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追求绝对权力但又朝令夕改，特朗普真是美国凯撒吗？

许多写作者总是爱寻找各种类比，而随著特朗普重返大位，许多评论人选中的类比对象正是凯撒大帝。一名评论人在《纽约时报》的客座评论中主张，特朗普要求不受节制的权力，恣意诠释宪法，可以类比为凯撒颠覆罗马共和。而早在选前，《金融时报》的美国首席评论人也运用了同样的比喻，说特朗普一旦重返大位，会像凯撒一样，以各种行政手段集中权力，宣称是彰显民意，但只是在牟取私利。

其实，对一些支持特朗普的美国右翼评论者而言，他们也会欢迎这样的类比。一个典型的例子是Michael Anton，他追随特朗普许久，于今次选后被委以大任，先主导国务院的移交事宜，再被总统亲自指派至国务院担任政策规划主任。而在四年前的一场对谈中，他主张美国经济、民主乃至文明都已经太过堕落，而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就是拥戴一名“红色凯撒”（Red Caesar），代表右派直接夺回国家机器，强势压制社会上各种腐败力量。

不过，即使特朗普在集中权力方面或可与凯撒类比，在另一个重要的面向，特朗普和凯撒则有根本的不同：凯撒以坚定甚至固执著称，莎士比亚著名的戏剧里为凯撒安排了一段独白，自比为“如北极星一般恒定”。相反地，特朗普则是出了名地多变：他说高关税是为了永久改写贸易规则，但很快地就成为短期的谈判筹码，只是要换取小幅度的条件交换；他说联邦医疗保险（Medicaid）绝对不能删减，但他所支持的众议院预算法案却将冲击数百万人；他一度主张外国高阶技术人才赴美的特别签证是“很糟、很糟的政策”，后来又决定予以支持。

这不只是出于他的夸大修辞而已，更是因为以下两大原因：第一，特朗普及其团队成员所对外宣称的意图经常过于模糊或互相矛盾；第二，他的政府当下所采取的政策又经常无法切合他所说的目标，甚至前后冲突。一些评论者可能抓紧特朗普政府某些成员的某些发言，或者从孤立主义等理论名词、从“让美国再度伟大”等口号宣示推演出一系列特朗普政府可能采取的政策，但这些评论经常都忽略了：这些目标的宣示经常连特朗普政府“此刻”的政策决定都无法充分解释，尤其无法解释这百余日来已经发生多次的政策变迁，遑论要借以预测“未来”还可能如何变动。

这正是特朗普第二任期最重要的主题：要求绝对的权力，但如何使用权力却难以预测。他有凯撒对权力的心态，但没有凯撒对前方蓝图的清晰观点。他有根深柢固的世界观，但在面对目标和手段的取舍与选择，他却并无定见──如果凯撒的恒定如同北极星，特朗普所领导的政府就是全世界都必须面对的一阵陨石雨。

手段和目标的脱节

许多人都注意到特朗普的发言出了名地夸大和多变，但这只不是出于个性，也反映了他在政策上缺乏一贯的见解，完全无法由某些政策目标宣示预测其政策走向。

关于政策目标的暧昧是一大原因：对于汇率，他到底是像他的财政部长一样，认为美国必须维持稳定汇率，确保美金作为储备货币为美国带来的好处？还是像他的首席经济顾问一样，认为必须要让美元重贬，以降低贸易逆差、重振制造业？而对于中国，他想做的究竟是全面性围堵以及吓阻，以免美国在国安与科技的竞争中落居下风，并且遏止中国政府在台湾、在南海的扩张野心？还是，他其实更想要单独专注于在贸易问题上取得更好、更“公平”的条件？

至于在高阶技术人才移民问题上，特朗普到底是像他第一任时的看法一样，认为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的政策，应该像其他移民一样予以限缩，以免他们“抢美国人的工作”？还是如他在第二任开端时、在矽谷富豪马斯克等人的建言之下，改说同一种签证“是个很棒的计划”、自己“相信这类签证”？而既然高阶人才签证是在马斯克力主之下受到特朗普青睐，在马斯克逐渐淡出华府运作之后，特朗普哪天一觉醒来，是否又有可能改弦易辙？

针对这类问题，在最近百余日内，特朗普自己和他的团队要角都曾做出彻底相反的宣示：从反对美国对外投注资源的副总统，到长年主张对中国强硬封堵的国务卿，再到被认为较能代表商界利益的财政部长，乃至特朗普一度最倚重的策士马斯克，听不同人发言就会得到不同的结论。至于有些论者凭著个别部门所产出的政策报告，宣称这代表当前美国政府“真正在意”的问题，恐怕更是缘木求鱼。

诚然，在特朗普的世界观里，他很可能真的相信“过去的领导人都太软弱，让美国被占尽便宜，唯独我有能力让美国再度伟大”。但从实际政策的角度来看，这只是模糊的心态，甚至称不上一贯的意识形态，无法让人推导出确切的政策目标。更不用说，政策制定经常要于多个互相冲突的目标之间做出权衡，在多个互相矛盾的利益之间做出取舍，不论是任何总统提出的目标都有可能必须妥协，何况特朗普提出的目标经常更为空泛，其麾下策士的倾向亦充斥更多矛盾，实际上的政策作为当然也更难预测。换言之：若问“特朗普想要什么”，答案或许真的是“让美国再度伟大”，但若问“‘再度伟大’对于汇率／关税／签证／对中政策／科技发展／财税等政策领域的意义是什么”，答案恐怕是彻底的混沌以及暧昧。

而另一大原因则是政策手段与目标的脱节。单以乌克兰为例：许多人都认为特朗普要的是终结战争，尤其是要停止将时间与资源花在乌克兰的战线上。但倘若如此，为什么截至特朗普和泽伦斯基在梵蒂冈会谈之前，他始终并未处理“俄罗斯可能休兵短短几个月，重振旗鼓后就立刻再度展开攻击”的可能性，反而将重点放在对乌克兰施压？军事、外交分析者普遍认为普京即使短期接受休战，在修整之后随时可能再起战端，尤其考虑到普京一向明确希望乌克兰彻底臣服，过去也曾撕毁协议，且历史上短暂接受调停、稍事整顿后再立刻出兵的案例也屡见不鲜，甚至可能说再度侵略是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

就此而言，特朗普的作法与所谓“停止战端”的目标根本上有其矛盾。许多人已经从其他方面批评特朗普的种种作为，包含拒绝讨论安全保障、不断抛出停止军援而非增加军援、强力施压乌克兰等等；然而，姑且不论他的作为是否合乎国际法和公平正义，亦不讨论是否会有其他负面影响（尤其是许多专家担忧这会让中国更敢于对台湾动武，认为美国更可能不会出手干预，也会削弱其他盟邦对美国的信任），更暂且不论乌克兰其实并没有特朗普所言如此弱小、“毫无半张牌”，反而能在近一年余以来维持僵局，让俄罗斯进展极其微小，所以不需要接受丧权辱国的条款。更根本的问题是，即使特朗普能逼迫乌克兰接受严苛的条件，假如几个月后俄罗斯立即卷土重来，这难道符合他所设定的目标吗？分析者如果想从“希望战事结束，减少美国负荷”此一目标推导出特朗普政府所采取的谈判策略，除非认为特朗普毫不在乎一年内、甚至几个月内战端再起，否则也都难以产出有效的解释，顶多只能产出事后的合理化。

之所以需要提出这些事例，重点不只在于批评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或是预测其所将造成的负面效果，而更是因为这些事例都指向一个根本的事实──特朗普政府很可能并没有任何清楚、一贯的政策计划，所以彻底不可预期。

暧昧与脱节：“永久”的关税政策只撑了一个周末

而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战更是恰恰充分体现了“目标暧昧”和“手段与目标脱节”这两大特征。

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对高关税政策的具体目标经常有相反的宣称：全面提高关税的决定，到底是要像他的财政部长和华尔街金主一样，认为这是作为短期的谈判筹码及诱因，谈好条件就能撤除？还是要像他的首席顾问一样，认为这是长期的财政收入，以及永久重塑贸易秩序的凭借，所以应当延续？

在就任演说中，特朗普表示高关税政策的目标是要彻底改变贸易体系，并且成为往后美国财政重要的长期财源。倘若如此，这意味著高关税该是永久性的措施，而不是短期性的谈判筹码而已。延续此一理路，到了4月，特朗普在白宫的玫瑰花园宣布大幅调高对各国的关税隔日，特朗普的贸易顾问Navarro也投书《金融时报》，明确表示“这不是一场协商”（“This is not a negotiation.”），而是永久重建美国制造业的利器。此时，许多评论人也开始转向该位顾问过去的著作，误以为可以从他对世界贸易的看法中反推特朗普的政策方向。白宫的X/推特页面上也转贴了Navarro的文章，在贴文里同样强调“这不是一场协商”。

但这篇贴文很快被悄悄删除，消失于白宫的推特之上。在政策公布后几天内，白宫又立即宣布全面暂停所谓的“对等关税”，暂停期间为90天，期间要与和各国展开谈判，并改由财政部长Scott Bessent领军。在此，关税又变回短期谈判筹码，在谈到更好的条件后就能撤除，所谓的“不是协商”、“用关税实施进口替代，全面保护美国产业”、“可望取代所得税，成为政府重要财源”都被抛下──虽然在宣布高关税措施时，特朗普亦表示“许多”关税措施将是“永久”（permanent）的，但永久的涵义似乎只等于“过一个周末”。光是“长期vs短期”的根本问题就难以确知，要说特朗普施政一定是依循某种战略思考，甚至预测他未来会采取怎样的具体政策，恐怕都只是盲人摸象下的产物。

另一方面，除了目标宣示互相矛盾之外，人们也很难真正以手段反推特朗普政府所追求的目标──“他们所做的”和“他们所说的”经常缺乏明确的关联。

或许最明显的脱节是：如果特朗普的目的在于重建美国制造业，为什么不是特别针对关键竞争产业课予关税，反倒采取全面提升关税的政策，让许多美国制造业仰赖的零组件、原物料也都面临高关税，大幅提高这些业者的成本？具体而言，那么多制造业需要钢材当原料，而国际钢价维持在低档，当其他国家的竞争厂商都可以买到便宜的钢，特朗普政府等于在单独提高美国制造商的原料成本，这样的负面效果怎么办？于此同时，所有关税暂停都以90天为期，甚至可能像对中国关税一样无预警大幅掉回原点，在这么不稳定的政策环境中，企业对未来三年原物料与外国竞争商品都无法预测，要怎么敢于投资设厂，期望三年后可以投入生产？光是不稳定性本身就足以阻遏设厂、回流等中长期的投资计划，和特朗普政府所宣称的政策目标并不相符。所谓“重建制造业”的目标，根本不足以推导出他所采行的政策，当然更不足以用于预测他未来的策略。

甚至，有些关键产业不但禁不起高关税带来的扰动，而且面对的问题不是“就业机会太少，需要回流美国”，根本就是缺工。最明显的案例就是武器：许多评论者延续自身既有的立场，认为在地缘竞争的危险时刻，特朗普真正关注的问题是国安。但此刻，业界人士同样担心高关税政策将削弱美国军工业的生产能力，削弱美国国家安全。一方面，高成本可能会迫使武器断炼：美国国防部其实已经花费数十年的时间，针对各项武器建立稳定的跨国供应链，许多零件常是从其他盟邦输入美国后再输出至其他国家加工，又再度输入美国，每次跨越边境都得再缴一次关税。

举例而言，F-35战斗机就在美国的领导下由二十个国家合作制造，也有和英国与澳大利亚合制的核子潜舰。但另一方面，美国军工业根本不需要在美国国内扩大产能，因为该产业近期面对的最大问题反而是缺工：美国失业率近年来到历史低档，许多产业其实正在和其他产业竞争劳工，而武器制造订单不稳定，其开出的条件经常劣于其他制造业甚至服务业。换言之，现在逼迫产业“回流”，不只可能导致武器造价飙高甚或断炼，也可能根本没有足够的劳动力可以承接这些回流的产业。

更不用说，如果特朗普的目标之一真的是对抗中国，那更难解释他为何对东南亚各国也施以如此严苛、甚至是最为严苛的关税壁垒。随著美中先前的贸易战发展，加上中国国内生产成本提高，许多外国厂商、包含美国厂商迁出中国，正是选择到越南、柬埔寨等国落脚；这当中固然有部分是俗称的“洗产地”（在中国近乎生产完成，只是透过贴标规避关税），但也有大量是真正因为生产成本的考量而迁厂。

换言之，美国藉著这些东南亚国家达成政策目标，迅速有效地让部分供应链逐步脱离中国，而美国市场的承诺也让这些国家知道自己不能太过向北京靠拢，以免失去美国市场的利益。殊不知，柬埔寨被以49%的关税对付，提前单方宣布降低对美关税的越南则是46%，都高于被施以额外报复性关税前的中国（34%）。这反而让北京更能找到破口，争取这些国家向中国靠拢，至少愿意接受中国的邀请展开协商。

重要的英国外交智库Chatham House亚太组主持人所发表的评论，立刻示警“特朗普的关税会将东南亚各国推向中国”，即使这对东南亚各国而言会相当“不舒服”。而无党派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访问东南亚各国研究对中关系的专家，不同专家对于各国最终是否会倒向中国有不同评估，多数专家认为美国还是太过重要，而越南、菲律宾等国更是对中国有极强的戒心，应该不至于真正彻底与中国靠拢，但经济风险仍可能让越南、印尼、马来西亚更必须保留与中国在经济甚至其他领域合作的机会。

正是在种种的“目标暧昧”和“目标与手段脱节”之下，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才会如此彻底不可预测，而且如此多变：专业的财经媒体《富比世》并无特定的政党立场，但他们也在自己的网页上按照时间表列出特朗普在关税问题上的急转弯（在美国政治中称为flip-flops），从4月2日到5月19日，短短48天内就已经列出了17次，包含不同产业和不同国家是否纳入豁免或者协商。

这正是特朗普与凯撒相去最远之处：特朗普绝不像凯撒“如北极星一般恒定”。因此，任何分析者如果预设特朗普有方针、有计划，反而会被自己的预设所误导。很多评论者误以为自己已经掌握到他在下“很大一盘棋”，然而，这很可能只是反映评论者过度仰赖特定几位策士、特定几个部门在特定政策上的发言，甚或只是反映评论者的预设立场或一厢情愿，并不符合事实。

从独立机构到哈佛大学，权力集中是唯一恒定的定律

特朗普的白宫急切想要巩固一切权力，不容许政府机器内有他们原则上无法控制的任何零件。

到了最后，特朗普政府真正恒定的一件事，也正是他真正和凯撒相同的事，正是他对权力的集中，不论是在行政部门之内，抑或者是在面对司法、面对民间皆是如此。

很多人都注意到特朗普执政初期，高调的马斯克犹如钦差大臣一般，持剑砍向各项联邦政府的计划，从研究人员到退役军人都有大批因此失业。但于此同时，特朗普的核心团队也正在默默改写联邦政府内的权力结构，让白宫更能彻底控制政府机器，包含这部机器内原先依法应当更为独立、更不受政治干预的区块。这些区块通常是一般人不会注意到的关键零件：截至五月为止，特朗普下令提前开除横跨多个独立机构的13名委员，其职权包含监管公务人员免职、劳工保护、消费者保护、政府伦理等政策。这些机构依法应该超越党派运作，且法律设计上刻意让委员们的任期交错，甚至保障两党委员皆须占半数。或许更重要的是，法律上亦未授权总统可以开除这些委员，但实务上，只要总统下令“开除”，而委员会的主席听从命令，让这些委员无法执行职务，就能得到开除的效果。

举例而言，“消费产品保护委员会”（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CPSC）半世纪以来都是一个低调的组织，远离政党竞争，主要职务是确保电器、儿童玩具、摇篮之类的产品符合安全规定，不至于造成消费者的生命危险。尽管如此，白宫依然单方面将委员会上三位民主党任命的委员全数开除。开除的原因是什么？白宫尚未公开明确的理由，但一项可能的原因是特朗普已颁布命令，“通令”任何新的管制都必须经由白宫批准，但是，在发生数十起死亡爆炸案后，这个独立机构的三位民主党委员近日都支持加强管制电动机车内的锂电池，可能被认为是“违背”了此一命令。另一项可能的原因，则是他们也都反对将委员会内的安检人员、机械安全工程师等公物人员改列为政治任命，让白宫更容易单方面开除他们，接著安插自己属意的人选，或者遇缺不补。

其实，特朗普政府难道真的那么反对锂电池管制、认为爆炸造成伤亡也没关系吗？或者，他们真的那么急著想要开除专业的安检技术人员，让儿童玩具变得更危险吗？即使是最厌恶特朗普的批评者恐怕都不会这么认为。但问题不在于这些实体的政策改变，问题在于特朗普的白宫急切想要巩固一切权力，不容许政府机器内有他们原则上无法控制的任何零件。正是在同样的基础上，白宫也才单方面开除了18位政府各部门的独立监管人（Inspector General），无视国会要求必须提前30天告知的规定，也单方面停止执行多项国会已经拨款的预算款项。甚至，在飓风季节来临前夕，就连负责救灾的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FEMA）也有16位资深文官“自愿”接受资遣，新的管理阶层几乎全数来自政治部门，由国土安全部的官员接管，多数也并无救灾经验。在这个意义上，特朗普的团队很有原则：问题不是这项政策好不好，问题是所有政策必须由白宫完全控制，所谓独立机构、所谓依法保障都不该存在。

而这个原则也不只是来自特朗普的“大老板”性格而已，而是依照近二三十年来新右翼早已准备好的脚本：他们认为，既然腐败的自由派已经深入政府和社会各界，右派若要反击，就不该像传统保守主义者一样追求“有限政府”，而该推举出一位强人，彻底掌控强大的国家机器。

就比如那位说美国可望出现“红色凯撒”的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Michael Anton。在2016年，特朗普第一次当选之前，他就已经化名撰文，比喻美国就像是911世贸恐怖攻击时被挟持的飞机，他们需要做的就是带领乘客夺回驾驶舱──“冲向驾驶舱，否则就是死亡”。而在2020年，他则用本名写了一整本书，书中更是承认自己和传统保守派的差异根本不在于政策细节，有些政策上传统保守派其实不无道理，但真正的问题在于有没有“战斗精神”，在面对“进步派统治阶层”的大敌时，又是否愿意“无情攻击他们的正当性”。这也是Anton为何寄望于凯撒的原因：就如同凯撒无视元老院，强势跨过卢比孔河、直取罗马城，当代美国右翼要击败这个新的“贵族阶层”，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找到属于自己的“红色凯撒”，把权力通通抢回来。

依照普遍的理解，尤其在列根时期，保守派“正统”的宪政思想是有限政府，认为政府权力需要受到节制。但其实，新右翼也已经有自己的法学理论。比如，当特朗普的政策在法院受阻时，他的副总统、耶鲁法学院毕业生凡斯在推特上发文，明言宣称“法官没有资格限制行政权的正当权力”，引起各方关注。但其实，在凡斯发这篇文的前一天，他在推特上转发的则是一篇更为学术的文章，来自哈佛大学壮年世代的法律系教授Adrian Vermeule，文章的主旨就是主张司法无权干涉行政权的内部运作。跟凡斯一样于中年改信天主教的Vermeule在面对教友时说得更加露骨，认为“为了实现共善，强人统治是绝对正当的”，直接鼓励教友与其追求限制行政官僚，不如用官僚体系达成他们的目标，并提出“天主教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将官僚与神秘互相结合”。Vermeule 认为，特朗普愿意让官僚机器服膺于一套高于自由主义的道德命令，而这正是他想像中“神权官僚国”的雏型。其实，除了天主教廷之外，Vermeule也称颂古罗马，只是他甚至还不满足于凯撒：为了“倾覆腐败的元老阶层”，总统权力“应当与奥古斯都及其继承人所总揽的权力相匹配”。

当然，重返白宫的特朗普绝对没有那么经常想到凯撒或奥古斯都的丰功伟业。但在他对权力的欲望背后，他有凡斯、Anton乃至Vermeule从内部和外部提供蓝图以及支援。在特朗普麾下，同时还有Russell Vought代表白宫主管一切行政人事和预算拟定（正式职位名称是“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他也是新右翼要角、自称是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公开宣称要让行政官僚们“受到创伤”，正是他主导起草行政令，由特朗普签署颁布，授权Vought自己可以单方面改变所有独立机构的预算，并且制定管考目标，另外也将大批技术官僚转为行政任命。他也有新的一批律师，愿意在法院为这支新的法学理论创造空间，甚至抵抗法院明确的命令。

此外，他的教育部、司法部、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国土安全部和联邦总务署也为这样的攻势服务，帐面上以巴勒斯坦议题和反犹主义，联合向哈佛大学发出通牒，但通牒内容完全没有提到任何具体违法行为和改善措施，也无“取缔哈马斯”的实际步骤，更并未回应哈佛大学所提出的“改善措施”是否得当，而是要求指派监察人改变哈佛的治理结构，并且对招生、招聘、课程等都有所介入。到了5月22日，国土安全部禁止哈佛招收国际学生，信件中的罪名除了滋养反犹主义之外，还加上了“与中国共产党配合”──这从来都不是关於单一的政策歧见，这是关于权力与控制。

时间回到2021年。特朗普甫才败选，Anton去和新右翼作家Curtis Yarvin对谈。Yarvin同样支持寻找一位“美国凯撒”，但当时还不知道自己四年后将被任命为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的Anton悲观表示，想要实现美国红色凯撒的愿景，恐怕难敌“美国真正的权力中枢”、比如“哈佛大学和纽约时报”的反击。

Yarvin给了他一个建议，告诉他“红色凯撒”依然是有可能的：“没错。所以，基本上，等到四月之后，你就不能再有哈佛或是纽约时报的存在。”

而哈佛大学此刻正在遭受新政府从经费到招生的全面攻击。特朗普政府许多决策没有明确的政策目标，其所采行的手段也经常和他宣称的目标互相冲突，唯独凯撒般的权力是唯一定律，是特朗普第二任政府唯一“如北极星一般恒定”的追求，是这一阵又一阵的陨石雨背后真正的万有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