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强制社保”掀争议：劳动者需要社保，还是社保需要劳动者？｜whatsnew

本月初，中国一则关于社会保险的法律解释引发关注，该解释规定用人单位必须给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形式上似乎保障了劳动者权益，但舆论随即出现分裂，有人质疑“强制参保”会降低职工的到手工资，加剧当前社会的就业困难。

8月1日，中国最高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简称《解释二》），其中提及，“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或者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承诺无需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或者承诺无效。”该解释还提到，人民法院应支持以下情况：如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劳动者可依法请求解除劳动合同、申请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用人单位依法补缴社会保险费后，可请求劳动者返还已支付的社会保险费补偿。该解释将从今年9月1日起施行。

这一消息点燃大陆舆论场的热议，该规定意味着任何”自愿放弃社保”的协议均无效，用人单位必须给员工缴纳社保。如企业违反规定，根据《社会保险法》第83条，从欠缴之日起，用人单位会被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如逾期仍不缴纳，将被处以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值得留意的是，“强制交社保”并非新规。该要求在1995年实施的《劳动法》已有规定，但在实际执行中并不严格，社会上长期存在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签署放弃社保的协议，或不按实际工资作为缴纳基数等现象。《财新》的一篇分析文章指出，如劳资双方协商放弃社保后，劳动者又以此为由解除合同，并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合同不能履行导致的经济补偿金时，各地过往的判罚不一致，而此次出台的《解释二》首次明确支持上述经济补偿——因此，这也被视为社保缴纳要求的进一步加码。

8月5日，“社保”一词登顶微博热搜榜，消息同时引发支持和质疑。支持者认为举措有利于劳动者的长远福利。官媒《环球时报》的前总编辑胡锡进发文称赞，称其本质上是通过企业“提高草根劳动者的福利待遇，并最终由全社会共同承担这个成本”。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熊伟则对澎湃新闻表示，强制缴纳社保后，劳动者到手的收入确实会减少，但对养老、医疗、工伤等会有更多保障。

质疑声则认为，该举不仅将减少劳动者的到手收入，还会进一步加重企业的生存负担，导致企业缩减招聘人数和待遇，加剧就业困难。彭博社援引法国新业银行的估算，该规定如实行将尤其威胁到中小型企业，劳动者和雇主由此增加的成本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但中小微企业是中国就业市场的主体，据2022年《人民日报》的文章数据，中小微企业吸纳了80%的企业就业人口。

该规定对不同用工形式的影响或有差异。有分析指出， 标准劳动关系（全日制正式员工）受影响最大，明确需要缴纳五险，而非标准劳动关系（如非全日制用工或劳务派遣等）受到的影响或有限；而对于部分不构成劳动关系的用工，如灵活就业、平台经济从业者，新规适用边界仍然模糊。

长远来看，这一政策或影响劳资关系的变化。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学会青年学者委员会副主任李干在界面新闻撰文指，如果劳动者不愿配合缴纳社保，当用人单位面对劳动者社保态度不统一、法律风险增大的情况，是否会导致用人单位寻求诸如“外包”等非劳动关系化的用工模式，同时，不愿参保的劳动者也可能因此选择灵活就业。

影响已经开始显现。一家不到百人规模的制造工厂负责人在上月对《南方周末》表示，同区域的许多工厂都开始行动，把一部分人辞退，再让这部分员工找劳务公司重新进来，希望由此规避社保成本。

社保紧缺，问题在哪里？

此次舆论中，一个被反复提及的问题是，到底是“劳动者需要社保，还是社保需要劳动者”？

中国的法定社会保险包含五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社保的缴纳主体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个人，其中前三项保险的缴纳为劳资双方按比例分担，后两项由用人单位缴纳。

2024年，中国人口总数约为14亿，综合人社部和国家医保局的数据，2024年底全国基本医疗、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3.2亿人、10.7亿人、2.5亿人、3亿人，由此可推断出全国完整缴纳五险的人数不超过2.5亿。

用人单位不交社保的原因有多种可能。从用人单位的角度看，不为员工参保可以降低人力成本、增加利润。而一些劳动者也自愿放弃缴纳社保，因社保的部分缴纳需从员工工资中扣除，降低到手工资。此外部分用人单位会通过增加现金补贴的方式，和劳动者协商放弃参保。有文章指出，不交保险的情况常见在流动性高、利润率低的服务业和制造业，且许多是民营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问题在于，目前中国的社保收支面临压力，支出增速快于收入增速。财政部的报告显示，2024年全国的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约11.89万亿元，增长5.2%，对应的预算支出为10.6亿元，增长7%，当年仍结余约1万亿元——需注意的是，预算收入中财政补贴收入为2.68万亿元，增长10.7%，意味着社保的收支赤字被财政补贴填上。此外，报告提该补贴“主要是各级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等方面的补助增加”。

今年3月《财新周刊》一篇报导指出，中国社保基金对财政的依赖度越来越高，但由于地方财政困难，政府兜底的压力日益增大。这种压力也蔓延到一二线城市，2024年北京市的居民医疗保险赤字5.2亿元，缺口以历年结余弥补；同年天津市居民医保基金的赤字达13.6亿元，这也是天津连续四年出现居民医保基金赤字。

尽管政府对社保基金的财政补贴负担在增大，有观点指出，中国企业和劳动者也承担着高缴费率的巨大压力。

公共政策研究人士贺滨在发表于《财新》的文章中指出，据2022年8月人社部官方口径，五项社保总费率从2015年的41%降至33.95%，尽管近年来数次下调缴费比率，但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的社保综合缴费率仍属高位。

该文还指，中国社保体系具有脆弱性，一个原因在于其资金来源的结构性失衡：“目前，它像一个主要依靠‘企业+个人缴费’这两条腿走路的巨人，而‘财政补贴’和‘国有资本收益’这两条关键的腿却显得短小无力。”作者续指，动用财政补贴反哺社保基金已是国际惯例，但中国的财政补贴缺乏长期可持续的制度安排，常有“事后补缺”的意味。

另外，中国的社保制度主要采用“现收现付”制（上缴的费用当期统筹、当期支出），这意味着当期的缴费收入支撑着社保基金的运转。去年，全国缴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人数约5.37亿，其中在职参保职工3.87亿人，离退休人员1.47亿人——由此可推算，每2.5个在职的参保人正在抚养1个退休人员。

伴随中国的老龄化和少子化趋势加剧，情况可能会更加艰难。中国社会科学院曾在2019年预测，城乡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有可能在2035年耗尽，而到了2050年，几乎一个缴费者需要赡养一个离退休者，报告结论引发了相当的社会关注。

养老金的收支压力，也反过来影响着年轻人缴纳养老保险的意愿。《纽约时报》报导显示，中国年轻一代对“未来是否能领取养老保险”出现怀疑态度，部分失业、灵活就业的年轻人选择放弃缴纳养老保险。

今年6月，审计署在报告中披露了养老金挪用问题，有13个省将406.26亿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等，挪用于“三保”支出（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偿还政府债务等；与此同时，23 省的困难群体和灵活就业人员等47.7万人的养老保险“应保未保”，21 省的249.73 名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缴费补贴“应补未补”，这一消息更直接激化了民众对养老金使用的不信任。

养老金的公平问题引争议

随着“强制参保”的争议发酵，网络上的舆论热度延烧到了养老金的公平性上。话题集中在城乡、体制内外的养老金差异，不同劳动者养老金水平差距过大，触发公众的质疑和不满。

一条微博对比了山东某地机关单位退休者、企业单位退休者和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人员的养老金待遇差距，写道“交了几辈子公粮，养老金领一两百块，怎么说都说不过去”，该帖获得了上万点赞。

虽然近年来政府试图通过制度改革，缩减机关单位职工和普通劳动者的养老金失衡，但差距仍然明显。中国的养老金制度在很长时间里实行“双轨制”：机关单位职工无需缴纳养老保险，退休金由国家财政统一发放；而普通职工需自行参保，且养老金待遇往往不如机关单位员工。2014年国务院宣布双轨制并轨的改革，要求机关单位职工需自行缴养老保险，并设置十年过渡期。然而在并轨改革后，体制内外的养老金差异仍然存在。

典型一例发生在2023年，山东省成武县政府发布《成武县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其中提及当年的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为8千余人，发放养老金高达7.85亿元；机关单位以外的企业退休人员1.3万人，发放养老金3.68万；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领取人员近12万人，发放养老金仅2.5亿元。体制内外的养老金差距可见一斑。

体制区分之外，另一个争议焦点是城乡养老金差异。

在中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养老体系的兜底措施，为没有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人群提供最基本保障。该保险包含全国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前者由政府财政承担，后者包含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地方政府补贴等。有观点指出，虽然城市和农村居民理论上都可以自行缴费来充实个人账户养老金，但现实是，许多收入微薄的农民很难做到这一点，导致退休后只能依赖全国基础养老金，因此基础养老金对农民养老的兜底作用尤为重要。

然而，目前基础养老金的最低标准仍被许多人认为过低。今年全国两会时期，政府表示将全国基础养老金的最低标准提高20元，从去年的每月122元涨到143元，许多声音认为该涨幅杯水车薪。

不过，在全国标准的基础上，地方政府可以自行调高当地的标准——这就意味着，不同地区的经济水平、财政能力差异，会带来基础养老金的地区差距。经济发达城市如上海，2024年的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达每月1490元，而同年贵州省的标准为每月153元，相差近十倍。另外，省份内部也有差异，以贵州为例，省会贵阳市在省级标准上增加补贴60元，养老金标准提高到213元，遵义市增加补贴13元，六盘水市则没有额外的市级补贴，以最低标准153元执行。

此次最高法出台“强制缴社保”的解释条例，虽然在社保“缴纳与否”的问题上重申了统一规定，但在分配端，上缴的社保费用如何分配仍是社会关心的议题。体制单位的待遇优势、城乡地区的养老金差异，作为公众对社保体系长期以来的争议话题，再次触发公众的不满情绪。

此外，有声音对该解释条例提出其他质疑，例如高龄从业者如开始强制参保，但无法缴满法定领取年限，是否是白缴费？该举是否会促使从业者更多雇佣无需参保的退休人员，而非待业人士？这些问题和疑虑还有待官方说明和政策落地后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