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新书《水果政治学》上周在台湾问世，作者焦钧曾任新闻记者，也曾从2005年起，先后在农会和农产运销公司工作。在这段期间，焦钧见证了中共中央如何规划“采购台湾水果”的统战政策；更直白地揭露了当时国民党高层人士如何介入、拦截这笔“统战红利”。
近年来，特别在太阳花运动之后，即使北京方面都承认两岸“和平红利”存在分配不均，遭少数人把持的严重问题。而《水果政治学》揭露的，正是这一批“两岸买办”如何发迹的历史。以下是本书书摘：
中共国务院层级的台湾农特产品或水果展销会……直到马政府上台之后，仍是对台系统宣扬两岸农业交流的重要面子工程。
背景：2005年4月，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率团访问中国大陆，这是自1949年两岸分裂分治以来，国、共两党领导人首度会晤，此行被称为“和平之旅”。在连战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共同提出的《新闻公报》中，首度提到“解决台湾农产品在大陆的销售问题”， 正式启动了两岸农业交流与台湾水果销往中国大陆的热潮。
书摘：
在中共国务院农业部台湾事务办公室的主导下，2005年在上海举办了首届的“台湾农产品展销会”，当时的对接窗口是台湾省农会。台湾省农会虽有“国际部”这样的组织，但却是只是个负责对外交流与联系的行政单位窗口，对于实际的农产品进出口的贸易专业经验值，可说是零。
事后在一次的闭门检讨会上，对台系统官员就坦承，当初为了落实连战和平之旅的五点共识，也为了不让胡总书记“解决台湾农产品在中国大陆的销售问题”的工作破局，选定了上海这个高消费地，以中共中央规格、贾庆林（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出面主持展销会开幕式，拉抬整个政策的能见度，可见其背后动用的资源有多深。
这名官员在检讨会上娓娓道来，对台系统透过台湾省农会采购到上海的8个台湾水果货柜，在展销前夕上海海关开仓验货时，却发现烂了近5个柜子。为了不让展销会开天窗，也担心媒体拍到台湾水果到上海烂掉的画面，连夜找来垃圾清运业者把烂掉的水果清干净，然后才开放媒体采访。
当时有参加这场展销会的人，应该还有印象在偌大的俄式建筑风格的上海国际展览馆的左右两个展厅，只有入口右侧的展厅摆设台湾水果，另一厅只能以“图表方式”呈现台湾各地的风土民情面貌；现场民众试吃过后，也找不到哪里可以购买这些在当时上海市场仍十分罕见的台湾特色水果。原因就是到货量不足，只能看不能买来吃，风风光光的台湾农产品展销会，就在这不为人知的故事中草草落幕。
虽说成效仅止于推广介绍，扁政府时期也没有任何正面的协助支持，但中共国务院层级的台湾农特产品或水果展销会，仍持续于每年的上、下年度，由国台办挑选合适的一、二级城市举办，直到马政府上台之后，仍是对台系统宣扬两岸农业交流的重要面子工程。
再次遇到负责规划栖霞农民创业园的农业官员时，问起这个地方近况，他说台湾真的有人进驻了，但搞的是“糖果加工”外销韩国、日本，真正利用当地土地资源优势耕作的台湾农民，答案是没有。
背景：除了“台湾农产品展销会”，2006年中方也规划了“台湾农民创业园”， 吸引台湾农民将农业新科技带往中国大陆生产。而锁定对象之一，就是现任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岳父高育仁。
书摘：
“栖霞市”是中国大陆山东最重要的苹果生产基地。就在这个苹果之乡，农业部规划了栖霞台湾农民创业园区。
五、六月的山东，气候温和宜人，但当巴士抵达园区入口，荒凉景致仍让人有一丝丝的萧索之意。竖立在园区入口的大看板写着“欢迎台湾农民前来投资栖霞市人民政府”。
这座农民创业园初步硬体设施已完成，看起来扣除管理中心的办公楼之外，更像是仓储、厂房的设计。离开硬体设施区，来到丘陵、平原交错的园区荒芜之地，一位随同前来参访的农民低声问着市府农业官员：“这地方冬天会下雪吗？”这名年轻官员很客气地说：“我们这下雪，但不碍事，像你们刚去参观的寿光大棚设施（温室栽作）一样，我这儿也可这样搞。”
这名老农没多说什么。上了车，台办官员随手把在路边买来的富士苹果分给大家，这个来自日本青森品种的富士苹果品种，因为20年前的栖霞市书记有远见自日本引进迄今，已经“变异”为更适合当地种植的品种；比起日本富士苹果皮更薄，脆度更佳。价格只有日本富士苹果的十分之一不到。
大家在游览车上吃着来自日本品种的“山东富士苹果”，心里却想着台湾的农民真的把家乡的蔬果农产品带来这儿种植，就算真的克服了心理上的安土重迁，也成功改良了品种，让作物适应寒带的耕作模式，那也不就表示台湾农产品多了一个竞争对手了吗？
这个问题没有这么简单，也不是如此线性思考。但对于农民而言，中国大陆农业部用土地优惠、租税优惠作为吸引，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农民老了，在台湾种不动了，怎还有心思、心力来到遥远的陌生国度呢？语言也都是听不懂的山东土腔调的“普通话”，更何况这里是寒带气候的山东。台湾，并没有多少农业技术可以在这里落地生根，尤其是土地作物更是稀少。
几年后，再次遇到负责规划栖霞农民创业园的农业官员时，问起了这个地方的近况，他说台湾真的有人进驻了，但搞的是“糖果加工”外销韩国、日本，真正利用当地土地资源优势耕作的台湾农民，答案是没有。
这也证明了两岸在恢复正常交流之后的一个真实面貌，那就是中共对台往往是“宣传重于一切”，如果不能参透这个道理，很容易就陷入对岸“统战宣传”的框架；要取得实质的两岸交流成果，中共对台系统很聪明地用了“分进合击”的策略，一手对具有民间色彩的台湾省农会，一手透过国共平台与台湾农业部门接触；如此也再次证明，国民党政府与其附属的民间团体，面对这样的分进合击，完全毫无招架之力。事后证明，重新取得2008年执政权的国民党，面对中国大陆提出的两岸农业交流与合作，是没有太多战略思考的。
当对农民统战成为重中之重又不能言说的战略标的时，规划这样的农民创业园区，至少在当时，仍然达到了媒体宣传的效果。在农业部台办持续与台湾省农会交朋友的同时，有另一个管道出现了，那就是台湾省议会前议长高育仁一手创立的“二十一世纪基金会”。
农业部台办找上了基金会，一拍即合下高育仁找来了农委会前主委孙明贤担任中国大陆“台湾农民创业园”的总顾问，拉着他两位爱徒：黄泮宫、陈保基一起加入。前者有西瓜博士的美誉，曾任省府农林厅副厅长，后者是基金会担任农业中心召集人的畜牧博士，其任职农委会畜牧处长时因口蹄疫事件黯然下台，后转任台大农学院院长；马英九任期的几次内阁改组，陈保基几度与农委会主委擦身而过，终于在2012年2月随陈冲内阁上任，如愿接任农委会主委。
孙明贤带着陈保基、黄泮宫两个博士专家，到农业部规划的25个台湾农民创业园，深入考察，提供建言；最后，黄泮宫还留在江南长三角一带，实际耕作台湾品种的哈密瓜，以进军上海市场为目标。
二十一世纪基金会的大力相挺，引来扁政府国安单位的高度关注，对前农委会主委深入中国大陆各地，是否涉有“农业技术外流”的敏感问题。阿扁第二任期因涉入弊案自顾不暇，即使媒体在头版大肆抨击此事，但最后仍不了了之。马政府上台后，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在这样的关系基础上，最后还与台湾省农会，共同促成了台湾与中国大陆基层农业乡镇的“结对子工程”。
2012年总统选举前夕，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在两岸农业交流的重要性，已不亚于台湾省农会，两者可说是平起平坐。尔后，高育仁也以此基金会为平台，在马上台后开辟另一条两岸沟通桥梁，以促成两岸政治对话为职志，于上海举办了“两岸和平论坛”；这是后话，当然也不在本书的讨论范畴之内了。
至于被《自由时报》大肆批判的农委会前主委孙明贤，确实获得中国大陆农业部门的高度尊重。类似农业专业背景，又具有政治人物身份的，还有亲民党前不分区立委蔡胜佳，也一度希望促成台湾休闲农业产业的西进，但最后都未能移转成功。
凡是有农业背景的蓝、绿政治人物，在2008年马英九上台执政之前，都是对岸农业对口单位，要积极接触的炙手可热对象。
在国民党高层长官的眼中，台湾省农会不过是国民党组织系统的一个分支，用江湖行话来说就是“党中央老大想要搞的生意，你们底下的小鬼凭什么插手！”
背景：2005年4月底连战“和平之旅”回国之后，国台办发言人李维一在例行性记者会上宣布：“欢迎台湾省农会、台湾省青果运销合作社、或台北农产运销股份有限公司，组团来访洽谈有关解决台湾农产品在大陆销售的问题。”
书摘：
从电视新闻上听到国台办记者会的这一席话，经向省农会三长汇报确认之后，于2005年6月2日，陪同高雄县农会秘书萧汉俊前往北京，透过一位当地台湾友人，安排见到了国务院台办、农业部台湾事务办公室、海关总署、质检总局等单位，最重要的就是商务部台港澳司。这个单位，也是实际负责台湾农产品在中国大陆销的政策拟订单位。
在紧接着的连战出访之前，国台办、农业部与商务部等对台单位，早已进行了大规模的调研，得到了台湾水果具有独特性的竞争优势，只要能够早于东南亚水果一步，给予零关税进入中国大陆市场，绝对可以让台湾农民享受中国大陆经济成长的果实。
这就是所谓的“让利”，或是，后来媒体广泛称之的“两岸红利”。两岸红利的初始，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甚至还有那么一点误打误撞，因为台湾省农会出面“搅局”，让两岸农业交流包裹在台湾水果外销中国大陆之外，使得中共对台系统在操作这件事情上，显得更游刃有余，更容易将政治意图隐藏在农业经贸外衣之下。
（商务部台港澳司副司长）唐炜或（农业部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李永华，即使当时就已料到台湾水果出口到中国大陆的销售，不能只仰赖零关税此单一因素，就此帮助台湾水果打开中国大陆市场，但以当时两岸政治的紧张氛围，零关税所造成的新闻效应已成，所以其他市场销售的配套，以及需待解决的问题，也就在这样的舆论声势下被淹没。
2005年6月5日，谈判会前会结束回到台湾，第一时间整理了与上述单位访谈的记录稿，送交国民党中央连战主席办公室、立法院长王金平办公室。然后，与办公室同仁开始密集电话、传真与电子邮件的连系，透过国台办联络局某位处长的协助，敲定台湾省农会理事长、常务监事、总干事等三长于同年6月23日出访北京。
依照着6月3日的协商会前会议程，6月24日台湾省农会参访团一行十多人，在理事长刘铨忠率领下，前往商务部东华门办公楼的二楼会议室，等待历史性一刻的到来。
中午在王府井西街的南京大饭店用餐后，台湾省农会理事长、常务监事返回饭店休息，下午进入实质谈判。中国大陆质检总局、海关总署上场，进行两岸贸易的实质往来议题，此时中方摊出底牌与立场，态度变得强硬。
两岸的主谈机构基本上没有共同的语言，中方是商务部，我方是农会系统，第三方执行“零关税”的海关总署，提出很多通关的专业考量，包括两岸商品税则码如何互通，两岸关贸线上系统如何对接，在没有大三通的前提下，如果不以小三通模式该如何缩短运输时程，这些早已超过台湾省农会可以“被授权”的专业领域，都被拉上谈判桌讨论。
整个谈判过程，中国大陆商务部居于主导地位，他们更在乎的是台湾水果进到中国市场，要如何打通销售通路。对于海关、质检部门的意见，他们反倒认为这是两岸对口部门在技术层面上的沟通问题，既然一时间解决不了，大家应该把重点放在“产品销售”这个核心问题上。
有趣的是，关于台湾水果要如何在中国大陆销售，或是解决台湾农产品在中国大陆销售问题，难道是一个零关税措施，就能全部解决？或是说，关税障碍是台湾水果进入中国大陆市场的唯一阻碍吗？
以当时的谈判氛围，台湾省农会代表团的思维，甚至说是整个从组团开始到进入北京商务部东华门办公室会议室上，认为这是最关键、最核心、也最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后来，媒体不断宣传“水果零关税进入中国大陆市场”，也成为社会大众耳熟能详的段子，传遍每一位台商的耳朵里。
接下来的几年内，搞建筑的、盖房产的、做制药的、开工厂的老板，都想要进口台湾水果到中国大陆，想要大赚一笔水果财。他们都知道，台湾有22项水果零关税可以进到中国大陆，也都认为零关税的实施就是万灵丹。
南京大饭店的餐宴大伙依旧展现了两岸一家亲的规格，尤其是台湾农会代表团成员更是熟悉在餐桌上解决问题的模式；商务部唐炜领军的以“海峡两岸经贸交流协会”为名，实为各个部会对台官员组成的谈判队伍，在餐桌上的表现自然也不会输人。下午的谈判在酒酣耳热之后，气氛显得轻松，对于矛盾、无解的问题，确实也能体现“搁置争议”的精神。但台湾水果在中国大陆的销售，要如何进行，显然不是在这样的谈判桌上可以说得清楚，谈得出解决方案的。
如果说，零关税实施启动，必须有其相关配套，海关报关系统的对接、农产品检疫标准的认定，这两大关键，没有公权力的授权，台湾省农会是谈不出结果的。想要从中分一杯羹的国民党高层，他们曾经执政过，他们清楚问题的复杂性，他们想要阻挠省农会参访团，除了认为省农会位阶在他们之下的优越心态之外，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当时的智库，其实对这两个问题早已拟好了一套“规避公部门谈判”的变通手段。
智库的心态就是扁政府不同意、不授权，国民党和共产党已经谈好，两边就这么干就是了！
6月27日从北京返回台北后，再次将整个参访记要汇整送交国民党中央，台湾省农会几个重要核心干部也随即被叫到台北，与国民党中央党部陆工会开会。张荣恭，当时的陆工会主任，自然是有其一套说词，言下之意就是你们辛苦了，但后续成果与执行，也就不劳你们农会系统代劳了。
针对这句话，当时智库执行长蔡勋雄可就没那么客气了！他表示，关于台湾水果的检疫问题、原产地证明问题，早已和对岸谈好。民进党政府不正视面对，解决方案很简单，就是在第三地香港，找一家专责做检验认证的跨国公司，来核发台湾水果的出口检疫工作；届时只要中国大陆海关检疫单位看到这家香港公司核发的检疫证，就能通关。至于原产地证明，蔡勋雄说得更简单，他以美国“香吉士”农民生产包装上的“条码化”为例，他说只要在源头把关，把每一位农民生产的农产品打上产地二维条码，也就不用所谓的原产地证明文件。
至于海关通关部分，中国大陆会先开几个“绿色通关口岸”，代替原本应该由台湾财政部所属的“关贸公司”建置的通关报关系统，避开双边贸易海关系统连线问题。
简单一句话，智库的心态就是扁政府不同意、不授权，国民党和共产党已经谈好，两边就这么干就是了！
国民党当时在陈水扁执政下，积极地运作农产品出口零关税如何落实的事情，表面上看是为了落实“连胡会”时《新闻公报》的五点共识，但明眼人都知道这中间就是为了一个“利”字。
（编按：本文摘自《水果政治学：两岸农业交流十年回顾与展望》，台湾巨流图书公司出版。所摘录段落中亦有所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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