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2016年6月11日，台湾文化政策研究学会与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偕同《端传媒》等十多个团体，共同主办“民间文化政策行动论坛2.0：文化，进行式！”会后我们邀请四组作者，分就当天进行的四场论坛摘要内容，撰写系列评论。本文为第二场，由台湾视觉艺术协会的吴介祥理事所主持的“文化如何点石成金？艺文补助机制与文化经济的循环链”，聚焦于文化经济。
艺术文化的荣光下，包裹的是集体穷忙的艺文工作世代。从艺术行政、策展人、到艺术家，普遍都身兼多职，或同时支援多场展演，却没有稳定而健全的薪资福利待遇。艺文工作高知能低酬劳，只能靠著新血前仆后继的涌进劳动市场而支撑，年复一年换过一个又一个。
即便是台北市艺术创作者职业工会──协助艺文创作者追求适当待遇的工会，理事长林文藻都在论坛当天表示，工会收入仅靠会员定期会费，连雇用一位长期正职的行政人员，都很艰难。此说也反映出，现今艺文环境以非营利组织运作，或是仰赖展演收入，很难造就稳健的职业待遇。因此整个艺文圈，都亟需倚赖政府补助与民间赞助。
2002年曾是台湾艺文圈充满希望的一年。该年行政院提出的“挑战2008：国家发展重点计划(2002-2007)”，将文化创意产业（文创产业）列入政策扶植产业，“文创”一词成为显学，带来的是艺文活动成为各项产业加值的动力，艺术文化元素成为赚钱的新契机。这是一种挟带大众流行文化、商品化、产业化的活水，与偏向纯艺术的展演活动交融在一起。
但十几年的扶植与发展过去，事实是，文创产业在台湾仍未能稳健发展，同时对于“文创”定义的混淆，也造成文化部若干补助争议。例如陈绮贞、蔡健雅、SHE等，在流行音乐界已趋获利成熟的歌手，曾以创作展、演唱会等名义，申请获得文化部数百万不等的补助，就曾引起外界质疑：这样的补助，到底是挹注于文化部本欲发展的前景目标，还是只沦为图利特定团体？
因此，民间文化论坛第二场的与会者，则将如今艺文发展越趋艰困的矛头，指向了艺文补助的机制问题、文创产业非文化为核心的发展，以及补助和投资政策的混淆。
艺文补助体制
艺文财务资源的取得，一直是艺文产业的难题。根据文化部的文化统计数据，台湾的艺文展演活动从2008年的13万多场次成长为2013年的25万多场，场次加倍，看似蓬勃发展。但“民众参与或欣赏现代形式视觉艺术类”的消费金额，却只从2010年每人每年1300元，微幅上扬到2013年的1462元，消费金额并未明显增加。表演艺术的消费金额甚至下滑，从2009年每人每年的平均4791元、2011年3826元、2012 年约 3900元、2013 年为 3197元，数字明显不升反减。
台湾艺文补助机制，将原本应该灵活的艺文创作，硬是放入僵化的行政框架。例如吴介祥就指出，现行作法往往要求申请补助的创作者，配合行政时程在短时间内（长则一年两期，短则一年四期）结案，无视某些创作工作需要更弹性的时间孕育涵养。此举造成了艺文活动表面上蓬勃发展，实际上，却是创作者穷忙的现象。
同时，在现行的补助项目中，中央文化主管机关文化部、地方政府及地方文化局、以及专责奖补助机制的国艺会之间，任务分工定位不明。文化部补助项目，与国艺会的常态补助、专案补助并行，重叠的补助计划不在少数。事实上，文化部作为艺术文化的专责中央机关，在大方向的政策制订上，不会细致的将毎个艺术文化补助的类型都顾及到，而是需要将文化部总体的文化政策定位厘清，再与每项补助计划之间做连结。
过去也有不少艺文补助的研究分析，例如刘育良及吴盈谆于《补助机制与艺文生态》说明，欧洲也面临了补助标准在“市场化”与“实验性”之间的两难，这是各国文化政策的困境。在提高创意产业的补助额度时，是否总会牺牲了艺术文化的预算？两者要如何并存？若宣称要发展艺术文化，却总以营利及产业导向的文创产业为核心，不免造成文化与经济间的矛盾冲突。毕竟，若说文创产业是以产业化与产值为目的，那一开始就应以“投资”形式，而非“补助”挹注资源。
文创产业的机会与局限
文化政策研究学会理事长刘俊裕曾提过“台湾文化经济体”概念，将台湾的文创产业、艺术市场与文化消费、对外文化贸易，以及艺术文化的奖补助机制，视为一个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相互调节、互赖共生的整体。
在艺术文化与经济交织的光谱中，最向经济靠拢的就是文创产业。蔚龙艺术公司经理刘瑞如就谈到，文创产业就要以产业方式思考，不适用于以“维持文化多样性与公平性”为旨的补助政策。她以在大稻埕经营文创空间的经验指出，当地传统产业的产业链生态十分完整，但旧一代经营者没有更多创新想法，因此只要能创建平台，连结传统产业与年轻人创意，即能创造出很多可能。又例如，过去创意设计竞赛仅以美学标准评比，若能带入量产及市场化思考，将可为竞赛作品增加实用性考量。
然而，如果文创产业一昧走向产业化、市场化，文化很多时候不免沦为一种装饰、点缀产业的功能；而文化部的文创产业辅导政策，将无异于经济部既有的产业辅导。
文创重要的概念，应该是用有文化性、故事性的产品，将消费者以往“随机消费”，转变为一种出于文化认同的“选择性消费”，是一种“价值消费”。我们期待人们买票去欣赏展演、购买艺术品或衍伸商品，是出自对艺术家与创意的肯定，或认同作品所传达的理念价值。
不过正如吴介祥提醒的，另外还有一种“品味消费”心理；也就是消费者用艺文商品来建构个人品味、身份。文化创意产业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同时具备“价值消费”与“品味消费”的面向。但是我们现在的文创政策，却有加深“品味消费”当中阶级不平等的危险。
无法被经济化约的文化价值
论坛当天，中华民国表演艺术协会理事长于国华提到：“文化为何要点石成金？从经济的角度会觉得黄金的价值比石头高，但从文化的面向来说，石头的价值不一定比黄金低。文化政策最困难的地方在于他谈的是价值，可是大家的价值都不一样，也带出文化政策的现实困境，当大家意见都不一致的时候，我们的当局者都已经不知道该拟出怎样的文化政策。”
确实，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是如此不同，在台湾文化经济体当中，这两种价值还在不断交融与调节。定义文化价值很困难，但我们正可以透过检视文化政策，去看我们的国家到底重视什么。希望透过文化资源的分配，去创造什么样的社会发展？
如同论坛第一场次曾柏文提到，文化的重要功能之一是服务公民社会。从这个角度思考，艺文补助既然涉及公共资源的使用，它背后必须要有明确目的，告诉大家补助的理由，同时作为文化主管机关向中央争取资源时的后盾。
因此，我们能不能逐一检视，文化不同领域当前面临的问题？无论我们要投资于市场型的文化创业，或是补助能服务社会的文化活动，都必须要有清楚的竞逐资源的标准。于国华指出，文化政策有它的象征性和功能性，前者依据文化价值的认定会有不同──这部分需要公民社会透过论述、对话、甚至是抗争来逐渐形成。但就文化政策的功能层面，则必须建置一套有方向、标准的机制。
文化与经济，不该是互相对立的存在，而是一个循环生态。透过艺术文化以文化创意产业为首的产业化发展，建置一个稳建的产业生态系统，同时利用获利所得的回馈以及政府公共资源，维持多元的艺术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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