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上篇回顾了台湾同运的历史，指出运动轨迹与整体社会脉络的镶嵌。本文下篇，将聚焦讨论台湾同志运动遭遇的两个来自保守阵营的挑战。
传统价值与新自由主义合流
台湾同运最大的阻力根源，是华人文化对传宗接代的执着、对家庭价值的重视；直到今天，“单身”始终被视为社会问题，也或多或少是一个家庭的“羞辱”。不论是否因性倾向而单身，单身者在社会阶级上都倍受贬抑，甚至由国家制度带头行之。例如在台湾，单身者的健康保险费用就比同级数有家庭者来得高，税制上的减免也很少。
自新自由主义袭卷全球以来，许多国家的公部门争相追求管理效益。传统上抗拒社会福利的右派政党，致力以企业绩效管理逻辑，将社福与弱势扶助外包给私人慈善机构，弱化政府角色。各国都有政党主张将尽可能将公共服务私有化，范围含盖教育、医疗、社福，乃至消防与治安等等。
在此背景下，鼓励婚家制度对执政者有重要政策价值。一般咸认婚姻家庭有益于社会稳定，自不待言；强调“家庭价值”，以家庭作为课税和服务单位，更能减化行政系统负担。最重要的是，其能让政府规避人口老化、少子化带来的社会压力。至到今天，台湾政府仍疏于强化社会安全网，将幼老病的照顾责任，转嫁到家中女性或社经地位弱势者、甚至是女性外籍看护移工身上。政策和文化制约的双管其下，让照护责任继续留在核心家庭。
婚家制度的稳固另一个主要的得益者，则是跨国资本主义下的生产方式。当大家族瓦解，一份工作对小家庭的维系就更形重要，使人不敢脱离这种“生产─消费”模式，只得成为资本市场的螺丝钉与消费者。
而对高社经地位者而言，现行婚家制度，能确保家族产业得以传承到自身后代，甚至，透过同样社经地位者的婚姻结盟，稳固其家族的阶级地位。同志运动者因为位处边缘，长年被排除在婚家制度外，反而得以看清国家与资本合流，藉制度与深植人心的文化影响力，与其造成社会控制、持续垄断财富的形势。
美国基督教右派的影响
同志平权运动另一个劲敌，是来自美国的宗教右派。其透过金钱与政治影响力，强力输出自身信仰。在政治上，这类混合灵恩与基要福音神学观的教会，以“属灵圣战”之名支持着小布什入侵阿富汗、伊拉克，同时也戮力推动反同性恋、反堕胎、反女性平权、反婚前性行为、校园祷告，并阻挡平权性质的性教育。
宗教右派不只在美国游说，以政治献金和选票影响候选人，还运用经济资源，在海外推行其价值观。例如《上帝眷顾乌干达》一片就纪录了美国极端教会人士如何挟庞大政经资源，介入乌干达政治，促其在2013年底通过《反同法案》，让同性间的性行为可处以终身监禁（更早的草案中甚至考虑过死刑）。后虽在国际组织与人权团体的关注下，乌干达宪法法庭于翌年八月宣布该法无效，但乌干达同志的处境仍然严峻。
宗教右派进入亚洲，呼应亚洲统治者偏爱的儒家版本造就的高服从性，及重视传宗接代的价值，更能轻易挑动社会（特别是中产阶级）对秩序的怀念、对性少数的恐惧。这个跨国恐同宗教集团号召群众的核心，正是“维护家庭价值”，让家庭成为所有社会危机投射、寄望的目标，遮蔽劳工权益与社会正义等议题——而其正符合宗教右派背后金主的切身利益。
这股宗教信念藉着唤起大众危机感，得以堂而皇之介入公共政策，也使主流基督教会成为保守政治势力最佳盟友，全球皆然。是以，性别运动成了近年来右派运动中受创最深的领域之一：同性恋、堕胎、女性主义，既是宗教右派用来祭旗、也是吸引中产阶级与企业家奉献金钱的最佳利器。
婚家制度的根本反省
在保守主义与同志运动的战线上，“婚姻平权”无疑是近来最重要的争点，也是世界各国同志运动的重要指标。笔者此刻也在其他平台为同性婚姻辩护。然而需提醒的是，“婚权”绝不是解决同志困境的唯一解药。甚至在某些国家的经验中，因推动婚权吸纳多数资源，反而进一步边缘化无法或不愿进入婚家体制者，或非典型家庭。对婚家制度、主流价值保持警觉，对各种边缘弱势保持同理，是同运工作者必须有的良心和使命。
如果我们愿意承认，如今性少数所受到的压迫，源于有个由多数人所建构的“异性恋正典”，透过挤压、排除他者来确保既得利益；那么解构这个霸权的方式，怎么可能只是要求霸权把框架打开一点，让多点人进去现行的婚家制度？如果我们都同意，性倾向、性别认同，甚至性的表现方式与喜好，都存在多样的光谱，那么运动的目标，就应该是废除那个正典框架，将其还原成只是其中一种“选择”。
左派酷儿从上述的基础出发，提出“毁家废婚”的主张，要废的并不是人类对爱的本能、或生活支持系统的需求，而是认为政治制度与社会文化，都不该过度介入私人的情爱选择或关系模式。其更不能接受的，是当今制度只奖励选择特定模式的人们，却在有形的制度和无形的社会氛围上，变相惩罚、歧视不同选择的人们。
正因如此，他们对资本市场因利己目的塑造出来的家庭与真爱神话反感，更反对把某一种狭隘的异性恋视角所高举的“一对一、一生一世”，当成最好、最高的价值，毕竟，那正是一切压迫产生的源头。如果失去对源头的反省，平权运动将不再是以解放为终极目标的运动，而会在短期的政治利益交换中迷失，让被压迫者转身压迫他人的历史，一再重演。当政治制度和传统文化连手，把爱限缩在由血缘和性组成的家庭中，当然是平权运动者需要致力打破的思维。
代结语：同志运动需要的国际视野
已有不少研究指出，当政治情势动荡不安、经济衰退时，社会对极右思想和种族主义的容忍力也越高，甚至乐于拥抱，好为不安与经济上的困顿找到替罪羊。而同志平权运动绝不会是极右主义乐见的存在。近年，穆斯林难民涌入，促成了欧洲极右势力的成长，二战以后，他们从国家的罪人，再度成为某些人民心中“敢说真话”的英雄；宗教右派势力在亚洲与非洲的成功经验，更印证了这个历史惯性。
未来，同志平权运动亟须深入理解，跨国宗教右派的价值谱系，去思考大众、特别是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否则关于平权议题的公众沟通，恐会陷入各说各话、激烈对垒的死胡同。
平权运动者也需要警惕，新自由主义与亚洲传统文化的结盟，造成的种种障碍。尤其在台湾，缺乏左派自由主义的政治传统，加上文化上对性的禁锢与恐惧，平权运动更不易获得社会资源挹注。相反的，宗教右派结合保守政治势力，却能轻易藉金钱攻势、政治动员来弱化平权的各项诉求。
在全球经济尚处停滞、贫富差距难以缩小、社会不安因子日益增大的此刻，如何面对亚洲价值与全球保守势力的结盟，不只是全世界所有自由主义者、左派政治工作者的难题；也会是同志平权运动者最大、最艰巨的挑战。
（乔瑟芬，伴侣盟理事、媒体与表演艺术行政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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