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英文原著的初稿源自我1995 年完成的史学博士论文。1999 年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受到英语学术界关注，因为这是首部从社会性别视角审视五四时期的历史著作，并主要以我对五四女性的访谈作为第一手资料，书写了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女权主义的发展轨迹。我完成本项研究迄今已有三十年，此次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推出中文版，令我感慨良多，当年作为学子为本项研究所做的努力依然历历在目。我想中文读者可能会对本书的写作背景感兴趣，在此就以“个人学术简史”的形式谈谈我如何进入这个领域、这项研究对我个人的意义，以及今天我对自己三十年前著述的反思。
对女权主义史学由无知到著迷
1985 年，我被加州大学戴维斯校区历史系录取，成为美国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出国前，我刚在美国福布莱特文化交流项目举办的高校师资培训班学了一年美国史，结业论文题目我选了“美国的职业妇女”。可能当时我作为高校青年女教师，在事业和个人生活方面都觉得有些困惑和迷茫，所以想了解一下美国职业妇女是啥情况。总之，班里只有我选了个与妇女有关的题目，那位美国男教授也从来没在课上讲过美国妇女。同班的一位老师得知我论文写美国妇女，并且即将去加州大学学习美国史，就找我说，美国史学会的秘书长刘绪贻教授想约我为他主编的美国史丛书写一部美国妇女运动史。1 在那之前，我连一篇文章都没发表过，一下子有人约书稿，不免受宠若惊，连忙答应下来。去历史系报到时，我就直接找了位美国妇女史教授做我的导师，专业研究领域自然也定了妇女史。当时的选择完全是出于写作任务的考虑，压根儿没想过我要做妇女史学者。在那个阶段，我对文化比较研究兴趣最浓，选了不少这方面的课，后来还获得跨学科的“社会理论和比较历史”课程的结业证书。
始料未及的是，美国妇女史的各门课程让我感觉好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啥都没见过，啥都新鲜。1985 年美国大学教的美国通史已经普遍运用社会性别（gender）、阶级（class）和种族（race）这三个主要分析范畴，妇女史更是处处体现了女权主义的批判性理论概念，对制度性、结构性不平等的剖析充满独到见解，每一部专著都解构了某种神话，或质疑了前人的一些定论。如果说这些特点是美国史学著述的共性，那么妇女史又以独到的视角审视了传统史学从未关注过的领域。学习美国通史已经使我恍然大悟：“哦！原来历史是可以这样写的！”学妇女史更让我感慨无比：在我们中国学界尚未想到过的领域中，她们已经用笔如篦子般细细篦了一遍。婚姻、家务、生育、育儿、性活动、就业、职业、参政、教育、社会运动、社团活动、娱乐，等等等等，各种族各阶级的妇女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许多历史专著作详尽的、各有侧重的阐释和探讨。这大量的著述作为高等院校历史课和妇女学课程的读本，成为年轻一代的新知识。我以美国妇女史专业学生和中国来的研究者的双重身分，在与中国学界和高等教育界的比较中，清晰地看到美国女权主义学术活动对社会文化的改造作用，以及女权主义学术在中国学界的空白。每每手捧著一本美国妇女史专著阅读时，内心就会有种骚动：像这样的研究在中国还没人涉及，而我是能够做的。第二个学年尚未结束，我已打定主意：完成了美国史专业硕士学位后，我要学中国史，做中国妇女史研究。
向英语世界介绍中国妇女
幸运的是，在我转到中国近代史专业开始攻读博士学位的那一年，曼素恩（Susan Mann）教授正好调到我校历史系来了。她是在美国的中国研究界推动妇女史研究的中坚分子。美国高校教中国史的教授本来就不多，能教中国妇女史的更是凤毛麟角。于是我如愿以偿，顺顺当当地有了一位以扶持培养妇女史学者为己任的博士导师。日后我在国内各高校讲课时，经常有研究生对我苦恼地诉说自己的男性导师如何反对她们做妇女研究课题，我在愤慨之余，更深切地体会到自己的好运。
在曼素恩教授开设的中国妇女史课上，我很快接触了西方学者这些年对中国妇女研究的成果。读著西方学者写的中国妇女研究专著，我的感受很复杂。西方学者在受到地域、语言和中国政治环境的限制下出了这么多专著，可见这些学者的执著，我被她们的精神所感动。虽然与美国妇女史著述相比，1980年代西方关于中国妇女的研究涉及的领域要窄得多，课题的设计和问题的分析也不够复杂深入，但这类研究在国内尚未出现。我们中国学界何时能出这样的学术成果呢？我为这显而易见的差距感慨而焦急。几部主要著作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作了剖析和批评，书中的一些洞见令我深受启发。比如对国家父权制在社会主义国家得到巩固的分析、对妇女解放未能改造父系家庭和婚姻制度及其后果的透视等等，这些从社会性别视角重审中国历史所迸发的新见解，以其独特的穿透力深深震撼并启发了我。字里行间跃动的独立思考与批判精神，更是令我倾心。
与此同时，对大部分著述我又有一种说不明白的不满之处，捉摸许久才悟到：我对中国妇女在这些著作中的缺席感到不满。进入1990年代，美国女权主义理论界的主流是反思西方中心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批判性理论在西方人文学界的上升。在这个大背景下，我对西方的中国妇女研究著述中的问题才看得更清楚。她们的长处是分析体制性、结构性的弊病，短处是见制度不见人。究其原因，显而易见的一点是受原始材料的限制。因为中国长期与世隔绝，不仅中国人对外界隔膜，国界之外的人也难以实地考察了解中国，中国研究专家也只能靠官方出版物来做分析判断，得到的中国印象自然局限很大，也无法呈现中国老百姓的实际经历。但在中国妇女研究著述中，不突出展现妇女的能动作用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那就是东方主义的影响—— 即使是西方女权主义学者，也往往难以完全摆脱这种视角的局限。在西方人的叙述中，包括早期西方女权主义的叙述中，中国妇女大多被描述成缠足、文盲等形象。尽管在女权主义的著作中这类形象的突显是为了说明妇女受压迫的普遍性，但它同时强化了中国妇女是弱者的刻板模式。这模式恐怕限制了一些中国妇女研究者的想像，以至于在设计研究课题时没有把寻找中国妇女的能动性列为主要内容。而同期出版的大量美国妇女史著作就截然不同，你总能从中看到充满生气的、强有力的女性人物。
我这个有著美国妇女史背景的中国学生早就感到不服气：我就不信中国妇女比美国妇女弱。从古至今我们有无数的巾帼英雄，美国大众对此是闻所未闻的。在我自己的人生经历中，我就见过许多不属于弱者的妇女。我也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弱者。正因如此，当我在美国看到中国妇女被表现为弱者和牺牲品，就感到特别不舒服。我这种情绪在美国女权主义学界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和对东方主义的批判中有所化解，但是一个情结不散：我要通过我的笔让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妇女。
追寻女权前辈的足迹
作为出生在1949 年后的上海、成长在毛泽东时代的女青年，我没有质疑过“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妇女的大救星”这个官方定论。我的人生经历很顺利，在家是受到父母宠爱的小女儿，上学工作也从没有因为自己是个女的而受到歧视。相反，有好几次因为是女的而获得男性所没有的“优待”，比如作为知青在农场生活时被挑选去广州交易会当讲解员、被挑选去主演一部电影等等。1977 年恢复高考，我以初中二年级的学历考上大学，在大学里被评为市“三好学生”，还被选为学生会副主席，毕业后又被留校当大学老师。在我看来，我的人生就是1949年后中国妇女被解放的写照，尤其是在同我母亲的强烈对比之下。我母亲是裹过小脚的文盲，包办婚姻嫁给我父亲，生了九个孩子，操持家务一辈子。我母亲在我眼里就是中共宣传中的旧社会被压迫妇女的典型形象。在我的认知中，在“旧社会”不存在有自我解放的女人。
在美国妇女史课堂上学习女权主义历史，我开始产生问题：美国女权主义运动都是女人自发搞的，怎么中国妇女解放就是被动的，需要等大救星来解救的？那大救星没诞生前中国女人都在干嘛？转到中国妇女史学习后，从书中我了解到20 世纪初中国有过女权运动，但那些著述都没有追踪它的来龙去脉。我在出国前就从官方叙述中听说过
“失败的资产阶级女权运动”的说法，国外学者倒没有用这些负面的词去定义，但是也没有正面说清楚那女权运动是怎么回事。美国的中国妇女史开拓学者玛丽莲・杨（MarilynYoung）在英语世界第一本中国妇
女研究文集中，就问道：我们不知道当年女权运动积极分子的下落，参加共产党的女权主义者命运如何？留在城市的女权主义者后来怎样了？我的好奇心被这些问题给刺激起来了，想追根究底，把我脑子里更多的疑问都搞搞清楚。
在国内一直接受的说法是：资产阶级的女权运动不适合中国国情，所以失败了。对美国女权运动的考察使我了解到，虽然女权运动最初由中产阶级妇女发起，但它涉及的妇女问题则涵盖了各阶级各种族妇女的利益，一个多世纪以来也是因为各阶级各种族的妇女的广泛参与，才会跨越国界，不断发展蔓延成为全球的妇女解放潮流。这个基于社会性别、包含多阶级妇女利益和冲突的复杂动态潮流是“资产阶级”这个词所无法界定涵盖的。但是中国的女权运动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它在20 世纪初出现过，社会历史原因是什么？在什么样的政治社会条件下妇女的自发社会运动能够出现？哪些人为了什么成为女权主义者？她们在何时又为何消失了？中国女权运动与美国女权运动相比会有哪些异同？…… 我被自己脑中不断涌现的问题迷住了，决定博士论文就做这方面的研究。
1992 年夏天，我带著刚满月的女儿和两岁的儿子回到我的老家上海，开始了为期13 个月的田野调查研究。在我的论文前期研究中，已经了解到20 世纪初北京、天津、上海、广州这几个大城市的女权活动都很活跃，但是我回国做研究没有任何资助，缺乏经费去外地调查。还在哺乳期的婴儿也让我无法出远门。客观条件的限制使我只能缩小研究的空间范围，扎根上海开展调查。由于几部出色的美国妇女历史著作都是基于丰富的个人资料，如书信、日记之类，我也希望能找到当年女权活动家的个人资料，来深入探究她们的内心世界，于是遍访上海图书馆、历史博物馆等史料收藏处，询问是否收藏妇女的个人资料。接待人员一听到我的问题，就流露出奇怪与不屑的神情：“我们这里不收妇女的资料。”上海图书馆的馆员告诉我：“我们这里只收藏名人手迹，有孙中山和鲁迅的书信。”我明白自己犯傻了，真是美国待久了，忘了国情了（自从1960 年代女权运动以来，美国妇女自发筹款在全美多处设立妇女档案资料库，这也是美国妇女史学术繁荣的一个基础）。心想还是找幸存的妇女活动分子访谈，希望大一些。通过我在上海的社会关系网，终于幸运地找到了一群出生于1900 年到 1907 年的当年的妇女活动分子，她们很热情地接受了我的访谈要求。用口述材料为主要史料，不是我预先的设计，而是无奈中另辟蹊径。
这些老太太的历史叙述使我震惊和激动：解放前竟有这么大一群职业妇女早在自觉地追求妇女解放！我竟然对这些杰出女性在推动妇女社会进步的艰难历程上所创立的业绩毫不知晓！显然，我面对的是一个被历史抹去的群体。这些在二三十年代曾经叱咤风云的知识妇女很清楚自己今日的处境，一些人始终不甘于被历史所淹没。1930 年代创立《女声》杂志的主编王伊蔚为自己准备了一块墓碑，刻上了请朋友写的碑文，记载了当年一起从事妇女活动的女友们的姓名和事迹，希望借此让后人了解她们这一辈人的奋斗历程。我庆幸能亲耳聆听她们的自述，我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为这一代女杰写出对得起她们的墓志铭。但我在返回美国时又很忐忑不安，因为从没见过史学博士论文是
用口述材料作为主要史料来写的，我的导师们会接受吗？可我的写作冲动是如此强烈，心想，若不接受也罢，我反正早晚会把她们的故事写出来的。没料到，曼素恩教授读了我的访谈录音的英文转录稿后，立刻约我见面。她挥动著厚厚一叠访谈文字稿，满脸兴奋地对我说：
“王政，这就是你的博士论文！”得到导师的首肯和支持，我半年里完成了论文的写作和答辩，然后就急急忙忙地回国搞女权活动去了（参加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非政府论坛活动以及和女权同仁们组织的一系列活动）。后来才知道曼素恩教授直接把我的博士论文推荐给了加州大学出版社。
用行动续写中国女权主义历史
1992 年到1993 年我在国内做田野调查时，“女权主义”是没有人敢公开认同的贬义词，因此我明明是研究中国女权主义的历史，也不敢公开用这个词，只是说寻访早年妇女运动的积极分子。令我吃惊的是，当我同受访的老太太聊起来，她们却毫不忌讳地大谈当年的女权活动。94 岁的陆礼华对我说：“我参加了女权运动同盟会、妇女参政协会等十几个妇女组织，凡是为妇女谋利益的组织，我都参加”、“女权是要争的！不争不行的！”93 岁的朱素萼在1930 年就开了律师事务所，经常义务为妇女打官司。谈到自己年轻时的职业选择时，她铿锵有力地说：“我就是为了伸张女权去学法律的。”无疑，对这些参与过女权活动的妇女，“女权”这个词具有特殊的含义，无论如今的官方话语如何贬低它，她们始终珍惜给了她们新的觉悟和力量，从而使她们成为“新女性”的女权主义。面对这些历史亲历者，你无法说女权主义是因为不适合中国国情而失败了。相反，这些历史变革的参与者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一个多世纪里有几代中国妇女为了自身的解放，在一个男尊女卑根深蒂固的男权社会里，奋力去打破方方面面的性别藩篱；中国妇女的发展进步是女人们自己争来的，而不是任何人恩赐的。正是“新女性”们身体力行地推动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的巨大变革，只是这段历史被遮蔽了，“女权主义”也被污名化了，这个过程也就此成了我想解开的历史之谜。
毋庸置疑，我的性别身分使我在聆听老太太们的叙述时产生强烈的共情。我经常在采访后，骑著自行车穿梭在暮色苍茫的大街小巷中，思绪和情绪仍陷在刚刚听到的人生故事里。那是我不必抑制泪水、尽情宣泄情感的时刻。不仅是她们人生中的艰难困苦、悲欢离合令我动容，她们不经意之间讲述的细节更是常常带给我顿悟。22 岁就创立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的陆礼华告诉我，她建立了两江女子篮球队，改掉了之前的长袖和灯笼裤的运动服，给女学生订制了白色翻领短袖和红色短裤运动衣，上场与沪上外国人女篮比赛，顿时成为上海滩的丑闻。舆论一致谴责两江女篮队员著装“袒胸露臂露大腿”、“有伤风化”。我看著幽默地以此当笑料与我分享的老人，心想：“多亏了你和你同代女性的勇敢！不然我还得穿著长袖长裤下游泳池哪！”诸如此类的联想在访谈中时时出现，她们这代女杰闯关越界的种种举动就与我这晚辈享受的种种自由紧密相连，一种感恩之情油然而生。
那么，作为在前人栽下的大树下乘凉的后辈，我的历史责任是什么呢？身为历史学者，我以书写女权前辈的历史为己任，努力整理出一份中国女权主义的“家谱”，四处彰显。2 要为“女权主义”正名，首先自己就应“出柜”。有了白发苍苍的“五四新女性”的加持，我从此便在国内各种公共场合自豪地宣告，我是个女权主义者。当然，要真正不辜负前辈，我们后辈需要用行动续写女权主义历史。于是，我的目标不仅是“写”中国女权历史，更是要“做”女权历史。虽然我的女权行动始于1989 年，遇到五四女权前辈使我对自己的人生目标更为明确和坚定。若是光“写”不“做”的话，我心里会对前辈有一份亏欠。所以，完成了博士论文以后的三十年里，我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推动女权主义学术在国内的发展，包括翻译出版女权主义著作、组织召开国际研讨会、举办高校师资培训班和博士班，以助力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科在高校的建立。3 本书的读者能理解，我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种女权行动方式。我的博士论文研究使我清楚地看到20 世纪初叶女权主义话语在推动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关键作用。任何人都可以想像一下这个历史画面：20 世纪若无新女性的涌现，今天的中国会是怎样一种面貌？而20 世纪末中国男性知识分子群体的沉沦（他们抛弃了前辈以倡导女权为荣的立场，却充当了排斥和反对女权主义的主力军），则成为世纪末中国女性知识分子必须奋力重振和发展女权主义话语的社会历史背景。如今这项女权主义话语运作的目标之一，是呼唤21 世纪的“新男性”的诞生。
三十载后论长短
本书的缺陷与当年做研究时的局限密切相关。如前所述，缺乏经费和受限于母职，使我无法执行原先设计的全面调查20 世纪初叶的女权运动图景的方案。我不仅不能去台湾寻访1949 年离开大陆的许多女权运动核心人物，甚至都无法去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国民政府档案。在上海做田野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徐家汇藏书楼埋头于1949 年前旧报刊杂志里，希望找到女权运动的蛛丝马迹，结果是看到了五四时期铺天盖地的文章讨论妇女问题。因为那时我读过的关于五四时期的英语学术著作都不提妇女，就连周策纵先生被尊为最全面的经典之作《五四运动史》（The May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Modern China）里，提到妇女的也只有简略的一段。所以当我在藏书楼里看到铺天盖地的关于“妇女问题”的长篇短论（尽管其中大多是抄袭或人云亦云），著实非常惊讶。顿然悟到：原来前面的历史学者做五四研究，都需要把成堆的关于妇女问题的报刊杂志文章从眼前扒拉开，才能聚焦他们感兴趣的、无女人的“重大”议题。这意味著，我发现了一个不同于前人书写的五四时期，且有俯拾皆是的第一手资料来佐证我看到的历史，这令我兴奋。
读博士期间，虽然主修历史，但我对当时美国学术界流行的各种批判性理论都非常感兴趣。后结构主义对于话语（discourse）的理论阐释在我看来是个很好的分析社会政治文化现象的工具，也是探究特定历史中主导性话语与人的主体性构成之间的关系的有效途径。在藏书楼文献研究中遭遇到扑面而来的五四新文化女权主义话语，与我随即幸运地追寻到的五四新女性，在后结构主义理论背景中形成了有机的结合，使我能没有费太多周折便设计了对第一手文字资料和口述材料的组织结构和分析框架。即：用文本描述女权主义话语形成的历史背景、用“新女性”的自述来考察女权主义话语与“新女性”主体身分建构的关系。如是，本书的主线是追溯女权主义话语与“新女性”群体的关系，以及这两者的互动关系如何作用于20 世纪中国社会文化变迁。本书主角除了在求学、职业发展、经济独立、婚姻自主等方面具
有共同特点外，都深浅不一地介入过各种有组织的妇女社会活动——承担社会责任也是“新女性”的标志，因此多样的、有组织的妇女活动便成为书中一条副线。但是因为研究范围的局限，我无法系统呈现民国时期多样的女权运动。这个结果偏离了我博士论文的最初设计。最为遗憾的有两点：一、当时我若能拓宽研究地域范围，去北京、天津、广州、南京寻访，有可能找到更多尚健在的女权运动领袖人物。这样的口述材料可能会帮助我理清有组织的女权运动脉络，以及理解组织内部运作机制或矛盾冲突，也可以成为20 世纪末大陆又出现的女权组织活动的历史借鉴。好在进入21 世纪英语和台湾学界都不断有关于民国时期女权运动的历史著作发表，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通过这些著述进一步了解民国时期多样的有组织的女权活动。
二、本书关于民国时期妇女运动的史料较多利用了全国妇联在 1980 年代出版的《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而那套史料集主要搜集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妇运资料，4 所以造成本书对国共两党妇女运动呈现的不平衡。虽然中共地下党对国统区各类妇女组织有广泛的渗透，但国民党毕竟是执政党，国民党内的女权主义者的组织行动自然声势更大。本书口述者之一朱素萼曾经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妇女运动委员会领导成员，当年我若接触到更多的国民党妇女运动史料，本可以与朱素萼口述材料相互核对深入挖掘，使书中对国民党的妇女运动有更符合历史事实的关照。为了弥补英文原作中这方面的不足，我重新搜索三十多年前朱素萼的访谈录音，将她关于国民党妇运的描述都充实到中文版中。重听各位口述者的录音，也常常遗憾因为自己的学术准备不足、档案研究不充分，面对这些历史活档案时没能就妇女组织活动提更深入的问题，错失良机。学术著作总是特定历史背景中的产物。今日对民国时期女权组织活动没有乘当事人还在世时深入探究的遗憾，其实更多是来自我过去几十年从事女权实践的种种挫折，才后悔当年没有以一个实践者的身分向前辈认真讨教经验教训。那时尚缺乏女权运动实践经验，还太嫩，难以提出老道的问题。
尽管有种种遗憾，重温前辈的口述录音，我依然感到弥足珍贵：新女性自述独特人生经历的史料无法再觅得；她们丰富的人生经历给我的启发感悟是多方面的。英文原作表达了访谈给予我在认知上的诸多收获。如今重读，感到书中涉及到的一个议题需要更清晰的表述和更深入的探讨，即：女权主义话语与女权主义运动的关系。这互相关联的二者是既有重叠又有区分。女权主义话语产生的场域往往在知识文化界，而女权主义运动，无论围绕何种议题，既是女权主义话语的效应，又是强有力地传播和实践女权主义话语的途径手段。积极投身于有组织的女权活动的人必定是被女权主义话语浸润过，但并非所有具有女权主义觉悟的人都投入女权组织活动。本书中的新女性既有同时驾驭女权组织活动与自己的职业发展的，如朱素萼律师；也有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自己的职业，而选择这些职业既是为了自身发展（追求经济独立从而实现不依附男性的独立人生），也是为了促进妇女的社会进步，如陆礼华、陈咏声投身于发展女子体育教育，王伊蔚选择办女子刊物。我们可以看到有女权主义觉悟的职业妇女们深刻地改变了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文化景观，其历史作用并不亚于有组织的女权运动。或更准确地说，女权组织为在各职业领域拼搏的新女性提供了抱团取暖的场所，而职业妇女又是女权组织各项行动的重要依靠对象及经费来源。在民国时期，两者是互相依存关系，都实践著女权主义话语。只要有女权主义觉悟，则既可以通过组织活动争取各项妇女权益，也可以在各自的社会位置上从事改造男权社会的工作。这其实是女权主义革命不诉诸武力，却在人类历史上不同的政体中产生深刻社会文化变革的奥秘，也是传播发展女权主义话语的重要性所在。21世纪随著日益增多的有女权觉悟的知识女性占据了有话语权的位置，女权主义更深刻的社会文化改造是必然趋势，哪怕有组织的女权运动在特定时空中受到限制。
本书五位叙述者有各不相同的人生经历，读者自可从中获得多样的感悟。为了尽可能完整地呈现当年访谈的内容，也因为中文版容量可以大一些，我花了大量时间对每一份口述都根据录音做了重新整理，而不是从英文原作翻译成中文。五位叙述者为青浦人、常州人、湖南人（两位）和福建人，前二位是用吴语交谈的，后三位用带著口音的普通话。我在文字稿中尽量忠实转达她们的方言特色，原汁原味，让读者能较生动地感受到性格迥异、表述方式各不相同的“新女性”前辈的特点，从而去想像她们叱咤风云的青壮年时期。同时也为了呈现 20 世纪上半叶，各地有条件的青年女子为了求学只身奔赴上海的历史潮流（只有黄定慧是中共派她到上海做地下工作）。尽管我无法离开上海做调研，原籍在外地的前辈还是让我们看到了20 世纪初女权主义在中国各地传播的景象。
十多年前，我因为需要在国内教妇女史，请了两位青年学者将原作翻译成中文，译稿电子版在网上共享，有一定的传播量。此次正式出版的中文版，与那份电子版有较大的差别。除了重新整理口述部分、审校勘误之外，我对一些关键词根据历史背景重新翻译。如 gender equality，只要是“性别平等”这个译词尚没在汉语里出现的年代，我根据具体语境译成“男女平等”或“男女平权”。同样的原则，women 也是根据时代背景译成“妇人”、“女子”、“妇女”、“女人”。
“女性”则用在五四运动以后的一些情境中。词语的变化折射了社会文化的变迁，也请读者在阅读时关注不同词语在特定历史背景中的用法，以加深对历史的了解。
考虑到原作注释中提到的许多英文学术著作与中文读者关系不大，除非是被直接引用的，其他在中文版的注释里删去，仅保留在参考书目中。同时，修改后的中文版引用了1999 年（原作出版年份）以后出版的一些书籍，特此说明以免读者困惑。
三十多年前与五四新女性的相遇，深刻地影响了我的后半生。在此与读者分享她们的人生故事，衷心希望诸位和我一样，不仅从中获得历史知识，还能增添改造社会的力量和勇气。
王政 2025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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