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一条横跨全球的生命产业链

当格鲁吉亚（乔治亚）的一间商业代孕公司收到一位中国客户的委托时，一场横跨多国的“造人计划”正式展开 —— 一名土耳其籍的代孕母亲在格鲁吉亚接受胚胎植入后，于怀孕七个月时被送往泰国，几个月后，一个婴儿诞生于泰国，成为一名单身中国男子的孩子。

这并非小说情节，而是今天全球代孕业的一个缩影。

对许多人而言，“想要一个孩子”是人生中最朴素却也最复杂的愿望。进入 21 世纪后，生殖科技的发展让这个愿望在更多情况下得以实现 —— 同志伴侣可以透过代孕拥有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孩子，不孕、单身、高龄或者患有遗传疾病的伴侣得以跨越身体限制，部分女性选择不亲自怀孕生产成为母亲，中国一些富裕家庭甚至透过赴美代孕，让孩子出生即拥有美国公民身份。

另外，在一些国家，收养健康婴幼儿的等待期可能长达数年，而许多出养儿童本身带有疾病或特殊背景，需要更高强度的照顾，对部分准父母来说，代孕比收养更能确保亲权与照顾的可行性。这些现实，让来自不同背景、拥有不同需求的人们，走上代孕这条路。

代孕正迅速成为一项蓬勃发展的全球产业。这个市场涵盖协助生育的各项技术与服务，包括仲介、生育诊所、医院和专业医疗人员等。根据市场研究机构 Global Market Insights 的预测，全球代孕市场在 2024 年的规模已达 224 亿美元，预计将从 2025 年的 279 亿美元成长至 2034 年的 2,018 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24.6%。

代孕产业主要受到高龄父母、不孕症比例上升，以及更多同性伴侣希望组建家庭等因素推动。除了家庭需求的转变，科技企业也成为重要推手。NVIDIA、Google、Meta、Snap 等公司提供雇员高达 80,000 美元的补助，以协助员工支付代孕所需的费用。

当代孕演变为一门全球化产业，跨国流动的精子与卵子、穿梭于各国法规缝隙间的法律安排、潜藏于灰色地带的金钱交易与中介操作，共同构成这项技术背后错综复杂的现实，也引起一场关於伦理、法律与全球不平等的深层讨论。

代孕的历史与形式

代孕的概念历史悠久，在不同时代与文化中，常被视为维系血脉与家庭制度的手段。

《圣经・创世纪》中记载，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因无法生育，请求侍女夏甲代为怀孕生子；历史学者 J.N. Postgate 亦指出，古巴比伦社会的法律与习俗容许女性代孕，目的多为避免妻子因不孕遭丈夫休弃。

在现代社会，代孕与生育压力之间的连结稳固存在。以早期台湾为例，在尚未立法规管代孕的年代，部分家庭透过“借腹生子”延续香火，再以认领或收养方式处理法律上的亲子关系。类似的情况在中国亦屡见不鲜——“借腹生子”与传统的“典妻”制度有密切关联。典妻指男子在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下，将妻子暂时“出典”给他人，以替对方生育子嗣，期限届满后再将妻子接回。这类习俗在江南一带行之有年，甚至延续至民国时期，并成为左翼与乡土文学批判父权社会的题材。

随著医疗技术与生殖科技的发展，代孕逐步走向制度化与产业化。台湾女性主义学者顾燕翎指出，商业代孕的兴起可追溯至 1970 年代的美国。当时堕胎合法化后，可供收养的婴儿数量大幅减少，代孕需求因此上升。

1985年英国的 Baby Cotton 案，即英国女性 Kim Cotton 为一对不孕的美国夫妇怀孕生子，成为英国史上第一位商业代孕者。她当时获得 6,500 英镑的报酬，却因为这起案件引发巨大争议。该事件最终促使英国政府制定《代孕安排法》（Surrogacy Arrangements Act 1985），明文禁止商业代孕，并规定代孕协议在法律上不具强制力。此不仅揭开了代孕伦理与法律争议的序幕，也象征著代孕从个别行为逐渐进入国家法规与全球舆论的视野。

初期代孕以基因型代孕（traditional surrogacy）为主，由代理孕母提供卵子与子宫，与委托父亲或捐精者的精子结合后怀胎，婴儿与孕母有血缘关系。随著体外受精技术普及，借腹型代孕（gestational surrogacy）逐渐成为主流，卵子与精子于体外受精后再植入代理孕母子宫，孕母与胎儿不具血缘关系。

这种模式颠覆了传统家庭结构。精子、卵子提供者、怀孕者与养育者之间可能毫无婚姻或血缘关系，呈现出家庭组成的新样貌，同时也对既有的法律架构提出挑战。

在代孕逐渐产业化之后，在制度设计与实务操作上，通常分为利他型代孕（altruistic surrogacy）与商业型代孕（commercial surrogacy）。前者多在亲友或熟人之间进行，代孕者不收取酬劳，仅由准父母负担医疗费用及必要生活开支。后者则涉及金钱报酬，通常由营利中介主导，负责媒合代孕者，并提供法律与医疗相关服务。代孕双方是否在孩子出生后仍维持联系，则取决于初始合约的安排，在多数商业代孕的情况下，双方关系往往在婴儿诞生后即告结束。

不过，代孕存在诸多灰色地带。在某些国家，由于法律未明确保障孕母权益，代孕者常处于弱势地位，也有案例中，委托者或中介在胚胎著床失败后终止合约，或孩子出生后因生理缺陷或与期待不符而遭遗弃。过去也曾出现多方争夺亲权的情况，使孩子沦为法律与情感角力的牺牲者，显示代孕实务操作中的伦理与法律挑战。

全球代孕法规

代孕的法规在全球各异。例如美国加州是全美人工生殖法规最宽松的地区之一，单身、异性恋、同性伴侣皆可合法代孕，也因此催生出完善的精子、卵子银行，与全球最发达的人工生殖市场之一。

但这种宽松催生出过度代孕的现象。近期在加州亚凯迪亚（Arcadia）发生了一起涉及 21 名儿童的案件。一对华裔夫妇经营一家名为 Mark Surrogacy 的代孕机构，并在全美各地寻找代孕母亲。有报导指出，这对夫妇可能涉嫌诈骗代孕者，让代孕者误以为他们是为其他家庭代孕。这对夫妇因涉嫌虐待和忽视儿童而受到调查。

在欧洲，乌克兰因法规宽松、手续简便及费用低廉，是全球代孕热门地点之一。俄乌战争爆发前，乌克兰代孕产业的规模占全球市场的四分之一，仅次于美国，当地每年约有 2,500 名代孕婴儿出生。准父母在受孕时即取得法律上的亲权，无需经过法院程序，因此乌克兰也被称为“欧洲子宫”。

然而，自 2022 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以来，战火波及当地产业链，许多家庭与中介机构转向格鲁吉亚与哈萨克，带动这两地的代孕市场快速成长。

近年来，哥伦比亚、墨西哥部分州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也陆续对外国人开放代孕，成为难以负担美国代孕费用或因战争打乱原定计划的准家长的新选择。

在亚洲，印度曾因价格低廉、法律宽松而成为全球代孕热点。自 2002 年合法化商业代孕后，印度迅速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代孕服务供应国，2012 年代孕婴儿数量突破 2.5 万人。然而，随著剥削、死亡的事件频传，2015 年底，印度政府下令全面禁止商业代孕，并于翌年通过《2016 年代孕法案》，理由是商业代孕侵害女性的生命与自由权。现行法例仅允许印度籍已婚夫妻进行无偿、非营利的利他型代孕。

泰国也曾为亚洲代孕重镇，但因弃养与代孕婴儿国籍争议等社会事件，2015 年起禁止外国人寻求代孕。2025 年，随著泰国通过同性婚姻法律，泰国再次提出草案，修订与代孕相关的规则，拟允许同性伴侣及外国人在泰国合法代孕。

香港则在全球代孕产业中扮演中转角色。由于香港法律严格禁止商业代孕，一些地下经营的跨境代孕交易通过香港作为运输枢纽，部分中介机构会在港进行配对、胚胎冷冻与运输，再将胚胎运往美国或吉尔吉斯等代孕合法的国家，反映出一个结合跨境医疗、种族、阶级与监管真空的国际灰色产业链。

中国是全球代孕需求最庞大的市场之一，当地法律明文禁止代孕，所以大量中国委托人透过地下中介赴海外进行代孕，形成输出需求的核心。中国亦有地下代孕产业。2024 年，一名 22 岁女子张婧在社群媒体上分享她参与非法代孕的经历，引起广泛讨论。她透露因经济困难参与捐卵与代孕，却在怀孕五个月时出现严重并发症，被迫终止妊娠。最终，她未能获得事前承诺的 3 万元人民币酬劳及其他补偿。

尚未开放代孕的台湾也已成为亚洲跨境代孕市场的重要节点。业者积极在台湾宣传海外代孕方案，不仅承接本地委托人，亦成为业者布局亚洲、衔接中国与其他地区市场的跳板。

然而，代孕在更多国家仍属高度受限或明文禁止的行为。中国、法国、德国、新加坡与瑞典等地皆严禁代孕，违者可能面临刑事责任。

根据端传媒的不完全统计，截至 2025 年 7 月底，全球至少有 34 国立法开放代孕，但开放的形式、条件与对象仍高度分歧。以下为几个主要代孕地的法规情况。

从生殖细胞到婴儿的全球分工

代孕费用与协议因国家而异，但普遍包括中介费用、代孕者营养金、医疗费用及相关支出。以美国为例，多数委托者均透过中介寻找代理者，中介的服务费由 3 万至 4.5 万美元不等，诊所费用由 3.5 万至 4.5 万不等，代孕者的营养金则约为 6 万至 8 万美元。

其他地区如哥伦比亚与墨西哥，对外国人开放的代孕服务费用约在 6 万至 7.5 万美元之间，赛普勒斯则约 4.5 万至 6.5 万美元。乌克兰则因生活成本与医疗程序相对低廉，代孕总费用约 3 万至 5 万美元，远低于美国的价格。据报导，占据乌克兰七成代孕市场的彼奥医院自 2015 年起看准中国市场需求，推出针对中国客户的“包成功”代孕套餐，价格介于 2.99 万至 4.99 万欧元。此举成功吸引大量中国委托人，带动院方营收逐年上升，截至目前，已为近 3,000 对中国夫妻提供代孕服务。

在法律协议方面，以美国加州为例，代孕者需先经过严格的身体及心理评估。代孕合约详细规范代孕费用、医疗保险、孕期生活规范、能否接受减胎、终止妊娠、产后是否与委托家庭联系等细项。有时委托人也会为代孕者购买保险，负担医疗、交通、工作损失等费用。

同时，代孕是一条高度分工的跨国产业链，可粗略拆解为以下五个环节：

1、精卵结合：代孕流程的第一步，通常是委托人前往诊所取出精子与卵子。捐精通常在一个下午即可完成，捐卵则较为复杂，需经历约两周的荷尔蒙治疗，以取得多颗成熟且健康的卵子。精子与卵子在实验室中结合后，培养出可供植入的健康胚胎会被冷冻保存，或是直接植入代孕母亲的子宫。冷冻后的胚胎可保存十年甚至更久，且仍具备良好的著床潜力。

在需要捐精或捐卵者的情况下，许多国家都提供卵子与精子银行服务，有些平台可让客户选择外貌、学历与族裔。

2、寻找代理孕母：在大多数国家，代孕资源有限，因此跨国寻找代孕者是常见选项。在寻找代理孕母的过程中，国际代孕中介机构多扮演关键角色，从媒合代孕者与委托者，到协助安排包括试管婴儿治疗、胚胎植入与产前照护等医疗程序，与申请合法亲权、出生证明与相关文件等。

3、胚胎运送：在胚胎需要经过跨国运送的情况下，具备高端生殖科技与国际运输能力的地区成为胚胎中转地，品质最佳的胚胎送到代孕国家，透过胚胎移植手术植入代孕者的子宫。

4、胚胎植入与怀孕：一旦确认怀孕，代孕机构会安排代孕者定期就诊，以确保她的身体健康、胎儿发育正常。代孕机构通常也会获得必要的心理支持，以协助应对孕期可能出现的情绪波动。

5、孩子出生与法律程序：根据不同国家法律，有些孩子出生即直接认定委托人为法定父母，有些则需经历时间不等的法律程序。孩子出生后，父母需要为孩子办理护照、出生证明及其他必要文件，才能将孩子带回自己的国家。相关的旅游安排通常需提前准备，以确保所有文件齐全，顺利通关与入境。

不少准父母选择赴海外寻求代孕机会，催生出一条横跨地域、法律与文化的全球产业链。其中格鲁吉亚是一个典型。这个外汇长年赤字、几乎靠观光维生的小国，正经历一波由跨国代孕需求带动的产业扩张。2022 年以来，格鲁吉亚每年登记在案的代孕案件已超过 2,000 宗，相当于每日有 5 名代孕婴儿出生，五年间数量翻倍成长。

格鲁吉亚的吸引力不仅来自费用，更在于其相对宽松的法律框架与便利的入境政策。对于中国等多个国家的国民而言，格鲁吉亚是免签国，机构则主打“一站式”包办，从配对、胚胎植入到产后交接，过程几近无缝，也让这趟“生育之旅”被包装为轻松的疗愈行程。（注：台湾护照持有者则无法入境格鲁吉亚。）

委托代孕者来自世界各地。以格鲁吉亚最大代孕机构 New Life 的数据为例，他们声称已为来自 73 个国家的 11,000 个家庭提供服务，包括中国、日本、菲律宾等亚洲国家，网站甚至设有中文页面，流程标准、操作透明。一位来自中国的委托者因过去的流产和子宫手术导致无法自行怀孕，经比较泰国、柬埔寨、俄罗斯、美国等选项后，与丈夫选择去格鲁吉亚代孕。他们的行程一切顺利，最终成功获得九颗胚胎，完成基因检测并进入后续移植流程。

但在亮丽的商业包装背后，是难以忽视的结构性压迫。Nino 是其中一种代孕者的缩影。她是五个孩子的母亲，在逃离家暴丈夫后，独自抚养全家，迫于生活压力走上代孕之路。这已是她第二次代孕，而她肚中怀的孩子，将是她从身体中生出的第八个。上一次代孕，她产下了一对双胞胎，但长期的怀孕与高龄使她健康急遽恶化。她每天都得注射多种荷尔蒙药物，腹部满是针孔与妊娠纹。

格鲁吉亚的代孕法律倾向保护委托者，对代孕者却较少保护。一些中介机构从遥远的中亚地区招募代孕者前往格鲁吉亚生产，例如哈萨克斯坦。然而，相比乌克兰高度制度化、规模庞大的代孕产业，格鲁吉亚的市场仍处于相对混乱与初期开发阶段。各式中介、地接、非法仲介与诈骗集团混杂其中，导致代孕者权益常被牺牲。为利所驱的市场背后，藏著无数难以见光的黑暗角落。

2024 年，一名泰国女子 Na 受一则 Facebook 广告吸引，前往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从事代孕工作，广告承诺支付全部旅费及高达 1.7 万美元的代孕报酬，这对许多泰国女性而言是翻转人生的金额。但抵达后，Na 的护照被没收，她被关在一栋与约 30 名泰国女性同住的房子中，每月被迫取卵，案例引发对代孕产业剥削和非法操作的严重关切。

代孕的道德与法律争议

也正因为遇到各种灰色甚至违法操作，以及对女性权益的讨论，代孕涉及多方面的道德与法律讨论。

在女权阵营内部，对于代孕的看法存在明显分歧。一派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有权自主决定如何使用自己的身体，代孕就如同其他形式的有偿劳动，只要保障代孕者的权益和知情同意，就不应一概而论地否定这项选择。然而，另一派女权主义者则强烈反对商业代孕，认为这是对女性身体与生殖功能的物化与剥削，尤其是在当前的全球权力与贫富不均结构下，大多数成为代孕者的女性来自贫困国家与弱势阶层，而买家则往往来自富裕国家或城市精英，这种交易不可能真正平等。她们将代孕视为生殖剥削（reproductive exploitation），是资本主义与父权体制共谋的结果。

这场辩论的张力，进一步在女权运动与男同志家庭权益之间浮现矛盾。随著愈来愈多同性伴侣寻求代孕作为成家方式，许多同志权益倡议者主张，代孕提供了平等的亲职机会，应受保障。但在部分女权团体眼中，这样的亲职追求往往以弱势女性的身体为代价，无论买家性倾向为何，仍然重复著对女性的控制与利用。

“谁的身体可被使用、谁能成为父母”这两个核心问题上，世界各地的讨论出现越来越明显的裂痕。

政治哲学学者 Debra Satz 曾指出，当人们谈论代孕时，往往忽视了背后的经济脉络与社会结构。“代孕不仅仅涉及性别不平等，还牵涉到代孕母亲与委托母亲之间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是双向的，因为尽管委托母亲在经济上掌握权力，”她说。“契约式怀孕使女性的身体受到他人控制，并助长性别不平等。”

在禁止代孕的西班牙，不少男同志伴侣透过海外代孕实现育儿梦想，尤其前往格鲁吉亚与乌克兰的案例急升。2023 年，西班牙时任平等部长伊雷妮・蒙特罗（Irene Montero）直言代孕是“对女性身体的暴力行为”。这番话引来同志社群的激烈反弹。

而在义大利，这场冲突更被立法化。2024 年，义大利右翼政府提案将海外代孕也列为犯罪行为，一旦被查出在国外以商业方式进行代孕，返国后亦可面临最高两年徒刑。保守派以捍卫传统家庭为由力推法案，但部分女性主义者却表态支持，认为即使是国外进行的商业代孕，也应受到伦理审视与法律限制。

台湾目前针对代孕的法规仍在研拟中，2024 年卫福部提出修法草案，拟有条件开放非商业性质的代孕。台湾女人连线秘书长陈书芳曾在卫福部公听会上指出，代孕及人工生殖费用高昂，委托者多为经济能力较强者，而担任代理孕母的往往是经济弱势女性，这使得孕母承担了怀孕的健康风险，形成对弱势女性的剥削。

此外，代孕跨国法律程序复杂且风险高，台湾同志家庭权益促进会指出，代孕牵涉多种亲权转移法规，台籍委托者若未取得合法亲权判决，携带孩子入境容易被视为人口贩运。即使仲介安排代母签署放弃亲权的文件，这种做法在法律上也不一定有效，存在极大法律风险与不确定性，委托人往往因心存侥幸而忽视这些风险。

这场关于代孕的争论，表面看是两种平权理念的对立：一方强调身体自主与免于剥削的自由，另一方则争取生而为人、组建家庭的权利。然而当女性权益成为这两种权利的交叉点，关于自由、金钱的辩证，也变得更加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