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13年新年後不久的一天，冬日裏一個溫暖的午後，在中文大學崇基學院附近的一個辦公室裏，胡露茜博士坐在我對面，以一個婦女基督徒，而不是民運先驅的身分陷入了回憶。
一開始很難將胡露茜這樣一個瘦弱溫婉的形象，與2003年那場史上最大規模七一大遊行中叱吒風雲的「民陣總召集人」這一角色結合起來。她聲線細細地談到七一遊行的來龍去脈，在敘述中刻意躲避著一些光環，但在爭議性的敏感問題上又絕不閃爍其辭。她的臉上始終掛著沉靜的笑容，一任歲月的痕跡在眼角盡顯，而眼底流露出的是隨時間而來的智慧。
她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投身的「婦女爭取八八直選」運動開始講起，由此詳解七一遊行為什麼成了一年一度、而不是偶一為之的公民行動——尤其到了2003年，以成功阻止「國家安全『二十三條』立法」為標誌的那場七一大遊行，為什麼會突然間爆發出50萬人上街的規模。
「另類回歸」：七一遊行的出現
上世紀80年代中期，胡露茜從中大崇基學院讀完神學出來，正值中英聯合聲明發表，香港社會處於歷史劇變的前夜。身為一個年青人，人權、民主與自由這些價值早在她求學時代已經滲入骨髓；而作為一名基督徒，胡露茜在教會中耳濡目染的是要關心社會、要秉持公義。於是，一個很自然的問題擺在她面前：將怎樣預備自己，去面對回歸、去回應社會的改變？
如何面對回歸，對於香港人來說絕非一個抽象的政治議題。「當時香港的基督徒很多選擇移民，因為中英聯合聲明出來後好得人驚（可怕）」，恐懼是因為回歸到一個無神論的國度，而統治它的政黨在歷史上有打壓迫害宗教自由的劣跡。是逃避還是留下來面對挑戰？
胡露茜開始探求回歸對香港的影響，以及國家認同與基督徒身分的關係。「我們是中國人，如果是在人權自由民主之下的回歸，我們當然好歡迎。」
「我們要問，香港回歸後，宗教自由能否得到保障？」為此，當時教會呼籲基督徒要關注社會，要與市民站在一起，共同面對挑戰。神學院畢業的胡露茜，就這樣積極投入到香港社會民主運動中。
一九八八年，胡露茜參與創立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並回應當時社會上爭取直選的討論，與新婦女協進會聯合，通過報章發出婦女支持「八八直選」的聲明。這是香港歷史上第一次有女性組織提出政制要求。胡露茜坦言：「爭取直選是香港人早在殖民地時代即已經提出的要求，但如此感到落實民主的迫切性，確實是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後。」
緊接著八九民運，天安門廣場上愛國青年的熱血，成為胡露茜及其志同道合者積極推動中國民主的又一動力。她有份發起成立「支聯會」，並成為「支聯會」第一屆常委中唯一女性。「1988年與1989年的民間抗爭力量的影響好大，讓我看到，面對強大的政府權力，人民微弱的聲音團結起來還是可以帶來改變。尤其八九年的六四事件，給香港人一個警示，即必須善用自己身處的自由社會來出聲。」
九七回歸前兩年，香港八個天主教與基督教團體未雨綢繆，開始在七月一日這一天固定組織祈禱會，讓全港基督徒走到一起為香港前途祈禱。與此同時，胡露茜又參與發起在建制教會外搭建平台成立「七一聯繫」，進一步聯繫公民社會甚至全球公民社會力量來支持香港人，參與監督落實回歸之後基本法對人權、自由的承諾，並在這一過程中聯絡起很多民間團體。
於是有了九七回歸前夜的大雨中，在愛丁堡廣場，立法會外，民間組織的「另類回歸」。 「另類回歸」提出的要求不止政黨議題，還有民生議題如另類經濟、勞工、婦女、新移民、房屋、及性工作者議題等，是全民關注點的總匯。
在此行動中，「七一聯繫」起到催化劑作用，組織起四十幾個團體參與的「香港市民捍衛人權聯合陣線」，將民間社會的不同組織串聯起來。
「所以說，2002年民陣（民間人權陣線）不是突然間橫空出世，而是香港的公民社會建設已經水到渠成」。
九七香港回歸後，胡露茜決定先離開香港一段時間休息充電，於是去波士頓進修深造。2000年暑假學成歸來後在香港基督徒學會當總幹事，第一個面對的社會議題就是2001年港府針對法輪功推動反邪教法立法。
「那時我們學會包括我都對法輪功不認識，但覺得『邪教』的提法好危險，雖然不是同一宗教，但事件影響到全港的宗教自由。」胡露茜開始請法輪功的朋友與基督徒團體、教會座談，探討反邪教法對香港宗教自由會有什麼影響。
當時立法會有一個相關聽證會，促使很多基督教、天主教團體再度聯手，反對通過邪教法行動以勝利告終。「這一事件是個好重要的里程碑，不同宗教的人士走到一起捍衛宗教自由。這次經驗直接影響到我們如何看待『二十三條』，並認識到公民社會的建設可以跨越一些界限，各個群體之間要相互關注命運」。
回歸之後的香港民間社會，表面波瀾不驚，用胡露茜的話說似乎「淡靜」了一段時間，但政黨與公民社會的力量都在不露聲色中集結，並將在轉眼到來的2003年七月完成一次檢閱。
2002年，「二十三條」立法山雨欲來。正在基督教學會做總幹事的胡露茜，感覺到時局的逼切性，基於當年成立民間組織「香港市民捍衛人權聯合陣線」的經驗，她找到人權監察組織的羅沃啟商量，又找來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的朋友，很快再邀約到大約30幾個團體，坐在一起就時局交換意見，普遍感覺香港的人權狀況不樂觀，於是想聯合起來做些實事。
民陣的應運而生
胡露茜的回憶中，對民陣成立的那晚「還邀請了胡紅玉」印象深刻，儘管胡紅玉與民陣的成立擦肩而過。胡紅玉時任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此前她曾在立法會議員任期內提出《平等機會條例草案》及《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條例草案》，因此「請她（胡紅玉）是希望能繼續探討成立人權委員會的可能性，及其對香港人權進步將產生的作用。」
2002年9月12日的這一場貌似隨機的碰頭會結束後，胡紅玉先走一步告辭，留下意猶未盡的在座團體在最後幾分鐘做出一個決定：坐著等，不如起來行，一個新的民間聯合陣線應運而生。
新成立民陣由胡露茜擔任總召集人，並按照具體工作計畫分成兩個小組，一個是人權委員會小組，由羅沃啟做小組召集人；另一個是針對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成立的應對小組，蔡耀昌做召集人。
「此後，由於政府硬推『二十三條』立法，所以民陣很快將精力與資源都主要集中在反『二十三條』小組上。」胡露茜強調民陣成立初衷裏面「民間團體」的屬性：「沒有邀請政黨——可能只有何秀蘭（沾點邊），因她是前線的——我們從一開始就不想與政黨完全合作，因為他們有自己的位置，我們想要民間向度的，法律界、記協、人權組織，等等，我們以公民的身分分頭做很多具體工作，如到學校、教會、勞工組織及基層社區組織做教育，推動大家關注『二十三條』，對新聞自由、宗教自由的影響，深入淺出，也到外國駐港領事館推介，發動民間力量發出反對的聲音。」
在民陣發起反對「二十三條」立法的公民運動中，「教會、傳媒界都很賣力，幫了大忙，因（立法）直接關係到他們信仰、言論的傳播空間；另一方面，葉劉淑儀的積極硬推太令人反感，也激起了社會的反彈，連平時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學生也開始關注『二十三條』的內容。」
2003年七一遊行於是水到渠成。回憶當天在維園的集會，胡露茜影響最深的是天主教與基督教一起搞祈禱會，「這種合一精神好難得，場面好感動」。隨後在民陣的佇列中，基督徒團體出發時排在幾乎隊尾，困在維園幾個小時，烈日之下大家相互照應，帶水的分水給沒水喝的人，水樽在隊伍中傳遞，謙讓來謙讓去，這一場面亦令胡露茜記憶猶新。
那一天，從維園集合地點出來後，身擔民陣總召集人重任的胡露茜按原計劃搭乘地鐵，以便先一步趕到遊行終點政府總部接應。路面的遊行雖然沒有一步步親歷，但從遊行的起點到終點，觸目皆是市民扶老攜幼的場面，人民成功發出了聲音，表達了要求，「一掃過去那種面對現實的無力感」。
七一遊行曾成功達至訴求
胡露茜總結說，2003年七一大遊行的成功經驗之一，是民間團體空前團結，能夠放下「山頭主義」。此外，50萬人大遊行之後，7月7日乘勝在中環舉行民間民主集會，再一鼓作氣於9日包圍立法會，一方面給政黨施加壓力，另一方面開始與政黨合作。
「（包圍立法會）那晚氣氛好緊張，因為裏面立法會討論的結果不知會是怎麼樣，外面包圍立法會很怕萬一僵持不下，會有事情發生」。她坦言民陣內部當晚都有策略上的分歧，作為召集人要去協調解決不少矛盾。
當時在立法會外集會的主席台上，計劃主要是邀請政黨的代表發言，請剛從立法會出來的議員來介紹裏面討論的情況。當時還不是議員的長毛（梁國雄），在台下也要求上來發言。「本來沒有安排台下的人上來發言，但我就說都OK啦，只不過要有時間限制」。
結果長毛發言超時，民陣發言人蔡耀昌勸阻無效，二人在後面爭執起來，成了當晚一個插曲。最終關鍵時刻，自由黨田北俊將手中的一票投向了民意，「二十三條」臨時擱置，外面皆大歡喜，給立法會解了圍。
胡露茜認為，2003年七一大遊行不但逼退了國家安全法對香港的一次進犯，而且還標誌著一個建立於共同分享和團結的新社群在香港的誕生。胡露茜強調，七一遊行的籌備過程是民間力量的集結，政黨參與很少。言談中，胡露茜時時流露出對政黨政治保持的距離感。「政黨需要拉票，受利益左右，所以公民社會建設要獨立於政黨。」
她覺得七一遊行的成功關鍵不僅不在於政黨，甚至也不在於遊行的組織者民陣，而是參與遊行的市民。「我好欣賞香港人識大局的判斷力，緊要關頭他們會齊心站出來。重點是平日，平日的功夫好重要，法律界、教育界、勞工界等等都各盡其責維護人權、爭取社會公正，這些是公民社會的價值基礎。民陣具備的是這樣一個象徵意義，而不是作為香港社會改革唯一推手。」
民間團體共享的平台
從2004年起，民陣組織的七一遊行開始出現不同文化，每年有不同主題，由不同的民間組織帶頭打前站。不同團體開始有自己的街站，並逐漸形成各有特色的街站文化。隨著七一遊行成為一年一度的「指定項目」，組織工作也開始愈來愈成熟，路上開始安排補給、派水給有需要者。在遊行必經之處，比如傳道會的灣仔堂，七一當天專門提供廁所給遊行人士使用。「公民社會守望相助的精神就在遊行中培養與發揮出來」。
民陣內部也不是鐵板一塊，有時也會有分歧與風波。比如2005年遊行決定由同志團體打頭，一時在組織內部惹起很多人反對。「分歧出現，也是一個公民之間相互認識與學習的過程，比如後來工會團體就對同志不那麼抗拒了。」提到香港社會對同性戀等邊緣群體逐步展現的包容態度，胡露茜認為教會也有進步，雖然教會不能接受同性婚姻，但陳日君主教在平權方面的努力值得讚許。
民陣在胡露茜手上成功建立了召集人的輪替制度，她視此為香港社運文化的成功經驗之一，「是民主精神的實踐。」她說自己作為民陣最早的召集人，刻意不要被樹立成為icon（偶像），並儘量給多些機會讓多些人參與，「2003、04年還是我（做民陣召集人），2005年就開始換人。」
她說自己「發起這個組織，不等於我要獨攬一切，不等於這個組織是屬於我的。不要個人英雄崇拜。公民社會不搞個人英雄崇拜。」「這樣才會有下一代接力傳承，因為公民社會要平等要都有機會參與。」
她還強調，民陣這個社運平台不能制度化。「要小心，當一個運動成為建制化組織後，就會漸漸脫離群眾。要堅持多元化表達與平等參與。」
「任何一個平台都可以消失，也可以重新搭建，」胡露茜以九七回歸時組織成立的市民捍衛人權聯合陣線為例，「在當時的確充分發揮了它的作用，然後成為歷史。但如果接下來二十、三十年都是一成不變，就成了建制化的一件事，民陣同樣要這樣看待自己這個平台。」
胡露茜希望，民陣不會因曾經的輝煌而背上歷史包袱：「現在很多新的公民運動也不靠民陣了，如反國民教育運動，是青年人自己走出來。民陣只要仍有其存在的必要，就繼續發揮平台功用，但又不能包攬一切」，「不同年代不同人走出來，公民社會就應該是好活潑的；只要總是有人走出來，可以根據需要搭建不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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