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黄耀明：我们都欠过 David Bowie 的音乐债

1月10日晚上，香港歌手黄耀明本来准备发一条 facebook 帖文，讨论 David Bowie 最新的歌曲MV《Lazarus》，他当时看完那个 MV，觉得有些奇怪：画面中，David Bowie 躺在病榻上，双眼缠着纱布，对着镜头唱：Look up here, man, I’m in danger.黄耀明写完帖文，保存了起来，尚未发布。

1月11日，黄耀明一觉醒来，他的手机被铺天盖地的信息淹没。David Bowie 死了。

“你以为你崇拜的神会永垂不朽，但原来，他们都会灭亡。”

David Bowie 是一个异类。1972年，嬉皮文化没落年代，Bowie 惊世骇俗地宣布，自己是同性恋。那一年，歌手黄耀明10岁，尚未听过 Bowie 大名。1976年，Bowie 改口说自己是双性恋，那年黄耀明14岁，读中学。

这个人物对我，有一种迷惑，但也有一种鼓励。

黄耀明是一个异类。中学时代，黄耀明的性向意识开始觉醒，已经知道自己是同性恋者了，但这种思考隐秘而孤独，无法对他人启齿。就在这时，先于 Bowie 的音乐，黄耀明开始接触到他的形象：在报纸、杂志、电视片段中，他见到这个知名的 Gay Icon：一个“模糊了地球人和外星人、男性女性形象的人物”。在那时，他只听过 The Carpenters一类大众化、形象“健康”的西方音乐，Bowie 疏离于地球的模样让他有些恐惧：“这个人物对我，有一种迷惑，但也有一种鼓励。”

Bowie对性向的态度随心所欲，后来又表示自己是异性恋，再后来甚至结了婚。

非男非女，宛如异人的形象，是 Bowie 被称为“变色龙”的原因之一。带着这些形象，他成为华丽摇滚的始祖之一，但黄耀明说，如果仅认为他的贡献在于华丽摇滚，未免太过局限。摇滚、电子、实验、爵士，“变色龙的形象不但体现在舞台形象，也体现在音乐探索中。”与那个时代的不少香港人一样，自青少年时期黄耀明开始听《Fame》，《Golden Ages》，但直到长大之后才慢慢开始懂得欣赏柏林三部曲：“在这世界还有这样属于外太空、属于炼狱的音乐！”

1983年，香港红馆。黄耀明刚刚辞去了广告公司助理的工作，因为那份工作不能保证他请到假，去听这场 Bowie 的演唱会。这段轶事，后来成为黄耀明粉丝熟知的故事。

后来，黄耀明第一次和刘以达见面，谈音乐时，聊起 Bowie、电子和当时盛行的新浪漫派音乐，一拍即合。在那场演唱会的两年之后，黄耀明所记得的那些 Bowie 在香港的音乐之子们，一个个在乐坛浮现了。

1985年，达明一派横空出世；梁翘柏的“浮世绘”成立；尚未成名的 Beyond 自费举办了第一场演唱会。

你喜欢Taylor Swift？你喜欢Lady Gaga？甚至是容祖儿？他们的养分源头可能都是来自 Bowie。

“Bowie 可能没有直接影响过华人的音乐，但很多流行音乐人在他身上借过东西，我们每个人都欠过他一点‘音乐债’，”黄耀明说。除了多元的风格，Bowie 在音乐上的突破体现在多个层面：“歌词上，他会把想表达的事物写成一个暧昧的谜，有不同的阅读空间；演出上，他有很多前卫的尝试，比如把默剧、前卫舞蹈摆上他的舞台；视觉上，他百变形象不是为了讨好观众，而是刺激观众、或者带领观众进入他想让你进入的世界。”这些“音乐债”，继续在新一代的音乐人之间流通：“你喜欢Taylor Swift？你喜欢Lady Gaga？甚至是容祖儿？他们的养分源头可能都是来自 Bowie。”1983年那场演唱会上，Bowie 表演期间，在观众中放了一个巨大的充气球，“很多年之后大家才开始跟着这么做”，黄耀明笑着说，“我记得前阵子卢凯彤的演唱会也这么做了。”

1997年，香港回归。由林夕填词、黄耀明隔空为 Bowie 导唱的中文歌《刹那天地》发行，Bowie 在音乐中对华人文化最为人熟知的涉猎，除了引起争议的《China Girl》（他在MV中“枪毙”了一个中国女孩），便是这一首中文歌。在领唱的录音带中，黄耀明用不标准的国语教着 Bowie 唱，“我祝福你，天地不过一刹那；我祝福你，一生一刹那。”他笑着说起这段往事，“我的国语也不标准，他如果全跟着我唱，应该有点惨。”

唱完这首歌之后的第六年，Bowie 无宣告地消失在大众视野中足足十年。

2012年，黄耀明在演唱会上宣布出柜。那一年他50岁。

“从作为一个同性恋者，我50岁时公开出柜，到这几年欧美有很多地方都开始可以有同性婚姻，某种程度上，我们都要多谢 Bowie 为世界开了一条路给后人。如果没有他，就没有麦当娜，就没有 Boy George，没有80年代一大批完全不怕展现性别模糊、倒错的新浪漫派歌手。如果没有他在歌曲中拥抱过那么多次性别多元，往后的流行文化、通俗文化是不会有那么多包容所谓的异己。”

“他不羞于将人类妖异、黑暗甚至所谓‘变态’的一面流露出来，因为他知道，这些所谓’变态‘都是人性的一部份；而他不会将这些排除在他的音乐以外。”黄耀明说，“对于观众，他这一生是那么富有挑战性，争议中带给大众更多领会。他一次又一次把所谓‘非男非女、非地球人’这些异类展示给社会，那些人都会在 Bowie 身上找到共鸣和支持。”

他不羞于将人类妖异、黑暗甚至所谓‘变态’的一面流露出来，因为他知道，这些所谓“变态”都是人性的一部份。

今年的1月8日，Bowie 69岁生日，他发布了最新的专辑《Blackstar》，当中就包含了开头提及的《Lazarus》。这时候的 Bowie 还剩下两天生命。

得知他的死讯后，回看《Lazarus》的 MV，黄耀明恍然大悟：这个对音乐和创作充满狂热的人，将狂热带到临死的一刻。“他在用最后一张专辑对大家说再见。”黄耀明缓缓地说，“他将黑暗用最这种华丽的方式呈现出来，他的死，他的生，都变成世人的灵感。这个创作者，真的很爱他的艺术，很爱他的歌迷。”

1月11日下午，黄耀明修改了他前一晚写好的帖文，一则讨论变成了缅怀，发布出去。

“最美丽的Exit（离开）。”他写道，“只有 Bowie 才会这样面对死亡与艺术；Lazarus死后会复生，然后永远活在我们的音乐里，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