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国民教育

请容我从三年前的一通电邮，开始讲述这个人物故事。那时，一个素未谋面的女子，向其实是陌生人的我，恳切地写道──

“在选取历史事件的时候，叙述的遣词用句，我已经尽量小心。力求好懂，力求有趣，保留了事件的面貌与沉重分量，同时把血腥的描述淡化……但，这样就够了吗？我已经够谨慎了吗？

“在知与无知两个极端之间，是一段很长的空白，我该落在哪一个纬度，才是最适当的丶对孩子最好的？

“说到底，这个专栏的动机是不纯的，并不是真的从编辑的立场来看，我们认为孩子该从小了解国家，才做出来这麽一个专栏，只是因为有一张胡说八道的大嘴已经向孩子们伸过去了，我们在无可选择之下，才不得不捏出来一个喇叭，想要喊出另一种声音……

“我很想知道，在妈妈看来，一个这样的专栏，对孩子来说太残忍了吗？”

最”危险”的专栏

那是2012年，传媒翻出《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後数月内的事。写电邮的黄雅文是香港一份儿童杂志的创办人和编辑，而收电邮的我是记者也是妈妈。很久以後我才知道，发电邮时正值黄雅文写《小国民大讲堂》十讲专栏最绝望的时刻。

“从未试过写一个专栏，感到那样危险。那种危险是，自己写自己讨论自己推翻自己删除自己修改，怕哪里做得不好，对小读者烙印深远……现在看来，那通电邮有一种病急乱投医的感觉。”

黄雅文身子单薄，头发长长，説起话来语调轻柔却又率性爽朗，而且滔滔不绝。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子，十多年来在香港撑起一家从儿童文学出发的出版社。早年她到不同学校讲诗，借妈妈呀风呀这些亲切熟悉的主题，启发小朋友把联想和感情化作诗句。但她观察到一个现象──几年下来，不同学校陆续添了中国主题的展板，而且来来去去只得三个题目：科技丶体育和经济。

“我觉得这样了解中国是偏颇的，但也明白要跟小学生讲中国，有时不能太残忍直白。”後来有学校邀黄雅文讲诗，表明主题必须围绕大地祖国，她回应説这题材太宏大陌生，会让小朋友无所适从，结果校方另觅讲者。到了2008年北京奥运前後，她感到这种气氛被推至巅峰，”小朋友对国家有很强的概念感，是好事也是坏事。如果我们担心的是片面理解，那便是最坏的时刻了。”

但有句话叫”没有最坏，只有更坏”。果然才没几年，政府宣布计划把德育及国民教育列为必修科目。”那时我手上有一本从相熟老师得来的《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感觉就是弊。危机迫近，我们还可以做什麽？”

这个念哲学出身丶多年推动儿童文学丶从未写过时政文章，兼且生平只参与过三次游行的女子──一次是1989年的六四，一次是2003年的七一，一次在2012年李旺阳”被自杀”之後──东张西望，急切渴望周遭有人接招，面向孩子做好真正的国民教育。但没有。大家都忙着反对。

一个人的国民教育

她决定自己扛下来，”其实和小朋友讲话是一种特殊技能，我觉得自己可以一试。但这也是单枪匹马丶螳臂当车的工作，回想起来我当时没好好参照自己的能力。”

她为自己订下严谨规条，并且开始大量资料搜集──素材要浅白，尽力贴近真相，可以选取，但不可以误导。太残忍的不讲，血淋淋的最好避开，太不堪的也不提。要举大量事例，但来源尽量限制为官方文章丶党报和内地报纸等，香港《明报》也用，但必须同时搜索相关报导曾否引发官司。尽量不要太有立场，即使有，也必须选取一个无可争议的位置。甚至为了避嫌，她都要求自己必先陈述好事，再讲不好的事情。

“因为我的对象是高小至初中的小朋友，他们连事实都搞不清，完全没有激进和不冷静的资本。立场一定要建基於事实。”

她落力把故事写得有趣，主要角色设定为”新中国”和”小面人”。前者是个长发飘飘，头戴党徽的圆润女生，”非常渴望被爱，认为大小国民都应该热烈地爱她”；後者是个光头兼光着身子的小男孩，”心地善良，但有点傻气，是面粉村小学的学生”。

至於选题，”我们不出招，只接招──无论那招难或不难。”她推敲政府的国民教育究竟葫芦里卖什麽药，再用小朋友能理解的方式，讲述另一面真相。

第一招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那时我看到新闻，一个国情团从中国大陆回来，主席自豪的説∶那些原本对祖国全无认识的学生，在行程中脱口讲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话，他心里安慰。”黄雅文説∶”我觉得，要知道这句话是什麽，必须从基本讲清楚。”

新中国∶你説呀！你到底爱不爱我？

小面人∶呃……但我还不大认识你呢！

小面人∶我觉得，爱国和爱党应该分开来。你能不能把头上的党徽摘掉？

新中国∶当然不能！你没听过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黄雅文把这一集专栏的排版稿送给相熟的老师和家长看，有些回应説不喜欢，因为”太偏向保守 “，尤其是这节──

“一定要共产党来领导，别人都不行吗？”不行。
“可是如果它领导得不好呢？也不能换一个吗？”不好也不能换。
“这样太不公平了吧？”公不公平，我们先不讲。

在事实的大海多游一会

黄雅文説∶”这节令老师觉得最不能接受，因为一党专政并不是普世价值。我感到他们似乎期望一个善恶分明的陈述，甚至觉得我们软弱。事实上，知道人家认为这样叫′软弱′时，我反而……松了一口气。对我来説，总好过站得太激进反动，那是另一种洗脑。”

“根据宪法，′新中国′要由共产党领导，至於中国是否真的要由共产党领导？我们不要心急，先在事实的大海多游一会。看到後来，小朋友慢慢会明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口号其实不是夸奖。事实告诉我们，没有共产党，就不会有新中国那三十年灾祸──没一件是天灾，都是人祸。”

黄雅文相信孩子，认为不必有明显立场，只要把事实讲明白，他们自有判断。难题在於让他们明白。”如果只是做宣传，説这个中国有多好丶几时建立，是很轻松的，但现在我们要花超过一百倍力气去把事情讲清楚。最简单的例子是∶中国体育为什麽拿下那麽多金牌？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特殊的制度，把钱都用来催谷成绩，每一张金牌本来都可以为山区孩子换来很多间小学。”

由口号组成的中国风景

在一期又一期的杂志里，是一个又一个中国式口号──”发展才是硬道理”讲经济发展丶”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讲体育金牌工程丶”你是祖国的花朵”里有一孩政策丶”你是未来的接班人”讲教育丶”科技高峰勇於攀登”讲穿不起裤子也要建造的两弹一星丶”大海航行靠舵手”里有两位国家领导人，还有敏感”瓷”丶上访丶牛棚丶稳定压倒一切……组合起来便是一幅幅中国风景。

“为了写′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三日三夜没回家，很悲壮。那几千字我写完又删，删完又写，担心自己以为对的，最终会成为错事。怎麽可能向小朋友解释文化大革命？中国就像一个害神经病的国家！但是如果只用′神经病′来概括这段历史，太不该了，那是白白付出代价，却一无所得。”

复杂如此，黄雅文原本不打算触碰，偏偏她看到”选出中国的伟大领导”也是小学习作题目。思前想後，唯有接招。

稿子完成後步出公司，已是清晨五时，黄雅文形容自己蓬头垢面，不似人形，”给我一个纸箱，就可以睡在路边。写这些专栏，对我来説是极限运动”。

对这家小小的出版社亦然。在连载专栏的一年间，它差不多没出版其他书籍，而且得失了两批读者，一批质疑文学杂志何必向同学讲政治，而且讲得那麽负面？另一批则反对杂志为国家唱赞歌，”如果能好好地看完一集，他们就不会有赞歌的感觉了”，黄雅文説。

To Love or not to Love

终於，家长的投诉电话来了，是一位愤怒的妈妈，家有二年级的小孩。”她説孩子看完′大海航行靠舵手′那集後哭了很久，説憎恨新中国。她很紧张，説可以接受我们批评中国贪官，但不接受我们否定新中国，扬言投诉校长。”

黄雅文请妈妈把电话交给小朋友，帮忙安抚情绪，後来还写成原本预计以外的最终讲“To Love or not to Love”，来回应孩子和妈妈许许多多的问题──

“如果我不爱新中国，是不是就表示不爱祖国了？”
“我作为中国人，一点都不自豪，有时还觉得丢脸……怎麽办？”
“讲了半天，很多是不好的事情，会不会太缺乏正能量了？”

“我们试着回答”，黄雅文説∶”譬如怎样面对国庆？是否一定要唱国歌？孩子看电视也知道，感情是不可以勉强的，但感情也要有事实根据。只要掌握的是实言，爱与不爱都没问题。小朋友不要闭起眼睛来爱，连′相親′都不可以那样的啊！”

”猪肉”在前，期待”牛肉”在後

回顾那一年，我请黄雅文掏出一个形容词，结果她抛出一堆∶惨不忍睹丶焦头烂额丶力不从心丶缺乏自知之明丶一失足成千古恨………”有初中生告诉我，他们很喜欢这个栏目，我説，再写的话姐姐会变短命。”我们都笑了，然後她又认真的説，希望这是”猪肉”在前，还有”牛肉”在後。过去一年，她把十讲专栏独立出来，修订成为十九讲电子刊物，开放版权在网上流传，鼓励老师以此为蓝本，修改丶更新丶挪用。

“我依然认为，小学不是讲时政的好时机，小学生只应该学懂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不应第一时间了解国情那麽’重口味’的东西。可是如果我们已经不可以留在最好的状态里，知识总比无知有力量。”黄雅文説∶”毕竟，回避已经不合时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