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否需要窮人銀行？

香港式貧窮

去年佔中時，遇到一個男孩，他叫仲賢，個頭不高，有學生氣的靦腆。28歲，很早出來做事。每天放工就去旺角鎮守，在硬紙板上睡到天光，回家沖涼，然後返工開始又一天的循環。

問他為什麼執著，他說想爭取一個「新香港」。那個香港是負責任的城市，對社會底層有基本的公義和關心，有「真會work」的社會福利。他生在破碎的家庭，母親獨自打工奮鬥，將他和他姐姐二人養大，姐姐年紀不大又有了孩子，一家五口擠在公屋。他中學時成績一般，再讀只能是副學士，那又是一筆貸款。也許是希望幫助和他一樣處境的人，他投身社福行業，每天和屋邨的問題少年、單身老人、受家暴婦女打交道，資源不多，能做的始終有限。因為沒有社工文憑，他只有七千塊左右收入。

轉眼佔中已過去一年，香港政府剛剛公布最新貧窮人口數量：131.2萬，而這座城市總人口才不過700萬出頭。新的貧窮線規定，一人家庭月入不到3,500港元、兩人不到8,500港元的，就是貧窮家庭。

這三五千港幣夠不夠花？

「深水埗公屋月租900（或睡天橋免費），電費400（開冷氣600），煤氣費300、水費80、家用電話130、二手衫每件20（見工白襯衫200）、三餸飯每餐22、豉油白飯加午餐肉每餐10塊（一罐餐肉分三次吃）、社福機構幼兒園36,000（分12期）⋯⋯」

香港中文大學博群大講堂的老師們，簇擁着一位來客，一起參觀校園一角的「貧窮展覽」。展區像窄小的迷宮，參觀者在展牌之間的罅隙裏走走停停，讀着展牌列出的一系列最低消費帳目——香港貧窮人口本就不多的收入，應付日常生活捉襟見肘。

展覽的盡頭是一副海報，上面寫着：「窮人就像被種成盆景的樹。即使是最好的種子，要是被栽種在有六吋深的盆子裏，不管跟原來的大樹多麼相像，最終亦只能長成那麼高。問題不在種子，而在土壤。」

說這話的人，此刻就在香港中文大學作客——孟加拉經濟學家穆罕默德·尤努斯，2006年，他和自己創辦的「窮人銀行」一起，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從城市到城市，從村莊到村莊，從這個區到那個區。

七十五歲的尤努斯是卓越的演說家，善於捕捉每個機會對人們介紹「窮人銀行」、「社會企業」這些他矢志不渝的志業，就連穿的手織格紋布長衫都是社會企業產品。

幾週來，關於貧窮和擺脫貧窮的新聞頻繁出現在新聞網站。世界銀行說：全球極端貧窮人口首次跌至總人口10%以下；聯合國表示有信心2030年消除極端貧窮；中國政府提出，到2020年7,000萬貧困人口全部脫貧。我好奇地問尤努斯是否對消滅貧窮同樣樂觀，他馬上回答：

這些都是好消息，我們一直盼望這樣的消息。但是，我們看到政府和大機構在脫貧，這是不夠的，脫貧靠的是每個公民自己。

經濟學出身的尤努斯，對於「理論」、「政府」、「公司」抱持懷疑。他認為，理論假定人性自私，只在利益驅動下才能行動，公司使人喪失自由和主動性，政府則習慣於撥款了事——這些都是以金錢為導向的行為方式。但，人可以也應該為解決問題開展行動。常見的脫貧方法是政府、慈善機構給窮困地區撥款，這固然有用，但只是一次性動作，並置窮人於他人恩典之下，無法推動他們建立自尊、學會謀生，最終脫貧。他更願意為貧窮的人提供實際協助，比如低息小額貸款，幫他們培養儲蓄、教育、衛生、工作等方面的生活習慣，從而成為經濟獨立的人。

尤努斯的第一批客戶，是幾個孟加拉貧困婦女。在那個穆斯林村莊裏，窮困的女姓無法得到銀行貸款，只能借高利貸，以債養債。尤努斯為她們提供無息貸款，直到她們可以獨立養活自己的家庭為止。這個小實驗是「格萊珉窮人銀行」的雛形，後者如今在孟加拉八萬多個村莊為八百五十萬人提供借貸服務，其中97%是女性。亞洲、拉美、非洲、北美各地，也出現了以格萊珉銀行為模型的窮人銀行。

格萊珉銀行

全球貧窮人口下降的同時，中產數量不斷增加。皮尤中心的研究指出，中國、南美和東歐中產增加的速度尤其驚人。這對全球脫貧來說意味着什麼？尤努斯仍然把我的問題導向極端貧窮，他認為伴隨中產崛起的是大規模城市化進程，這意味着大量人口在國界內外流動，城市、尤其富裕國家的城市，可以提供更多但機會和更好的福利。同時，戰爭、環境問題也使很多人背井離鄉，比如最近的難民潮，比如很可能受氣候變暖影響即將被淹沒的海島國家。

「人想要離開，你是攔不住的的。設立邊境線，查禁戶籍文件，這都沒用。人一旦真想做什麼，他一定可以做得到。」尤努斯認為，更長遠的方法是想想為什麼留不住人，一點點改變當地狀況。

「從城市到城市，從村莊到村莊，」他指指腳下，「從這個區到那個區。」

香港是否需要窮人銀行

2006年，獲得諾貝爾獎後，尤努斯第一個出訪的國家就是中國。然而，在中國建立窮人銀行，並非易事。格萊珉中國」總裁高戰說，從習近平、溫家寶，到一些省級領導人、銀行行長，尤努斯多次在中國受到他們的「熱情會見」，「會見」之後就沒了下文。十幾年來，中國大陸也有不少地方自發學習尤努斯模式，但反覆失敗。尤努斯多次提到，中國政府不讓銀行以外的金融機構開展存款業務，這對格萊珉銀行是很大的障礙。財經作家嵇少峰更撰文表示，格萊珉在孟加拉的成功有獨特歷史原因，可算經濟奇蹟，但「在中國幾乎無法實施」。

顯然，這些障礙和論斷還是沒有讓尤努斯放棄中國。2014年，「格萊珉中國」在中國江蘇徐州陸口村成立，不久，大陸電商集團京東總裁劉強東表示要和「格萊珉中國」建立合作，並投資100萬美元，高戰說，京東的這些計畫「還在落實中」。這次來香港之前，尤努斯先去了北京、上海、昆明、深圳四個城市，既傳播格萊珉模式，也尋找合作夥伴，建立分支機構。

在香港，尤努斯的到來標誌着「格萊珉香港」的啟動，高戰說已經和十多家香港機構進行初步接觸，希望能找到適合的夥伴對「格萊珉香港」進行投資。雖然記者們屢屢追問，香港如何與尤努斯的經驗結合，但高戰還是表示現階段無法透露進一步信息。

香港與孟加拉或中國的農村不同，符合聯合國標準的絕對貧窮人口（每天可支配金額2美元以下的人）幾乎沒有。但這個高速運轉的都市是全球貧富懸殊最嚴重地區之一。香港中文大學訪問學者經濟學家徐家健認為，香港本金融機構林立，格萊珉並不容易進來。在村莊和落後地區，格萊珉可以通過小額貸款解決窮人生計，發展小生意。但在香港，窮人多有工作在身，高額地價和運營費用又提高創業經費。現有的各種小額財務信貸，解決的多是燃眉之急，無法讓窮人累計財富。

的確，對社會底層來講，衣食住行等基本開銷出去之後，每月所剩無幾。年輕人中更有一種上升無力感。社會階層固化，工作機會變少，平均薪資增長緩慢，正如本地音樂組合My Little Airport直白地唱：「我哋都應該唔會有三萬元。」

這在尤努斯看來當然是「土壤」問題，但他也強調人性的潛能和力量。在演講中他說，現代社會給人造成錯覺，畢業之後只能投遞簡歷，幸運者被僱傭，不幸者失業。而實質上，人，尤其是掌握科技的年輕人其實有能解決實際問題，創造工作機會。

他幽默地諷刺：「人生而自由，但一輩子為別人打工，活在小老闆的控制下，然後熬成小老闆，被大一點的老闆管，這是自由嗎？和幾千年前的奴隸制度也沒有差太遠，當然奴隸可沒有把簡歷投到『五號洞穴』、『六號洞穴』。」

他輕微南亞口音的英語流利生動，台下不時爆發掌聲和笑聲。話鋒轉回社會企業，認為以解決社會問題為導向、不以營利為目的的社會企業是一條出路，當然白手起家的年輕人創設社會企業需要資助，這就是窮人銀行發揮作用的地方。

我打電話問仲賢，會否有興趣加入這樣的社會企業。他說最近忙於關注區議會選舉，沒有留意到尤努斯這個名字，需要認真查閱相關信息再講。不久，他在Facebook回覆我說：「現時社會福利制度不平均，偏重老化人口，青年、中年基本上沒什麼福利。尤努斯的社會企業如果有，我覺得加入是可以的，願意嘗試組成另一個貨幣制——不只用勞力，可能個人化一點的興趣及技能換取其他東西，例如吧，我都未想得好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