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否需要穷人银行?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来访香港,他创办的穷人银行是否能够改变香港的经济土壤?
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孟加拉「穷人的银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
国际 香港

香港式贫穷

去年占中时,遇到一个男孩,他叫仲贤,个头不高,有学生气的腼腆。28岁,很早出来做事。每天放工就去旺角镇守,在硬纸板上睡到天光,回家冲凉,然后返工开始又一天的循环。

问他为什么执著,他说想争取一个“新香港”。那个香港是负责任的城市,对社会底层有基本的公义和关心,有“真会work”的社会福利。他生在破碎的家庭,母亲独自打工奋斗,将他和他姐姐二人养大,姐姐年纪不大又有了孩子,一家五口挤在公屋。他中学时成绩一般,再读只能是副学士,那又是一笔贷款。也许是希望帮助和他一样处境的人,他投身社福行业,每天和屋邨的问题少年、单身老人、受家暴妇女打交道,资源不多,能做的始终有限。因为没有社工文凭,他只有七千块左右收入。

转眼占中已过去一年,香港政府刚刚公布最新贫穷人口数量:131.2万,而这座城市总人口才不过700万出头。新的贫穷线规定,一人家庭月入不到3,500港元、两人不到8,500港元的,就是贫穷家庭。

这三五千港币够不够花?

“深水埗公屋月租900(或睡天桥免费),电费400(开冷气600),煤气费300、水费80、家用电话130、二手衫每件20(见工白衬衫200)、三餸饭每餐22、豉油白饭加午餐肉每餐10块(一罐餐肉分三次吃)、社福机构幼儿园36,000(分12期)⋯⋯”

香港中文大学博群大讲堂的老师们,簇拥著一位来客,一起参观校园一角的“贫穷展览”。展区像窄小的迷宫,参观者在展牌之间的罅隙里走走停停,读著展牌列出的一系列最低消费帐目——香港贫穷人口本就不多的收入,应付日常生活捉襟见肘。

展览的尽头是一副海报,上面写着:“穷人就像被种成盆景的树。即使是最好的种子,要是被栽种在有六吋深的盆子里,不管跟原来的大树多么相像,最终亦只能长成那么高。问题不在种子,而在土壤。”

说这话的人,此刻就在香港中文大学作客——孟加拉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2006年,他和自己创办的“穷人银行”一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从城市到城市,从村庄到村庄,从这个区到那个区。

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摄:罗国辉/端传媒
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

七十五岁的尤努斯是卓越的演说家,善于捕捉每个机会对人们介绍“穷人银行”、“社会企业”这些他矢志不渝的志业,就连穿的手织格纹布长衫都是社会企业产品。

几周来,关于贫穷和摆脱贫穷的新闻频繁出现在新闻网站。世界银行说:全球极端贫穷人口首次跌至总人口10%以下;联合国表示有信心2030年消除极端贫穷;中国政府提出,到2020年7,000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我好奇地问尤努斯是否对消灭贫穷同样乐观,他马上回答:

“这些都是好消息,我们一直盼望这样的消息。但是,我们看到政府和大机构在脱贫,这是不够的,脱贫靠的是每个公民自己。”

经济学出身的尤努斯,对于“理论”、“政府”、“公司”抱持怀疑。他认为,理论假定人性自私,只在利益驱动下才能行动,公司使人丧失自由和主动性,政府则习惯于拨款了事——这些都是以金钱为导向的行为方式。但,人可以也应该为解决问题开展行动。常见的脱贫方法是政府、慈善机构给穷困地区拨款,这固然有用,但只是一次性动作,并置穷人于他人恩典之下,无法推动他们建立自尊、学会谋生,最终脱贫。他更愿意为贫穷的人提供实际协助,比如低息小额贷款,帮他们培养储蓄、教育、卫生、工作等方面的生活习惯,从而成为经济独立的人。

尤努斯的第一批客户,是几个孟加拉贫困妇女。在那个穆斯林村庄里,穷困的女姓无法得到银行贷款,只能借高利贷,以债养债。尤努斯为她们提供无息贷款,直到她们可以独立养活自己的家庭为止。这个小实验是“格莱珉穷人银行”的雏形,后者如今在孟加拉八万多个村庄为八百五十万人提供借贷服务,其中97%是女性。亚洲、拉美、非洲、北美各地,也出现了以格莱珉银行为模型的穷人银行。

格莱珉银行

格莱珉银行向穷人发行不需担保的小额贷款。格莱珉银行不仅是一个贷款机构,它有其独特的操作模式,例如贷款给贫困的妇女;每个借贷者必须自发组成一个无近亲的五人小组,小组成员需定期和银行职员开会。每一个格莱珉的客户还需要遵守“十六条协议”,例如为孩子提供教育机会;要保持孩子干净,环境清洁;不实行童婚等等。截止2006 年,格莱珉银行向孟加拉7.3 万个村庄近700 万人发放了贷款,成为孟加拉最大的商业银行之一。(资料来源:香港中文大学博群大讲堂)

全球贫穷人口下降的同时,中产数量不断增加。皮尤中心的研究指出,中国、南美和东欧中产增加的速度尤其惊人。这对全球脱贫来说意味着什么?尤努斯仍然把我的问题导向极端贫穷,他认为伴随中产崛起的是大规模城市化进程,这意味着大量人口在国界内外流动,城市、尤其富裕国家的城市,可以提供更多但机会和更好的福利。同时,战争、环境问题也使很多人背井离乡,比如最近的难民潮,比如很可能受气候变暖影响即将被淹没的海岛国家。

“人想要离开,你是拦不住的的。设立边境线,查禁户籍文件,这都没用。人一旦真想做什么,他一定可以做得到。”尤努斯认为,更长远的方法是想想为什么留不住人,一点点改变当地状况。“从城市到城市,从村庄到村庄,”他指指脚下,“从这个区到那个区。”

香港是否需要穷人银行

2006年,获得诺贝尔奖后,尤努斯第一个出访的国家就是中国。然而,在中国建立穷人银行,并非易事。格莱珉中国”总裁高战说,从习近平、温家宝,到一些省级领导人、银行行长,尤努斯多次在中国受到他们的“热情会见”,“会见”之后就没了没有下文。十几年来,中国大陆也有不少地方自发学习尤努斯模式,但反复失败。尤努斯多次提到,中国政府不让银行以外的金融机构开展存款业务,这对格莱珉银行是很大的障碍。财经作家嵇少峰更撰文表示,格莱珉在孟加拉的成功有独特历史原因,可算经济奇蹟,但“在中国几乎无法实施”。

显然,这些障碍和论断还是没有让尤努斯放弃中国。2014年,“格莱珉中国”在中国江苏徐州陆口村成立,不久,大陆电商集团京东总裁刘强东表示要和“格莱珉中国”建立合作,并投资100万美元,据高战说,京东的这些计画“还在落实中”。这次来香港之前,尤努斯先去了北京、上海、昆明、深圳四个城市,既传播格莱珉模式,也寻找合作伙伴,建立分支机构。

在香港,尤努斯的到来标志着“格莱珉香港”的启动,高战说已经和十多家香港机构进行初步接触,希望能找到适合的伙伴对“格莱珉香港”进行投资。虽然记者们屡屡追问,香港如何与尤努斯的经验结合,但高战还是表示现阶段无法透露进一步信息。

香港与孟加拉或中国的农村不同,符合联合国标准的绝对贫穷人口(每天可支配金额2美元以下的人)几乎没有。但这个高速运转的都市是全球贫富悬殊最严重地区之一。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经济学家徐家健认为,香港本金融机构林立,格莱珉并不容易进来。在村庄和落后地区,格莱珉可以通过小额贷款解决穷人生计,发展小生意。但在香港,穷人多有工作在身,高额地价和运营费用又提高创业经费。现有的各种小额财务信贷,解决的多是燃眉之急,无法让穷人累计财富。

的确,对社会底层来讲,衣食住行等基本开销出去之后,每月所剩无几。年轻人中更有一种上升无力感。社会阶层固化,工作机会变少,平均薪资增长缓慢,正如本地音乐组合My Little Airport直白地唱:“我哋都应该唔会有三万元。”

这在尤努斯看来当然是“土壤”问题,但他也强调人性的潜能和力量。在演讲中他说,现代社会给人造成错觉,毕业之后只能投递简历,幸运者被雇佣,不幸者失业。而实质上,人,尤其是掌握科技的年轻人其实有能解决实际问题,创造工作机会。他幽默地讽刺:“人生而自由,但一辈子为别人打工,活在小老板的控制下,然后熬成小老板,被大一点的老板管,这是自由吗?和几千年前的奴隶制度也没有差太远,当然奴隶可没有把简历投到‘五号洞穴’、‘六号洞穴’。”他轻微南亚口音的英语流利生动,台下不时爆发掌声和笑声。话锋转回社会企业,认为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导向、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企业是一条出路,当然白手起家的年轻人创设社会企业需要资助,这就是穷人银行发挥作用的地方。

我打电话问仲贤,会否有兴趣加入这样的社会企业。他说最近忙于关注区议会选举,没有留意到尤努斯这个名字,需要认真查阅相关信息再讲。不久,他在Facebook回复我说:“现时社会福利制度不平均,偏重老化人口,青年、中年基本上没什么福利。尤努斯的社会企业如果有,我觉得加入是可以的,愿意尝试组成另一个货币制——不只用劳力,可能个人化一点的兴趣及技能换取其他东西,例如吧,我都未想得好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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