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否需要穷人银行？

香港式贫穷

去年占中时，遇到一个男孩，他叫仲贤，个头不高，有学生气的腼腆。28岁，很早出来做事。每天放工就去旺角镇守，在硬纸板上睡到天光，回家冲凉，然后返工开始又一天的循环。

问他为什么执著，他说想争取一个“新香港”。那个香港是负责任的城市，对社会底层有基本的公义和关心，有“真会work”的社会福利。他生在破碎的家庭，母亲独自打工奋斗，将他和他姐姐二人养大，姐姐年纪不大又有了孩子，一家五口挤在公屋。他中学时成绩一般，再读只能是副学士，那又是一笔贷款。也许是希望帮助和他一样处境的人，他投身社福行业，每天和屋邨的问题少年、单身老人、受家暴妇女打交道，资源不多，能做的始终有限。因为没有社工文凭，他只有七千块左右收入。

转眼占中已过去一年，香港政府刚刚公布最新贫穷人口数量：131.2万，而这座城市总人口才不过700万出头。新的贫穷线规定，一人家庭月入不到3,500港元、两人不到8,500港元的，就是贫穷家庭。

这三五千港币够不够花？

“深水埗公屋月租900（或睡天桥免费），电费400（开冷气600），煤气费300、水费80、家用电话130、二手衫每件20（见工白衬衫200）、三餸饭每餐22、豉油白饭加午餐肉每餐10块（一罐餐肉分三次吃）、社福机构幼儿园36,000（分12期）⋯⋯”

香港中文大学博群大讲堂的老师们，簇拥著一位来客，一起参观校园一角的“贫穷展览”。展区像窄小的迷宫，参观者在展牌之间的罅隙里走走停停，读著展牌列出的一系列最低消费帐目——香港贫穷人口本就不多的收入，应付日常生活捉襟见肘。

展览的尽头是一副海报，上面写着：“穷人就像被种成盆景的树。即使是最好的种子，要是被栽种在有六吋深的盆子里，不管跟原来的大树多么相像，最终亦只能长成那么高。问题不在种子，而在土壤。”

说这话的人，此刻就在香港中文大学作客——孟加拉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2006年，他和自己创办的“穷人银行”一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从城市到城市，从村庄到村庄，从这个区到那个区。

七十五岁的尤努斯是卓越的演说家，善于捕捉每个机会对人们介绍“穷人银行”、“社会企业”这些他矢志不渝的志业，就连穿的手织格纹布长衫都是社会企业产品。

几周来，关于贫穷和摆脱贫穷的新闻频繁出现在新闻网站。世界银行说：全球极端贫穷人口首次跌至总人口10%以下；联合国表示有信心2030年消除极端贫穷；中国政府提出，到2020年7,000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我好奇地问尤努斯是否对消灭贫穷同样乐观，他马上回答：

“这些都是好消息，我们一直盼望这样的消息。但是，我们看到政府和大机构在脱贫，这是不够的，脱贫靠的是每个公民自己。”

经济学出身的尤努斯，对于“理论”、“政府”、“公司”抱持怀疑。他认为，理论假定人性自私，只在利益驱动下才能行动，公司使人丧失自由和主动性，政府则习惯于拨款了事——这些都是以金钱为导向的行为方式。但，人可以也应该为解决问题开展行动。常见的脱贫方法是政府、慈善机构给穷困地区拨款，这固然有用，但只是一次性动作，并置穷人于他人恩典之下，无法推动他们建立自尊、学会谋生，最终脱贫。他更愿意为贫穷的人提供实际协助，比如低息小额贷款，帮他们培养储蓄、教育、卫生、工作等方面的生活习惯，从而成为经济独立的人。

尤努斯的第一批客户，是几个孟加拉贫困妇女。在那个穆斯林村庄里，穷困的女姓无法得到银行贷款，只能借高利贷，以债养债。尤努斯为她们提供无息贷款，直到她们可以独立养活自己的家庭为止。这个小实验是“格莱珉穷人银行”的雏形，后者如今在孟加拉八万多个村庄为八百五十万人提供借贷服务，其中97%是女性。亚洲、拉美、非洲、北美各地，也出现了以格莱珉银行为模型的穷人银行。

格莱珉银行

全球贫穷人口下降的同时，中产数量不断增加。皮尤中心的研究指出，中国、南美和东欧中产增加的速度尤其惊人。这对全球脱贫来说意味着什么？尤努斯仍然把我的问题导向极端贫穷，他认为伴随中产崛起的是大规模城市化进程，这意味着大量人口在国界内外流动，城市、尤其富裕国家的城市，可以提供更多但机会和更好的福利。同时，战争、环境问题也使很多人背井离乡，比如最近的难民潮，比如很可能受气候变暖影响即将被淹没的海岛国家。

“人想要离开，你是拦不住的的。设立边境线，查禁户籍文件，这都没用。人一旦真想做什么，他一定可以做得到。”尤努斯认为，更长远的方法是想想为什么留不住人，一点点改变当地状况。“从城市到城市，从村庄到村庄，”他指指脚下，“从这个区到那个区。”

香港是否需要穷人银行

2006年，获得诺贝尔奖后，尤努斯第一个出访的国家就是中国。然而，在中国建立穷人银行，并非易事。格莱珉中国”总裁高战说，从习近平、温家宝，到一些省级领导人、银行行长，尤努斯多次在中国受到他们的“热情会见”，“会见”之后就没了没有下文。十几年来，中国大陆也有不少地方自发学习尤努斯模式，但反复失败。尤努斯多次提到，中国政府不让银行以外的金融机构开展存款业务，这对格莱珉银行是很大的障碍。财经作家嵇少峰更撰文表示，格莱珉在孟加拉的成功有独特历史原因，可算经济奇蹟，但“在中国几乎无法实施”。

显然，这些障碍和论断还是没有让尤努斯放弃中国。2014年，“格莱珉中国”在中国江苏徐州陆口村成立，不久，大陆电商集团京东总裁刘强东表示要和“格莱珉中国”建立合作，并投资100万美元，据高战说，京东的这些计画“还在落实中”。这次来香港之前，尤努斯先去了北京、上海、昆明、深圳四个城市，既传播格莱珉模式，也寻找合作伙伴，建立分支机构。

在香港，尤努斯的到来标志着“格莱珉香港”的启动，高战说已经和十多家香港机构进行初步接触，希望能找到适合的伙伴对“格莱珉香港”进行投资。虽然记者们屡屡追问，香港如何与尤努斯的经验结合，但高战还是表示现阶段无法透露进一步信息。

香港与孟加拉或中国的农村不同，符合联合国标准的绝对贫穷人口（每天可支配金额2美元以下的人）几乎没有。但这个高速运转的都市是全球贫富悬殊最严重地区之一。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经济学家徐家健认为，香港本金融机构林立，格莱珉并不容易进来。在村庄和落后地区，格莱珉可以通过小额贷款解决穷人生计，发展小生意。但在香港，穷人多有工作在身，高额地价和运营费用又提高创业经费。现有的各种小额财务信贷，解决的多是燃眉之急，无法让穷人累计财富。

的确，对社会底层来讲，衣食住行等基本开销出去之后，每月所剩无几。年轻人中更有一种上升无力感。社会阶层固化，工作机会变少，平均薪资增长缓慢，正如本地音乐组合My Little Airport直白地唱：“我哋都应该唔会有三万元。”

这在尤努斯看来当然是“土壤”问题，但他也强调人性的潜能和力量。在演讲中他说，现代社会给人造成错觉，毕业之后只能投递简历，幸运者被雇佣，不幸者失业。而实质上，人，尤其是掌握科技的年轻人其实有能解决实际问题，创造工作机会。他幽默地讽刺：“人生而自由，但一辈子为别人打工，活在小老板的控制下，然后熬成小老板，被大一点的老板管，这是自由吗？和几千年前的奴隶制度也没有差太远，当然奴隶可没有把简历投到‘五号洞穴’、‘六号洞穴’。”他轻微南亚口音的英语流利生动，台下不时爆发掌声和笑声。话锋转回社会企业，认为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导向、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企业是一条出路，当然白手起家的年轻人创设社会企业需要资助，这就是穷人银行发挥作用的地方。

我打电话问仲贤，会否有兴趣加入这样的社会企业。他说最近忙于关注区议会选举，没有留意到尤努斯这个名字，需要认真查阅相关信息再讲。不久，他在Facebook回复我说：“现时社会福利制度不平均，偏重老化人口，青年、中年基本上没什么福利。尤努斯的社会企业如果有，我觉得加入是可以的，愿意尝试组成另一个货币制——不只用劳力，可能个人化一点的兴趣及技能换取其他东西，例如吧，我都未想得好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