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钱逃命”：赴日重新开始的中国企业家

往年11月，王庆东会和妻子离开入冬的北京，去三亚避寒。2024年的冬天是近十年来的第一个例外。

此刻，俩人居住在日本东京周边一个小镇的别墅里，等待12月如期拿到日本的永驻签证（永久居留权）。王庆东正在慢慢缩小国内的公司，员工数量已裁减70%，今后他的事业重心将逐渐转移到日本。

王庆东现在持有的是日本高度人才经营管理签证，是日本政府针对全球范围内前来日本投资、工作的优秀高级企业管理人才提供的签证，于2023年4月正式推出。相较于传统的经营管理签证，高度人才经营管理签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打分机制，综合申请人的学历背景、工作年限、年收入等情况进行打分。达到70分，即可申请签证，并可在连续满足要求的基础上于3年后申请永住；达到80分，可在一年后申请永驻。

王庆东的综合得分超过了80分，成为了为数不多用一年时间就可以申请日本永驻的外国人。

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的数据显示，2022年通过经营管理签证进入日本的外国人总计4346人，其中中国申请人为3078人，占总人数的70%；而2023年通过高度人才经营管理类别入境的人数为393人，其中中国申请人为306人，占总人数的78%。

徐旭升则是在2023年10月持经营管理签证来到东京。他直言在国内时的焦虑情绪明显减轻，人也越来越轻松自在。“国内的政治环境、政策连续性甚至最重要的法治环境，都让企业家如惊弓之鸟，在那样的环境下，没有人会不焦虑。”

他的忧虑并非空穴来风。疫情之后，中国地方政府财政困境越发凸显，权力机构针对民营企业的“逐利性执法”被越来越频繁地被曝光于社交平台。一些媒体将警权对民营企业家实施的跨区域“围剿”形容为“远洋捕捞”，指司法机构出于对利益的追求，跨区域、有目的性的对外地民营企业进行罚款、查封和冻结账户等。在这个过程中，民营企业家毫无招架之力。

为了躲避“远洋捕捞”，徐旭升关停国内的公司，将过往的人生经历强行清零，来到日本尝试开启全新的事业与生活。他的选择激励了很多企业家朋友。去日本，正在成为不少中国企业家跃跃欲试的人生新选择。

“现在到了要收回赏赐的时候”

王庆东得以在一年后申请日本永驻并不是一件易事。过去一年，他在日本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税额达到了个人收入的45%——逾一亿元人民币，是日本税务系统中个体缴税所需缴纳的个人所得比例中的最高值。王庆东认为这是“保命钱”。“相信我，这笔钱花得绝对超值”。

他的太太也完全赞成：“在国内每天的情绪都在恐惧和生气之间切换，在那种环境下，没人会不崩溃。来到国外，身心愉悦，我们起码可以活得久点，还不用担心牢狱之灾。”

因此，尽管她和丈夫一致认为中国的自然环境、社会资源以及商业市场都远远强于日本，还是义无反顾来到日本重新开始。

王庆东的商海生涯源起于上世纪9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30多岁的他辞去某省办公厅的公职下海创业，之后成立了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作为改开后第一代商人，他坦言，这一代的企业家能有所成就，除自身能力之外依靠更多的是低声下气、忍辱负重。

“有一次我要拿一块儿地，我们公司的资质和资金流都具有极高的竞争力，按理来说，拿地没有任何问题。但国内的商界不是一个正常环境。为了拿地，我不得不宴请当时主管那个项目的一个副市长，对方直接把一瓶白酒放在我面前，冷笑着告诉我，一口气干完它，那块地就是我的。”他说。

在众人的叫好声中，王庆东一口气喝完了一瓶高度白酒。这种场景在过去几十年屡见不鲜，身体的高负荷导致王庆东在不到50岁时便患上严重的糖尿病。

“这就是一代企业家的谋生方式，很少有例外。”徐旭升评价道，“我们在政府眼里就是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工具型角色，政府想要经营的从来就不是什么win-win的良性关系。”

他更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允许民营企业家在上世纪末成规模的出现，与其说是想要让利于民、让先富带动后富，更不如说是想要借此破除政治危机。

因此，在徐旭升看来，过去中国民营企业的成功更像是“时代的红利”。“营商自由与营商环境的打造在政府看来就是一个‘我可以施舍给你，但我也可以随时拿走’的赏赐，现在到了要将赏赐收回的时候了。”

来东京之前，徐旭升在北京经营一家主营青少年户外体育营地活动的公司。营地位于北京东五环的一个城中村，所占用的土地按照中国目前的土地制度和土地政策属于农村集体土地，不具备进行商业谋利的资质，只有在国家将土地进行征收后，其性质才能转变为城市建设商业用地，之后在这块土地上开展的一切商业经营才合规合法。

但极具中国特色的是，早在十年前，北京市朝阳区的相关部门联合一家国企、共同对这一土地性质仍是农村集体土地的地块进行了开发，开发完成后将项目拆分、高价转给了包括徐旭升的公司在内的多家民营企业，并承诺后续会解决因土地性质带来的一切遗留问题。

“但实际上，这么多年土地问题从来没解决，在我看来，这更像是政府联合国企精心打造的一个骗局。”徐旭升说。对于当时选择主动卷入这场“骗局”，他则解释称，商业项目在开发时，包括土地、建筑合规甚至消防安全等一切国家政策和法律层面有严格资质和设施要求的条款，很少有园区能在法律层面完全合法，这使得一边经营建设一边补齐各种证件、资质早已成为业内的潜规则。

但共同参与到“骗局”中的各方最终在2022年7月正式撕破了脸。

事件的导火索为，地块所属的街道张贴公告告知包括徐旭升在内的经营者：他们的经营行为非法，并且涉嫌私自强占农村集体土地。而此前承诺会解决后续遗留问题的朝阳区相关部门和国企则直接隐身，并以相关领导已调离原岗位为由拒绝与“接盘”的徐旭升等民营企业老板进行沟通。而诉诸法律后，法院则直接裁定地块上的户外体育公司均为违法经营，地面建筑物被强拆的同时，各公司均需给付地块所属街道一定的金钱赔偿，同时法院将追缴这些民营企业的部分违法所得。

一审判决结果显示，徐旭升需要为此付出260万人民币的代价。他怒斥这是“明抢”，在审判结果出来后第一时间表示他会继续上诉。但一位知名的投资人及时出面阻止了他，该投资人告诫他不要再尝试与公权力进行对抗，当下的最优选择是乖乖认缴罚款，然后赶紧出国走人。

“我的那位老大哥告诉我，现在的中国官场、法律领域是一片道德的洼地，现有的社会秩序中不再具备任何可以制衡‘恶’的力量。现在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守住自己的钱，然后逃命。”

带着钱逃命，也是王庆东选择来到日本的初衷。

“我用自己的身体健康和个人尊严还搭上了半辈子的时间换来的财富，绝对不会轻易拱手让给任何人。”他说。

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危机？

“我个人是在2020年左右，虽然我们都对中国共产党的底色有所了解，但之前总会怀有侥幸心理，认为灾难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王庆东说。

让王庆东感知到危机的事件是，2020年某地方政府联合司法机构对当年的胡润全球地产富豪榜首富许家印进行的一次秘密调查，事涉其在海南的海花岛项目。

官方层面曾对海花岛的违规争议进行过通报。2021年1月《中国纪检监察报》刊文指出，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书记张琦任儋州市委书记时，违规推动海花岛项目，涉及填海总面积783公顷。在他的极力推动下，儋州市政府及海洋部门通过“化整为零”的方式，将填海项目拆分成36个面积小于27公顷的子项目瞒天过海，使得不过关的项目得以推进，该禁止的项目得以审批，造成大面积珊瑚礁和白蝶贝被永久破坏。

据王庆东介绍，这在业内被视为“中国模式”的一部分，即通过官商“勾兑”，先上车后补票、通过行政文件将“违法”行为变更为“合法”。且在他们看来，只有默认并配合这种模式，项目才有开展实施的可能。

与许家印一样，王庆东在海南也有房地产项目。对于海花岛项目，王庆东直言：“业内人都知道海花岛是海南省以招商引资的名义强烈邀请许家印去投资建设的，当时是一位副省长亲自出面促成这件事。但没有人能想到短短几年后，海花岛便由一个多方关注的明星项目沦为了一个‘违规’工程。许家印其他的事情我不了解，但在海花岛的建设中，他的行为范式绝对是在中国房地产行业过去几十年默认的行事规范中进行的。”

对恒大的违规行为，海南省儋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于2021年12月30日发布文件，责令其在10日内自行拆除海花岛项目的39栋楼，如逾期不拆除，执法局将依法组织拆除。

不过2022年4月，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将原本的“拆除”改为了“没收”。

这一“没收”行为也让更多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后知后觉，意识到这是一场“劫富”行动。“首富”这一称谓以及各种财富排名榜单也因此被戏称为“待抓捕名单”。包括包凡、肖建华、郭广昌、马云在内的多位企业家被调查、秘密审判、失联以及隐身。

回想2020年到2023年期间在国内的感受，王庆东直言睡梦中都是党在磨刀霍霍的声音。

因此，尽管意识到此番针对民营企业家的调查事非寻常，对于海花岛事件，王庆东还是感到义愤填膺。他解释称，如果海花岛被认定为“违法违规”的话，那全中国的房地产项目就没几个完全合法的。“全国的房地产开发商都应该瑟瑟发抖了，声援海花岛就是声援我们自己”，他说。

2022年10月，他不顾朋友们的反对，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一篇长文，表达自己对海南营商环境的失望和对海花岛的支持。但在文章发布仅7个小时后，多名国保（全名“国内安全保卫”，现更名为“政治安全保卫”，中国警察的警种之一）联合王庆东北京的家所属辖区的民警敲开他家别墅的大门，将他带走“喝茶”。

在随后的讯问中，警察反复问他和许家印是什么关系？他声援许家印的背后意图是什么？是谁煽动他写那篇长文的？

王庆东强调自己仅是就事论事，而且他和许家印并不熟，他对于许家印本人的其他所作所为也完全不了解，他仅是就海花岛一事发表自己的看法。

之后，在亲自手写了一份承诺书后，警察才允许王庆东回家。

“喝茶”经历让王庆东意识到这次的危机非同寻常。“之前的地方政府官员也就只是想从企业家身上捞点钱、奢侈品和不动产，现在妥妥是想将大家吃干抹净。”

他和太太旋即开启全球考察之旅，并在综合政治环境、法律、气候、语言、医疗以及潜在的商业机会后，将目光瞄准在了日本。

刘伟明的出走契机与王庆东相似，但他的出走过程更为波折。

刘伟明早年曾在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工作，后离职创立一家新零售公司，创业四年后的2021年，他的公司被中国一家电商巨头收购，也正是因为这次收购，他称他亲自将自己送入了执法机构的“口中”。

“我被找上门时真有点‘受宠若惊’，当时是多个部门联合出动调查那次收购。我直到现在都还没搞清楚当时盘问我的年轻警察到底是国安、国保还是普通的民警。”刘伟明说。

而针对他的讯问，在他看来更像是通过借助他来打击收购他公司的电商巨头创始人。“他们反复询问我有没有给一个省会城市的一把手行过贿，并想引导我将行贿行为扣在那个电商巨头创始人的身上，但我确实没做过这种事。因为当时我们的创业公司规模并不大，省会城市一把手压根儿看不上，后来这无形中也帮我逃过了一劫。”他表示。

而在他被讯问后的很短时间内，上述省会城市的多位主政官员在反腐败运动中接连落马。

刘伟明认定自己能“虎口脱险”是一时的运气使然，为了不辜负这份运气，他决定火速出国。但直到他来到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准备值机时，才发现自己被边控（边境控制）了。对于被边控的原因，至今没有人给过他具体的解释。他只能猜测：“也许是因为国安或国保认为我牵扯进了某个官员的贪腐案件中，所以并不想让我这个‘工具’离开他们的视野”。

边控直到2023年7月才被解除。之后，在大学好友的帮助下，刘伟明来到了日本。

中国企业家的PTSD

对于选择日本作为人生下一站的原因，多位接受采访的华人企业家均表示，政治清明、法治健全是他们最主要的考量因素。

王庆东在日本的房地产公司成立仅一年，销售额已达到了47亿日元（约为2亿3千万人民币）。他非常满意，有信心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将销售额翻一翻。

“毕竟在日本没有政府的指导、没有红头文件的条条框框，更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企业家也不用跪求政府给资质，更不用去陪酒。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在法律的框架内生产出合乎各方面规范的商品。”

而相比于他在国内的公司巅峰时期公司员工上万人的规模，在日本，王庆东的公司只有四名销售人员。这使得王庆东每天在工作上花费的时间最多只有不到三个小时，剩余的时间，他会用来打高尔夫、阅读以及旅行。

在王庆东国内的开发商朋友们看来，这有点像天方夜谭。“真的会这么省心吗？”很多人在微信里持续追问他。

在王庆东看来，这就是日本完全不同于中国的一点。“同样是开发房地产，在日本，我只需要亲自去看一下要买的地块，然后出钱购买就行了，剩下的一切都可以直接交给日本的团队处理，完全不用操心，甚至我都不需要像国内那样浪费大量的人力和精力去对相应的工程做验收。因为在日本的社会规则内，每个人都会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这在国内是我们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对于王庆东的观点，徐旭升持赞成态度。他到日本最早着手的创业项目即是民宿收购与运营。“就民宿打扫这么一件最简单不过的事，中国员工就远远不如日本员工做得好。中国人总会留下一些卫生死角，相反日本人永远是一丝不苟，工作永远会做到我们根本挑不出任何毛病的程度。”

对于日本人比中国人更“爱岗敬业”的背后原因，徐旭升也给出了解释：“日本各个行业的专业人士都会加入相应的行业协会，比如建筑师协会、设计师协会等等，协会不仅可以保护大家的权益不受财阀或者更强势群体的损害，还能有效规范每个人的行为。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对用人的企业家也是一种保护，大家最后是共赢的状态。”

正是因为社会各个群体都处于这样的“契约”约束中，一旦专业能力不被认可，比如别墅设计师的设计如果被发现存在安全隐患，设计师很可能会被踢出相应的协会，导致其本人的信用破产，后续很难再接到任何工作。

“在这样的信用社会，每个人都是受益者。我国内的项目，在完工前，施工方经常因担心承包方不付钱而故意将整栋楼的供水系统堵塞，什么时候拿到钱什么时候才会疏通管道。事情虽然不大，但类似的状况很多，延期交付更是常态，所以在国内开发房地产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王庆东说。

也是因为中国信用体系的缺失，使得初来日本的中国企业家对日本的行事规则感到难以置信。“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中国人连合同都不愿相信，白纸黑字签订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东西，中国企业家不认为能够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我将这称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这也可以说明大家在国内过得有多苦。”刘伟明说。

刘伟明现在在东京经营一家面向中国企业家的商学院，主要业务是帮助中国前来日本的知名企业考察，并寻找日本本土的合作方。

在徐旭升看来，在中日企业之间搭建桥梁，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否则刚到日本的中国企业家很容易被骗得分文不剩”。

这一点在老华人精准“收割”新华人的套路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初入日本的华人企业家群体，因不确定性的增加和熟人社会缺失导致的安全感的降低，往往会病急乱投医，加入各种华人商会和华联组织。

徐旭升也是在来到日本一年后，才逐渐摸清楚其中的套路。在他看来，日本社会的分工体系就像是一台精密运转的仪器，中国人过来后，因为各种语言、文化的差异，很难在这台业已运转良好的仪器中横插一脚，迫于生活压力，‘骗’就成为了最容易的谋生手段。“但中国人不敢惹日本本地人，语言能力导致他们也骗不了欧美人，那最后就只能骗中国人了。”

这些骗局往往并不高明。譬如徐旭升的一个朋友在来到日本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就被骗了300万人民币。施骗的华人告诉徐旭升的朋友，其可以入股他在日本的贸易公司，并表示依托他根植日本多年的人脉关系，短时间内大家就可以赚得盆满钵满。

但在300万到账后，这个华人很快消失，连带着他的办公室也退租跑路了。“事后我再去骗子给我的公司地址尝试去堵人时，才发现那个所谓的办公室只有一间房间、4把椅子，这个体量是完全无法支撑起骗子给我描述的‘宏图大业’的。现在我都搞不清楚我当时怎么就信了他。”徐旭升的朋友通过微信回复了关于这个骗术的更多细节。

诸如此类针对中国企业家的骗局多不胜数。作为豪宅开发商，因接触的业务资金密度更大，王庆东目睹的骗局动辄便是以千万人民币为单位。

“东京周边有一个地块（简称A），在自然环境还有交通便利程度方面远不如另一个已经开发成熟且在台湾和中国大陆都享有极高知名度的地块好（简称B），但开发商就敢利用日文翻译成中文后的地名相似性，公然宣称A地块就是B。而这些土地的市场受众也从来不是日本人，买到土地后的中国人往往会连哄带骗的将土地高价转让给新来的、对市场尚不完全了解的中国企业家。而被骗的这批中国企业家为了降低自己的金钱损失，往往会继续包装一下转手给下一个中国企业家。整场骗局就像击鼓传花一样，最后会由前来日本买房的中国人做最后的接盘侠。”他表示。

所以，在日本，王庆东从来不与中国企业家谈合作，“因为真的不知道什么地方会埋有大雷”。出于同样的考虑，徐旭升在扩展业务时，也坚持只与日本人合作，并且公司只雇佣日本员工。

“很多人以为这是偏见，但真的不是，在海外，中国人最应该提防的就是中国人。”徐旭升说。

远离中国人、远离政治

选择远离中国人，除了防范被骗，也出于远离政治的考量。

多家华人知名社团都被徐旭升列入了黑名单。他说，这些华人社团与中国驻日大使馆的关系极为密切、在东京的中国企业家圈子里已是公开的秘密。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受访企业家更直指在很多华人商会、促进会之类的机构中，很多会员或机构负责人都有另一层身份——即中国官员在海外的白手套。这些人将中国官员在国内的非法所得通过各种方式、利用在日本的中国企业家来“洗白”。这些企业家往往会被官员的“白手套”们允诺高昂的收益报酬，但在日本这样的法治国家，这些行为一旦被查实，涉事各方都将面临法律制裁。想要避免相应的制裁，将自身的违法行为在日本抹去，则又会被迫重新回到中国政商关系中见不得光的地下交易现场。

“所以我非常痛恨这些以商会为代表的各种老华人组织”，一位2022年“润”到日本的中国学者私下表示，“他们在日本重建了中国的各种政治势力和权力机构，将我们唾弃的中国那一套政商勾结在新世界演绎得淋漓尽致”。

对于这种生态，徐旭升同样表示了不屑：“我再也不想过那种到处找关系、求人、求政策的日子了。我不相信在如此文明和发达的地方，离开政治，我会活不了。我正常缴税、正常做生意，我坚信我可以在中国的政治势力之外，实现人生的重启。”

远离政治，也是刘伟明在采访中反复强调的一点。为此，他甚至婉拒了他在国内的投资人主动提供给他的大笔创业资金。他解释道，在海外不同于在国内，拿到的资金越多、企业规模越大，被政治势力盯上的概率也就越大。“我现在只想经营一个中小规模的企业，毕竟我们这代企业家的中国背景是清洗不掉的，即使最终我能入籍日本，从政治视角出发，我永远都会被两国政府视为中国人，这就是一代人无法摆脱的命运。”

刘伟明认为，现在是来日本的绝佳时机。他分析指出，疫情之后，中国很多投资人和企业家已经非常明智地停止了在境内的进一步资金布局，这导致很多人手里有大笔的钱，却找不到合适的项目。而随着中国疫情管控的全面放开，这笔热钱通过各种渠道来到了海外。

“现在能出来的钱差不多都已经出来了，投资人们正在焦灼等待创业明星们的出现，而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现在也正处于‘蜜月期’，现在来日本创业是千载难逢的良机。”

正是得益于这一“黄金时代”的到来，徐旭升成功拿到大笔投资，而他的创业之路在短短一年内有了极大的进展。除业务种类更加多元外，他的目标客户群体也从原本规划中的在东京的80万华人扩展到了日本的本土客户。

而这一切之所以如此顺利，在他看来，得益于他下定决心将过去的一切清零。

“清零是一件极为痛苦的事，我必须斩断过去所有的人生积累，以一个新生儿的姿态去学习全新的国家的文化和规则。作为一个喝毒奶长大的人，这无异于刮骨疗伤。但清理过往的同时，我也开启了新生，我相信在人生的下半程，我会是一个清清白白的企业家和一个堂堂正正的公民。”徐旭升说。

（应受访者要求，王庆东、徐旭升、刘伟明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