起了社会的反弹，连平时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生也开始关注‘二十三条’的内容。”
2003年七一游行于是水到渠成。回忆当天在维园的集会，胡露茜影响最深的是天主教与基督教一起搞祈祷会，“这种合一精神好难得，场面好感动”。随后在民阵的伫列中，基督徒团体出发时排在几乎队尾，困在维园几个小时，烈日之下大家相互照应，带水的分水给没水喝的人，水樽在队伍中传递，谦让来谦让去，这一场面亦令胡露茜记忆犹新。
那一天，从维园集合地点出来后，身担民阵总召集人重任的胡露茜按原计划搭乘地铁，以便先一步赶到游行终点政府总部接应。路面的游行虽然没有一步步亲历，但从游行的起点到终点，触目皆是市民扶老携幼的场面，人民成功发出了声音，表达了要求，“一扫过去那种面对现实的无力感”。
七一游行曾成功达至诉求
胡露茜总结说，2003年七一大游行的成功经验之一，是民间团体空前团结，能够放下“山头主义”。此外，50万人大游行之后，7月7日乘胜在中环举行民间民主集会，再一鼓作气于9日包围立法会，一方面给政党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开始与政党合作。
“（包围立法会）那晚气氛好紧张，因为里面立法会讨论的结果不知会是怎么样，外面包围立法会很怕万一僵持不下，会有事情发生”。她坦言民阵内部当晚都有策略上的分歧，作为召集人要去协调解决不少矛盾。
当时在立法会外集会的主席台上，计划主要是邀请政党的代表发言，请刚从立法会出来的议员来介绍里面讨论的情况。当时还不是议员的长毛（梁国雄），在台下也要求上来发言。“本来没有安排台下的人上来发言，但我就说都OK啦，只不过要有时间限制”。
结果长毛发言超时，民阵发言人蔡耀昌劝阻无效，二人在后面争执起来，成了当晚一个插曲。最终关键时刻，自由党田北俊将手中的一票投向了民意，“二十三条”临时搁置，外面皆大欢喜，给立法会解了围。
胡露茜认为，2003年七一大游行不但逼退了国家安全法对香港的一次进犯，而且还标志著一个建立于共同分享和团结的新社群在香港的诞生。胡露茜强调，七一游行的筹备过程是民间力量的集结，政党参与很少。言谈中，胡露茜时时流露出对政党政治保持的距离感。“政党需要拉票，受利益左右，所以公民社会建设要独立于政党。”
她觉得七一游行的成功关键不仅不在于政党，甚至也不在于游行的组织者民阵，而是参与游行的市民。“我好欣赏香港人识大局的判断力，紧要关头他们会齐心站出来。重点是平日，平日的功夫好重要，法律界、教育界、劳工界等等都各尽其责维护人权、争取社会公正，这些是公民社会的价值基础。民阵具备的是这样一个象征意义，而不是作为香港社会改革唯一推手。”
民间团体共享的平台
从2004年起，民阵组织的七一游行开始出现不同文化，每年有不同主题，由不同的民间组织带头打前站。不同团体开始有自己的街站，并逐渐形成各有特色的街站文化。随著七一游行成为一年一度的“指定项目”，组织工作也开始愈来愈成熟，路上开始安排补给、派水给有需要者。在游行必经之处，比如传道会的湾仔堂，七一当天专门提供厕所给游行人士使用。“公民社会守望相助的精神就在游行中培养与发挥出来”。
民阵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有时也会有分歧与风波。比如2005年游行决定由同志团体打头，一时在组织内部惹起很多人反对。“分歧出现，也是一个公民之间相互认识与学习的过程，比如后来工会团体就对同志不那么抗拒了。”提到香港社会对同性恋等边缘群体逐步展现的包容态度，胡露茜认为教会也有进步，虽然教会不能接受同性婚姻，但陈日君主教在平权方面的努力值得赞许。
民阵在胡露茜手上成功建立了召集人的轮替制度，她视此为香港社运文化的成功经验之一，“是民主精神的实践。”她说自己作为民阵最早的召集人，刻意不要被树立成为icon（偶像），并尽量给多些机会让多些人参与，“2003、04年还是我（做民阵召集人），2005年就开始换人。”
她说自己“发起这个组织，不等于我要独揽一切，不等于这个组织是属于我的。不要个人英雄崇拜。公民社会不搞个人英雄崇拜。”“这样才会有下一代接力传承，因为公民社会要平等要都有机会参与。”
她还强调，民阵这个社运平台不能制度化。“要小心，当一个运动成为建制化组织后，就会渐渐脱离群众。要坚持多元化表达与平等参与。”
“任何一个平台都可以消失，也可以重新搭建，”胡露茜以九七回归时组织成立的市民捍卫人权联合阵线为例，“在当时的确充分发挥了它的作用，然后成为历史。但如果接下来二十、三十年都是一成不变，就成了建制化的一件事，民阵同样要这样看待自己这个平台。”
胡露茜希望，民阵不会因曾经的辉煌而背上历史包袱：“现在很多新的公民运动也不靠民阵了，如反国民教育运动，是青年人自己走出来。民阵只要仍有其存在的必要，就继续发挥平台功用，但又不能包揽一切”，“不同年代不同人走出来，公民社会就应该是好活泼的；只要总是有人走出来，可以根据需要搭建不同平台。”
读者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