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不钟意元朗，但是这种不钟意是来自一种钟意。”
“你住元朗？”刚认识的大学同学总会半开玩笑问：“元朗还有没有牛？”言者可能无心，红眼却听出弦外之音，“就是看不起我出生的地方──那些同学通常都是住市区。”二十年前的旧事，红眼仍然记住，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件小事。
香港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大致分成港岛、九龙、新界，及离岛。不计离岛，假如你要横越东西（元朗至柴湾）或穿越南北（鸭脷洲至上水），距离大约是45公里，开车要45分钟，坐公共交通工具则至少要90分钟，繁忙时段出入需时更长。曾经有网民讨论跨区上班的地狱路线，连同行路、等车、塞车，部分路线可以长达120分钟，足够飞一程台北。假如算上一来一回耗费四小时，甚至可以飞一程东京。Threads 上有一篇回响甚大的帖文，说明了香港人的距离感──柴湾、鸭脷洲、元朗、上水都“好远”，台北、东京、首尔都“好近”。类比台北人的距离感，大约就是淡水、基隆、中坜都“好远”，香港、冲绳、东京都“好近”。
红眼在元朗土生土长，期间曾多次离开，第一次是去台北读硕士。回港后，红眼投身媒体行业，做报馆早出晚归，收工已经是翌日凌晨，回到元朗只会在“东方点心”食宵夜。后来转到杂志工作，忙起上来，平日有时索性在观塘朋友的工作室留宿，元朗成为周末过夜的“酒店”。期间，他曾经离开元朗，搬到女朋友的住处，又试过搬去天水围。2019年社会运动之后，加上新冠疫情影响，他才开始留在元朗生活。
2019年7月21日之后，香港人对于“元朗”这个地名又有了新的“集体记忆”，元朗人红眼更是车厢里的亲历者，但作为作家，如何叙说？“721（元朗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事件）是一个转捩点。”关于元朗，红眼有很多很多话想说，但不知从何说起。“我一直没有办法阅读关于社运的作品，遑论书写。”红眼说：“（721之后）我找不到一个方法，写到我想写的立场，表达到我对元朗的感受，而又不觉得心虚。”直到2021年11月，M+博物馆开幕，他遇见久违的“红楼阁”霓虹牌匾。那一刻，红眼仍然觉得是“阿爷显灵”，指点他如何书写元朗的故事。
721之后，“我找不到一个方法，写到我想写的立场，表达到我对元朗的感受，而又不觉得心虚。”
沉淀两年多，2024年3月，红眼正式在《明周》发表连载小说《红楼阁记》。故事以元朗为背景，人物原型大多是他的家人、朋友，甚至是他自己。红楼阁是一间酒楼，小说围绕多间元朗食肆展开故事，食肆随时代更替由地理座标演变成时间座标，在虚实交错之间，串连家族史、元朗史以至香港的大历史。
由圆塱到元朗
元朗有一条大马路，大马路上有条轻铁轨道，刚好将元朗分成两半。⋯⋯阿爷以前人脉广，大家都喜欢跟他打交道，新年派利是要派足半条大马路。而我大舅父说得豪迈，另外那半条大马路，以前都要交租给我外公。——《红楼阁记》
“编辑曾取笑我是元朗少爷仔。”红眼自嘲。小说中的“我”，阿爷是从广州南下的生意人，外公是元朗大地主的后人。“元朗很多东西都不好。” 红眼直言，叔伯兄弟全都是围村人，母亲也是围村人，从小只觉得他们声大夹恶，野蛮粗鲁。
元朗，古称“圆塱”，“圆”意指丰满，“塱”意指低洼地。元朗三面环山，一面临海，中间就是一片土地肥沃的平原，居民曾以耕种及捕鱼维生，该区盛产丝苗米，堪称香港本地的渔米之乡。元朗位于新界西北，历史源头可追溯至秦朝（公元前214年）。清朝顺治年期（1661年），明朝遗族退守华南沿海，清政府下“迁界令”，焚毁沿海居民的田地及居所，强制居民迁入内陆，以图断绝抗清势力的支援。此令亦波及香港全境，新界顿变荒地。复界后，清政府鼓励内地乡民南下开荒，大批客家人落户新界，组成村落。当时海盗仍然猖獗，村民为求自保筑围墙、建城河、起炮楼，形成“围村”，在元朗亦非常普遍。
1898年，英国逼使中国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新界居民曾激烈反抗。1910年，港英政府订立新界条例，列明“任何有关新界土地的法律程序中，法庭有权认可并执行任何影响新界土地中的中国习俗或传统权益。”政策变相界定了新界的“传统”，例如可以宗族、家族祖或堂的名义注册土地，遗产亦根据《大清律例》只传男丁。直至政府在1994年订立《新界土地（豁免）条例》，遗产习俗才告废。
1960年代，港英政府锐意发展新界，收地兴建新市镇，新界村民认为补偿不合理，乡议局与政府关愈趋紧张。为了安抚村民，政府于1972年推出“小型屋宇政策”，容许男性原居民一生向当局申请一次，于其乡村内建造一座最高三层，每层不超过700平方呎的丁屋，毋须向政府补地价。从此，元朗区内大兴土木，开始转型为新界西北的“次区域中心”。轻铁于1988年通车，红眼生于八十后，正好见证元朗都市化的过程。
当年，大马路一带已经开满酒楼，几乎每一条街、每个路口都找到一两间，比今日的便利店还要多，随便一数，七十年代末就有恒香、荣华、龙城、嘉好、嘉丽华、庆年华和好相逢，元朗正要从围村小镇发展成新市镇，可谓遍地商机，有元朗乡绅日捧场。——《红楼阁记》
“元朗人以前都是这样，识饮识食，常讲赚钱，或者争家产分钱。”红眼坦言自己小时候都是“很元朗人”，2013年在台湾读完硕士，回港投身传媒后才开始有政治触觉。经过2014年的雨伞运动、2016年的鱼蛋革命以及2019的反送中运动，红眼自觉转变很大，最大的转捩点是721事件，刚好从中环回元朗，“很幸运地”成为被选中的一个，在列车上亲历木棒和铁枝在身旁穿插而过的惊栗。
721之后，内心有一种感动，召唤红眼重回元朗生活。
谁的元朗？
“我很难告诉其他人，其实我很了解白衣人想什么，因为我从小到大都在接触这些人。”
“反对社运的人是特别有趣，他们的故事是更加变态。”红眼说，他想写元朗的故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觉得721 之后，有很多事情没办法被了解。“我很难告诉其他人，其实我很了解白衣人想什么，因为我从小到大都在接触这些人。”
元朗是一个围村社会，一个极度封闭的地方，从前如是，今日如是。“他们有他们的逻辑，例如你们不够我了解元朗，凭什么觉得元朗不好？”其他人想改变元朗，他们都会觉得被侵犯，他们认为社运就是有一群本不是在元朗成长的人在“搞乱档”，所以要赶走那些人。“那一代人就是这种想法，我在小时候也有这种想法，但是这样解释的话，别人会觉得我很‘蓝’。”
外人难以理解元朗人的想法实属正常，但是无法与家人沟通才叫红眼感到悲哀。即使自己在721的列车上死里逃生，母亲好像不当是一回事。对母亲而言，最大的影响是菜价贵了，然后归咎于“那些人在搞乱档”。“妈妈认为最重要是食，最重要是平（便宜）。我理解她，但我无法跟她沟通，而我亦知道难以要求老一辈的人改变根深蒂固的思想。”
随着审判开始，司法系统有司法上的解释，传媒报导有传媒的角度，红眼很明白元朗会被写成某一种模样。“我很熟悉元朗，这是唯一一个地方，令我有‘家’的感觉。”他知道自己有心结，他知道自己有感受，他想向别人解释自己对元朗的理解，但是他甚至无法阅读社运相关的作品，“连读都读不到，要怎样写呢？我跨越不到那个⋯⋯又不能说是创伤──我找不到一个方法书写又不觉得心虚。”
那段日子，红眼写了很多影评，做了很多明星访问。“九唔搭八，但我做得很开心，都是一个出口。”他笑言，就像打机先做支线任务储经验值，“我知道自己总有一日会写元朗。”
如何写得不心虚
走进红楼阁，再走过那幅锦绣山河的屏风，早已高朋满座的大厅尽头，就是阿爷订的台。而且阿爷总是坐正中央，背靠左边金龙，右边金凤。每一年跟阿爷过中秋节，他一定都是坐在红楼阁的这个位置，从未变过。——《红楼阁记》
2021年11月，红眼因工作参与香港M+博物馆开幕，遇见久违的“红楼阁”霓虹牌匾。今日回想，红眼仍然深信那一刻是“阿爷显灵”，指点他如何书写元朗的故事。
“如果你没去过红楼阁，你没见过元朗最风光的年代。”这是《红楼阁记》的开场白。
小说中，阿爷过身之后，伯父们各有所好，过时过节很少再去红楼阁。现实中，因为立场和价值观的分歧，红眼无法再参与任何家族饭局，父母亦没有勉强他。新冠疫情之后，有亲戚骤然离世，也有亲戚移民。弹指之间，红眼惊觉一个家族的故事无声无色地完结了，元朗也变得越来越陌生。“你会想为一个地方写回忆录，因为你觉得它已经告一段落。”红眼说：“正如一个歌手通常都是在引退或离世后，才会有人想制作他的传记。”他觉得，某部分属于他的元朗已经完结了。
“你会想为一个地方写回忆录，因为你觉得它已告一段落。正如歌手通常都是在引退或离世后，才有人想制作他的传记。”他觉得，某部分属于他的元朗已经完结了。
元朗乡绅多，茶楼多，但其他楼面派头再大，始终不及它优雅。阿爷喜欢红楼阁，自有其因。香港回归之后，过了几年红楼阁便易手，里面还是以前那一对金龙金凤、锦绣山河，但名字变了，感觉就是不同。——《红楼阁记》
红楼阁易手的时候，红眼大约十岁，并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重遇红楼阁的牌匾，触发他动笔在社交媒体分享感受。他一边写一边搜索记忆，没想到会从红楼阁拉出了一张元朗饮食地图。红眼其实不太在乎食，只是从小就被教导要记得元朗有什么什么餐厅，然后他发现，自己有很多宝贵的回忆都是与餐厅有关。“我觉得从餐厅作为地标入手是一个不错的写法，一个令我不心虚的写法。”
到头来，元朗人最重视的食，成为他写小说的锚。
红眼从自身出发，选出大约二十间餐厅，再搜集资料写故事。红楼阁是阿爷的象征，嘉城是外公常去的地方，胜利牛丸是爸爸带他去的。升上中学，“我”会与同学去帆船快餐；后来情窦初开，带女朋友去父母当年约会的西餐厅祖凡尼失望而回，就改为去约会胜地加勒比餐厅，皆因附近有一间元朗比较体面的时钟酒店“乐趣小筑”。
家族史-地方史-香港历史
这些地标，构成了红眼的元朗。然而，留下至今的所剩无几，其中一间仍然营业的是“金苹菓饼店”。一个平日下午，红眼带记者来到店外，雪柜内摆了十多个蛋糕，只有两个黑森林和一个什果蛋糕，其余都是金黄色的蛋糕。“芒果铺面蛋糕最出名，我家任何人生日都是食这个蛋糕。”站着闲聊的几分钟，至少有四五个中年叔伯姨婶光顾，一进店就直取芒果铺面蛋糕，肯定是预订客。“我妈每次都是预订，有八折，很抵食。”红眼说。
小说中的每一个地标都与特定年代相连，红眼写家族史，同时也写元朗的地方史，还有香港的大历史。“我”在第一章结尾说：“元朗没落，在我回忆里，就是从红楼阁结业开始。”阿爷与外公过⾝不久，香港回归后，除了红楼阁结业，嘉城也宣布结业。昔日可以筵开百席的大酒楼无人接手，半年后分拆出租，变成嘉城商场。
当初酒楼上那些每⼀间都有名有姓的熟客包厢，后来就变成了⼀格⼀格的㓥舖。⋯⋯总之⼈迹罕⾄，与死场无异。楼下的⿓城⼤药房倒是风⽣⽔起， ⼈⺠币愈来愈受欢迎，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陆⾃由⾏和⽔货客。——《红楼阁记》
回归之前，地产商早已进军⼤西北，李氏买下⼤半个天⽔围打造嘉湖⼭庄，郭⽒则发展元朗市外围开荒，楼盘名为新元朗中⼼。从地段来说，新元朗中⼼不太吸引，附近⼀⽚荒芜，只得九广铁路的巴⼠总站及轻铁维修⾞厂。“我”的母亲眼光独到，不知哪来的胆量，沽出了原本的⼤⾺路物业，在未入伙的新元朗中⼼买了三个单位。
“芒果铺面蛋糕最出名，我家任何人生日都是食这个蛋糕。”
九七金融风暴来袭，“我”一家成为众多负资产家庭之一，三个单位化为乌有。直到政府在⼋乡动⼟兴建西铁站，“我”妈和几位姨妈因为外公的渔塘⽽意外得到⼀笔赔偿。两个舅⽗责怪外婆偏心，吵到几乎拆了整个⽥⼟厅。外婆觉得委屈，没几年就郁郁⽽终。“我”妈痛恨外公，骂他连做⿁都⼼肠坏，偏偏留下⼀个渔塘害死外婆，非要弄得家散⼈亡不可。
2003年，西铁通⾞，“我”爸已经需要长期服药治理糖尿病，昔⽇的轻铁总站改建成元朗站，新元朗中⼼则成为铁路上盖物业，楼价⼤升。新元朗中⼼也改了个时麾的新名字叫ＹＯＨＯ，开始了好几期拓展⼯程。
“我”妈常说，如果当年挨得住，我们后来会很不⼀样。
写地方，更想写人
这句对⽩，“我”牢牢记了廿年，很深刻。以前“我”直觉认为阿荣很易相处，甚少⾒到他那么狼戾的⼀⾯。
“我了解这个地方，知道街道有什么变化，餐厅有什么好食，但是这些都很表面。”红眼说，除了餐厅结业，他还想写这里的人。“当你要写一个人物，你要就从那个人物的角度思考——为什么一个人会这样做？”
小说中有一位二伯父是校长，“我”跟堂表哥、堂表姐一样在二伯父做校长的小学读书，都是二伯父的主意。“我”妈曾经因此不悦，“我”在入学前曾做智力测试，本是资优儿童，大可报读外面的学校，毋须看起来像要攀关系才有书读。无论如何，每一年的班主任出于讨好二伯父，往往特别用栽培“我”。
那一年，老师安排“我”参加全港常识问答比赛，二伯父也在同年密锣紧⿎参选元朗区议员。学校有超过⼀半老师和⼯友都义务加入二伯父的助选团，变相成为他的竞选总部。众望所归，⼆伯⽗⾼票当选。那个周末，他包起整间“⼆记”举⾏庆功宴。
选举始终也是比赛， ⽽所有比赛的结局都是残酷的。几年之后，⼆伯⽗连任失败，议员办事处转眼变成便利店。那一年，⼆伯⽗宣布荣休，同样在⼆记设宴，盛况⼤不如前，尽显人情冷暖。随着⼆记结业，“我”在元朗再也找不到那么正宗的上海菜馆。
“有时，你很少如此认真去思考一个人。”即使是爸爸、妈妈、前女友、旧朋友，他们可能都是你熟悉的人，“但是当你真的要写出来，你才了解自己是怎样看待一个人。”红眼与记者坐在安兴街足球场的观众席，说起因为写小说而重新想起一个人，他是阿荣，带“我”走出元朗的中学死党。
“我”抽的第一根烟，就是阿荣递给“我”的。阿荣除了是我的同班同学，也是“我”创业的第一位合伙人，曾一起夹份炒卖波鞋。“我”总是储起波鞋不舍得穿，阿荣则无论是否合穿，每⼀次买卖之前都要穿⼀穿上脚，就像试鞋要落地踩两脚才安乐。
“嘿，我要每⼀个买鞋的⼈都是穿我旧鞋。”
这句对⽩，“我”牢牢记了廿年，很深刻。以前“我”直觉认为阿荣很易相处，甚少⾒到他那么狼戾的⼀⾯。
“阿荣就是在这个球场被偷了一只Casio全黑大G电子表。”红眼说：“写完他的故事，我好像了解他多一点。”他希望，写元朗人可以令他更了解元朗，“最后⋯⋯不一定找到答案，但我希望知道多一点。”
另一个时空：如果元朗是我钟意的模样
“很多朋友问过我，你会移民去什么地方？你想在什么地方死去？”
小说里面的“我”，比现实的红眼大了几岁。“隔几年，有些距离，似是而非。”红眼说，小说有很多人事物都是从记忆拼凑出来，有时候不是很连贯。或者，不连贯都没所谓，当中有真有假，就是写小说有趣的地方。小说里有很多事情都真的发生过，只是时序不同，红眼趁机重新编写“我”的过去，以及元朗的未来。
在某一个时空，立法会全票通过一个新市镇复兴计划，透过AI系统运算，于人工岛上还原香港旧社区，保留不同年代最有特色的建筑和商舖。理念有点像电影片场，假设AI重建新元朗，你经过美亚办馆再往前走⼀分钟，就会看到千⾊广场的仿古⼤钟，即使两者相差足足半个世纪。
元朗获选为首个实验地区，“我”因为撰写《红楼阁记》获邀加入新元朗重建小组，初听计划觉得挺有意思，但是也有很多疑问，譬如在⼈⼯岛上重建了另⼀个元朗，还原了跟以前⼀模⼀样的红楼阁，其实都已经不是原本的红楼阁。
“我”亦没有预计到，“元居民”和“本土派”会因为人工岛政策互起冲突，大马路一分为二，瘫痪了整个元朗的交通，警方最后以武力清场，元朗在战后发生第一次全面宵禁。
小说的结局，红眼想好了，记者也知道了。
“很多朋友问过我，你会移民去什么地方？你想在什么地方死去？”红眼认真思考过，答案是一定不会在元朗，“元朗只是我人生之中一个很短的年代，总会有完结的一日。”旧元朗只能活在AI人工岛上的新元朗，正如红眼在小说写过的许多地标，在现实已经不存在，元朗已经变得不再一样。
“其实我不钟意元朗，但是这种不钟意是来自一种钟意──如果元朗是我钟意的模样就好了。”红眼说：“我觉得元朗已经没有办法再成为我钟意的模样，我也知道自己终有一日会离开，所以想趁自己对这个地方仍然有感情的时候，写完这个小说。”
“写《红楼阁记》，就是告别我曾经喜欢的元朗。”一个红眼曾极欲逃离的家，曾当成是酒店的家， 如今在生活的家—在将来，或许都只是存在于虚拟世界的回忆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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