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盛：48年前，他在地板里藏下两万张文革底片

摄影师李振盛如今早已蜚声国际，获颁多个摄影大奖，但文化大革命爆发时，他是《黑龙江日报》五人摄影组里最年轻的记者，刚从长春电影学院毕业不久，才二十六岁。

城市，农村，机关，学校，广场，街道，寺庙，刑场……在没有iPhone“Panorama”全景摄影的时代，李振盛把在电影学院学到的摄影技术，运用在静态照片拍摄中。他不靠三脚架，全靠稳定的手和精准的眼光，连拍几张照片，洗出来拼接在一起，变成一张270度甚至更广角的照片，完美地捕捉下文革时的疯狂人海。

李振盛拍摄的对象，下至五岁孩童和小红卫兵，上至时任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任仲夷、黑龙江省长李范五。不过，李振盛拍下的文革百态，按报社规定，只能留下积极向上、光明美好的“正面”照，“负面”照片——那些关于批斗、游街、打架、戴高帽的——因被认为有“抹黑”文革之嫌，必须全部销毁。私藏“丑化”文革的摄影作品，很可能会惹来杀身之祸。

革命热情高涨的李振盛，甚至自发成立了造反派“红色青年战斗队”。但在目睹了文革的疯狂之后，他却突然感到了一点隐隐约约的动摇、一丝难以名状的责任：他觉得，自己的照片，不论负面正面，都应该被保留下来。也因为这一点朦胧的责任感，他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

他决定，留下自己拍摄的“负面”底片，并把它们藏在了家中的地板下面。

他问，抹黑的底片你留着干嘛？我说，留着有用。他问，有什么用？我说，有什么用我说不明白。反正肯定会有用的。

两个月后，李振盛即遭批斗，热爱集邮、对西方艺术造诣颇深的他获得的标签是“新生资产阶级分子”，随后被送去干校劳动改造。那一大批“丑化”文革的摄影作品，底片仍藏在地板下，像一个随时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

所幸底片并未被人发现，并在种种历史动荡后，最终得以重见天日。加上未被销毁的底片，李振盛为文革留下了近十万张珍贵的影像资料。迄今为止，中国大陆没有其他人，对文革的历史面貌，有李振盛这般全面、系统的影像记录。

李振盛在2003年出版作品集《红色新闻兵》（Red-Color News Soldier），成为为数不多关于文革的摄影画册。2006年，日本NHK电视台与李振盛合作，在纪录片《四十年后的证言》中，详细记录了他回访当年照片中的主人公的经历。2013年，李振盛更获得了美国摄影界最高奖之一露西奖（The Lucie Awards）的年度摄影记者奖。

《红色新闻兵》 Red-Color News Soldier

发行时间：2003

类型：摄影、中国历史

出品：PHAIDON

在文化大革命发生五十周年之际，76岁的李振盛在纽约的家中，接受了端传媒的专访。

本周日（5月15日），端将推出李振盛摄影集精选，敬请留意！

藏在地板下的底片，大约两万张

端传媒：有报道说，您藏了十万张文革照片的底片，那得有多少啊？

这个搞错了。我埋藏底片的时候，是1968年的10月，我12月被批斗了——毛泽东生日那天，12月26号。在那之前，我预感到我要被打倒了。但十万张底片，并不都是负面底片。歌颂的、欢呼的、游行的、拥护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抓革命促生产的⋯⋯这些都是正面见报纸的，那不用藏。藏的是报纸不发表的照片：批斗的、抄家的、戴高帽的、刑场处决的⋯⋯这些一律不准见报。1968年藏在地板底下的底片，大约两万来张。

端传媒：当时去拍摄这些照片时，有没有遇到什么阻力？

那时群众也有很清晰的政治观念：党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秋后算账——让你鸣放，引蛇出洞，然后再打击。所以文革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一照相，群众发现自己的脸被照下来，就问你是哪里来的。你说你是省报的，掏出记者证，那就糟糕了。群众说你是黑省委派来的探子，拍下群众的正脸来秋后算账。其实还真没有这样的任务。

我们摄影组出去采访还被集体抓住一次，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他们把组长拉到台上，把我们拉到台前站着，说这是省报的记者，来拍照片想秋后算账。台下群众也不知道啊，就把我们狠批狠斗。后来我们趁乱拔腿跑了。

当时报纸也不署名，都是“本报记者摄”。不署名，摄影记者就没有动力。这次被抓住以后，老记者谁都不愿意出去了。那时候乱糟糟的，一会儿楼下的游行队伍就过一拨儿，但他们连上街和集会拍照都不愿意去了。一有事儿就说，“小李，去吧。”“你是科班出身，年富力强。”在这样情况下，我就每天都有采访。所以你看，我画册上的日期都是连贯的，他们四个人都不愿意干了，任务就都落在我头上了。为什么我当时能积累到十万张呢？主要就和这个有关。

别人问我，是不是有一种明确的历史使命感，我自撰了一个词“朦胧的历史使命感”。

万一我有生命危险，得有人把这些底片拿走保存

端传媒：您藏底片的时候，您妻子知道吗？

知道啊。当时我们有个房子，那是个苏联人——当地话叫“老毛子”——盖的房子，地板盖得很高。为了藏这些底片，真的很费事。现在，你要在房子地板上锯一个洞，肯定是拿电钻，“咵——”地钻个眼儿，然后再锯。那时没有那些工具。就在一个平地上，你就这么锯。苏联人搭的房子地板，上面是一层对花的硬木地板，下面是十几公分厚的松木。你要锯透了，才能把一块板拉走。那个小空隙，锯了一个礼拜。

当时就选在房子的最角落，放桌子的地方。我一面锯，我太太就在旁边的窗子那里站着，从窗帘缝里往外看着——因为厕所是室外公用的，邻居上厕所都要经过我家窗下。一有人经过，我太太就提醒我，我马上停止。那时阶级斗争，老百姓也都被动员起来，像现在“朝阳群众”一样，有很高的“觉悟”。他们听到声音的话，恐怕就会举报。那时我还要上班，每天下班回来接着搬开桌子锯。

端传媒：您的妻子有没有表示什么意见和担心？

她是支持我的。我不是共产党员，她还是共产党员呢。她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知道这些照片的历史价值，从文化上能理解这是在记录历史。不支持的话，她也就偷偷烧掉好了。当时她也烧掉了一点我的东西——我集邮很多年，她把我收集的有蒋介石、希特勒、墨索里尼头像的邮票都给烧了。

端传媒：后来您被批斗抄家，是否担心这些东西被翻出来？

我当时的罪名是“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我们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时，最大的担心就是这些照片被翻出来。很多人到了五七干校都发生意外，有人伤残了，有人失去生命。我知道，伤残了没关系，可我万一（有）失去生命（的）危险了呢？我们想把照片托付给一个人，报社的同事，叫李明达。我们认为他为人很可靠，就把他请到家里来。我们把桌子搬开，把木板挪开，把东西拿出来给他看。他问，这是怎么回事？我说，这些都是负面底片，如果我们去五七干校发生了意外，那你把这些东西拿走，保存起来。

我觉得，搞摄影的人，不能整天判断“拍摄这个有意义吗？有用吗？”从我个人来讲，我记录了历史的碎片，留给后人评说。

他问，这些东西是什么？

我说，这些底片是“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底片。

他问，抹黑的底片你留着干嘛？

我说，留着有用。

他问，有什么用？

我说，有什么用我说不明白。反正肯定会有用的。

那时真是，有用和没用是一种懵懂的观点。也想不到会出版画册，国内外获大奖，那时想都不会想。李明达看我当时神态很凝重，好像刘备托孤一样，也就接受了。他后来守口如瓶，三十七年，一直到2006年NHK到黑龙江回访的时候，他才面对镜头说出了这个秘密。

那个年代，谁能探听到一点向领导报信、自己能获得表扬的消息，那人们趋之若鹜。但他即便成为《黑龙江日报》的机关党委书记，他也没说。凤凰卫视做我的节目时，说他是“好人李明达，保持了高贵的沉默”。

摄影记者以图记史，靠口述回忆洗白洗红是不对的

端传媒：拍照是您工作的一部分，从什么时刻开始，您突然觉得自己的照片有记录历史的功用？

我的照片在1987年获奖，参加了一个叫做“艰巨历程”摄影公开赛，我获得了最高奖。当时有人跟我开玩笑说，你现在啊，记录了文革，获得了全国最高奖，怎么说，怎么都有理了。就好像胜利者写历史一样。可当时别人问我，是不是有一种明确的历史使命感，我自撰了一个词“朦胧的历史使命感”。既清晰，又不清晰。

你要说没有使命感的话，我不会专门去记录，还把底片埋在地板底下。但你说我是不是挺着胸膛，怀抱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那也太过了。我记录的使命感，来自于大学的一位摄影大师，吴印咸。他在延安时，毛泽东照片都是他拍的。他后来是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系主任。他当时讲的一句话，指导了我的一生。

他说，摄影记者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人，还应当是历史的记录者。

历史的见证人，人人都可以做。只要经历过这段历史，都算见证人。但你是不是历史的记录者，那就另当别论了。现在人们都在做口述历史，这也算记录，但记忆是不可靠的。有些人靠口述历史来洗白、洗红、拔高自己，那是不对的。

我说的这些，全部都有图为证。记录历史有多种方式，有的人用录音，用绘画，写日记，还有影像。其实这里面最有力量的是影像，包括活动影像和静态照片——所以你看现在人们也说，“有图有真相”。

当然也有“假”的，我也做过照片的“换头术”…这不也是一种真实吗？那个时代的真实。多么荒唐的时代。

端传媒：您觉得，新一代的观众，应该抱着什么样的心态来欣赏您的作品？

从我个人来讲，我记录了历史的碎片，留给后人评说。我觉得，搞摄影的人，不能整天判断“拍摄这个有意义吗？有用吗？”不要去想这个。因为靠你个人的智慧、个人的阅历，判断一个事物将来会不会有意义，都很难正确，只能记录下来让别人去评说。

现在的作品，不同的人看上去会有不同的感觉。个人阅历不同，生活状态不同，家里蒙受文革的苦难不同，但是大家恐怕都会得到一个结论：荒唐。“怎么会这样呢？”有的人问，“这是真的吗？”我说，照片摆在这里，还能有假吗。

当然也有“假”的，我也做过照片的“换头术”。省委主要领导人和一个老贫农谈话，现在看来这多“接地气”啊，但当时觉得，必须出现一个县里的领导，就把（照片里）那个老贫农给“灭”了。可那也是“真”的——你这样做了就能见报，不这样做就不能见报。这不也是一种真实吗？那个时代的真实。多么荒唐的时代。

这些人都是狼子毒心吗？他们和你我一样

端传媒：有没有什么样的情境，令你自己不忍拍照呢？

有两次。刑场处决的时候。还有批斗的时候，欧阳湘（前黑龙江省长欧阳钦之子）被迫害。

当时都没法取景。场面非常混乱，我只能举着相机拍。你看这张照片，要仔细看。一个大黑手，黑手套，从上面捏着鼻子头，不让他喘气。下边是一只手，往他嘴里塞东西。事后一开始我想，他妈的这手真讨厌。后来又觉得，这也很有意义，能看到残酷到这种程度。

欧阳湘被打倒之后，人人都上前踹。踹不着上身的踹下身。你说这些人都是狼子毒心吗？不是，他们都是和你我一样的正常百姓。但在这种所谓的革命高潮过来后，都要表达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激情。

他最后是迫害死的，从楼上推下来，摔死了。制造了自杀的假象。后来胡耀邦凭着我这组照片，给他平反了。

端传媒：你认为，文革时候，是什么令人和人之间变得这么残忍、狰狞？

学生打老师，孩子打父母，妻子揭发丈夫，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

比如我在报社革命委员会掌权的时候，我是常委兼办公室主任。我们报社有一个老编辑，有一天他的妻子跑到我办公室，揭发他的丈夫。揭发什么呢？每家每户都有报社发的旧报纸，丈夫用旧报纸给小孩儿接大便。她把报纸打开给我看，大便就在毛主席像上。她说她揭发丈夫。

听着这个事，我说，好像家家户户都有这个情况。用报纸接粪便，用报纸擦地，这事我知道就行了。她看我不重视这事，拿着报纸就去解放军宣传队的军代表去了。军代表一看，这个事情严重啊，这是反革命！立即报告公安，就把他抓起来了。批斗。批斗完了以后，判刑十八年。

告丈夫，她有什么好处呢？大义灭亲，人家就能表扬你啊。就是因为她自己本身出身不好，自卑，她想表现得革命。

现在人人都说自己当时是保守的。如果按照他们说的，人人都是保守的，那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挥手把胳膊挥断了，也搞不起文化大革命啊。

端传媒：您这些年来，有没有见到什么东西，觉得可惜没有拍下来？

有。文革时，我拍普通百姓的生活，拍得太少，拍的好像都是带标签和符号的，文革、文革、文革。后来我拍摄香港回归的照片，就把文革当中的遗憾给弥补了。我就拍了很多七月一号这天，从早到晚看似不是回归，和回归无关的，却又是回归的场景。弥补了我文革时期的遗憾。

端传媒：文革中生活上这些细节，您没拍下来的，有什么例子吗？

比方说，大家在文革期间的游泳啊、野餐啊，家里平平淡淡的生活，虽然也拍了一些，但我拍得太少。当时我不够看重，没把它当成像采访任务一样拍摄。香港回归时，我就着力地去拍摄一些普通的东西：老人遛鸟，路人在维多利亚公园看报、睡觉，都是七月一号那天的场景。我想，文革当中要是有这些平平常常的生活，家里喝酒、朋友聊天……靠服装、周边的装饰，（让）人们能感觉到这是文革，就可以了，不用去特别强调文革符号。

人人都喊造反，就像现在人人喊反腐一样

端传媒：你觉得，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一个人有独善其身的可能性吗？

几乎不可能。

如今，你遇到一些人，一说起文化大革命，他们就说，他们在文化大革命里是保守的。我问，你真的是保守的？什么时期开始的？他说，从一开始就是保守的。我认为，这就不是说实话了。

当时人人都喊造反，就像现在人人喊反腐一样。当时人们想摧垮对立派的组织，想要摧毁对方，唯一的理由就是说对方是保守、不革命的。那时谁要是说谁家是保守的，那就等于掘人家祖坟一样。可现在人人都说自己当时是保守的。

如果按照他们说的，人人都是保守的，那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挥手把胳膊挥断了，也搞不起文化大革命啊。

时间能让人们忘却一切…如果当局号召人们都来反思文革，反思历史面向未来，那情形肯定就是不一样的。

端传媒：很多亲历者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个错误，但并不认为自己负有责任。

这个责任让老百姓承担，是不应该的。这是党中央的错，从头上错的。要说烂掉的话，是从毛泽东那里开始烂，烂到我们这些根系的须子上，我们还有责任吗？道理是这样的。

但从人性的角度讲，你伤害了别人，你做了道歉，这是一种心灵的慰藉，也是一种人性的升华吧。

你现在在网上看，有人会骂我，“他就是一个造反派。还是造反派的头头！”那是我自己说的，我不说，谁知道啊？我这个人主张一生绝不说假话，违心的、政治所迫的情况下，另当别论。缺德的，丧尽天良的假话，我就没有讲过。

端传媒：很多人，包括在文革受迫害的一些人，依然非常崇敬毛主席？

这就是中国的特色。现在进步了一些，近几年有公然反对和否定毛泽东的，但还有很多毛粉的，势力很强大的。这种势力要分开来看，比如乌有之乡，那里有一部分人对现实不满——譬如下岗工人。毛泽东时代我赚的不多，但至少还有饭吃，可邓小平时代，改革了之后，我下岗了没饭吃。用个人自身的感受来对比，就觉得，还是毛泽东时代好，大家均穷。这是一种思维方式。也还有些年轻的毛粉，人云亦云，头脑简单。

文革会被遗忘，“二次文革”不可能发生

端传媒：您担心文革会被下一代遗忘吗？

会被遗忘。现在年轻人，就不知道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了。不要说文革了，二十年多前的事，现在有谁知道？有一句话叫做，时间能让人们忘却一切。所以对历史的回顾反思，不能说毛泽东那样的“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也得要经常讲。

我的照片发在网上，有的人挺严肃的，说这记录了历史。但有的人就说，要再来一次文革，把所有的官都拉出来（批斗）。

端传媒：像南京大屠杀，像二战，大家年年拿出来谈。为什么大家没有像这样来反复地讲文革呢？

一个是执政当局的态度。邓小平当年说，三七开，对待文革“宜粗不宜细”，这种态度一直延续到今天。如果当局号召人们都来反思文革，反思历史面向未来，那情形肯定就是不一样的。

再一个就是，有些受苦难的人认为，经历了这样的苦难是一种荣耀的经历。也不能完全说是荣耀，但是老干部坐在一起谈起话来，常问，当年你戴高帽了没有？那一个个说起来，都活灵活现的：“戴啦！我戴了这么高。”“我戴了那么高！”如果当年你不斗别人，那你肯定是逍遥派，或者准是和造反派一块儿的。被斗是荣耀。就像共产党蹲过国民党监狱，那都是光荣史啊。

我们那个时代，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不管他挥手叫你干什么。现在，没有任何一个人一挥手，人们就前进的。

我在各高校演讲的时候，问学生们，你们听说过文革吗？他们说，知道一点。我问，中学时候讲了多少啊？他们说，中学讲一课。十年文革，用一课就给讲过了。其中还得讲伟大成就。伟大成就是氢弹试验成功了。可其实，有文革，它爆炸，没文革，它也爆炸啊。所以家里爷爷奶奶或父母都不愿意讲文革，尤其不愿跟孩子讲。这个心态呢，也不是因为羞耻或什么，受了苦难，为什么不能讲呢？

端传媒：您觉得在中国，有发生二次文革的可能性吗？

有这个苗头，但像这样同样性质的，同样形式的文革，不可能发生。毕竟很多人觉悟了，知道文革是怎么回事了，包括毛粉也知道。中国的政治运动，一次接着一次，比如说反右。但那时受到影响的家庭，恐怕大不了也就是一二百万——官方数字是五十五万右派，每个乘以二，再扩展一下，也就一两百万。但文化大革命影响的，可是千家万户。没有一家人可以说，文革丝毫没有影响我的生活。那不可能。家家都有一本血泪的帐，没有流血也有痛苦流泪。每人凭心想想，死人的、打残的……我们那个时代，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不管他挥手叫你干什么。现在，没有任何一个人一挥手，人们就前进的。

我的照片发在网上，有的人挺严肃的，说这记录了历史。但有的人就说，要再来一次文革，把所有的官都拉出来（批斗）。

端传媒：您在意网上这些的评论吗？

我看了也就一笑呗。我从来不跟他们争论。争论起来就没完没了了。晚年时光更宝贵，没必要浪费在这个上面。

微博上举报的毫无道理，采信的是极左观点

端传媒：现在，您的新浪微博已经看不到了？

一年多以前，新浪微博没有通知我，就把我的转发键给取消了。本来我是新浪邀请我做自媒体的，六月份邀请，第一个月就拿了一千七百多块。总阅读量每个月都几百万呢。但后来越来越少，再后来就给我取消了，也没通知我为什么。

端传媒：您觉得为什么新浪限制了您？

图片发得太多了，太真实了。官方不高兴，不好说，不好强制把我关了。后来我转发了一个关于朝鲜战争志愿军督战队老人的故事（笔者注：督战队，军队中通过射击本方逃兵以督战的编制）。这个事情就不够主旋律了，有人就向新浪微博社区委员会举报，认为李振盛这是污蔑，认为我们的支援军战士明明是靠“政治思想工作”冲上战场的，怎么能说有督战队呢？

后来就有论战。有人状告我，有人替我申诉，两派就开始论战。新浪社区委员会让大家投票。最后发现，志愿军里虽然有督战这个工作，但没有督战队的这个名字。最后判了我输，半个月不准发言。半个月之后，以为没有事了，但很快又悄悄把我的转发功能取消了。

端传媒：其实这些举报机制，从来都没有远离文革时的手段。

还真是这样。举报的毫无道理，而（被）采信的则是极左观点。所以我现在就是这个状态，粉丝量从十万多，掉到了七万多，每天都掉。而且要互粉之后才能看到微博，但我现在基本也不发了。毕竟，我发了以后，别人也转发不了。我被半封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