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新書《水果政治學》上周在台灣問世，作者焦鈞曾任新聞記者，也曾從2005年起，先後在農會和農產運銷公司工作。在這段期間，焦鈞見證了中共中央如何規劃「採購台灣水果」的統戰政策；更直白地揭露了當時國民黨高層人士如何介入、攔截這筆「統戰紅利」。
近年來，特別在太陽花運動之後，即使北京方面都承認兩岸「和平紅利」存在分配不均，遭少數人把持的嚴重問題。而《水果政治學》揭露的，正是這一批「兩岸買辦」如何發跡的歷史。以下是本書書摘：
中共國務院層級的台灣農特產品或水果展銷會……直到馬政府上台之後，仍是對台系統宣揚兩岸農業交流的重要面子工程。
背景：2005年4月，時任國民黨主席連戰率團訪問中國大陸，這是自1949年兩岸分裂分治以來，國、共兩黨領導人首度會晤，此行被稱為「和平之旅」。在連戰與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共同提出的《新聞公報》中，首度提到「解決台灣農產品在大陸的銷售問題」， 正式啟動了兩岸農業交流與台灣水果銷往中國大陸的熱潮。
書摘：
在中共國務院農業部台灣事務辦公室的主導下，2005年在上海舉辦了首屆的「台灣農產品展銷會」，當時的對接窗口是台灣省農會。台灣省農會雖有「國際部」這樣的組織，但卻是只是個負責對外交流與聯繫的行政單位窗口，對於實際的農產品進出口的貿易專業經驗值，可說是零。
事後在一次的閉門檢討會上，對台系統官員就坦承，當初為了落實連戰和平之旅的五點共識，也為了不讓胡總書記「解決台灣農產品在中國大陸的銷售問題」的工作破局，選定了上海這個高消費地，以中共中央規格、賈慶林（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出面主持展銷會開幕式，拉抬整個政策的能見度，可見其背後動用的資源有多深。
這名官員在檢討會上娓娓道來，對台系統透過台灣省農會採購到上海的8個台灣水果貨櫃，在展銷前夕上海海關開倉驗貨時，卻發現爛了近5個櫃子。為了不讓展銷會開天窗，也擔心媒體拍到台灣水果到上海爛掉的畫面，連夜找來垃圾清運業者把爛掉的水果清乾淨，然後才開放媒體採訪。
當時有參加這場展銷會的人，應該還有印象在偌大的俄式建築風格的上海國際展覽館的左右兩個展廳，只有入口右側的展廳擺設台灣水果，另一廳只能以「圖表方式」呈現台灣各地的風土民情面貌；現場民眾試吃過後，也找不到哪裏可以購買這些在當時上海市場仍十分罕見的台灣特色水果。原因就是到貨量不足，只能看不能買來吃，風風光光的台灣農產品展銷會，就在這不為人知的故事中草草落幕。
雖說成效僅止於推廣介紹，扁政府時期也沒有任何正面的協助支持，但中共國務院層級的台灣農特產品或水果展銷會，仍持續於每年的上、下年度，由國台辦挑選合適的一、二級城市舉辦，直到馬政府上台之後，仍是對台系統宣揚兩岸農業交流的重要面子工程。
再次遇到負責規劃棲霞農民創業園的農業官員時，問起這個地方近況，他說台灣真的有人進駐了，但搞的是「糖果加工」外銷韓國、日本，真正利用當地土地資源優勢耕作的台灣農民，答案是沒有。
背景：除了「台灣農產品展銷會」，2006年中方也規劃了「台灣農民創業園」， 吸引台灣農民將農業新科技帶往中國大陸生產。而鎖定對象之一，就是現任國民黨主席朱立倫的岳父高育仁。
書摘：
「棲霞市」是中國大陸山東最重要的蘋果生產基地。就在這個蘋果之鄉，農業部規劃了棲霞台灣農民創業園區。
五、六月的山東，氣候溫和宜人，但當巴士抵達園區入口，荒涼景緻仍讓人有一絲絲的蕭索之意。豎立在園區入口的大看板寫着「歡迎台灣農民前來投資棲霞市人民政府」。
這座農民創業園初步硬體設施已完成，看起來扣除管理中心的辦公樓之外，更像是倉儲、廠房的設計。離開硬體設施區，來到丘陵、平原交錯的園區荒蕪之地，一位隨同前來參訪的農民低聲問着市府農業官員：「這地方冬天會下雪嗎？」這名年輕官員很客氣地說：「我們這下雪，但不礙事，像你們剛去參觀的壽光大棚設施（溫室栽作）一樣，我這兒也可這樣搞。」
這名老農沒多說什麼。上了車，台辦官員隨手把在路邊買來的富士蘋果分給大家，這個來自日本青森品種的富士蘋果品種，因為20年前的棲霞市書記有遠見自日本引進迄今，已經「變異」為更適合當地種植的品種；比起日本富士蘋果皮更薄，脆度更佳。價格只有日本富士蘋果的十分之一不到。
大家在遊覽車上吃着來自日本品種的「山東富士蘋果」，心裏卻想着台灣的農民真的把家鄉的蔬果農產品帶來這兒種植，就算真的克服了心理上的安土重遷，也成功改良了品種，讓作物適應寒帶的耕作模式，那也不就表示台灣農產品多了一個競爭對手了嗎？
這個問題沒有這麼簡單，也不是如此線性思考。但對於農民而言，中國大陸農業部用土地優惠、租稅優惠作為吸引，其實是沒有任何意義的；農民老了，在台灣種不動了，怎還有心思、心力來到遙遠的陌生國度呢？語言也都是聽不懂的山東土腔調的「普通話」，更何況這裏是寒帶氣候的山東。台灣，並沒有多少農業技術可以在這裏落地生根，尤其是土地作物更是稀少。
幾年後，再次遇到負責規劃棲霞農民創業園的農業官員時，問起了這個地方的近況，他說台灣真的有人進駐了，但搞的是「糖果加工」外銷韓國、日本，真正利用當地土地資源優勢耕作的台灣農民，答案是沒有。
這也證明了兩岸在恢復正常交流之後的一個真實面貌，那就是中共對台往往是「宣傳重於一切」，如果不能參透這個道理，很容易就陷入對岸「統戰宣傳」的框架；要取得實質的兩岸交流成果，中共對台系統很聰明地用了「分進合擊」的策略，一手對具有民間色彩的台灣省農會，一手透過國共平台與台灣農業部門接觸；如此也再次證明，國民黨政府與其附屬的民間團體，面對這樣的分進合擊，完全毫無招架之力。事後證明，重新取得2008年執政權的國民黨，面對中國大陸提出的兩岸農業交流與合作，是沒有太多戰略思考的。
當對農民統戰成為重中之重又不能言說的戰略標的時，規劃這樣的農民創業園區，至少在當時，仍然達到了媒體宣傳的效果。在農業部台辦持續與台灣省農會交朋友的同時，有另一個管道出現了，那就是台灣省議會前議長高育仁一手創立的「二十一世紀基金會」。
農業部台辦找上了基金會，一拍即合下高育仁找來了農委會前主委孫明賢擔任中國大陸「台灣農民創業園」的總顧問，拉着他兩位愛徒：黃泮宮、陳保基一起加入。前者有西瓜博士的美譽，曾任省府農林廳副廳長，後者是基金會擔任農業中心召集人的畜牧博士，其任職農委會畜牧處長時因口蹄疫事件黯然下台，後轉任台大農學院院長；馬英九任期的幾次內閣改組，陳保基幾度與農委會主委擦身而過，終於在2012年2月隨陳冲內閣上任，如願接任農委會主委。
孫明賢帶着陳保基、黃泮宮兩個博士專家，到農業部規劃的25個台灣農民創業園，深入考察，提供建言；最後，黃泮宮還留在江南長三角一帶，實際耕作台灣品種的哈密瓜，以進軍上海市場為目標。
二十一世紀基金會的大力相挺，引來扁政府國安單位的高度關注，對前農委會主委深入中國大陸各地，是否涉有「農業技術外流」的敏感問題。阿扁第二任期因涉入弊案自顧不暇，即使媒體在頭版大肆抨擊此事，但最後仍不了了之。馬政府上台後，二十一世紀基金會在這樣的關係基礎上，最後還與台灣省農會，共同促成了台灣與中國大陸基層農業鄉鎮的「結對子工程」。
2012年總統選舉前夕，二十一世紀基金會在兩岸農業交流的重要性，已不亞於台灣省農會，兩者可說是平起平坐。爾後，高育仁也以此基金會為平台，在馬上台後開闢另一條兩岸溝通橋樑，以促成兩岸政治對話為職志，於上海舉辦了「兩岸和平論壇」；這是後話，當然也不在本書的討論範疇之內了。
至於被《自由時報》大肆批判的農委會前主委孫明賢，確實獲得中國大陸農業部門的高度尊重。類似農業專業背景，又具有政治人物身份的，還有親民黨前不分區立委蔡勝佳，也一度希望促成台灣休閒農業產業的西進，但最後都未能移轉成功。
凡是有農業背景的藍、綠政治人物，在2008年馬英九上台執政之前，都是對岸農業對口單位，要積極接觸的炙手可熱對象。
在國民黨高層長官的眼中，台灣省農會不過是國民黨組織系統的一個分支，用江湖行話來說就是「黨中央老大想要搞的生意，你們底下的小鬼憑什麼插手！」
背景：2005年4月底連戰「和平之旅」回國之後，國台辦發言人李維一在例行性記者會上宣布：「歡迎台灣省農會、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或台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組團來訪洽談有關解決台灣農產品在大陸銷售的問題。」
書摘：
從電視新聞上聽到國台辦記者會的這一席話，經向省農會三長彙報確認之後，於2005年6月2日，陪同高雄縣農會秘書蕭漢俊前往北京，透過一位當地台灣友人，安排見到了國務院台辦、農業部台灣事務辦公室、海關總署、質檢總局等單位，最重要的就是商務部台港澳司。這個單位，也是實際負責台灣農產品在中國大陸銷的政策擬訂單位。
在緊接着的連戰出訪之前，國台辦、農業部與商務部等對台單位，早已進行了大規模的調研，得到了台灣水果具有獨特性的競爭優勢，只要能夠早於東南亞水果一步，給予零關稅進入中國大陸市場，絕對可以讓台灣農民享受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的果實。
這就是所謂的「讓利」，或是，後來媒體廣泛稱之的「兩岸紅利」。兩岸紅利的初始，其實並沒有那麼複雜，甚至還有那麼一點誤打誤撞，因為台灣省農會出面「攪局」，讓兩岸農業交流包裹在台灣水果外銷中國大陸之外，使得中共對台系統在操作這件事情上，顯得更游刃有餘，更容易將政治意圖隱藏在農業經貿外衣之下。
（商務部台港澳司副司長）唐煒或（農業部台灣事務辦公室副主任）李永華，即使當時就已料到台灣水果出口到中國大陸的銷售，不能只仰賴零關稅此單一因素，就此幫助台灣水果打開中國大陸市場，但以當時兩岸政治的緊張氛圍，零關稅所造成的新聞效應已成，所以其他市場銷售的配套，以及需待解決的問題，也就在這樣的輿論聲勢下被淹沒。
2005年6月5日，談判會前會結束回到台灣，第一時間整理了與上述單位訪談的記錄稿，送交國民黨中央連戰主席辦公室、立法院長王金平辦公室。然後，與辦公室同仁開始密集電話、傳真與電子郵件的連繫，透過國台辦聯絡局某位處長的協助，敲定台灣省農會理事長、常務監事、總幹事等三長於同年6月23日出訪北京。
依照着6月3日的協商會前會議程，6月24日台灣省農會參訪團一行十多人，在理事長劉銓忠率領下，前往商務部東華門辦公樓的二樓會議室，等待歷史性一刻的到來。
中午在王府井西街的南京大飯店用餐後，台灣省農會理事長、常務監事返回飯店休息，下午進入實質談判。中國大陸質檢總局、海關總署上場，進行兩岸貿易的實質往來議題，此時中方攤出底牌與立場，態度變得強硬。
兩岸的主談機構基本上沒有共同的語言，中方是商務部，我方是農會系統，第三方執行「零關稅」的海關總署，提出很多通關的專業考量，包括兩岸商品稅則碼如何互通，兩岸關貿線上系統如何對接，在沒有大三通的前提下，如果不以小三通模式該如何縮短運輸時程，這些早已超過台灣省農會可以「被授權」的專業領域，都被拉上談判桌討論。
整個談判過程，中國大陸商務部居於主導地位，他們更在乎的是台灣水果進到中國市場，要如何打通銷售通路。對於海關、質檢部門的意見，他們反倒認為這是兩岸對口部門在技術層面上的溝通問題，既然一時間解決不了，大家應該把重點放在「產品銷售」這個核心問題上。
有趣的是，關於台灣水果要如何在中國大陸銷售，或是解決台灣農產品在中國大陸銷售問題，難道是一個零關稅措施，就能全部解決？或是說，關稅障礙是台灣水果進入中國大陸市場的唯一阻礙嗎？
以當時的談判氛圍，台灣省農會代表團的思維，甚至說是整個從組團開始到進入北京商務部東華門辦公室會議室上，認為這是最關鍵、最核心、也最迫切需要解決的課題。後來，媒體不斷宣傳「水果零關稅進入中國大陸市場」，也成為社會大眾耳熟能詳的段子，傳遍每一位台商的耳朵裏。
接下來的幾年內，搞建築的、蓋房產的、做製藥的、開工廠的老闆，都想要進口台灣水果到中國大陸，想要大賺一筆水果財。他們都知道，台灣有22項水果零關稅可以進到中國大陸，也都認為零關稅的實施就是萬靈丹。
南京大飯店的餐宴大夥依舊展現了兩岸一家親的規格，尤其是台灣農會代表團成員更是熟悉在餐桌上解決問題的模式；商務部唐煒領軍的以「海峽兩岸經貿交流協會」為名，實為各個部會對台官員組成的談判隊伍，在餐桌上的表現自然也不會輸人。下午的談判在酒酣耳熱之後，氣氛顯得輕鬆，對於矛盾、無解的問題，確實也能體現「擱置爭議」的精神。但台灣水果在中國大陸的銷售，要如何進行，顯然不是在這樣的談判桌上可以說得清楚，談得出解決方案的。
如果說，零關稅實施啟動，必須有其相關配套，海關報關系統的對接、農產品檢疫標準的認定，這兩大關鍵，沒有公權力的授權，台灣省農會是談不出結果的。想要從中分一杯羹的國民黨高層，他們曾經執政過，他們清楚問題的複雜性，他們想要阻撓省農會參訪團，除了認為省農會位階在他們之下的優越心態之外，更重要的是國民黨當時的智庫，其實對這兩個問題早已擬好了一套「規避公部門談判」的變通手段。
智庫的心態就是扁政府不同意、不授權，國民黨和共產黨已經談好，兩邊就這麼幹就是了！
6月27日從北京返回台北後，再次將整個參訪記要彙整送交國民黨中央，台灣省農會幾個重要核心幹部也隨即被叫到台北，與國民黨中央黨部陸工會開會。張榮恭，當時的陸工會主任，自然是有其一套說詞，言下之意就是你們辛苦了，但後續成果與執行，也就不勞你們農會系統代勞了。
針對這句話，當時智庫執行長蔡勳雄可就沒那麼客氣了！他表示，關於台灣水果的檢疫問題、原產地證明問題，早已和對岸談好。民進黨政府不正視面對，解決方案很簡單，就是在第三地香港，找一家專責做檢驗認證的跨國公司，來核發台灣水果的出口檢疫工作；屆時只要中國大陸海關檢疫單位看到這家香港公司核發的檢疫證，就能通關。至於原產地證明，蔡勳雄說得更簡單，他以美國「香吉士」農民生產包裝上的「條碼化」為例，他說只要在源頭把關，把每一位農民生產的農產品打上產地二維條碼，也就不用所謂的原產地證明文件。
至於海關通關部分，中國大陸會先開幾個「綠色通關口岸」，代替原本應該由台灣財政部所屬的「關貿公司」建置的通關報關系統，避開雙邊貿易海關系統連線問題。
簡單一句話，智庫的心態就是扁政府不同意、不授權，國民黨和共產黨已經談好，兩邊就這麼幹就是了！
國民黨當時在陳水扁執政下，積極地運作農產品出口零關稅如何落實的事情，表面上看是為了落實「連胡會」時《新聞公報》的五點共識，但明眼人都知道這中間就是為了一個「利」字。
（編按：本文摘自《水果政治學：兩岸農業交流十年回顧與展望》，台灣巨流圖書公司出版。所摘錄段落中亦有所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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