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档，徐克的电影《射雕英雄传之侠之大者》遭遇劣评，原本预售票房第一，刚上映两天就因为口碑失利而失去了市场，最终只获得六亿元的票房成绩。这个情况与一路高歌猛进的《哪吒之魔童闹海》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部公认的“烂片”并非一无是处。美术和动作设计还算精良，台词富有深意，整部电影意料之外地没有丝毫主旋律的痕迹。它的创作理念完全站在几部春节档电影的对立面：反战主题；个体叙事；去娱乐化；节制暴力。经过改编的华筝更是春节档最亮眼的女性人物。
然而，武侠电影的观众不买账，这不是他们心中的金庸江湖；徐克的影迷也不买账，称之为一部流水账式的PPT电影，徐老怪不再怪，这倒成了另一桩怪事；反高潮的设计，则让普通观众们睡了个昏天黑地、扫兴而归。这部人人口诛笔伐的电影，算是为2025年的春节档写下现象级一笔，而藏在它背后的留待探讨的问题，或许能帮我们认清中国社会舆论的真实状况。
武侠为表，反战为里
与大多数武侠小说纯粹、浪漫的江湖体验相比，金庸的小说读起来更像是深刻的政治演义。在他的江湖里，侠客们行走在历史空间，与真实存在过的人物发生际遇，历史结局往往不可更改，人物命运便因此带上了一种无法挣脱的悲剧性。郭靖守襄阳，襄阳注定是守不住的，郭靖的结局便已经注定了。在命运背后，浪漫的江湖性和残酷的政治性是金庸武侠的一体两面。
过去，影视剧制作者为了媚俗，往往把金庸小说中的政治表达剔除。《射雕英雄传》电视剧的几个版本均着意渲染郭靖、黄蓉的江湖奇遇，二人从相遇到相爱，不断在偶然中习得厉害的武功，结识古怪的侠客，再用最讨观众喜欢的华山论剑作为结束。而故事中那些有着政治身份的角色，如杨铁心、段天德、成吉思汗、完颜洪烈等人，仿佛脱离了庙堂身份，成为偌大江湖的一部分。
徐克则反其道而行，把政治性作为电影的立意所在。影片取材于原著最后四章，郭靖因误会黄药师杀害江南七怪而与黄蓉分开，误会解除后踏上寻找黄蓉之路。原著的这一段既有侠侣的幽怨，寻人主线令人想到《龙门飞甲》里的凌雁秋和赵怀安，也有着像《智取威虎山》那样两方对峙、一触即发的战争时局，作为在草原长大的中原人，郭靖是另一个以身入局的卧底杨子荣，是最受徐克钟爱的戏剧变量。影片也借此建立起以反战为主题的表达。
电影的开篇是一场蒙古和金国的交战，蒙古军队追击金国残兵到了一处峡谷，崖壁上的郭靖才有了全身亮相。顺着郭靖的视角俯视，峡谷内尸体遍布，而他记忆里的江湖一隅桃花岛春光无限，美得像一个梦境。在这段记忆影像里，黄蓉向刚到中原的他介绍江湖的残酷，“江湖就是有很多帮派，立了很多规矩，打打杀杀。”导演把江湖厮杀和战争直接进行比拟，暗示了影片所呈现的并不是一幅江湖图景，而是政治图景。
电影对原著人物进行了筛选，留下的大多是政治人物。欧阳锋、沙通天等反派角色常被电视剧当作江湖恶人，电影则点明了他们的身份，这些金国官员是为了私欲而混进战争的政治恶人。巧妙的是，影片以特写来呈现大汗、窝阔台、术赤等人物的肖像，同时又以模糊的轮廓或剪影呈现黄药师、王重阳和江南七怪等江湖侠客的形象，从视觉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政治人和政治事被强调，江湖人和江湖事被隐去。
再看文本，听起来像是一则政治寓言，许多台词带有弦外之音，能引起观众进行解读的兴趣。真假《九阴真经》的一经各表，令人想到“一中各表”，南迁的宋廷像是台湾的喻体，蒙、金、宋三国关系便有了影射近现代史的意味。而在视听上，摄影机也着意渲染着政治意味，用少见的角度仰拍大汗和他的军队，一些自下而上的升降镜头突出了这位射雕英雄的强人领袖之姿。
当然，影片也有独特的武功和诡谲的兵器，那些是徐克的标志元素。郭靖的“降龙十八掌”依循物理逻辑，像是结合了气功形态，在实拳实打里，演员身体被一团能量的气浪包裹，身体周围漂浮着几个可被操控的气流和气旋，既能抵挡箭矢，遇到火源也能卷出几条壮观的火龙。打狗棒由黑铁铸造，棒身从棒首开始分为三股，合拢在一起有棍棒的力量感，散开时则兼具了钢鞭的柔韧和弹性。
和徐克以往的作品相比，影片人物数量不多，打斗场面相对也少，所以再有趣的武功和武器也没有多少展示空间。吊诡的是，三个主角从头到尾没有杀人，唯一与郭靖交手的灵智上人是被自己的金钹误杀。而在另一场戏里，郭靖为大汗表演武功，腾空的火圈像极了奥运会的五环焰火，观赏性很强，但少了打斗的痛快。反高潮和去类型化的呈现，像是徐克有意对反战主题进行的创作实践。
身份叙事的构建与局限
把《射雕英雄传》的小说改编成电影是一个难题。它不仅有繁杂的人物关系，还有连环一样紧密相扣的情节，要想讲明白一部分，就必须同时呈现前因后果。影片自原著第34章开始，之前的情节仅靠旁白进行交代，郭靖、黄蓉漫长的成长弧线便也被略去了，我们看到的二人是已经拥有了高深武功、获得了江湖身份和经历过江湖磨练的大侠。这意味着，徐克需要为人物找到新的弧光。
在国族和身份政治的肌理之上讲反战，是影片立意的高明之处。郭靖需要面临身份冲突带来的心理变化。于是，我们在电影里看到了一个有主见的正直、忠厚之士，而不是电视剧里那个憨厚、笨拙的郭靖。影片也删掉了郭靖的镜像人物杨康，将笔墨集中在他一人身上，融入了一些《天龙八部》萧峰的影子，二人有着相似的国族之惑和血缘撕扯，这是电视剧鲜少在郭靖身上挖掘的角度。
为了建立国族身份的肌理，影片令人惊奇地描述了蒙古军队细节，塑造出一位以往影视剧里不曾有过的可汗形象。蒙古军营十分辽阔，从远处眺望像是一座草原城市，门口有高耸的哨塔，铁骑和弓箭彰显着帝国高超的冶金铸造技术，往里走是星罗棋布的蒙古包，中间最高的军帐是大汗的议事厅，厅内尊卑有序，出征前的成吉思汗用手指蘸了金碗里的羊奶，点在眉心，向长生天祝祷。
蒙族的角色如托雷，由阿如那这样具有典型蒙古相貌的演员出演，蒙语的对白强调了蒙汉之间的文化差异。观众可以从中看到，这是一个发达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军团，蒙古是一个区别于南宋，有独立血缘、信仰、语言文化和政治伦理的民族共同体，不再是那个常由汉人仿冒扮演的边疆蛮夷。郭靖回到草原，在安答托雷的建议下换上了一身蒙古衣衫，最后又在南宋士兵异样的眼光里脱掉，种种具像化的文化差异所带来的撕扯，是一场看不见的战争。
不过，影片的身份叙事断断续续，郭靖本应有一个从困惑走向坚定的过程，但故事始终未能把人物心理的变化讲述出来。这或许是由审查导致的结果。审查在片中留下了明确的痕迹，影片拍的是蒙古，讲的是蒙语，但蒙古的称谓被“草原”替代，成吉思汗也变成了“草原大汗”。审查对徐克电影的负面影响也早有先例，中国央视对《青蛇》的删减，便曾让这部电影的观赏性打了很大的折扣。
有传言称，郭靖带兵西征花剌子模的戏份被删了，消息未经证实，但也有迹可循。首先，影片留有一些残余的西征镜头，郭靖为蒙古练兵和再次折返中原寻找黄蓉两处情节之间，有明显的断裂之感。其次，根据徐克过往作品的特点，他喜欢编排一些升华内涵的点睛戏，再综合考虑原著的情节脉络，西征可能确实是男主角内心的转折点，也是提挈全片的关键所在，如同法海和小青的情欲戏之于《青蛇》一样。另外，考虑一带一路和近两年中国与中亚伊斯兰国家的关系，西征所隐含的侵略意味必会触碰审查的敏感领域。
如果上述推测属实，那么可以确认影片在删掉西征戏之后进行了二次创作，大量旁白重建了故事逻辑，写实的感情戏填补了情节羽翼，文戏冲突替代了武戏的类型表达，最终才形成了这部非典型的徐克电影。
错位的创作与失效的叙事
今年的春节档像是一个传统的中式家庭。《哪吒2》是全家的骄傲，《唐探1900》是低调赚钱的赢家，《封神2》是《哪吒2》的跟班，而《射雕英雄传》是那个被扫地出门的逆子，是众人口里的笑话和反面教材。从制作水准来看，这部电影不至于被骂到如此体无完肤的地步，6亿的票房数字和它高涨的热度之间几乎不成正比。一部倡导反战的电影引发了一场口水大战，着实令人费解。
要想看清这场舆论的面目，需要拨开信息污染造成的迷雾。有两个干扰源是必须要排除的。一个是主演肖战及粉丝带来的争议。主流观众大多对肖战粉丝持负面评价，许多人会因为他而选择不看这部电影，一部分负面评价则来自于粉圈之间的互黑。另一个是悄然进行的商战。经济的萧条使存量市场的争夺变得非常重要，口碑的变化会直接影响电影的排片。片方之间会通过操纵舆情来为自己争夺更多空间。
仅从体感来判断，影片和观众的期待之间出现了错位，是大部分差评的原因。对许多观众和读者来说，江湖是一个逃离现实的栖身之所，作为一种影视类型，武侠也因此形成了特定的创作范式。徐克显然没有遵循这种范式，他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政治理念的台词塞得满满当当，观众想看的五绝宗师、华山论剑、武打景观却一个也没有呈现。一对苦大仇深的失散鸳鸯，自然也不是观众想要看到的传奇侠侣。
种种批评也折射出了很多衍生疑团。比如，主流观众的审美是否愈发保守了。在一部新电影里，人们似乎更倾向于看到它对经典的复现，对刻板印象的验证和满足，而不是超出既有经验的东西。如果观众习惯了古装影视剧厚重的妆容、后期和滤镜，相比之下，淡妆的、真实的面孔会变得令人难以接受，饰演黄蓉的庄达菲就被骂作是“资本输出的丑闺女”。电影人或许要拿出更加高明的制作手段，突破广泛存在的刻板印象，才有可能取悦到主流观众。
比如，反高潮的类型叙事是否无法满足观众对暴力的渴求。《周处除三害》的大卖，验证了人们对银幕暴力的热衷，观众在影视剧浸淫和渲染的漫长过程里，也习惯了强情绪的暴力叙事。当《哪吒2》为情节转折屠杀陈塘关一座城的百姓，《封神2》编剧设计让闻仲以牺牲整个军队的代价攻打西岐，《蛟龙行动》的林超贤甚至放弃叙事，将整部电影完全附着在暴力的类型经验之上，徐克反而是以一种人道的方式，唱了整个春节档的反调。观众大惑不解——剧本太糟糕了，不可一世的大汗竟真会因为郭靖的一番话而退兵。
再比如，习惯了看主旋律的观众，是否能接受去主旋律化的叙事。秉持大一统理念的人，是否接受一部讲蒙语的电影；有强烈国族认同的人，是否接受影片对宋廷腐败、宋军萎靡的强调和质疑；观众无法将自己带入草原和中原任何一方，是不是也就无法生发出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观众觉得观感乏味，对叙事感到不满，很多评价背后便隐藏着这些疑问的影子。
我们更会好奇，在一个只能接受主流、单一价值观的市场里，政治寓言是否仍有存在的意义，不同理念和议题是否仍存在讨论的可能性。审查造成了史观的真空状态，政治话题在人们生活中长期缺席，即使把反战直白地写进台词，多数观众也无法理解影片的用意——它在类型上反高潮，却也因此创作出了反战理念上的高潮。
如果每部电影的上映，都是创作者和观众之间的一场沟通，那么毫无疑问，这一场失败得甚是彻底。
徐克的立场？
在《神雕侠侣》里，郭靖对杨过说，“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乃是本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地助守襄阳。”这是金庸的小说里极少数为大侠下定义的文字。许多读者和观众认为，为国为民是金庸自身爱国主义情怀的体现。个人看来，这个观点似乎更多来自于电视剧的误导。
首先，金庸没有把这段文字写进《射雕英雄传》，而是在《神雕侠侣》通过郭靖之口讲出，为的是教导杨过。它是郭靖和江湖人士所秉持的观点，并不意味着它也是金庸自己的观点，毕竟郭靖不是《神雕侠侣》里的主角。其次，与后来描写萧峰自戕的悲剧相比，金庸对郭靖结局的处理显得十分简单，把它写成了《倚天屠龙记》里的江湖传言。这些细节或许隐含着金庸对郭靖大侠的真正态度，在创作小说的五十年代，中国的时局可能让他对民族主义产生了疑虑。
此时的徐克，或许也有相同的疑虑。他也对“侠之大者”的内涵进行了重新讲述。在影片里，郭靖对大汗说，“真正的英雄，不是南征北伐，而是忧国忧民，永怀怜悯之心。那才是真正的侠之大者。”“忧国忧民”一词替换了“为国为民”，“怜悯之心”替代了“奋不顾身”，便少了一些意识形态的色彩，多了反思自省的理性。
当下的电影人多是审查的共谋，拍出的电影有着同一张迎合、赞颂的面孔。但仍有极少数以更柔和、更隐匿的表达拍出不一样的电影。这两种情况令人想到古代朝廷里的忠臣和言官。《侠之大者》像是一部言官电影。这些年，徐克接连拍摄了几部迎合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品，我们无法知悉他当下的心态。本片摘除主旋律色彩的改编方式，反映出他与郭靖一样，身处于进退维谷的困境。
到了电影最后，大汗问郭靖，“当年是宋人出卖你爹，让你母子无家可归，你今天为什么要守护他们？”郭靖答，“当年您也受到族人欺压却又排除万难，是大汗前瞻远见，最后团结草原诸部，我相信您也是为了保护族人的平安。”大汗又问，“你既然要阻止我，刚才为什么救我？”郭靖又答：“如果您不在了，为了争夺大汗之位，草原会再次陷入到混乱。草原人和中原人没有区别。在这片大地上，他们的性命都很重要。”为了提出退兵的劝谏，徐克的郭靖仍需要动之以情，由衷赞颂大汗的功绩。
熟悉他的影迷知道，徐克不是第一次在市场遇冷了。从《刀马旦》到《青蛇》，再到《蜀山》，他的电影总是隐含着一丝挑衅观众和冒犯时局的影子。故而本文详述《侠之大者》的创作价值，不是为了抬高这部影片的艺术成就，而在于圈点一种在洪流中敢于逆流而行的态度，这或许才是徐老怪“怪”字的本质。任何社会都需要一点不同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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