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防护罩
接着要谈到的是防护罩了，一般而言，愈内向和欠缺安全感的，便会建立愈多重的防护罩。
从以往的预科中国文学课中，我们得知楚辞中之所以多鬼巫思想，在于楚辞源于南方丘陵地带，常有湿气在山峦间形成氤氲之境，遂产生神仙腾云驾雾的联想。撇开神怪的联想，南方的湿气在古人眼中是所谓的“瘴疠之气”，是疾病的来源，如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所言：“五月万里云行，闻道云南有沪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可见五月盛夏时，瘴烟最重。湿润的空气本身无毒，但它能带动致病源蔓延，不用说远的亚马逊雨林易引发传染病，近的如2003年沙士疫情，据后来的调查报告显示，乃源于淘大花园天井内的气体动力带动病毒散布各层。
当时从北半球来港的英人自然难以适应香港的湿潮气候。苏子夏编于1930年的《香港地理——山海依旧风物在》指出：“山颠之温度与湿度，本与山下不一致。香港岛山顶区高处之温度，约比市区低八度，故尚凉爽，惟山顶区在高出海面一千英尺以上之处，在每年三四月间，常有层云笼罩，天色晦冥，反不若较低处之有明朗时较多。再向风山地之雨量，本较背风处为多，因此山顶区之向南部分，其每年雨量，比背风之域多利城多一倍。” （见苏子夏：《香港地理——山海依旧风物在》，香港：商务印书馆，1930年初版，2015年复刻再版，页40。）这令我们明白为何高官商贾于山顶区的房子，以集中在北面维多利亚港的山麓为多数，那是因为另一面山麓的雨势要大得多，也更为潮湿。
卡谬在《瘟疫》中描述疫症其实源自民众的无知，他们甚至试图若无其事当作没事发生，甚至不愿意改变一点儿生活的习惯。
当时华人则多聚居于港岛北面的山脚，环境狭窄，又没有适当的排污设施，结果在1894年爆发鼠疫。这次鼠疫，真的令人心生“新丰折臂翁”之惧，因其源头正好就是“有瘴烟的云南”。在1855年至1866年期间，鼠疫肆虐云南，并变成风土病，之后再肆虐香港。三十多年，夺去逾二万人的性命，死亡率达九成。这次鼠疫其后蔓延至全球，总死亡人数达一千二百万人。鼠疫就是所谓的黑死病，是一道生死屏障，它遏止了蒙古军这场“黄祸”从亚洲继续向欧洲蔓延。在当时太平山顶的官员眼中，那场鼠疫也是“黄祸”，不同的是那时是蒙古人以长胜姿态在侵略，是殖民统治者的角色；香港那次的“黄祸”却是在落后的东亚病夫社区爆发，是受殖民者得无奈接受的宿命。居于山顶的高官为了筑起第一重防护罩，在1895年把太平山街附近一带的土地收回，拆掉一大片民房，建立低密度的缓冲带，不准华人越过太平山街，这街以下的地区天天要洗太平地，山下的居民便成了卡谬《瘟疫》中给放逐的人：
因此，瘟疫所带给我们城市的一件东西，便是“放逐”。并且敍述人确信，他能为了大家的利益，在这里记录下自己的亲情愫。毫无疑问的，这是一种“放逐”之感 —— 一种永远不会脱离我们的内在空虚感，一种想要回到过去、或希望时间加速前进的不合理渴望，以及那些像火焰般令人刺痛的鲜明记忆回光。……永远总有么一个时刻到来——这时我们不能面对这没有火车会来的事实。……我们重又回到目前这座监牢中，除了“过去”，别无他物留下，纵令有人想去生活于“未来”之中，但只要他们一旦看见那甘于“幻想”的人所受到的创伤，便也很快地放弃了这种想法。
—— 卡谬着，周行之译：《瘟疫》，台北：志文出版社，1981，页81。
如果我将香港这场瘟疫，跟当时的政治环境连系起来看，便会发觉——香港是在1842年根据“南京条约”割让，九龙则是1860年根据“北京条约”割让，而新界则是1898年才租借给英国99年。换句话说，当瘟疫发生时，新界还未给强硬租借，这些殖民地官员还得继续设法吞并新界的计划，可说是给祖国放逐到疫区中的行动棋子，他们大概也逃不过卡谬所说的“内在空虚感”的煎熬，遂开始建立多重的防护罩，借此护衞空洞的心灵。四环九约的碑石，界定维多利亚城范围，规定华人活动不能超逾这道界线，是第一重防护罩的巩固措施。现在碑石上所刻的年份为1903年，而1900年八国联军则刚入侵北京，烧掉了圆明圆。不知有没有关联，在应对瘟疫期间，在港的华人一直对西医存在敌视，认为病人给隔离后，会成为解剖实验的对象，不愿合作。不少华人得病后，不愿意去诊治，如有人于屋内逝世，更会悄悄弃尸街头。衞生当局于是强行入屋检查消毒，激起华人社区的群情。卡谬在《瘟疫》中描述疫症其实源自民众的无知，他们甚至试图若无其事当作没事发生，甚至不愿意改变一点儿生活的习惯。当时的华人甚至刻意忽略和遗忘洗太平地对遏止疫情的重要。董启章在〈太平山的诅咒〉中更赋予这种因保住“太平”幻象而生的遗忘症以遗传的特质，祸延深远：
太平山的悲痛历史遂埋藏于卜公花园的鸟语花香之下，巨大的榕树锁住了死者的阴魂，祥和的根须驱除了腐败的气息，一切也正如此地的名字一样得到应验。自此太平就像瘟疫一样的蔓延，侵蚀着维多利亚城居民的记忆，并且把遗忘的症状遗传给后代，以至后来有人开始不相信太平山曾经是他们前人的家园，就像他们不知道全城最早的慈善机构东华医院的好些总理是鸦片烟商一样。其中只有少数人执迷于太平山的故事，但他们已经没法在地图上找到线索。
—— 见董启章：《地图集》，台北：联经出版社，1997，页104。
与其说维多利亚城的界碑围起了华人社区，不如说是高官商贾自我孤立的标示。沿着这道标示线，他们开始用医院和植物建立第二和第三道防护罩：“地图显示，山顶的医院系统相当严密，有正统医院、妇孺专用医院、军用医院。当年的鸟瞰图亦看到百年前山顶只是座光秃秃的石山，完全不是今日的漫山翠绿。……英国人进驻山顶后，开始移植外来植物，如用以遮荫的印度橡树、驱蚊的白桦树，绿化是后话，防病才是主因。”
—— 屈颖妍：〈山顶故事，由卢吉道27号开始……〉，明报副刊“心笔在妍”专栏，2014年5月9日。
就在三重防护罩之下，高官商贾以“天下太平”的幻想构建的未来，大概也不离黄遵宪〈香港感怀〉所描划的幻境：
沸地笙歌海，排山海酒林。连环屯万室，尺土过千金。
民气多膻行，夷言学鸟音。黄标千万积，翻讶屋沉沉。
—— 李小松选注：《黄遵宪诗选》，台北：远流出版社，2000，页39。
孙先生的“香港山顶大石说”相当切合本文的语境，如果说当时香港华人对山顶殖民官员的消极抵抗情绪是山顶滚下的大石，那么香港大学便是特别筑起在半山用以承托的护网。
黄遵宪曾于派驻海外期间几次途经香港，就在瘟疫爆发前后，但诗人笔下的香港已是纸醉金迷之地，现实与诗境的差距愈大便愈显出诗人内心的悲绝——自己既无力力挽狂澜于既倒，只好鞭挞香港这弃子在资本主义的鸦片中如何引致人心萎靡、世道败坏。黄遵宪倘泉下有知，看见现在香港的物业代理店面张贴的楼盘广告，标明尺价过万，不知会是慨叹自己的一语成谶，还是赞叹自己的一语中的？
之后1911年便爆发了辛亥革命，同年香港大学成立，可能因着要设法控制疫情和教育公众接受西方医理之故，大学将香港西医学院纳入大学机制，成为开校三个学院之一。孙中山在1887年至1892年间，即瘟疫尚未爆发前，曾在香港西医习医。在我的年代，〈中山先生的习医时代〉是初中必教的课文，其中的沉闷可说是当时的集体回忆。孙中山在习医时常跟同学说：“医生救人只几命，反满救人无量数；吾欲反满，吾此生舍反满莫属矣！”（见郑子瑜〈关于〈中山先生的习医时代〉〉，《启思生活中国语文》）第二版（中一上）教册，香港：启思出版社，2005，页教册1,7。这文是郑子瑜在〈中山先生的习医时代〉成了坊间教材的课文后特别自撰来解说文章的写作背景和手法。）孙中山之后弃医从事革命，矢志扭转时局，建立新政府，以救黎民于水深火热。革命成功后，先生回到香港大学发表演说道：“有些西人，亦曾向余问及，何以中国反正后乱事多过从前，吾祇答以缘故极多，现在革命事业只行了一半，譬如香港山顶，有一大石，由山跌下，至半途为树技阻遏，不能一直跌下，而树枝终有枯之一日，障碍物既除，大石自然跌到平地，吾所抱之宗旨亦如是耳。无论若何艰辛，一定要革命成功。”（ 〈孙中山于香港大学大礼堂（今陆佑堂）演讲〉，摘录自罗香林着《国父在香港之历史遗迹》，见“孙中山——伟人‧大学‧历史” 网页，网址：http://100.hku.hk/sunyatsen/address_CHI.html （2015年12月29日检索）此网页为“香港大学百周年”网站内容，其中所载的演说列明为1923年于香港大学的演说，但内容跟收录于《孙中山全集》第七卷，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页115-116的演说全文内容颇有出入。观乎网站内的行文，可推测网站所载为罗香林的报道，当中可能包括了除了正文以外，孙中山跟与会者的答问内容。）孙先生的“香港山顶大石说”相当切合本文的语境，如果说当时香港华人对山顶殖民官员的消极抵抗情绪是山顶滚下的大石，那么香港大学便是特别筑起在半山用以承托的护网。大学起初的三个学院，全是理工科研的专业，又容许华人入读，除了可借西方科技的领先姿态向华人子弟施以攻心之计，又可渐渐将护网变成华人上攀的社会阶梯，这样民间与政府之间的张力自然得以慢慢消弭。
在香港大学下方的西营盘山道，五十年代初为烟花之地，殖民政府为了开拓西环石塘咀一带，特别将湾仔的风月地移至此处，并将电车线西延。真的很难想像当时最高学府下方不远处就是烟花地，这好比将一叠白纸放在染缸边儿一样，如果是现在的香港，家长大概会先在网络面书上大搞一顿，制造舆论，然后再游行请愿吧？这种城市规划究竟是绝对信任学生的价值判断，还是为了反衬港大的超然域外，强化上流的欲望？无论怎样，听起来都强于将一些爱国意识或道德判断灌进学生脑袋中等待风干成型。当时的港大校园规模当然比现在小得多，只有本部大楼，五十年代给冠名为陆佑堂，是中世纪欧风的建筑。我时常觉得“陆佑”这名字真是相当适合用在校园建筑上—— 佑，本意是“帮助”，所以陆佑，字“弼臣”，号“衍良”。我们常说“辅弼”，古代君主年幼，都会有“辅弼大臣”，协助治理天下。教育的本意不就是辅弼年幼，蔓衍良知吗？这是时代的横向拓展，符合防护罩大覆广厦的特质。
港大校园后来不断发展，七十年代更兴建了柏立基学院的研究生宿舍，孔雀蓝的传统琉璃瓦瓴和栗棕色的门廊，掩映在树丛中可谓古朴又不失简约的现代感。诗人胡燕青就是在这里写出〈问夜空〉这首荣获首届中文文学创作奖诗组冠军诗作。胡当时以李贺诗为硕士论文题目，故诗中提及李贺沥血的写作模式，并以金甲虫自喻，觉得自己像李贺一样是上天拣选的宠儿：“我以夜空投来的金甲虫自喻，当时心中欢喜，就好像苍天已拣选了我。……如果我仍执持李贺的反叛与自卑，我永远无法臻至那自己构思出来的至高境界。”（见胡燕青：《日出行》后记，香港：山边社，1988，页123。）诗人望着瑰丽的星空，感悟到自己心中潜藏着澎湃的才情，思索如何驾驭，并炼出金甲虫一样的诗作，薰染人心。这令我想起小思的《承教小记》中开卷的第一篇就是〈不追记那早晨，推窗初见雪〉，整篇文章没有怎样谈雪，雪只是触发省思的景象罢了，作者因雪景而感叹四时流转之飞快，文末作者叹道，离开香港后，觉得自己老得真快。表面是因为香港四时不分明，想深一层，就是香港连天气也没啥变化的稳定，令自己常纠葛琐事，没有专注感受天理的循环，于是更难以感受到自己要“承”之天命。在日本，打开心扉，承接天籁，知天命以后，自然变得步履沉重了，而更觉自己老了。（见小思：〈不追记那早晨，推窗初见雪〉，《承教小记》，香港：华汉文化，1997，页1-3。）如果“衍良”是时代覆盖面的拓濶，那么“承”便是文化体统的延续。孙先生在港大的演讲中道：“深愿各学生，在本港读书，即以西人为榜样，以香港为模范，将来返国，建设一良好之政府，吾人之责任方完，吾人之希望方达。”由此看来，香港大学的建立不独是社会稳定的防护罩，更是给体内存有中华文化基因的知识分子打造一道开阔天穹，让他们仰望星空，传承天命，不用担心天空会在连天的炮火中塌下来。
香港大学现在犹在，但校园下方山道的欢场真的像烟花一样消散了，街道回复庶民风味，常言道欢场无真爱，难道情爱沾上了买卖的铜臭便注定变质？电影工作者吴昊的《塘西风月史》中的〈还清花债，妓女埋街美谈〉便记述了桃影和零零两段俨如电影〈风月俏佳人〉（“Pretty Woman”）桥段的香港现实版故事。两位都给富二代恋上，一掷千金替其赎身之余，更立之为嫡室，而非为妾，而且还以极大的排场迎娶，铺张程度，一时无两：“夜幕低垂，饮宴之前，咏乐的姐妹花，人人自楼上拿着电火炮，燃着抛掷马路上，历时一小时有多，还没有停止。弄得整个石塘咀火光烛天，炮竹声震耳欲聋，交通也因而梗塞很久呢。” （吴昊着：《塘西风月史》，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2010，页58-59。）迎娶零零的架势，吴昊写道，较桃影更甚，门口的对联，除了花以外就是金，堂内则用美钞折成不同的装饰，还用金币封利是，妓院上上下下都获得一封。自从她们二人的佳话以后，吴昊写道再没有听过其他了。像这样梦幻的上攀的事迹毕竟不多，更多是像《胭脂扣》里的如花，遭十二少一方的白眼反对，于是两人说好一起殉情，怎料十二少命不该绝。香消玉殒的如花在黄泉路上苦候了五十年不果，于是决意重返凡间寻找。电影回到山道取景，对于面目全非的街道，我还是觉得梅艳芳演绎的惊愕略嫌不够。经过连日的寻索，如花终于在拍摄场地找到潦倒不堪的老十二少。看见他的景况如此，如花转身离去。电影没有交代如花放弃带走十二少的原因，有人认为是如花是嫌弃十二少潦倒，我则尝试代入，猜想如花是感到痛心，痛心十二少爱得不够——他宁可忍受如此凄凉的晚景，也没有勇气殉情，足见当日的信誓旦旦只是信口雌黄。
雨伞运动的大学生就像当日的孙先生一样，感到有大石从太平山顶下坠，只靠大学这重防护罩承托着，暂免于滚到山脚，砸坏每天努力设法上流的普罗大众。
记得雨伞运动爆发后，社会上有些知名人士诊断说，那是由于年轻人缺乏上流的机会。可能，但我相信这不是主因。那些知名人士，在香港这个惯于讲求经济实效和行政效率的大都会，上攀至一定阶层，可说就是当年港英政府，“以行政吸纳政治”模式栽培的精英，他们心底的感悟系统早已蒙尘和钝化了，不可能再明白“衍良”和“承教”的使命感召。雨伞运动的大学生就像当日的孙先生一样，感到有大石从太平山顶下坠，只靠大学这重防护罩承托着，暂免于滚到山脚，砸坏每天努力设法上流的普罗大众。大学生的感悟系统还会驱使他们每夜都来个天问，问自己是否就是上天点选的一员？自己是否真的可以驾驭上天的厚赐，担得起指派的天命？每次说到这点，总有朋友问我，你怎样确定学生如此具使命感？我总是斩钉截铁地说，只看这么多人聚集了七十九天，但附近商铺汽车没有破过一块玻璃便可确定。在其他地方很可能早已酿成了暴动。至于退不退，何时退，这等问题，当然可再商榷，但我尝试代入，我体会到运动中的年轻人的心情大概就像如花看见潦倒的十二少，当他们看到自己的政府奉迎中央政府的窘态，便知道特首跟十二少一样，就是爱得不够，他还是看重自身的名利多于自己所代表的民众。就在民众像如花一样转身离去之际，雨伞运动就这样爆发了。孙先生所说的大石，已突破了大学这防护罩，滚下山了。只是我们的窝囊十二少特首不是去修补大学这重防护罩，而是进一步派人摧毁它，试图除掉学生接收天命感召的氛围，真是教人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不知从防护罩破洞口，上天能否接收到这份我们转身撤离时的痛，并出于怜恤暂缓新的大石滚下？
5 炮台
“天下太平”的最后一重建设，就是兴建炮台。炮台必须建在防护罩外，而且要猜拳两次获胜才可以建成一个。第一次胜，划一个“凹”字作台座，第二次胜才能在“凹陷”位补上炮管，使之成为“凸”字便告完成，可以发动攻击。
从太平山顶沿夏力道下行，便会进入龙虎山郊野公园，那处有二级历史建筑。炮台建于1903年，即和四环九约界石竖立年份相同，也就是界定维多利亚城范围之同时，便设立了此组炮台，负责捍衞港口的航道。最初配备了两座六寸口径的大炮，是当时香港位址最高的炮台，后来于1913年拆卸大炮。小时候我到炮台郊游时，听过晨运阿伯跟人说，炮火用来阻止日军从维港登陆，说得眉飞色舞，仿佛自己有份参战，亲眼目击似的。但这说法不确，因为炮台于1920年代换上防空高射炮，于抗日期间，主要用来阻遏日军战机的轰炸，而日军的地面部队是由新界取陆路进入香港的。
如我们连这样的怜悯也没有了，只会公式地迎合上意，那么我们又如何可能感悟“衍良”和“承教”的天命？难道所谓“上流”只代表体察上意，伺机迎合奉承？
上次带队到松林炮台作文学散步，适逢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国庆前夕，传来筹备烟花汇演的单位，准备以空袭警报声为背景衬托，借此回应主题。我听后真的唏嘘不已，纵是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幸福一代，也该有同理心去体谅那些看过尸骸遍地而犹有余悸的幸存者吧？如我们连这样的怜悯也没有了，只会公式地迎合上意，那么我们又如何可能感悟“衍良”和“承教”的天命？难道所谓“上流”只代表体察上意，伺机迎合奉承？“上流”的“上”，不只是指社会的上层，还隐含上天的使命，而我们的心就是承接的钵子。
许鞍华的电影处女作《疯劫》便是在龙虎山取景。这是由于电影乃根据真实发生于这山头的双尸案改编。警方展开调查后才发现案中有案，就连死者的身份也扑朔迷离。站在松林废堡的炮台，我每每都会想到虎门炮台，在那里林则徐建造的销烟池，是鸦片战争中的重要军事据点，也是不能抹杀的历史舞台。如果林则徐站在松林废堡，让他知悉了英国、日本对香港所作的“疯劫”，弄得香港人的身份就像劫案中的死者一样扑朔迷离，然后问他：“可有后悔打响虎门的第一炮？”我想他一定会坚定地说：“无悔！”铿锵有力得像他挂在书房上的“制怒”二字。《疯劫》最后的结尾相当荒诞，神经汉的祖母突然出场拿起菜刀一挥，剖开奄奄一息的赵雅芝饰演的纨纨的肚子，取出婴儿。我觉得这场面象征性很强，就是无论如何纠葛不清，导致怎样的乱局，最后还是回到生命的初心便足以教人放下执念。这便是何以我会以“虎门炮台”来收结这篇关于“天下太平”的文章。虎门炮台，是香港百年繁华的起始，只要明白上面打响的第一炮的原由，那么街头上一个个移动的“由”字碉堡便明白自己该走向哪个方向。
钟玲的个人诗集《雾在登山》的自序是这样作结的：“近二十年来开始学会反思和考察自己的内心和念头。因此希望能对生命有深层的体悟。我寻求的是在〈雾封太平山山顶〉这几句中的内心境界。”接着引诗如下：
走在山顶径上
你走在虚实之间
实的是身体和脚下的路
雾把真相都虚掩了。
你掌握得到多少真相？
朦胧的生命，他们的悸动
你想像得出，感觉得到？
前行的你，内心也有前行吗？
—— 钟玲：《雾在登山》自序，香港：汇智出版，2010，页7。
太平山顶的雾，不知是否因为掺杂了鸦片的腾云、销烟的毒雾、热带的瘴气、炮火的硝烟，还有升平的烟花大放后的袅袅，总显得有点沉滞。那天，同样有雾，我们一队人浩浩荡荡地从中“环”散步到西“环”新辟的港铁站，虽然全身沾满了湿气，但总算完成了一次“环环相扣”的文学散步。孙中山说如“大石落山”，钟玲则惊呼“雾在登山”，可怜传说中那块到达山顶香港便要陆沉的蟾蜍石，真不知该随石滚下，还是驾雾登山，管他，只要我们散步时能专注让身心同步契合，便有可能臻至平和之境；队伍中愈多的人能达至平和之境，我们便愈接近“天下太平”的愿景；愈多人漫步向这愿景，最终才能缔结出“我们要变成什么”的本土性。
啊！这些年，原来我们一直在玩“天下太平”。原来，玩了这些年，除了身体变老了，玩法一直无啥更新。且看何时我们何时始能以身心同步的姿态来玩“天下太平”，并翻出新意来。
注：本文转载自“我街道・我知道・我书写”社区写作计划，该计划由香港文学馆主办、何鸿毅家族基金“艺术・改写香港”资助，作品以街道为座标，由作家及普罗大众牵手建构香港社区文学地景。端传媒风物频道将由即日起连续四个周日转载该计划中的作家作品。
“我街道 · 我知道 · 我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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